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忧远虑》书评

学者仁心

葛剑雄先生是浙江湖州人，当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以上内容摘自百度）。从葛剑雄先生的简介可以看出，他的专业领域是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所以他这本集子中的很多文章也都是有关于此。他在第一篇文章《城·市·城市》里分析了城与市的产生、演变、以及相互的关系，对于当前城市发展中旧城破坏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各地此起彼伏的改名潮、改划潮进行了批驳，他认为每一个都地名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与文化信息，纯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改掉存在了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名字，是急功近利、舍近求远、目光短浅的表现；他也从分析历史上的雪灾、旱灾、高温等灾异变化，指出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自然灾害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对自然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做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建议。葛剑雄先生显然不是一位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脱离社会现实的学者，他关注社会，心念苍生，近年来更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的热点事件、发展的矛盾问题等问题频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这个英气逼人的名字也就由此而频频见诸报端与网络，是比较活跃的一位学者。这本集子也非常真实的反映了这个特点——书中更多的篇幅都并非其专业，而是对社会事件、社会现象所发的议论。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航班延误赔偿、铁道部与春运难题、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官员异地任职、高考及高考乱收费、反兴奋剂，甚至是卢武铉自杀、陆克文自然等国际政治事件都曾进入他的视野，就此发表一番评论。而且他的评论并不单单是就事论事，蕴含着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在里面。葛剑雄先生是一位专业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所以他的观点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理性。他没有利用自己学者的身份故作高深艰涩之文，也没有发表什么哗众取宠的言论；既不偏执一端，也不过度苛责，整个的文章写得朴实无华，逻辑清晰，说理透彻，非常耐读。换句话来说，就是持论公平，给人的感觉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让人无可指摘，能够算得上以理服人的典范。但这些文章又让人无法加以过多评论——人家面面俱到，你从中找不到可以评论的点。这对于象我这种初级读者来说，要为这样的书写评就真的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然而，这样的文章也正说明了葛剑雄先生的可敬——书的封面上“心怀天下，长评短议非多虑；笔蕴真情，社风民情实有忧”这副对联可以说是很好的概括他文章的内容和他身上的这种精神。。我很早就知道他这个英气逼人的名字，但一直都以为他正处在四五十岁的壮年，看了这本书中的简介才知道，他今年已年届七十，在这样的年龄还能就国内的社会热点事件深入思考、频频发声，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可以说，他这是凭着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和良知在做。作为一位知名学者，他能够时时以民族、国家、生民为念，用自己的学术来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使命担当，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人身上所普遍具有的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一种天然的使命意识。天下事天下人共管之。在当下这样经济利益决定一切，日渐浮躁的社会中，他这种理性、平和的发声尤其重要，往往能够起到特别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单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个具有责任担当意识的学者。象他这样的学者，我们的社会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

葛剑雄的“近忧”与“远虑”

葛剑雄的“近忧”与“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指除了警示要对眼前事物深思熟虑、深度思考外，还应筹划未来。如果不能“深谋远虑”或“未雨绸缪”，必然是“辙乱旗靡”或“祸国殃民”。无数历史事实证实，这绝非危言耸听。由华夏出版社和天地出版社联袂推出的《近忧远虑》一书，共收录了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的近百篇评论随笔，内容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时事热点、经济民生、城市建设、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事无巨细，对于相关的人和事，先生皆有新颖的、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作为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字里行间中熠熠生辉。一名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当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葛剑雄先生在谈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时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这不是让谁难堪，也不是存心要跟什么过不去，而是对人民负责，对良知负责。”作为连任数年的政协常委，葛剑雄先生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以敢说真话、勤于提案而著称。从《近忧远虑》一书中，我们读懂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美国学者E·希尔斯说过，知识分子是“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读葛剑雄的文章，能时刻感受到他文字里饱满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文章很接地气，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人大政协的动向，小到旅游景点的门票、柴米油盐的价格，只要和国计民生有关，就是他关注和议论的对象。如，他在指陈“城市体制对旧城的破坏”时指出，“……城市景观的迅速变化、历史遗迹和风貌的急剧消失、原有城市的大规模破坏，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无不与制度性的缺陷有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责任感的驱使，让他在批驳某些不良现象和风气时，仿佛怒发冲冠，仿佛要拍案而起，尤其是他敢于说人家不敢说的话。一如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所言，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尽管我们讳言贫民窟的存在，尽管一次次的清理和拆除，尽管一次次的驱除和严防，但“消灭不了贫民窟”，既然如此，就“必须坦然面对贫民窟，首先改善那里的条件，让那些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保障”。先生认为，要“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当然，“一座城市、一个行政区对外来移民可以设置门槛，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的承载能力调整门槛的高低，但前提是要打开大门，公开门槛……”“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有看法就一定要说，讲对了有利于社会进步，讲错了还有大家指正嘛。”《近忧远虑》是新华文轩“光明鸟·主见文丛”第二辑的扛鼎之作，收录的是先生写作的原文，而不是在媒体上发表过的版本。先生说，之所以强调是原文，因为媒体出于种种原因，即使能“一字不改”，难免也要略作删节，或者换一个更能“吸引眼球”的题目，或者刻意使题目不那么引人注目。尽管某些文章已经不“时”或过“时”了，但先生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社情民生等现状的观察和见解，永不过时，甚至是“入木三分”。例如，他批评政府打击和取缔“黑车”、“拼车”是惰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认为，把私家车载客所收取得适当性报酬看成营业性收入，非要课以税收，或列为“黑车”是“竭泽而渔……”，“说到底，还是是否真正执政为民的问题。”一个健全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正是得益于怀疑和批评。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允许并接受批评，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当然，这种批评不是不计后果的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建设性是真正的批评的应有内涵。一如葛剑雄先生在《近忧远虑》的“自序”中所言，“我不敢说自己的言论有多正确，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但……在对各类社会现象发表意见时，（总）尽可能地保持冷静，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能始终或完全站在某一具体的立场”。在“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和评判时，我总希望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发表于《北京日报》5月14日第19版：文化周刊·阅读http://bjrb.bjd.com.cn/html/2015-05/14/content_2794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