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作者简介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是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的最终成果。书中的很多章节，曾作为独立文章，在《读书》、《天涯》、《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民族文学》、《艺术广角》、《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扬子江评论》、《理论与创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粤海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精华本》、《〈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书摘》、《中国学术年鉴》、《北大年选》、《新世纪文学研究》、《散文选刊》、《中国随笔排行榜》等选刊、选本所转载，其中被《新华文摘》四次选载、摘录。《读书》杂志曾刊发《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中的四篇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中国现在有几亿“农民工”，这几亿人的生活，不可能被我们的文学所忽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打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中，作者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深入揭示了“打工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剖析和梳理了“打工文学”所包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思想命题，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性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追问，打开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从乡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堪称工业时代的思想巨著，为我们把握城乡中国的复杂思想状况和现实境遇，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认知路径。

书籍目录

导论卷一 打工文学的类型学第一章 作者与文本的悖论一、作者之死与意图谬误二、经验作者的历史建构三、文本细读与不读而论第二章 “题材决定论”的遮蔽与去蔽一、题材在艺术之外二、回到被遮蔽的精神地带三、题材分类的可能性第三章 打工文学的类型细分一、打工小说二、打工诗歌三、打工散文四、打工纪实五、纯文学与俗文学第四章 打工文学的类型融合一、打工文学与先锋文学二、打工文学与乡土文学三、打工文学与都市文学四、打工文学与儿童文学五、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六、打工文学与网络文学卷二 打工小说的文本细读第五章 《别人的城市》：打工小说的先锋面影一、时间的解构与碎片的美学二、玄学的叙事与真相的迷失三、死亡的寓意与生存的拷问第六章 《国家订单》：打工小说对存在的勘探一、小老板的人性探询二、张怀恩的性格探询三、“中国制造”的历史探询四、世界相对性的探询第七章 打工小说的死亡叙事一、《深南大道》：小菊的死亡寓言二、《幸福咒》：来顺的死亡反讽三、《白斑马》：死亡的神秘四、结语：死亡叙事的认知意义第八章 打工小说中的少数族裔话语第九章 打工小说的寻根意识卷三 打工诗歌的精神谱系第十章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一、农民：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二、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三、故乡：哪一枚坠落的是乡愁四、盲流：反抗背后的呐喊与疼痛五、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六、在城市里跳跃：打工诗歌中的动物意象阐释七、写作：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第十一章 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一、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二、生长在夹缝中的“打工诗歌”三、打工者的精神牧歌四、打工诗歌离艺术殿堂还有多远五、校正认识和理解的坐标第十二章 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一、凄凉的大地与个体的自我追问二、两个生存群体的精神隐喻场第十三章 身体的真相一、他们拥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二、疾病的隐喻三、性的真实镜像四、身位与场位：主体的痛感五、身体叙事：事件的烙印六、身体在场的写作与没有身体的写作第十四章 儿童视域里的后乡土世界一、村里的童年越来越少二、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三、像一粒种子背着大地第十五章 一种生存的证明卷四 打工散文的话语分析第十六章 打工散文的身体修辞第十七章 底层世界的命运简图与精神地理第十八章 一种有声音的写作第十九章 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份叙述卷五 打工文学的互文性建构第二十章 近现代文学中的打工世界第二十一章 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打工叙述一、英国文学：从“乌托邦”到“愤怒的青年”二、法国文学：从骑士诗歌到存在主义三、美国文学：从梦之城到后现代工地四、世界文学的启示意义后记

内容概要

柳冬妩，本名刘定富，1973年生于安徽霍邱。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飞燕》常务副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第二届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选题签约作家、广东文学院第三届创作签约作家、东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国鲲鹏文学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广东省大沙田诗歌奖等奖项。已出版中国第一部“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和研究专著《内部的叙述》。在《诗刊》等刊发表打工诗歌二百多首，出版《梦中的鸟巢》等诗集三部。2011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文学新实力”——广东10位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是入选的唯一一名青年批评家。

名人推荐

柳冬妩看取“打工文学”，并不囿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去就事论事，而是基于站高望远的广阔视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剧烈变动，看到这一现象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全球化进程的相互关联，在时代的大背景、社会的大场域中，来具体观察“打工文学”的萌生与成长，发展与演变，特质与特性。柳冬妩的文学批评与诗歌评论，不是印象式的，也不是随感性的，他的思考基于坚实的理论根底，评论出于一定的理论辨析。广泛的理论涉猎，使他笔下的“打工文学”，都在一定的理论层面上得到了透彻的解说，也使人们看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所具有的纯文学的因素，以及与中外文学传统的隐秘联系。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研究，在与“打工文学”的同步进取中，既具有一种随行者的见证性，又具有一种先行者的前瞻性。从而获得了自己的相当价值，并为其他的“打工文学”评论所难以代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情报告》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读这部批评文集，可以感受到批评与文学直接对话的那种态度，甚至感受到文学批评接近文学文本的体温。柳冬妩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批评家，对打工文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有非常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转化为文学批评文字，可以让我们感觉到那种精准、蕴含和诗意，当然，柳冬妩的理论意识也很强，这是我对这部作品的基本理解。他更倾向于对打工者做身临其境的理解。他来自打工阶层，即使今天也最靠近那些打工者，但他没有从传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来阐释这种打工和写作的关系，他选择的是语言文本修辞的视角。他和这些打工者、写作者是零距离接触，他那么真切地理解到他们身体的那种创伤，那种感动，从身体发出来的那一些呼喊。我觉得这样一种批评可能是对我们中国当下批评的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鲜活的一种贡献。他把他的理论意识转化为文本意识，在文本的修辞中去确立这些创作性叙述具有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他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文学的立场，直接面对生活，面对文学的当下性的批评。他的批评文本也构成一个值得再度探讨的文学文本。——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张，阶级和阶层的“差序格局”就愈发明显，文学虽然早已从“反映论”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了，然而，文学家的道义和人性的力量却是永远要渗透在自己的作品中的。所以，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从柳冬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判断批判性很强的论域。柳冬妩是一个坚守文化批判立场的打工文学的批评家，虽然他原是一个诗人，但是其文字表述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份坚韧与执着，以及具有震撼力的价值立场的表白与激情使人敬佩，同时，其文章的逻辑力量也并不输给专业批评家。——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柳冬妩的评论，已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对一些新兴的文学力量和文学思潮的解读，有着自己的观察视角，同时行文中贯彻着一种诚恳的探讨问题的精神，在理解对象的同时，也能从大的发展方向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可以称作一位勇士。正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虽然，对于当代中国城乡人口迁移的现状，一般人都耳闻目睹。但我相信，每一个读过柳文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内心再次沉重！——徐敬亚（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著名诗人、评歌评论家）不管“打工诗歌”是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作为“潮流”，却是我们在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时所难以忽略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我们在诗学和美学上如何看待“打工诗歌”，也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打工诗歌”的发生、发展和它们在现有的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处境，作为一种精神表达，我们的学术界和批评界确实应该对它高度重视。“打工诗歌”有它自己的题材取向、情感体验、精神特征和话语立场，有它自己的代表性诗人、代表作品和它自己的批评家，还有自己的传播媒介与社会支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深入研究。作为一位“打工诗人”和较早产生社会影响的“打工诗歌”批评家，柳冬妩的文章不仅呈现出“打工诗歌”的丰富现象，揭示了“打工诗歌”的精神特征，还在“打工诗歌”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对它作了新的审视，有些观点，很值得关注。——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柳冬妩为打工诗歌大批量立论，打工诗歌这个名词一时间风靡神州。——杨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诗年鉴》主编，著名诗人）

章节摘录

第七章  打工小说的死亡叙事新世纪以来，“打工小说”形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纷繁而芜杂的文学景观。但无论是“打工作家”，还是其他作家写作的“打工小说”里，有不少作品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死亡现象描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将死亡当成打开生活的道具，借助死亡显示历史和性格赋予死者的必然命运。关注死亡问题成为“打工小说”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鬼子《被雨淋湿的河》里的晓雷，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贾平凹《高兴》中的五福，王大进《欢乐》中的周兴旺老伴，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北村《愤怒》中的妹妹与父亲，孙惠芬《民工》中的鞠广大妻子，熊育群《无巢》中的郭运……这些人物好像不配有比死亡更为理想的结局。这些知名作家书写的一系列关于打工者的生命悲剧，向我们展示了个体生命在无力突破文化、历史和社会伦理之网的包围和束缚时，悲剧性地走向人性堕落和精神死亡的深渊。“打工作家”写作的“打工小说”里也同样布满了死亡的阴影，自杀、他杀、过劳死、老死、意外之死、神秘之死等，人世间的一切死亡都能在此一一上演。在“打工小说”的很多作品里，始终贯穿着一个个关于生与死的故事，在灵与肉的撞击中撕开现实那道无底的深渊。死亡似乎在叙事中起到特别的作用，它是某种不可抹去的生活记忆和叙事无法抵制的巨型代码。“打工小说”中的重要文本，无不将死作为重要地位，且往往置于中心地位。很明显，无论从意识或是潜意识层面来看，“打工作家”通常都把对于死亡的关注、体验、思考与表现当成体现小说深度模式的重要表征与有效途径。对死的理解、追溯、冥想和瞻望，揭开了生存的真相和人性的秘密，使“打工小说”提供了关于存在、价值和审美的多重意义。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以“打工作家”的几篇代表作为例，对“打工小说”中的死亡叙事进行评述与阐释。一、《深南大道》：小菊的死亡寓言“打工作家”戴斌喜欢在写作中展开对他者的死亡幻想，在中篇小说《深南大道》（原载《人民文学》2002年第11期）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孤独的死人”——打工妹小菊。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身份确认上看，小菊与卡夫卡笔下的K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一种不合时宜、与时代相冲撞的特征：社会力量的强大和不可逆转、自身力量的渺小使他们不得不隐藏在一个幽暗的角落窥视世界，这种窥视视角又强化了人物主体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的生存状态。《深南大道》与卡夫卡的《城堡》有着相似的小说结构和主题模式。表姐从深圳回来，说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小菊对表姐的话深信不疑，她坚定不移地对表姐说：“我一定要到深南大道看看！”十六岁的小菊带着对深南大道的美好想象，跟着表姐从家乡来到举目无亲的深圳，在关外的一个工厂打工。从这时开始，小菊一直想去看关内的深南大道，但想象中的深南大道却一步步吞噬了小菊的肉体、灵魂、生命以及想看看深南大道的梦想。小说书写了小菊想看深南大道的种种努力种种挣扎，最后客死他乡。“小菊终究没有看到深南大道。”深南大道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打工妹小菊与外乡人K有着一样的宿命：K一直想进城堡，但只能围着它转，到死也无法走进去。在这个意义上，《深南大道》和《城堡》一样，都是对经典的追寻模式的一个戏仿。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归纳出卡夫卡小说的三大主题：动物的主题、寻求的主题、“未完成”的主题。英国诗人奥登在《K的寻求》中也指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属于一种最古老的文学类型：寻求。”可以说“寻求”是一个古老的原型母题，每一代人都在重写一个追寻的故事，追寻的故事既是生命个体的故事，同时在总体上又构成了人类的故事。《深南大道》中，小菊的追寻与K的追寻都是失败的追寻，“深南大道”与“城堡”的象征意义最终是不可企及的。作为追寻者，他们都是直面荒诞的生存者。在荒诞的世界，他们寻求到的是什么呢?一切都是西西弗斯徒劳无望的结局。城堡是K追寻的客体，深南大道是小菊追寻的客体。理解《深南大道》的关键在于“深南大道”意象。作为一个主题级意象，戴斌赋予它双重含义，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虚无的幻象。深南大道作为小菊拼命追求的理想，它显然有隐喻和象征色彩。小说借表姐之口对深南大道进行了描述。表姐说：“你知道深圳哪里最漂亮么？”小菊说：“不知道。”表姐说：“是深南大道。深南大道是深圳最漂亮的地方，从南头关进关，一直到火车站，两边全是漂亮得不得了的风景，据说比香港还漂亮呢。”小菊说：“那有多漂亮呀？”表姐想了一会说：“哎呀，这我也说不清，你到深圳一定要到深南大道去看一看，看过了就说明你没有白去深圳，回来后你也不会感到遗憾，人一辈子总要见世面的，对不？”……小菊说：“那深南大道上都有些什么呀？怎么那么漂亮？”表姐返头看了小菊一会，说：“深南路都有些什么呀？……什么都有，你去看过了就知道了，反正美得像天堂一样！”表姐说完哈哈大笑，觉得自己这句话也未免太夸张了，但她还是边笑边说：“真的，像天堂一样美！”深南大道是深圳这座城市美丽的骄傲和象征。深南大道不仅进入了小菊的意识领域，还进入了她的无意识领域。小菊对表姐的话深信不疑，她甚至产生一个错觉，一到深南大道她就会飞。这个错觉的描写，也是对人的潜意识心理的呈现。小说还写到了小菊的梦，梦总是表现着人的无意识内容，反映着主体的内部状况。小说中，小菊曾告诉工友阿珍：“我做了个梦，梦见深南大道成精了，变成了个笑眯眯的小老头，他站在花里面，舌头好长好长，一卷出去，便铺成了深南大道，汽车就在他的舌头里开来开去，他一收舌头，整条路便缩到他嘴里去了。一个晚上，他就在我面前把舌头伸出来缩回去，又伸出来，又缩回去的，搞了一个晚上。”这是对小菊无意识领域内的内容的泄露。作者对于梦以及类似于梦的意识活动的描述，有着某种象征性的意味。当小菊置于生命的临界点时，小说对小菊的心理活动有着一段描写：小菊心里说：“路精，路精，我不怕你，你不要找我……”小菊听过很多鬼神故事，但从没有梦见过什么，就那天莫名其妙地梦见深南路成精后，脑海中便总有梦中的那个影子……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梦是荒诞的，而现实生活本身甚至比梦更为荒诞。小菊与K有着一样荒诞的生存处境：K生活在巨大的城堡外围的村庄里，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疑不定、举步维艰。小菊打工的工厂在深圳的关外，而像天堂一样美的深南大道在关内。小菊要看深南大道就得进关。进关就得去办边防证，但是，对于小菊这样身份卑微的打工者来说，办一张边防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菊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个边防证，但不小心把日期写成小写的，被边检站武警一眼识出是“假边防证”，被撕成两瓣。小菊不但未能进关，还被罚了五十块钱。有了这次教训，小菊只好专门请假去派出所办，小菊得到了一张真的边防证，却失去了一张处女膜，被不知名的办证警察在她年幼的体内播下了种子，换回一句连她自己也没有弄明白的取笑：“纯天然的绿色食品。”结果，十六岁的小菊怀了孕，这种痛和耻，令她几乎无法承受，但她却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可以与之诉说和分担。最后，她只能偷偷躲到工厂的宿舍里，生下一个孩子。救护车载着小菊很快进了关，但却没有走深南大道。小菊因失血过多而死，而孩子七天后也死了。深南大道成了小菊羞辱之旅、死亡之旅的动因。根据小菊梦的解释，深南大道成了“路精”。小说因此而具有了人的“存在的寓言”的意味。关于小菊的叙事构成了其外在结构，而在这个结构的背面，则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结构，即相关的寓意和主题。小说的“寓言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关于中国打工妹的死亡寓言。《深南大道》当中对生存的严峻描写，是一个寓言写作的典范，它不但是“简化的寓言”，而且还是“复杂的寓言”。因为无论是用社会、政治、道德、历史、生存、哲学，任何一个单一的认识角度，都不足以概括它单纯背后的丰厚意蕴。它的确强调了对特定现实情境的凸显，但也因为对这现实的适度的删减，而使得现实本身的内涵具有了更抽象的长度和更概括的内涵。也就是说，小菊的死，都不只是触及了当代中国的荒诞现实，而是更抽象意义上的永恒的历史与生存。深圳，是个寓言的世界。《深南大道》描述了小菊为代表的打工妹在深圳的遭遇、屈辱和不幸，是社会寓言、政治寓言、时代寓言，更是精神和人性的寓言。戴斌的写作触及到了个体的无意识世界，触及到了打工一族的无意识世界，因而具有了“意识流叙事”和隐秘的深渊般的精神寓言性质。小说虽然是用的第三人称，但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全知全能、无限制的叙事视点。小说着力捕捉了小菊的各种思绪、印象、感觉、回忆和梦幻，使人物绵延的意识互相渗透，彼此呼应，交相涌现。小菊的内心状况，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小说从小菊的个人意识视点出发，扩散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不按钟表时间来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跨越时空界限，使事件不断更迭交替，将各种生活片断串为一体，通过前后穿插的叙述方式，将零碎、分散和孤立的回忆、印象与意识活动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所描述的内容只是物理时间上的一个下午。小说第一节写小菊上班时肚子痛、晕眩，只好请假上厕所，然后走回宿舍去。第二节至第八节，采用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心理分析等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手法，呈现了小菊在生孩子过程中的痛苦感受和对往事的追溯。在小说里，相邻的两节在时间或空间上往往并无直接联系，然而，这些琐碎的意识片断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读者可以从小菊的内心独白中了解到她的生活经历和小说的情节。小说大量使用了“想”、“心里说”、“记忆”“记得”“想起了”等描写意识活动的领词。小说直接把我们带入小菊的意识之中，随着她的意识活动，在我们眼前逐渐浮现出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小说写小菊伸手去掰大腿，“想到那撕成两瓣的边防证，这时在床上生小孩的小菊多么希望有一个像那武警一样大力的人，把自己撕成两瓣。”人物瞬间的感受与回想就成了小说中举足轻重的内容。叙事主体分散寄寓于人物身上，使视角能较为自由地在叙事人与人物之间穿行，其叙事对象也更丰富并富于变化，在内在感受与外部世界的生存状况之间变换，从而拓展了叙事的表现空间。小说第九节对小菊生孩子情景的描写，是对深南大道的意识解构：小菊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喊着喊着，忽然想到边防证已经过期了，而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深南大道，心里一急，号子便变词了，但这新号子更合节拍，无形中似乎有一股新的力量注入，一只大手在帮她。于是她便振作起来，用最后一丝力气喊了：“深南大道，美—呀！”“天堂一样，美—呀！”小菊掩饰自己生产时的巨大疼痛所反复哼唱的“深南大道，美——呀！天堂一样，美——呀！”给人锥心般的疼痛，《深南大道》其实就是围绕着这句话所写的意识流小说。直到弥留之际，小菊还在努力体验和感知“深南大道”的存在。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缥缈和知觉，被戴斌想象和描写得纤毫毕现。小说最后一节，写小菊在救护车上，忽然睁开双眼，眼珠转了两转，说：“这是深南大道吗？”当医生附和“是的，是的”的时候（救护车走的其实不是深南大道），“小菊瞄了眼医生，头往旁边一歪，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睡去了。”小说入情入理地展演了小菊在死亡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内容，不止达到终极关怀的人道层面，还进入思索生命存在的哲学层面。小菊在离开这个苦难世界时却出现了轻盈、灵动、幻美的境界。小说对小菊的死亡叙述，出现了愉悦化倾向，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种描写深深掩藏着作者的悲悯情怀。在这个孤独的打工妹处于临终状态时，把她的死描写得美一些，也许是对这个打工妹苦难而又短暂的生命的最后补偿。如果追究到小菊所处的具体社会背景和人生际遇，戴斌对她死亡愉悦感的表现，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进行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因为在描写死亡时，他没有过多地写出死的痛楚，却衬托出了生的苦难。死亡的愉悦感是死的感觉，是作为生的反衬出现的，这说明生存是痛苦的和令人生畏的，说明这个世界并不令人留恋，活着并不比死亡更好受些，反倒意味着留下来遭受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就成了一种解脱，一种向死而生的归宿。戴斌对小菊的死亡作如此的想象，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存在的理解。小菊活着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对她的异常表现和症候视若无睹。可怜的小菊无助地死去，与周围的忽视和冷漠形成对比。在这种死亡的诗意比照下，人世间精神暴力的残酷性、个体与他人的隔膜感、人的生存的孤独感便突现出来。这不是正常意义的愉快，这是对生存的否定。小说从真实的存在感受写起，即从肉体的感受写起，只有肉体在场才有感受。《深南大道》不是在符号的意义上关注个体命运，而是在血肉之躯的个人的意义上来关注历史，它真切地写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苦难处境与命运。小菊的死亡并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像水一样慢慢涨上来的，死亡就在人的身体里，早就开始了。身体是生命的基本存在空间，也是小说中的突出对象。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具体性，依靠这种具体性把血肉还给世界。小菊“发现自己的肚皮居然大了许多”时，听到几个工友议论，“便呆在厕所不敢出来了，直到听到她们嬉笑着出门去后，她才从厕所出来，出来后的第一个想法是找根绳子吊死算了。”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主任秘书不听他的辩解惊恐离去，家人没有替他开脱，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怪物”，母亲惊愕得不知所措，父亲为他的变形感到耻辱，迫不及待地用手杖和帽子将他赶回房间，亲爱的妹妹只是无助地哭泣。沉重的肉身，让小菊与格里高尔一样深陷无边的恐惧、羞辱和孤独里。在《深南大道》里，工友对小菊的羞辱和嘲讽，让她难以承受。小说通过身体的变形，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身份进行多重估衡，让变化的身体承担对人的主体性的探讨，乃至对文学主体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南大道》是中国打工妹的“变形记”。《深南大道》通过多种象征修辞来表达身体的复杂意义。小说写办边防证警察占有小菊的情景，“看着他那想咬她一口的眼光，心里异常舒坦，胸膛里竟像是有一壶满满的水在左右摇荡，水花打在心尖上，心尖便痒痒的一跳一跳。”“小菊不知道该反抗还是不该反抗，还没有等她想透时，她感到一下痛，像是被黄蜂蜇到一样，那警察已经进去了，随后她便迷迷糊糊了，整个身子飘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小菊心理这时发生了一个转变，她觉得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警察好像与自己有了某种牵连。”坏警察对小菊竟然表现出一种生命力的吸引，一种自然力的性吸引，只有从性心理的角度，才能正确解读《深南大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小菊被表现为欲望的主体，在这一欲望中，寄予着女人发自本性的对健全生命的憧憬。但在小说提供的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打工妹的肉体的自然需要活生生地被剥夺、被抑制、被掩盖，这导致一种莫名的痛苦情绪的滋生。人的性意识是人的存在境况的一部分。小说中书写小菊的心理体验、意识、欲望，有很强的情绪化、感官化、零散化特征。深入到性心理的世界，从而在性别的角度上显示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小说显然有避开行为描写而着重心理描写的特点，对小菊的性心理描写有着显微镜般的精细。单纯的小菊缺乏生活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警察对待小菊的态度则明显暴露出欺骗性、占有性。“那警察当时没有给小菊边防证，叫她晚上去拿，而且要她晚上一个人去拿，那警察说人多了影响不好。”在小说设置的具体语境里，打工妹小菊的身体与生理、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权力等范畴之间都发生了联系。身体与写作的复杂关系，正是由于现实社会存在着压抑、禁锢、折磨、伤害身体的“前文本”。《深南大道》是对世界的荒谬的隐喻和昭示，是对人的命运的寓言化表达。在小说里，身体的死亡主题与命运主题缠绕交织。如果缺乏死亡主题的呈现，命运主题所具有的文学层面的深度效果几乎难以呈现出来。这是戴斌倾心和专注于死亡叙事的原因。他在散文《打工词典》中透露出自己的写作动机：“深圳艺术家刘卓泉给出了一个答案，2005年，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深圳吉田公墓拍了无数年轻死者的墓碑的照片，光女性的就挑有300多张。刘卓泉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描述当初的拍摄情景时几度哽咽，他说那些彩色的漂亮的笑意盈盈的脸庞无比鲜活，提醒你去想象她们生前的美好与青春，然后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然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被强行终止，萎缩成一片小而单薄的符号。刘卓泉没有给出死因，但我深深明白。”目睹和感受死亡构成了戴斌对于人生与社会认识的基本经验。现实中经历的人生惨痛，使戴斌站在一个心灵受创者的角度，去观照那些被损害的不幸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悲剧命运。戴斌漫步在历史的大道边，怀着他的慈悲，用他的笔翻点着一个个溺毙在其中的灵魂，记录下他们的片段的经历和只言片语的声音，并把这一切交给所谓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就像载着小菊的那辆救护车，无可挽回地奔向生命的终点。《深南大道》中，小菊与深南大道之间所发生的戏剧性的悲剧，正是人在本质上无比弱小的经验对命运的理解，对无可回避的历史之轮的碾压的承受。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实的“因”与“果”之间复杂而又宿命的关系。个体的人在强大的世界、社会与整体面前是渺小的、孤独的，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个体的无助，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掷的命运，是戴斌所执意表现的。小菊被抛至这个世上，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残酷的、自私的、无法沟通的，甚至是互相排斥、互相吞噬、互相残害的。小菊自从听到“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的那天起，命运便为她制定了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戴斌在《深南大道》完整地揭露了城市摧毁一个乡村生命的全过程，“人”由自我的行为努力而不自觉地走进了与自我相离异的境地。《深南大道》表达了对眼前世界和社会规范的怀疑和颠覆，有着浓郁的现实关怀，不过它采取了极端的几近冷酷的叙述方式，撕毁了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虚假表象，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充满伤害和阴谋的世界。二、《幸福咒》：来顺的死亡反讽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虽然还在推进之中，但同时也具备了某些后现代文化的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自觉的学习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作家，创作了一些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这样的创作思潮对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模仿和运用后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他们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人的生存境遇相融合，创作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打工小说”，体现了后现代的精神实质和内涵。“打工作家”曾楚桥的《幸福咒》（原载《收获》2007年第6期，收入《2007年短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敬泽选编）无论在叙述的文体上还是内在精神上，都具有成熟的后现代小说特点。《幸福咒》是充满了真正结构性反讽的后现代小说文本。因为真正的结构性反讽，只能在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才会产生。反讽是后现代主义写作消解书写主体自我情感的有效方式，也是伊哈勃•哈桑借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的系列性定义之一。结构反讽，是在一种含有两重意思的结构中表现出来的持续的反讽，通常借一个天真的主人公、叙述人、代言者，他们糊里糊涂的天性导致了对情况的误解，于是作者心领神会地引导读者去修正更改。人对自己周围的世界、他人以及自己的错误认识而遭到命运的捉弄，是造成反讽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幸福咒》中，民工来顺死后，单纯的媳妇翠珍要按家乡的风俗在城市给他做场法事。工头在女人的坚决要求下，请来一年轻和尚念咒语。和尚最后念的是“幸福咒”，“其实和尚根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咒可念，和尚只是用风流底话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和尚早就看出女人是个刚从乡下出来的，就是风流底话骂她，她也一样云里雾里去的。”假和尚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枢纽，也是这篇小说的反讽之源。在假和尚做“法事”的一个晚上，许多乱七八糟的人，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集中上演。这些完全有违女人为丈夫做法事的初衷，让她感受到了命运的捉弄，这是一种深度的对“幸福”的命运反讽。而在机警的读者看来，这些都是可以修正或避免的，读者也可以从中体味出叙述者的反讽意图。因此，在《幸福咒》中，单纯无知的女人的行为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矛盾结合，就造成了《幸福咒》的结构反讽，因为整个语境的反讽性，决定了文本内一切组合关系的反讽性。文本中的一切要素均制约于整个反讽语境，反讽推动了文本中的一切。连小说的名字和死者来顺的名字都是反讽的，明明痛苦得要死，却偏偏叫“幸福咒”，明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偏偏叫“来顺”，符合人类缺什么想什么的原理。这种本质性的结构反讽，使《幸福咒》充满了后现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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