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
出版日期:2014-6-1
ISBN:9787532288315
作者:沈榆,张国新
页数:284页
书籍目录
序
“三五牌”台钟
“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
“解放牌CA10”型载重汽车
“幸福牌-I”型照相机
“北京牌BJ-212”型轻型越野车
“永久牌PA17”型自行车
“上海牌A-581”型手表
“长江牌750”型摩托车
“上海牌58-2”型照相机
“北京拍825-3”型黑白电视接收机
“红旗牌CA770”型高级轿车
“幸福牌250”型摩托车
"上海牌ＳＨ７６０Ａ"型轿车
“向阳牌”银红盆花保温瓶
“蝴蝶派ＪＡＩ－１”型缝纫机
“海鸥牌４Ｂ”型照相机
“长青牌”青花梧桐５０头餐具
“红灯牌７１１－２”型收音机
“飞跃派９Ｄ３”型电视、收音两用机
“华生牌ＦＴ３５－１”型交流电扇
“美加净牌”龙凤香水
新中国工业设计的思想与实践
参考文献
结语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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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孙青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学设计的学生在低年级时都要学设计史，但大多数的史论课都让人昏昏欲睡。这是因为一般的设计史书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事件不见人物，枯燥乏味。对这些书我一直望而却步。因为做书的缘故，读了沈榆先生的《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很是感慨，十年大江南北搜集、五年静心梳理写作，沈先生用二十万字、六百幅图将那时的人与事拉到了我的眼前，当时的生产条件艰难，设计师们是用激情和毅力在生产，有些产品放到今天也不落伍。现今研究建国前、改革开放后的工业设计已有很多，但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几乎无人问津，沈先生把中国工业设计史研究缺失的那一块补上了。再读《珍藏档案》，发现此书在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沈榆先生几乎是在用“显微镜”观察这21件国民产品，详细描述了每一个产品细节。用“显微镜”观察、记录下的一些细节，一些趣事不仅增加了阅读的乐趣（这对一本史论书又是何其的重要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微观的研究方法就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对中国工业设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国工业设计也许与国际设计不同步，但是未曾完全脱离国际设计书中记录的华生电扇在20世纪初闻名中外，早期的设计主要模仿德国AGE。AGE的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奠基人。华生电扇的创办人杨济川显然也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现代主义思想已通过多种途径在这里生根发芽。杨济川是一个外国洋行的帐房先生，见多识广，所以华生电扇早期产品造型洋气，质量上乘，具有很好的口碑。当时类似华生具有一定品牌认知度的民族企业不少，如九星牌搪瓷制品，康元牌的铁皮玩具等。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特点：设计简洁，制作精良。三四十年代的产品设计更多的是横向移植西方的设计语言，虽接近国际水平，但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点。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经过几十年的积淀，经过了中国设计师不断实践和充实，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在国内全面释放，中国工业设计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设计语言。1973年华生电扇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设计师吴祖慈在造型上追求“流畅”、“有机”、“饱满”，工艺上使用了最新的金属电镀，这些设计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为华生电扇成为畅销产品带下基础。中国设计师们以现代主义思想为核心，结合实践，开始初步建立自身设计思想体系，同时开始探索品牌策略、设计管理等领域。如，华生电扇在销售过程中遭遇美国奇异电扇发起的价格战，杨济川沉着应对，另辟低价格的品牌线，保证原品牌不被侵蚀，这个战术最终逼退奇异。九星搪瓷的创始人项康原发现工厂的管理存在着工作效率低、成本高、浪费大的现象，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于是他大量阅读有关科学管理方面的原版书籍，再根据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采取从制定标准工作量来实行科学管理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建设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生产了一系列产品，如红旗牌CA770 轿车。设计师在生产过程中制定了设计策略，并且开创了新的管理方法，做到各部门、各岗位互相协调紧密配合。这些设计策略、质量管理的方法现在看来比较粗放，但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巧合的是在红旗牌CA770生产成功的那一年，英国设计师Michael Farry第一次提出了设计管理这个概念。有时候产品是国家为了恢复经济、换取外汇的一种工具。如海鸥牌照相机依靠其经典的“8字脸”造型，畅销十几年，共累计创利60亿人民币。我国用海鸥相机积累资金和德国二战后用奔驰汽车的做法不谋而合。德国在二战后经济濒临崩溃，国家需要奔驰汽车用换取大量资金，但是因为生产还未恢复，只能用现有的材料设计生产。两个不同的国度，面临同样的问题，几乎是选择同样的方法去解决。不管是自身设计语言的确立，品牌战略、设计管理的初步探索，还是利用设计解决经济问题，这些现象的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我们也许与国际设计不同步，但是未曾完全脱离国际设计；二是虽然在生产技术上落后于国际，但是在设计思维上未必落后，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思维，是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准确洞察和解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能力。设计发展在转折点上往往由主观因素推动在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左右设计发展的因素很多，这其中包括科技的发展、政治经济环境、宗教文化等，但在设计发展的转折点上，起推动作用的往往是人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意志、情感、信仰等。从《珍藏档案》中我们发现很多产品是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材料和生产机器的条件下生产的，之所以能完成并且成功，主要取决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如，上海牌A-581型手表的设计师张毓云；长江牌750型摩托车的总设计师李学谦；北京牌825-3型黑白电视机的设计师黄仕机。作者在记录这些案例时几乎都会用到这几个词组，“短时间内要拿出样机”“很多配套元件没有”“不能照抄国外样机”“根据自身情况”“自力更生”“边干边学”“没日没夜”，可以看出在生产资料匮乏的年代，设计师基本上是用意志力、责任心和激情在设计。设想若没有这样一群人，当年的这些产品还会如此吗。在设计有基础资料的某些产品时，设计师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上海市轻工业系统基本保持了良好的科研能力和情报系统，不管政治形势如何，与国际上的交流也始终没有完全中断，所以美加净牌没有遇到其他产品缺少资料等问题。但其总设计师顾世朋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已有的我们必须比别人好，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不断改革创新应该是设计工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创作设计不能在别人后面转，要立足自己的创新之路”。他设计的美加净牙膏的包装已经成了一个经典。反观当今，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碰到打不开的瓶盖和有锯齿却撕不开的包装袋。这些产品的工艺和生产技术是成熟的，但是为什么还会打不开，撕不开呢。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是设计师的责任心和人文精神。我们在强调工艺、技术等时，也不能忽略对“人”的关怀，只有技术的罐子里长不出“人性”的产品。微观研究法打开了一个世界以上这两点是沈榆先生的研究带给我的启示，但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此方法给我国的设计史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其他设计史书一贯的“粗线条”。作者关注到设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关注到设计师的每一步发展，进而横向地和经济、社会、哲学等学科对比研究，把设计研究的空间一下子拓展开来，每一个设计师都可以从里面汲取养分。沈榆先生在书的最后写道“纵观国际设计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设计产业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国历史上的经典设计成果，并以‘再设计’的方式将其复兴，众多的新设计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尽情展示自身的文化魅力，影响当代人的生活。”以上是我读了《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以后的一些思考。沈先生的研究给设计师们更多的探索空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中国经典重生。 -
书评作者： 孙青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摘要：当一个国家的工业设计进入成熟阶段时，一定会以新的视角再度审视旧时光中的遗珠，并以再设计的方式将其复兴。这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期待超越。十几年来，只要一接到各个地方废品回收站打来的电话，沈榆的第一反应不是直接挂断，而是揣好了钱包，兴致匆匆地前去“鉴宝”。江西路、徐虹北路、顾 村公园……都是他的常规活动路线，“我告诉他们，凡是写有中国字的旧货，一律先帮我留下。”为了鼓励回收员的积极性，沈榆每次出价也总会比别人高一些。沈榆并不是简单的国货收藏家，过去的20年他逢人就讲“想建一个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宏愿，大部分人在赞赏之余，都表示了爱莫能助。且由于扶持政策的缺位、藏品到位周期长、历史资料还原难度大等原因，直到5年前，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而事实上，通过对国产设计的梳理和还原，沈榆最想解答的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民族工业设计?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民国时期的设计档案和设计教育档案是较为完整的，有迹可循。反而是建国后的整体脉络一直支离破碎，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如此。”沈榆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无奈地表示。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可以视作沈榆对“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新中国的无数历史记忆都与“红旗”有关，早已超出了一个汽车品牌的含义。但沈榆同样指出，如今数得上的老品牌，包括华生电扇、梅林罐头、冠生园等都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初期良好的社会环境，配置了诸多有利的经济、法律要素。毫不客气的说，今天的要素配置还没有过去完善。”红旗CA770华生牌FT35-1型电扇上海牌SH760A型中级轿车向阳牌保温瓶续上褪色的旧时光如何利用外资、同时又保护民族工业，是一个自工业革命初期至今一直被全球理论界、实业界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一场有关“鱼与熊掌”的博弈。这样的矛盾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就像零星的火花，迫切等待着点燃的时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埠半个世纪之久的上海充斥着大量外国引入或者外资生产的工 业制品。早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上的轻工业产品有六七成属于“上海制造”，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今天上海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分量。而在沈榆的研究中，“华生牌”电扇创始人杨济川是这段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时期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1914年，精通电器原理的洋行账房杨济川，模仿并改良了美商慎昌洋行经销的奇异牌(GE)电扇，在1916年第一代产品问世之际就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设计风格，一时风靡。而在此之前，奇异牌电扇曾独占中国市场。不幸的是，一路高歌的发展势头在抗日战争的战火纷扰下，整个产业惨遭重创。此后时局的动荡，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的主导，直接造成了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长期以来不为世界所知。沈榆还认为，清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着重培养外语翻译人才，聘有外国教师担任教习，通过科学文献的翻译，以纯粹工业机器的语言奠定了中国民族设计的基础。他目前已经证实了这些科普文献部分存档在上海图书馆，大多专事介绍外国机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也使当时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民族工业的黄金发展期间，民国政府相继有200余部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问世，其中1929年颁布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1930年颁布了《商标法》，1933年颁布了《商品检验法》。”沈榆在《发现中国工业设计》一文中介绍道，现代工业社会要素的逐渐完善，为民族工业设计提供了萌芽的养分。 不过他也表示，建国后“草根”式的盲目生长，不仅于产业无益，还因为设计思维的难受重视，导致了大量历史文献和实物的遗失。这也是为什么沈榆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只有依靠地方志、产业志、行业志、厂志等官方资料，设计师的后代和继承人的口述，以及采访收集来的发烧友和收藏家故事等，才艰难地交互还原了百年中的部分珍贵记忆，将民国之后遗落的历史终于续上。此前作为理论教材所出版的多本著作中，提到工业设计历史时均有所侧重西方经验。1991年何人可版《工业设计史》只在第二章“手工艺设计阶段”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手工艺设计，而在2012年王晨升版的《工业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同样继承了这一写作逻辑，不同的是，在背景梳理的层次上更为渐进和丰富。如今50多岁的沈榆感慨自己有个心愿，希望学界能重写《世界工业设计史》，并将中国工业史部分汇编入册，“那些历史的参与者消失得越来越快，一些史实将成为永远的谜团。”早期美加净牙膏效果图以“再设计”复兴由于长期以来，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评价“一等产品、二等包装、三等售价”，为了将产品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 上世纪最为知名的工业设计师、上海日化公司的包装设计师顾世朋长期关注国际包装业的动向和国际市场对包装的需求。也因此，他的经典设计深深烙在了上海日化 的发展史上，有些至今仍是我们形影不离的国货名品。“他和工程师们首创了许多个包装设计的中国第一，如第一个使用PV透明塑料包装瓶（蜂花洗发水）、第一个在包装上使用金属防盗瓶盖（美加净发乳）、第一个舌头带（可以拎）的洗衣粉包装（白猫洗衣粉）、第一个用于发乳的复合材料包装（美加净）等等。”在《中国民族工业设计100年》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包装的手稿和复原图。在沈榆去年出版的《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中，刻画了这样一个细节。旅居美国的著名设计研究者、《世界工业设计史略》作者王受之曾评价顾世朋：“美加净是建国多年少见的绝好作品，早年以为是外国品牌，在那么早就设计得如此精彩，一经问世便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了。”世朋还是一个水平不俗的品牌设计师，中、英文字体设计水平都相当出色，“美加净”、“白猫”、“海鸥”等品牌的中英文名字都出自他的生花妙笔。不过，毛溪也说，“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上海本土设计师，在技术上有很多创新之举，但是这部分的创新往往被人所忽视。”“这方面德国人做得最好，值得借鉴。40年代出品的甲壳虫汽车通过不断地加工、升级、再设计，成为了德国经典汽车代表，并被赋予了文化的符号。”沈榆透露，国产帕萨特轿车的尾部加入了一条发亮的直线设计，便是根据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专门聘请设计师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而在原版中并没有这处细节。“如果从老品牌中梳理出来国人的消费习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的产业资源，对今后的再设计必定是个宝库。”沈榆反复强调，“当一个国家的工业设计进入成熟阶段时，一定会以新的视角再度审视旧时光中的遗珠，并以再设计的方式将其复兴。这不仅仅是还旧，而是期待超越。”沈榆打了一个比方，“西方的思考方式，逻辑和形式是相对应的的，就像刀、叉、勺互相分离，但是中国人一把筷子就能解决问题。” -
《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给国内工业设计史研究扩大了空间，下面这篇文章就是因此书作出的进一步的研究，该文摘自《文明》杂志。《技术转移视角下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之路》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策划总监 俞海波摘要：本文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技术来考量，以技术转移视角发生的方式解析工业设计传播发展的路径，及其在现代中国产品设计及制造过程中的作用，以具体的产品发展路径为线索，呈现工业设计的进化方式，为研究当今工业设计的发展趋势提供参考。如果将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看作一部技术发展史，那么中国工业设计无疑受到西方设计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来说，是通过“技术转移”来实现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异，一方面说明欠发达国家在利用外国技术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后来者总是也可能利用国外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技术水平的差异也为技术转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经济史学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欧洲、北美、日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重要手段，工业设计这门“年轻”的技术自被明确提出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当下以席卷中国。由此引出以下一些疑问：中国工业设计中的“技术”是如何转移的？转移的一般模式是什么？通常在什么条件的下才会成功？首先，需明确技术转移的概念。它是指技术在国家、地区、行业内部或之间以及技术自身系统内输出与输入的活动过程，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引进、交流和推广普及。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转移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古代，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跨级流动来实现，产业革命后，主要是通过向外进行强制性的生产资本投资来实现。而今天，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商业形式实现的。因此，技术转移越来越显现出自身独特的市场化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设计的内涵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时代的进步，随着人们认识与实践的深化而适时有所调整，为了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活品质提高不断完善自身。从原始社会中图腾的崇拜到今天对设计商品的眷恋，设计与人类需求相结合越来越紧密相连。设计作为满足人类需求、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的一种技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与人类活动、生活等各方面。中国古代有最最经典的四大发明，以之作为基础诞生了多样的器物与工具。古代匠人的细心设计加工成就了王侯将相的衣服及配饰，这类“产品”在强化等级与荣耀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与符号，经过东西方贸易的推波助澜，被西方世界所羡慕，中国瓷器也成为贵族的私家藏品。伴随着审美的传播，设计技术也就在这过程中不断延伸开去。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西方制造技术得到充分发展，物质文明极大满足后，供大于求的市场局面为工业设计创造了必要条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解决功能需求，同时也开始关注产品品质与情感需求。随着当今市场经济的完善，西方具有优良品质的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国，这些产品背后不仅是对生活品质的向往，以技术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带来的也是产品背后的技术、理念以及工业设计的创造精神。个人电脑、移动终端这些舶来品现在已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产品，而国内的许多公司通过这些产品的技术转移，形成产业化规模，更有赶超国际领先水平的趋势。正如Simon Kuznetzs论断的那样：“无论这些技术与社会创新产生于何处——它们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物——任何特定国家的发展均取决于对这些创新的采纳。”这种把经济发展看成一种“扩散过程”的观点在贸易的产品周期方面也找到了其论据，产品周期论用从发达国家到欠发达国家的渐进技术扩散过程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态。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工业设计同样也伴随设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区分。随着产品的扩散与人的流动，工业设计技术自然而然被引入到设计欠发达国家中去，帮助其实现质的提升。那么工业设计是如何转移的呢？最普遍的要属“实物型”的工业设计转移，它泛指一切经由实物的流转而引起的工业设计浪潮。从技术角度看，以生产手段和劳动产品形态出现的实物，都是特定技术的物化和对象化，都能从中反观到某种技术的存在。因此，当凝结了工业设计的物件发生空间上的流动或转让时，工业设计就随之发生了转移，这是所谓物理层面上转移的基本形式。如同当中国四大发明传到西方，技术、思想上的化学反应已然触发。如果将1851年英国举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博览会——水晶宫博览会作为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发源处，那么不仅它向世界展现了当时各种先进工业产品的实物，促使更多技术交流与交易的达成，另一方面它通过这些实物，刺激了现代工业设计思想的出现。展览会主题突破了先前的手工艺题材，展出了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火车头、水利印刷机、纺织机等。它带给世界以多样性的产品与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将技术通过实物为载体分享给全世界，促使设计思维、技术以欧洲为原点，不断向外扩展。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的场馆“水晶宫”就水晶宫本身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凝结工业设计思想的特殊产品。这座用钢材和玻璃建成的圆拱形大厦，实际上是一幢放大了的温室。但因为其材料特殊，造型奇特，采光良好，使各国来宾为英国的工业化成就而折服。建筑尺度和材料使传统形式美法则失效，没有多余的装饰，从多方面突破传统建筑观念，它开辟了建筑形式的新纪元。而技术成为新建筑和新产品的诞生的最大功臣。水晶宫，这座原本是为世博会展品提供展示的场馆，却成了第一届世博会中最成功的作品和展品。最终，“水晶宫”成为了建筑史上指向未来的一个标志。在它之后，世界上一座又一座金属和玻璃建造的大型建筑拔地而起，重复生产的标准预制单元构件成为建筑行业的新标准。虽彼时还未形成工业设计的概念，使得艺术与技术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因缺乏艺术性逐渐受到人们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引起的理性思考为工业设计的产生创造了理论源泉。水晶宫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包括各种各样吸引人的钻石和其它宝石、假牙、假肢、马车、强大的蒸汽机、皮革商品、玻璃艺术品、连续发射手枪和刀具、自动化的棉纺机械、咀嚼烟草。展览中虽然大多都是粗糙的工业产品，这次展览集中暴露了技术与艺术分离产生的问题，寻求问题的解决称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水晶宫博览会上展出的蒸汽机水晶宫博览会上展出的自动化棉纺机械第二类是“人力型”工业设计转移。“人力型”转移是人类社会较为古老的一种技术转移模式，它是由人的流动而引起的技术转移。如随着人员的迁徙、调动、招聘、交流往来、异地培养等各种流动形式，皆可引发。这是因为，技术无论呈现何种具体形态，都是以人为核心而存在，为人所理解、掌握和应用。所以人力资源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技术转移。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次人才转移发生在“二战”期间，为躲避战乱及法西斯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大批科学家、设计师、学者逃往美国，使这些国家许多领先技术与理念转移到美国开花结果。20世纪30年代，包豪斯在欧洲关闭。但是，在过去的80年里，包豪斯已经在美国落地、发芽、开花，丰富了这片土地的景观。包豪斯当时的教师团队连包豪斯首任校长格罗皮乌斯本人在几十年之后回顾这段包豪斯的美国经历时也说： “回顾过去，你很难相信，尽管困难重重，包豪斯已经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当你住在德国的时候，你很难想像包豪斯在国际上已经有多有名，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在这两个国家，学校的艺术和建筑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遵循这包豪斯的方法，在州级的官方的建筑师考试有着“什么是包豪斯”这样的必答题。因此，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尽管你和我都未曾预料到我们将会遇到的巨大的和几乎不能克服的困难。”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巴塞罗那椅设计今天，美国的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仍然可以不费劲地找到包豪斯影响的踪迹；同时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推动美国建筑、设计和艺术发展的学生，影响深远 ；美国的建筑证书测试仍然要求考生回答关于包豪斯的细节性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时代》杂志因格罗皮乌斯、密斯、柯布西耶在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成就将他们选入影响20世纪最重要人物，因为他们成就了各大都市的天际线景观……最后一类则是“智能型”工业设计技术转移模式。它是指由一定的专门的科学理论、技能、经验和方法等精神范畴的知识传播和流动所引发的技术转移。它不依赖实物的转移而进行。西方工业设计史中，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后现代设计等思潮与设计风格等传播与交流的设计活动共同作用下，诞生了丰富的当代工业设计形态。这些工业设计运动及思潮无一不是设计理论、经验和方法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大转移。将视线移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短短3年时间内，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代建设者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汽车基地。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在一汽试制成功，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从这一天开始记录。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工业设计虽没有被明确提起，但是无可否认其中包含着设计人员的汗水。当时的一汽副厂长孟少农，他先后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锤上兰森机器公司、司蒂贝克汽车公司、林登城中国发动机厂任技术员和工程师，学习考察汽车、发动机的产品、工艺、工具、机械加工和汽车工厂设计等方面的理论，在以他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汽车工业人才在与苏联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下终于顺利完成。解放牌CA10型载重汽车美国万国载重汽车苏联吉斯150型载重汽车解放CA10型载重汽车，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为蓝本制造。二战中，苏联人在使用美国提供的万国卡车过程中，深深被美国当时卡车优良性能与优越的操作性所触动，1943年苏联接受美国技术转让，斯大林汽车厂以美国万国KR11为原型推出了替代“吉斯-5”型军用卡车的新车型，即“吉斯150”型军用卡车。而之所以将“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作为解放牌载重汽车的生产原型，正是因为该车型结构比较简单，坚固耐用，使用维修方便，对燃料、原材料、零部件配套要求相对较低，比较适合中国道路状况不佳、使用条件较差、维修技术水平不高等客观条件，且在中国已有较好的使用经验。从造型风格来看，“解放CA10”型车头整体造型明显带有“美国流线型”风格特征，这样的设计能保持较低的风阻系数。这种风格在美国曾一度被广泛地应用到轿车、载重汽车、机车等产品上，成为当时象征“速度与未来”的大众风格。整车造型设计上没有任何装饰及多余不见，完全服从功能的需要。在卡车制造技术的转移过程中，以功能需求为首要目的的卡车设计制造在外形设计上并没有作太大的更改，而是将发动机罩设计为只能在单侧打开，以便作在紧急情况下即使发动机损坏仍可在车体的掩护下进行紧急维修。解放CA10型载重汽车正视图因此，解放牌汽车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能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如公共汽车、加油汽车、运水汽车、倾卸汽车、起重汽车、工程汽车、冷藏汽车和洒水车等。在解放牌卡车研制生产的同时，一汽人也不忘中国人的轿车梦。开发国产轿车，当时的条件堪称“四无”，即“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1956年6月，一汽派当时任设计处处长的史汝楫和另一位工程师去北京，搜集开发国产轿车的相关资料和图纸。史汝楫后来也成为国产轿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们到北京后，只能是多看一些外国车，基本上找不到图纸、文件资料。最终设计师与工人们以法国的西姆卡•维迪娣轿车为原型，研制第一辆轿车。法国西姆卡•维迪娣轿车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当时的一汽基本上是一整套生产卡车的建制，要做轿车也得从零开始。不同于解放牌卡车的设计制造，轿车不仅具有功能需求，其外观也代表着国民审美与民族设计风格。因此，在样车的基础上，设计师们对国产轿车的车身做了大胆的设想和构思，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色。虽然这款轿车的发动机仍是以德国“本茨—190”型轿车发动机为样机制造的，底盘则在法国“西姆卡•维迪娣”的基本结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改进，但就外观而言，工业设计已在硬性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表现机会。这款被定名为“东风”的小轿车，车头标志为一条金色的龙，象征中华民族。这个标志邀请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帮助设计；车身侧面镶嵌毛泽东同志书写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车身后大灯为中国古代宫廷中使用的红纱灯，俗称“宫灯”。这样的设计，不但体现了民族特色，与外国轿车有明显区别，中国人自己看了，更是感到亲切和自豪。“东风”轿车车头标志“东风”轿车尾灯的宫灯造型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8月，经过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的共同努力，第一台红旗ca72高级轿车试制成功。为了这辆车的试制，周总理特意把法国雷诺公司送给他的轿车赠给一汽做样车，朱德委员长也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送给一汽，陈毅副总理将自己坐的“奔驰”600型轿车也赠给了一汽。经过5次系统的试验后，红旗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在设计语言的应用上，设计师用“中国折扇”的造型来构思轿车前脸，在车身侧面则用“矛”的造型来装饰，前者是中国文人的必备道具，体现造型的优雅仪态；后者是中国武将的武器，干练有效。二者呼应，“文武双全”，使车体外形有了十足的“气场”。红旗CA72前脸造型红旗CA72侧视图红旗CA770轿车6年后，红旗车代替了前苏联的吉斯•吉姆轿车，成为国家礼宾车，从此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第一辆”、“东方第一车”；伴随工业设计理念的更新，中国轿车经过从实物仿制、外观改型到自主研发的技术转移之路，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几大轿车生产基地，多个不同档次不同品牌自主品牌……轻工业生产中，工业设计技术转移的案例依旧举不胜举。但是，在基础的外形及功能仿制完成后，中国本土的工业设计依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国相机产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从“拿来主义”到“中国制造”的蜕变。从完全依赖进口器材，到1948年中国第一台箱式照相机—仙乐（SELO）的诞生，又到第一批批量生产的“上海58－I型”、“上海58－II型”相机的诞生，相机的设计制造一直都是完全模仿国外品牌相机。虽1958年新中国相机生产正式走向工业化生产，其质量并不比莱卡等国际品牌相机差，但基本上仍属于基于“实物”的技术转移，工业设计虽能仿制设计出完整的相机，但却仍无法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型。德国的禄来福莱双反相机海鸥4B型双反相机1966年，真正的一款批量生产型单反机海鸥DF诞生了，确立了中国制造单反相机的基础。“海鸥DF型”相机是模仿美能达相机而设计的，是中国批量单反机设计的起点。到1968年，上海照相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台“全民相机”——海鸥4B型双反相机。它最初仿制于德国禄来双反相机生产了上海牌双反相机，后经设计优化制造海鸥4A相机，再到后来的4B型。由于简化了卷片机构及部分功能，4B型相机因造型结构简单，故障率低，性价比高，成为了改革开放国产相机中产量之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鸥4系列双反相机在设计过程中，特意将相机的前脸上两个不同功能的镜头通过一个葫芦造型连在一起，使得这上小下大，形成一个漂亮的“8”字，欧洲人无法想象这种形式与逻辑无法对应的方式，而这对于中国人，却成为文化认同的一个经典“符号”。相对于其照搬照抄国外设计的产品，海鸥相机销量遥遥领先，并出口多个国家与地区。实践再次验证了从实物到实物的工业设计技术转移的初级路径。这个过程中，从小的中国设计智慧到大的理念更替，中国的工业设计正在紧紧追着世界的脚步。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有开始了设计方面专门的人才交流，陈之佛、庞薰琹等大师留学日、法等国，当时主要是图案和工艺美术教育。80年代，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回国后，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国外现代设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为我国工业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1991年举办的91多国工业设计多国研讨会引进多为国外工业设计领域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及工业设计教育的更新。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业设计发达国家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阶段形成的工业设计理念，从不同国家迅速涌入。这些大同小异的理念在我国叠加、碰撞、交融，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背景，与引进的人才、设备及进口的产品相映衬，在我国高校、设计师和企业中形成集中的、强烈的反应。人才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国际化市场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当今中国的工业设计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注重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思想无疑成为了当代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的主旋律，帮助培养了大批工业设计人才。国内高校20世纪80年代设计色彩课上的场景工艺美校的学子们普洛斯先生在91工业设计多国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现代设计往往给人以冷漠单调的感觉，而传统设计则从人类灵魂深处得到文化上的认同感，给人以充满人性、温暖的感觉。在不断向工业设计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一批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正如原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朱孝岳老先生讲的：“中国设计过去的成功源于没有参考，而现在没落则源于迷失自我。我们应该加大对传统设计的振兴力度，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掉队。”对于上海设计来说，以前老上海的海派家具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中体现出的兼容并蓄、东西交汇的精神是开启设计振兴大门的金钥匙。当年这些因素对于工业设计传播及传承的影响，对于研究当今的设计趋势仍然极具参考意义。从水晶宫到包豪斯，从对于火红国货的呼唤到当下百家争鸣的国际化市场，高品质仍然是产品能否主导市场的关键。随着大众心理需求层次向更高层次的跃进，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必然会导致工业设计技术的蜕变。在历史的工业设计脉络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方向，指引我们创造出今天、明天的优秀产品。本文国内资料来源于《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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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一中午时间大概翻了一翻，跟昨天看的中国工业设计100年，相似度极高。 -
文采太糟糕了……感觉是老人家写的…… -
一部不错的工业设计演变史，有很多老品牌的设计细节和趣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