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叁】》章节试读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91页

无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语出英首相BENJAMIN DISRAELI。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79页

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不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227页

“架空”政治的来龙去脉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页

开始读此书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49页

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通调侃真是妙啊~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73页

对周恩来之评价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 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13页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42页

大间谍赫德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颌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99页

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 诚然！人贵有自知之明。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82页

筹韩三策
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50页

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41页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一槽容不了二驴 够刻薄~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80页 -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其实学潮哪有不对的！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83页

皇帝是坚决的主战派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 ，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44页

北洋舰队问题之二：捞钱的海军衙门
李鸿章以夷制夷，赫德以满制汉，捧出只捞钱的奕譞
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周恩来也会这套嘛）。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商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菲特（Commodore Robert W. 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他「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和周思来一样）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防制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譞，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一八八四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譞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另有P47，海军款修三海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 running down 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 running down 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荩。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32页

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99页

中日舰队硬件比较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叡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72页

甲午中的帝后党争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10页

炮弹问题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于子注：后人多以炮弹的品种（多穿甲弹而少爆炸弹）指责丁汝昌不习海战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03页

泰勒尔的记载及其漏洞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 Rawlinson 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 ，信而不疑 。（见上引 Rawlinson之China's Struggle 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 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 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 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瞻；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啣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55页 - 慈禧太後和她的頤和園

因而有幸生為旗人，呱呱墜地時便開始領退休金、養老金，一領領了兩百多年，終於把一個勤勞尚武的邊疆少數民族，大半變成了通都大邑裡，遊手好閒、吃喝玩樂的「懶滿」。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60页

今古文之争，就是政治与学术之争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 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6页

只搞炮，不搞船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附錄：漢代的太學 - 附錄：漢代的太學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後的餘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28页

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
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
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
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80页

炮上晒裤子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51页

慈禧日费四万两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九千间大宫殿再算一下。四万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八百一十斤猪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243页

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与偶然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26页

北洋舰队问题之一：购买时足够先进，但没有顾及更新。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92页

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 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 境界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81页

“太子党”最易成“造反派”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49页

毛泽东吹牛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做皇帝也最有兴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黄色的房地产，告诉尼克松说：「我就是『他们』（皇帝）的继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无知的毛子们吹牛呢！试问这大片房地产，有那一片黄瓦是属于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确是有荣耀、有权威。但是想亲近亲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鸡摸狗，妃嫔成群的「春宫」是享受不到了--当上万岁爷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喜爱美女，也只能偷鸡摸狗，那还是什么皇帝呢？！吹啥牛，做「他们的继承人」呢？！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56页

内务府钱从哪来？
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一六四四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71页

康有为欲孙文拜师事。

《晚清七十年 【叁】》的笔记-第116页

为什么马克思要搞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于子注：近来读《三民主义》，方知老马以斗争为纲，而老孙以民生为纲，何者偏激何者和谐，一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