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后记

千百年来，铜鼓文化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世代传承，长盛不衰。由于工作的需要，铜鼓文化经常成为我们考察与研究的对象，从出土铜鼓到活态铜鼓文化，从汉族地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中国南方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我们都经常进行相关考察与研究。基于长期考察研究的积累，我们编撰了《铜鼓文化》一书，并有幸收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铜鼓文化》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认为《铜鼓文化》较好地把握住了铜鼓文化的主要特点和变迁脉络，并注意到了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后来，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主持“壮族铜鼓习俗”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我们又受地方政府委托主持“田林瑶族铜鼓舞”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同样获得成功，也一同开展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考察研究，并负责主持“铜鼓习俗”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相关工作。其间，对于铜鼓文化，我们又多了几分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知，深深感受到铜鼓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铜鼓文化传承发展的紧迫性。    于今，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把《铜鼓文化》一书修订再版，我们备感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铜鼓文化，意味着铜鼓文化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我们的愿望，依然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领读者诸君在铜鼓文化的历史长河遨游，能够使读者诸君更多关注铜鼓文化，进而能够为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最后，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予《铜鼓文化》再次出版的机会，也非常感谢责任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蒋廷瑜  廖明君    2011年冬于南宁

作者简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铜鼓文化》内容简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在文化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下，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需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铜鼓文化》着重反映这些文化遗产的基本风貌、表现形态、美学或工艺上的特点、历史、以及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传人，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地政府为继承与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和未来计划。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千古之谜：铜鼓文化的起源
第一节 历史记载
第二节 民间传说
第三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
第二章 巧夺天工：铜鼓的主要类型与铸造工艺
第一节 铜鼓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铜鼓的铸造工艺
第三章 历史印痕：铜鼓文化的传播与分布
第一节 铜鼓文化的传播
第二节 铜鼓文化的分布
第三节 使用铜鼓的族
第四章 迷人魅力
第一节 铜鼓造型艺术
第二节 铜鼓纹饰艺术
第三节 铜鼓雕塑艺术
第四节 铜鼓音乐艺术
第五节 铜鼓舞蹈艺术
第五章 娱神娱人：铜鼓文化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作为乐器的铜鼓
第二节 作为神器的铜鼓
第三节 作为重器的铜鼓
第六章 两种生产：铜鼓文化的主要内涵
第一节 铜鼓文化与生殖崇拜
第二节 铜鼓文化与丰饶崇拜
第七章 薪火相传：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一节 铜鼓文化与人类文化多样性
第二节 铜鼓文化的保护
第三节 铜鼓文化的传承
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铜鼓文化》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连接起来，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前言

王文章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三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文化，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基本衍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为地使之突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日实施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截至2011年，不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14.3876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至6.2298亿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叶l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近十年来，北京和全圉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对于社会公众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人选项目最多的国家。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存在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认识不到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科学认知。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真、科学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演变历程，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这次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选择，则是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其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渎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铜鼓最初是作为流散文物来研究的。研究者看到的铜鼓脱离了原生环境，在博物馆里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甚至只见于书本上的记载。因此，很长时间内，这种研究只能归在古器物学的范畴。 中国金石学到宋代已经成熟，开始出现各种古器物图集，但对铜鼓还相当冷漠，其原因是，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用器，是“化外之物”，不是正统“礼器”。金石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整经证史，铜鼓担当不了此任。尽管当时皇宫秘阁已有铜鼓收藏，金石学家却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有的文人学士甚至鄙视铜鼓，如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他认为铜鼓不应该存放在收藏珍宝的皇宫秘阁。所以在宋代人编著的铜器图录里看不到铜鼓的踪影。直到金石学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清代，才在御纂的《西清古鉴》及其续鉴甲乙编中将铜鼓图像著录，并在第一鼓后作按语说： 此器今世多谓之诸葛鼓，盖武侯渡泸后所铸。然考马伏波平交趾亦铸铜为鼓，则先诸葛有之矣！今岭南一道，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博白有铜鼓潭，则用以为地名矣！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而流传于百粤群峒者则皆伏波为之 今未能差别，统名为汉铜鼓。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金石学家对铜鼓的认识，一是年代只断到汉代，从马援（马伏波）到诸葛亮，因而“统名为汉铜鼓”；二是将铜鼓区分为“诸葛遗制”和“伏波为之”，即如明代人露在《赤雅》一书中所分出的“诸葛鼓”和“伏波鼓”。但对这些铜鼓来自何方、何人使用，却一无所知。 近代考古学是18世纪产生的，它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也恰在这时，西方学者接触到了铜鼓，并对铜鼓产生了研究兴趣。他们把铜鼓作为东方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开始由收藏鉴赏到资料汇集，以至分类研究，已引入近代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学，将铜鼓科学地分类，较之中国金石学家笼统地把它们分为伏波鼓和诸葛鼓来，已进步得多了。然而，真正将考古学运用于铜鼓研究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开展以后，特别是考古学家在铜鼓分布地区开展考古发掘之后才出现的。直接发掘铜鼓和利用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铜鼓，追溯铜鼓的来龙去脉，才使铜鼓研究获得飞速发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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