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书评

渺渺香魂安所止，拚将玉骨委黄沙

　　笔者掌握材料有限，行文也颇为仓促，在这里简单谈一谈自己对于文人自杀以殉“文化”的一点浅薄的看法。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之死所做的判断。 　　陈寅恪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不必追究其自杀究竟是因为“殉清”抑或是“被逼”，其敢于用死来表明其生命之意义，就是为了信仰，就是“殉道”而“成仁”。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先生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最后，上升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当下社会，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或是利用，将“独立”、“自由”简单曲解为官方言论相左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有些肤浅甚至是歪曲，《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不难看出这种“独立”“自由”是由文化打并入自己的生命而成的“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　　在面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时，王国维先生的抉择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地再辱”。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这番言论显然是对某党建政之后，一些文人过于谄媚的不满，以至于后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批判文章。　　红朝初起，豹隐岭南。陈先生自去清华国学院之后，再无踏足京畿之地，其《对科学院的答复》直接表明了他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展开。“著书唯剩颂红妆”，晚年陈寅恪，盲目膑足，凭着记忆，口述完六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以至于最后在《论再生缘》中发出“文人薄命，才女亦然”这样的感慨。　　早年所写“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竟然一语成谶。1969年春节刚过，造反派们将陈寅恪赶出东南区一号楼。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如果说王国维是为一文化而殉葬，那么陈寅恪，吴宓则是以己生的遭遇来折射文化所遇之磨难。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茎，一心向学，从不旁鹜，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刘梦溪《吴宓眼里的王国维之死》）。吴宓在暗悼王国维的《落花诗》中写下“渺渺香魂安所止，拼将玉骨委黄沙”两句，自注“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香艳中透出深深的悲凉……　　一九七四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以致膑足。其女吴学昭改名“萧光”，嫁与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成了部长夫人，却跟其父吴宓划清界限，对吴宓晚年多有折磨，至死亦未见其一面。 　　王静安，陈寅恪，吴雨僧，三人的遭遇中，仿佛让人看到三个字——殉道者。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所写的碑文，而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同样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写照。他们的身上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作为一个文科生，对于清华园的向往，大多是由于曾经的四大国学导师。他们的学问之高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们又是如此的性情，纯真得不问世事，倔强得像个孩子。他们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虽然身体弱不禁风，骨头却硬得出奇。“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秀美的清华园因为他们而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身处这个园子里，心中似乎总有一种渴望，能与近百年前的那些文人产生一种心灵的感应。于是便翻开了陆键东先生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九年，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渺小的不值一提，可是在陈寅恪先生的生命中，却那样的沉重。这二十年，不仅仅是属于陈寅恪先生一人的生命历程，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政治与学术自由的争斗，便是这二十年的主题。陈寅恪先生孤独地坚持着，以一己之身捍卫着学术的自由，求一方净土却不可得，个人学问与大众世俗之间，被简单粗暴换算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之间的敌我矛盾，不免令人心痛。可是在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到悲伤之余，我更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政治统治与学术自由之间会产生如此这般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历史背景：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影响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可是却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对一个崭新的国家的希望，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期望。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建设新的国家。而知识分子又是对新中国建设能起到重要作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思想总能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群众，随之带动社会进步。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将分别叙述从建国到文革几个时期的重要政策，来了解这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1.1949年~1956年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构成大概是: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核心，但其绝大多数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等，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三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的青年学生。所谓的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部分人而言的，他们大多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 而在建国初级，知识分子作为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群体，有利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共认为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且有的知识分子曾经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他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旧习俗、风气、思想，仍存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中共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偏差和隔膜，因此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而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话无疑给了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鼓舞，这是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和认识，也是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 而让知识分子精神最放松，触动最大的还是“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知识分子从对自身的批判改造逐渐上升到对国家政策的问题提出意见，却为之后的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这样看来，似乎建国以后党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其实这也是政治入侵学术的开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时候，最担心反动势力的残余，因此，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共政权也会造成严重威胁。把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就是将意识形态渗入学术，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术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便有这样的描写:陈寅恪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样的回复，在1953年的中国真是惊世骇俗。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还是在尽力地维护学术的独立性，追求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不希望政治成为学术的桎梏。甚至有人说，他希望以此保持气节，以一己之力转移一代世风。 不论怎么样，陈寅恪先生在顽强地抗争着。他在此期间撰述的《论再生缘》一文则有深远的意义。陈寅恪先生自己评论说：“《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这一句便是先生担心政治入侵学术使其丧失自由后，带来的文化的毁灭，足以见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2.1957年~1965年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问题，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逆转。在1956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毛泽东将党内一百万知识分子归为小资产阶级。1957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后，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否定了之前自己的断言，进而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长期改造。他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并且指出：“政策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对知识分子错误的认识，是的知识分子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而用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更是对人才的浪费。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的逐步认识与校正，从1961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进入了全面调整阶段，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科学家会议和戏剧家会议同时举行的“广州会议”的开幕式上，周恩来专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方面，重申了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政策；另一方面，周恩来讲话的重点是纠“左”，纠“左”之偏差。受周恩来的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3月5日和6日在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讲了话。他深刻批评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的错误，“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他对知识分子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 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的帽子⋯⋯” 毛泽东对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同意的及党内对此认识的不统一就为政策的反复埋下了伏笔。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层又一次把阶级斗争的方法运用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重新回到“左”的道路上，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强调着眼于他们的政治危险。 在这个阶段，政治对学术的侵占已完全疯狂，知识分子头顶上的“帽子”就是学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其中对陈寅恪先生刺激最大的当属1958 年夏，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下，开展了一场厚今薄古的“拔白旗”运动。以郭沫若为首的“学术权威”认为，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偏重于资料的积累，厚古薄今，并且扬言，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久就会在资料占有量上超过陈寅恪先生。把大炼钢铁的精神应用到学术上，同样是如此荒谬。可就是这次运动，让陈寅恪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批判。这对于一个纯粹的学者来说，是多么大的精神的摧残！尽管在物质生活上，陈寅恪先生一直享受着优待，可是精神的摧残，对一个文人来说是致命的。加上1962年先生右腿骨折，盲目、膑足，如此痛苦中，仍著成《柳如是别传》。吴宓记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事……”其实很容易理解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明哲保身”的行为，可是这时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先生伟大的坚守了。3.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场浩劫。此时，只有政治，没有学术，更不要谈学术的自由发展了。陆键东先生描述道：“1966年到1976年，七亿中国人只剩下一个声音最具权威了。”作为文革发起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而从陈寅恪先生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到文革在知识分子的生命中刻下了多么重的烙印。虽然文革爆发初期，周恩来和陶铸都想尽力保护陈寅恪，但在那打倒一切的时代，他们即使有保护之心，也无保护之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在身心上遭到了一生以来最为重大的打击：不仅家被抄，夫人被打，自己要被红卫兵抬到达礼堂批斗，幸好有学生刘节代其挨斗而作罢，有时还被迫做口头交代直至不能讲话而止。而且中山大学于1969 年3 月5 日在《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指示道：“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作反面教员。”为了表示抗议，陈寅恪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公开化。他不仅于1969 年夏写了《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以表悲情；而且在1969 年5 月5 日下午被迫做口头交代时公开表示：“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甚至，据说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时，陈寅恪“出人意外”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诚如陆键东所说，此举表明他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划清了界线。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一代大师为追求学术自由奉献一生，瘦弱的躯体承担了多少人世间的不堪与折磨，最终无法忍受政治的摧残离开人间。但是，仅仅想这些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如此荒谬，那在当时制定这些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二、原因探求：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原因1.历史溯源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三个传统：道统、正统、学统。而这三个传统在封建社会中是统一的。道统要通过学统来体现，而正统以道统为工具。当儒学被给予独尊的地位时，也就丧失了学术的活力，学术便也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通过做官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学术只是做官的途径和手段。可见，传统社会中，学术就已经被政治所绑架。按照唐德刚先生在《新中国三十年》一文中的说法，建国后这段时期的人民政府有四个特点：（一）它是“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可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必然不能完全拜托封建社会思想、制度的残留。因此用政治来入侵学术也只是传统手段的继承罢了。历史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站在当代看过去，而应该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理解历史现象。2.社会意识形态“一体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是不容许有个人空间存在的。学人向下与老百姓靠拢的结果，是把原本的不可比变成互为攀比，把多层次、多重标准，简化为一个层次、一种标准。在讲“立等可取”的实效标准的衡量下，一个人文学者的价值，当然不如一位农民或者工人。因为后二者生产的产品都是关乎国计民生，而人文学者虽也有自己的产品，却难有现实的直接效用。一种标准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在“革命”的需要之下，个人自然微不足道，社会也被压缩成一个平面，每个人都在一个平面上舞蹈、求生，磕磕碰碰势所必然。 社会价值评价体系越趋单一化，留给学术的自由空间越狭小，知识分子越被“边缘化”。政治至上，经济至上，都是对学术的漠视与摧残。而在建国初期，经历了艰苦的抗争，十分担心资产阶级势力的复辟，对统治权过分的保护便会带来一种极端的不理性。一切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评价体系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领域也不能幸存。然而，学术是与政治不同的，它是居于政治、经济等各个社会领域之上的一种高等智慧。可是单一化的思维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丧失理性而对政治狂热的时代，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3.统治者个人因素历史永远无法排除个人对其进程的影响作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作用就被无限放大。毛泽东在判断这是分子阶级属性上具有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上认为知识分子是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但另一方面，他又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出发，将其归为资产阶级的行列。正由于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总处于矛盾状态，造成我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处于正确与错误交织的矛盾状态。 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看法，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毛泽东个人是有关的。由于这是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统治者的烙印，由此产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与封建帝王崇拜极其类似。因此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就被无限放大，只有一个脑袋可以思考，只能用同一声音说话，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在封建思维传承的模式下，一个人的错误就酿成一个国家的灾难。三、史观：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书史方法1995年12月，全国知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广东青年作家陆键东撰写的这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看好这本书，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大师人格、品性的景仰和对其学识、文章的崇拜，因此急于了解在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的二十年里，特别是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性格耿介的老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再一个原因是想知道“文革”前在全国学界暗地流传的关于陈寅恪“逆流而动”的一些传说的真相；第三个原因是作者陆键东在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的书报资料，特别是作者还到档案馆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这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写作中是较少见的，因此也大大增强了本书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1997年3月，龙潜的两个女儿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此书的出版者——三联书店和作者陆键东告上了法庭。一场涉及到档案利用的官司整整打了两年，最后以原告胜诉而结案。 可见，有必要看看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书写历史的方法。作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并将其整合。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构建了真实又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形象，不回避不虚饰。同时，又由陈寅恪先生带出了一批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政客有亲人，也有陈寅恪先生身边很平凡很普通的人。而这些人为读者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对待历史，客观的态度是必要的，但又可以发现，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也融入了进去。有学者评论：“对那特定的荒唐岁月的荒唐之举，作者的笔锋却又往往带着感情，或旁敲侧击，或指点评说，以扬正气，以鸣不平，无不引起今日中大人的共鸣，亦无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这就是‘直笔’之外的‘笔锋带感情’！可以的，应该的。” 四、对今日的启示佩尔斯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成为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摆脱了政治束缚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不问世事，具有良知、理性、历史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人民不理解对于陈寅恪先生的种种优待，认为他不参与生产，就没有资格分享人民的劳动成果。其实这就反映了一定的问题，把社会分工不同的人混迹一团，其实是无视社会的分工。它充其量造成了表面的平均，但永远不能实现内在的真正平等。 时至今日，民众对与知识分子的认知都是充满矛盾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点仍然存在，在以经济利益衡量生活水平这种“单一化”的评价体系下，知识分子永远不是社会的主流。可是，又将知识分子视为道德的楷模和知识的承载者，对其是尊重的。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当今社会是地位并不稳固的一个群体。加上知识分子也难以抵制物质文明的进步，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依附于权利或财富，难免民众会形成对该群体不利的看法。独立知识阶层的形成需要以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依据，更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醒悟和坚守。“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吟诵的诗句，其中的孤独感、悲凉感令人叹惋。可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境，为学术争自由，本就是一条孤独的路。陈寅恪先生在前方为我们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