《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书评

江南意象的形成

五年前第一次读到王建革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时，我就决定：以后他写的书我都要买来一读。这本《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的治学风格一如既往，密实而富有洞见，廓清了许多旧问题，而让人对那片土地上环境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与之前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起，这大概也可算是王建革关于生态与社会的“三部曲”了。也是在看到这第三部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作者的治学理路与方法并无大的变革，似乎这三部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仅仅是其所论述时空环境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增加了我们对另一个生态环境的了解，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有理由相信，9-20世纪的江南水乡与传统蒙古社会及传统社会末期的华北，存在着许多超越于生态与社会层面的差异。至少，“江南”（在本书中实际上特指明清时代的松江府及太仓州，即太湖流域东部）比那两者都要复杂和发达，长期以来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干预自然也远比蒙古草原要强烈得多，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更多地生活在一个人类改造过的自然中，而不是对环境采取一种适应的态度。固然，书中也花了极多笔墨论证江南农业环境改造——这部分相当精彩，但作者似潜在地抱有一种假设：“水乡生态”是第一位的，“江南社会”则受限于此。因此他推断大圩到小圩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社会结构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正确的，只是在江南这样人力强烈干预自然的环境中，我们须对生态环境的限定作用持一种慎重态度——人类最强烈干预自然的就是城市了，那里连公园这样的“自然”都是人造景观，而我们通常不大认为城市的自然生态会对人产生多大的限定。换言之，“生态”对“社会”既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早期江南的居民显然对环境采取的是适应策略，因此人们在大圩内聚居本身也是社会应对危险的一种生存之道。在那样的低洼沼泽地带，野兽和疾病都有不少（奇怪的是王建革没怎么提到这一点），而这些自然环境的开发与农田化，会导致这类危险的减轻，也使人们能进一步采取改造策略，而非单纯适应。这又使单位面积的农田能供养更多人口，并随着河网的开发，促使江南在全国最先实现市镇化，催生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和高度繁荣的文化，而这反过来推动江南自然环境的进一步开发。因此，传统上从当地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的视角，多是强调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步步发达起来，“江南”的意象，原本就不尽然是自然景观，而蕴含着复杂的文化意味。不过王建革的视角显然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因此在他笔下，江南持续一千多年的开发，几乎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起初生态良好，具极佳的丰水环境，随之到唐代出现壮美的景观，之后江南环境越来越小农化，到近现代则因坝堰、置闸而逐渐导致水网的局域化和死水化，到现在则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水乡，而与华北平原没多大区别了。他的论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技术的发展是一件坏事而非一件好事，因为发达的技术使人们渐渐少用自然生态之道，而以技术强制改造环境，结果带来非预期的后果，“宋前期用自然生态之法，越往后，人为之法太多，越是筑堤浚河，越加重淤积，最后使吴淞江淤塞得难以成为太湖出水主干道”（p.59），“现代化技术使古代长期失败的置闸行为获得了成功，却彻底地改变了太湖地区的自然水利生态，传统时代没有的危机又在新的条件下产生了”（p.10）。甚至江南的景观也发生了退化：“到明代，由于农业化程度加强，诗人歌咏江南时看不到非农业类树木：’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只剩下低矮的小桑树，那是一种退化的风景”（p.151），“宋代小环境与小农经济使人们的景观受到了影响，正像一个久不出门旅游的现代人一样，压抑的环境不免使心态发生变化，没有开阔的水面与水生植物，诗人的语言与文风也会发生变化”（p.177），“像现在年年植树不见树一样，当时也处于一种景观衰退状态。诗人讴歌树木景观时，越来越以家庭环境为中心，呈小巧化、精致化趋势”（p.179）。这里的基本假定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促使文学发生变化，且文学语言可精确再现当时的生态景观，但事实果真如此？诗文当然是我们了解当时江南景观的重要文本，但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又不完全只是“文本”。文学语言的演变也更多遵循自身的规律，而未必是生态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说实话，相信生态环境能决定诗风的变化，这多少会让文学批评家感到吃惊吧？作者将描写江南的唐宋诗风的差异归结为环境的变化，但那更多不如说是社会、心态和文学观上的变革。唐诗风格原就阔大（杜甫诗动辄就“百年”、“万里”、“天地”、“乾坤”，人讥为“杜样”），自然景观常是被作为整体来捕捉的（设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象），宋诗则颇为不同，其差异并不只在描述江南时如此。尤其宋人承续中晚唐，“文人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关心日常生活，也越来越多着墨于现实了”（龚鹏程《中国文学史》），观察的细密化也使花鸟画、咏物诗发达起来，或许这才是宋诗更多描述江南的“以家庭环境为中心的小农景观”的原因所在。此外，书中提到描写江南景观的唐诗，其作者如白居易、杜牧等，基本都不是江南人，而是作为外来的客居者在观看这一整体的景观，这与范成大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所看到的景观，也会有所不同吧？概言之，本书虽然命意高远，但落实下来，毕竟显示出它主要是一本农史著作，而缺少社会学、景观学等层面的讨论。“江南”意象的形成，应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动态的过程，而很难说仅仅取决于生态环境的变化。作者对“江南社会”的理解也有些狭义，似乎这个“江南社会”仅指“江南农村社会”——固然他讨论的主要是水利和农业问题，但江南与蒙古和华北的主要差异之一，不就是其发达而密集的市镇网络么？而这一市镇网络的形成，原本也与“水乡”密不可分——因为，密布的河网不仅有农业上的灌溉和排水之功用（这书中已讨论详尽），还有运输和交通功能，这可以很大地促进人与物品的流通，而商业化的关键就在于获得低廉有效的运输。依据Everett Rogers等所著《乡村社会变迁》分析，农村社区通常只有三种类型：散居型、集居型、条状型（多沿河或道路）。如果蒙古牧区是散居，华北村庄多集居，那明清小农化的江南社会就多是条状，这使得人们得以平等而便利地利用水路。这同样是我们讨论这一地区社会变迁时应考虑的问题。勘误：p.238：河南之信阳、光罗：河南并无“光罗”这一地名，此处盖指光州、罗山，句读应分开p.407：“上海县治当黄浦、吴松合流处……”：吴淞？p.434：50-100株的叫“白花地”（百花地，意即间作各种开花的作物）：第一处也应是“百花地”？括弧中的解释也有些费解，花在吴语中常特指棉花，此处或系棉花？p.442：2010年，几乎绝种二十年的松江鲈鱼……终于重回松江县水域：严格说2010年已无松江县，只有松江区p.444：杜牧有诗言：“彩服鲜华觐渚宫，车马衣服不尚鲜华。鲈鱼新熟别江东， 刘郎浦夜侵船月, 宋玉亭前弄袖风。”按此处衍“车马衣服不尚鲜华”一句，这明显是对前一句的现代注释，而非原诗，又“宋玉亭前”应作“宋玉亭春”，“春”字才能与“夜”对仗p.445：“高阁卷廉千树风”：当作“卷帘”p.446：水面排罾网，船头蔟绮罗：簇？p.448：不过乘短射（《方言》曰：舩短而深者谓之[舟付]，音步）：此处“射”应作[舟付]，以字形相近而误，否则括弧之注解毫无意义p.448：“籪以竹扎成，模贯江中”：横贯？以字形近似而误p.455：注7引稼轩词，漏标词牌名《鹧鸪天》，词题不像诗题，引时必应标示词牌p.558：工路网的修建也破坏了有序的水流格局：公路网p.603：暴雨忽至，卒收不及，逐至有白飒之患：“逐至”当系“遂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