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书评

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p6(6) 作者在开篇对此书可能遭到的攻击进行了排布。并且提出“哲学史并不总是代表思想文化的历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借以建立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那些方式。”翻译文中的流畅性很重要，这本书的译文展现了这种能力。不过小错误还是有一些。p19(18) 戴维-麦克马伦的《中国唐代的国家与学者》。p33(30) 作者认为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观点由于依据程朱学派的基点，因而是不可靠的。p69(65) 晁氏还在开封聚书建立了藏书楼，这是当时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晁氏第五代人成功地金榜题名，这与其藏书的传统有极大关系。p180(172) 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范仲淹的集团积极创办地方学校，他们希望以此为作为转变精英之学，并由此使士自身发生转变的手段。p190(182) 石介不再借天地之道来说话；在1037年他写道，圣人之道优于天地之道，道是不变的，而自然界却是无规律的。（一种唯心论的视角）p212(203) 苏洵《六经论》认为个人可以左右事件的进程，即左右那种合乎逻辑地引出可预见之结果的“势”，之所以能这样，是通过用“权”来平衡一时的偏向，改变事件的方向。“权”可以被译为权威，权力，对恒常的偏离，以及权宜，但是“权”的本义是一柄杆秤，它可以通过一点点移动秤砣来控制一个很重的物体。p214(204) 礼是外在地强加给人的，而乐使他感到这是他内在的东西。但是，人们由此开始压抑憎恨和贪婪的情绪。于是圣人作歌，好让这些情绪在变成毁灭性的行为之前就被宣泄出来。“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这最后的一部分有必要保证说，人们会愿意接受文明的不自然的约束。这些文章暗示，斯文是在制度的权威与人情之间建立联系时的副产品。没有这样一种联系，人们就不会接受圣人的学说。（苏洵的六论所阐发的论点很有意思）p247(235) 司马光对于杨雄的重视。杨雄通过玄学来为政治体系创建合法性基础。p253(241) 司马光对于纲常和天道的重视，从当今的眼光看是过于顽固了。“我认为，司马光是在非门阀的世界里，向皇权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政治难题妥协，在皇权体系中，君主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他要通过以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君主，来限制，而不是钳制君主。而司马光能够用历史来论证对于君主和士，要作为对国家负责的成员，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对他们都是必要的。为了让这些观念生效，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观念是真实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何以努力表明天地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人心可以专注于职责。”司马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意识到了一些被证实的原则，但其为这些原则，为了避免政治体系动荡而寻求的意识形态的架构却同样会带来巨大的代价。p281(268) 苏轼对于诸葛亮和韩愈的批判。要发现苏轼的思想而非文学的一面。而这也说明了，必须跳出学术史的范畴而进入心史。这本书的研究不可谓不精细，但顺着这个理路却有失去轴向的危险。p347(333) 对于道学形成的共同体的形式的分析，还是很让人眼前一亮的。

何谓“斯文”：从“志”向“道”的转变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　　第一次看到《斯文》后，对书名极为惊讶，脑子第一个反应想到这是一本关于“仪表”的书，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跃上脑际，看到还有个副标题“唐宋思想的转型”，才发现这不是一本要描述“儒士”仪表的书，而是一本思想史的作品。大概浏览了序言，意思就是唐宋时期思想的争鸣，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当时唐宋八大家诸多人都参与了这次争鸣，并部分人成为主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次公认的思想大争鸣，一是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是鸦片战争欧洲文明征服中国后，在一系列自强自救运动失败后，在中国移植德先生和赛先生过程中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后产生的争鸣。第三次则是已被史学界公认的在唐宋之际发生的思想转变，理学在反对功利主义过程中对儒家的改造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结果与政治权力的进一步结合让儒家变的更加具有享乐思想和功利主义了。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始于唐宋，并不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在唐以前作为国家事务官的“吏”在保证国家政制运转上起着砥柱作用，大宗族与门阀制主导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即使唐朝，最初的政治基础依然是门阀统治，唐朝将士与世家大族看成一回事。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在唐朝，学被认为是文学，但与政治活动很重要的礼作用相一致，对“文”的重视日益提上日程，文章已经成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人情可以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作家个体身份也获得了公共性，其蕴含的道德事业，体现了学问的最高成就，文学作品被认为应该反映永恒的规范，朝廷学者也将写作看做政治行为，也是一个人的事业，不仅能证明作者的成就呼应时代，并且文章可以帮助个人建立一个公共形象。因此在唐代后，斯文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春天，圣人将天道，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天地”或自然秩序，转化为社会制度，由此引申，斯文包括看诸如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适宜的方式和传统。在这里斯文能代表一种综合两者文明的观念，这种文明奠基于古人的典范和“自然秩序”所昭示的文之上。　　唐朝虽继承了隋朝雏形的科举制，作为一个选官机制，唐朝的考试体系重要性不大，门第和出身依然是能否获得士身份的主要指标。虽科举为“士”所设，把从“吏”中选拔官员实际上修正了，到了989年，“吏”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从国家政治体制上来说，以前还独立的表达个体禀赋和情与价值选择的“志”，必然与政治结合起来受政治的制肘，之所以会如此，在中国从唐宋开始把文学写作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方式，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是影响思想价值观的最一般方法。　　当唐朝进入中国历史上“开元盛世”时，没想到“安史之乱”爆发，叛乱以及地方权力的兴起，逐渐使得门第和出身变得无关紧要，地方权力的兴起，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独立支配军队和地方赋税的节度使的兴起，军队的发展，有任免之权的财政机构的发展，这些都为怀才不遇的人提供了机会。地方官经常无视朝廷和官场的规定，定期独立行使任官权，在唐朝的选官体制之外，将实际的职务任命给地方上的人和军队统领。随着唐朝中央集权的瓦解进入五代十六国时代，意味着不再可能有一个名门望族所左右的单一的国家官僚集团，开始出现了一个叠床架子层的地方统治集团，这个集团要依靠其属下的忠诚和才干才能存在。因此在五代，文官的地位不断提高，士大夫等同于文臣或文人了，这是应付政治危机和立场的现实需要表现。　　 “安史之乱”暴漏出由于“士”从来没有获得一个统一德行的准则，结果在“安史之乱”中“士”缺少站稳立场的必要资本，这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从而也显示出思想领域的危机，这场危机在宋朝建立后，开始从政治体制上予以解决。宋朝国初君主全面推行科举制，支持“士”，就是君主认识到“士”是心甘情愿的下属，没有独立的权力，依赖于至高的权威获得政治地位，而且他们是处于对文官文化的追求来履行职责，这对于中央权威的制度化来说，其价值之大无法估量。尤其是在北宋最初几十年，“文”是政治与“学”两个领域共有的价值，为道德和共同的利益说话。因此唐宋八大家的兴起，可以说，是“文”承担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对社会问题的反应。　　唐宋时代，“文”注重的修辞日益违背了孔孟最初的教导，针对时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认为文学的转变对实现公共价值观转变至关重要，发起这场运动的这些文人首先都是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家或者诗人，他们都参与了当时的文风以及政治改革的中，因观念的争锋导致了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是理学的取胜，每个个体都被内在地赋予了天地完整的运行模式，因此个人有必要实现其本性中的“天理”，因为天理是道德世界真实的基础，但把中国的儒家精神带入了一个更加狭隘的范畴里了。　　由于宋朝确立了科举制，政治权力不在看门第和出身，这样在百姓眼里，科举教育是一项有用的投资：它将士人家族与那些仅仅有钱有权的家族区分开来。至少在名义，他们仍然希望做官，他们虽然不大可能成为文官，却努力维持文官所需的文化教育。从制度上来说教育显然就变得与个人行为无关，必然带有了功利性。尤其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结合，更有利于对专制思想的维护和促使知识进一步功利化，不得不受政治的制肘。　　学术独立无从谈起，根源还是要从儒家的信念谈起，在孔子看来周朝绝对是文治武功最完美的时代，“文”不仅指外在的仪表，形式，在孔子眼里还指理和典范，其之所以能获得权威性，就因为文王确立德治，相对夏、商来，西周的“文”克服和祛除了弥漫在政治生活中的巫术与迷信和野蛮，周的典章制度表达了人本主义，周礼都是顺因了天的意愿的产物，符合天道、人道。面临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承担传承“斯文”的责任就寄希望于“士”了，所谓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　　记得数年前读过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这本书，说的是中国文化在宋有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作者认为唐宋变革，看上去更全面，更立体，方方面面都在变；两宋转向，其焦点在思想，从而在政治，当然也势必会延及中国的经济。一段论述是很精彩的：“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可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对立阵营的领袖，他们之间的危机深刻底地影响了宋朝后来的政治史和思想史。　　《斯文》也是一部关于唐宋思想转型的书，其研究方法和《中国转向内在》一样，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研究思想史，可谓路径新颖。这部作品为“唐宋士人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向地方精英转型”和 “学”在士人身份确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学”的内涵由文化向伦理的转向进行了知识谱系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为何唐宋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将普遍和特定的典范结合起来，实现了用一个普遍的具有永恒价值和规范的“道”替换了承认禀赋差异的表达个人的“志”，“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此中国人的心开始有了真正的道德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