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路7号》书评

以平实又充满办度的笔调展现出一幅个人与时代的厚重历程

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与中国20世纪现代海洋科学的发展脉络和走过的历程结合在一起，以平实又充满办度的笔调展现出一幅个人与时代的厚重历程。作者还写出了他在实验室和科考船上的工作与生活，通过一个个细节来还原当年的生活，也是198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界的个人见证。书中不但有其生活与工作的各种细节，以及蕴含其中的细腻情怀，还有这一群海洋科学家的以青岛的大海与八大关等美景为客厅、为后花园的博大和浪漫的情怀，读来令人动容，不见得心生感佩！

《南海路7号》札记

“潮涨潮落寻贝人”是《南海路7号》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其它分别是“那一代人的检讨”、“显微镜下的微粒”。对于青岛南海路7号的那些科学家而言，“寻贝人”真是贴切。这些年，我在做一件看起来十分庞杂的事情，我在搜集、整理自晚清以来，新闻人的日记、书信、年谱、回忆文章，人不分左右，地无论南北。我的想法其实也简单，从他们的记忆当中，打捞各自的岁月，大时代与小个体的相逢会有一种怎样的悲欣，报界与国运间会有一种怎样的交集？在人云亦云、粘贴复制、光鲜亮丽的书写背后，掀开厚重的棉布帘，看看尘封的过往。基于此，在我看到薛原的《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这是一本可以用来“抄”的书。时人写文章、做学问，大多在引用二手、三手乃至N手的资料，用一手已是难得，至于那些去档案里翻检原始资料的人更是寥若晨星。薛原此书即是如此，原始资料，个人记忆，书中人物多与其有各种过往。就我个人的志趣而言，这是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的书。1983年，暮秋，18岁的作者到位于青岛南海路7号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报到，在这里他呆了15年。然后从一个海洋科研的辅助工作者，投身传媒业与出版业。更是在离开海洋所的又15个年头之后，写了这本关于“陈年旧事”的书。从入海洋所，到此书完成，恰好三十年，应了岳武穆的那句“三十功名尘与土”，这本书，就是中国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的三十功名。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那些当年的导师们和已经逝去的故人们，马绣同、齐钟彦、张玺、苍树溪、张老师……那些从档案里看到的老先生们的思想总结、报告、检讨、自传，那些别人给传主们所加的各种“评定”，虽尘封故纸，但现在读来依旧惊心动魄。刚入海洋所的时候，“郑书记叮嘱我，见到这些中年的老师叫叔叔，见到女老师叫阿姨”，“一直到十多年后，有些才改口叫老师”，可谁会想到，三十年后，记录下他们的，是那个青涩的少年。当然，书中少不了的是这个18岁少年的回忆，十八岁，从海洋所到媒体，从科学一号考察船的读书岁月，到“渴望靠港”之后的“寻访”。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于此，它的意义还在于，青岛这座城市，因海而生，因海而兴，无论是近年来谈及的海洋经济还是蓝色经济带，皆由此而生。一直到今天，谈及科研，青岛的海洋科研一直为业界翘楚。但海洋科学家，在大众中的知名度，逊于人文学者。谈及青岛，大家往往首先想起的还是沈从文、老舍、梁实秋，是那个短暂年代里的酒中八仙还有他们的《避暑录话》，是萧红萧军，是老山大的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而在海边那些起起落落的山上，那些故居之中，还有一些人似乎不引人注目，也的确，这些人几无韵事可言，又无多少风流可供八卦，再加之，他们研究的是高深的学问，外人无从置喙。但鱼山路36号住着的童第周、莱阳路28号的张玺、福山路36号的毛汉礼、齐河路5号“古巴楼”上的曾呈奎、秦蕴珊、陈丽蓉……这些人几乎是中国的大半部海洋科研史，用一个流行的词而言，他们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界的“半壁江山”，只是，人们似乎有些善忘，虽然餐桌上不时享用着他们的科研成果。与那些人文学者们相比，这些人虽然也有清华的学生会副主席，也有旅法的学者，也有周恩来总理批示用战俘换回的科学家，也有档案里有国民党党证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学问是寂寞的。而这些寂寞的理工学人，也需要被人们记住。作者所言，“这本《南海路7号》也就是我的记忆之书，这个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我所见到的那一代人的记忆——包括他们的档案和自述……”《南海路7号》，薛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青岛海边的科学往事

这是我第二次写关于青岛的文字，之前的一篇是在2014年端午假期去了青岛之后写的——《美丽风从青岛来》，算是我第一次在青岛留下的些许痕迹吧。而在此之前，我其实对于青岛已经很是“熟悉”了，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是缘于心理上的，确切地说是缘于薛原老师的诸多关于青岛的文字，以及我们书店、我们书房、繁花•我们图书馆和他的那些书——《独立书店，你好！》 《如此书房》 《闲话文人》 《海上日记》……说起《海上日记》，名为日记却实实在在是一本“科学一号”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算得上是青岛南海路7号通向大洋深海的前奏，如此在2016年伊始便有了关于海洋研究所正式的篇章——《南海路7号》。《南海路7号》是一本描写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的书，全书分为三部分：“潮涨潮落寻贝人”“那一代人的‘检讨’”“显微镜下的微粒”，可以说是一个人、事、物的有机组合，旧人、旧事、旧地都一起从海岸线走进了眼里。南海路7号，这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所的门牌号，也是一个载入海洋研究所史册的地方，因为这里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见证了那一代人对海洋科学的坚守和执着，更见证和听见了那一代人曾经“检讨”的声音，即使不远处海浪滔天却也未曾让人忘记那一段“历史”。这是一本关于海洋科学的书，即使有人会说如此定位不够准确，但我就是如此认定的，因为从书里走出来的都是与海洋科学息息相关的人，剩下的不是“潮人”还是“潮人”，反正总是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对于生长在内陆省份的人来说，海洋和海洋科学都是十分陌生的，除了对大海的向往和海滩的迷恋之外，大概也不剩下什么了，但是这本书里的海洋科学人却是极为鲜活、真实而有趣的，似曾觉得那些潮涨潮落的寻贝人就住在我的隔壁，而我正在聆听他们来自实验室和办公室的故事，他们是马绣同、齐钟彦、谭智源、刑军武、苍树溪、秦蕴珊、赵一阳……这些海洋科学家们，或与标本为伍，或与显微镜相伴，或以碱蓬为志，或以有孔虫、放射虫为业，他们执着于显微镜下的细胞生物，执着于漫长的由北到南的长长的海岸线，研究的都是来自海洋的生物，有些是古海洋的微生物，有些是现代浅海的植物，而这些研究都为海洋科学事业以及海洋生态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他们曾经被“整肃”、被误会、被嘲笑，但他们为了内心的坚持走到了最后，趟过了那无穷无尽的波澜起伏和暗礁回旋……海洋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所，始建于1950年，创始人包括张玺、童第周、曾呈奎等人。他们是学科的奠基人，其对于海洋研究所的建立以及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作为“那一代人”的他们，谁也没有逃脱被“检讨”的命运，而这些“检讨”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也是个人命运沉浮、思想性格等的体现，而那历史诡谲背后的真实却更值得玩味。在那一代人中，海洋研究所除张、童、曾外，还有毛汉礼、吴尚勤、孙自平、张兆瑾等人，而其中最有“争议”的是曾呈奎先生，最无奈是张兆瑾先生，最有性格的是吴尚勤女士。吴尚勤女士作为童第周先生在海洋研究所的重要合作者，“她是和毛汉礼、曾呈奎两位学部委员齐名的人物，素以治学严格著称，尤其在对待实验上，更是苛刻得令一般人却步”。在她的“检讨”中，有一份“整风思想总结”里有一条如是说，“当国务院公布要劝多子女的、不很称职的妇女动员回家，我很不服气，我认为子女多，应男女双方负责，不称职，那恐怕也不限于女同志，为什么一定要劝女的回家，而不叫男的回家呢？” 如此可见，吴尚勤确实是颇为有“性格”的一个人，也可见其为人直接、执着的一面。只是这样一个有学术地位的人却最终不幸车祸罹难，而其身后的言说也就只有留待他人去评论了，但吴尚勤们那一代人的“检讨”却永远为我们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如果可能我并不想去打开它们，我害怕我们的心无法承受那“历史”之重。在书写这些海洋研究所的旧事旧人时，作者总是能把严肃的事情说得有趣又好玩，一下子能把人从海洋古生物的标本中拉回到另一个画面中，甚至让你觉得那些细胞生物的标本都美丽极了，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海洋风景”似乎不终生遗憾也要半生后悔。比如说，当时作为海洋科学家的助手的作者在给同学的信中说：“你还记得我们几个人顶着雪花去看电影《追捕》吗？那首草帽歌让你流了泪。我还想着那支歌的旋律，可惜我不会唱。今天我看了一天标本，尽管眼睛有些生疼，可我的心情很舒畅。你想象不出，我在显微镜下看到一顶怎样的草帽啊，你只要想想这只是一个细胞，一个极微小的细胞，需要放大将近一千倍才能看清内部的结构，你就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了。我这样说，你肯定想象不出来，不是说你缺乏想象力，而是在大自然的造化面前，再伟大的想象力也显得苍白无力。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你也快放暑假了，到了夏天来我们实验室看看我的这顶草帽吧……”如此，你是不是都有马上想去看“这顶草帽”的冲动了呢，其实这是一封“美丽的情书”的结尾部分，它的长度是足足28页哦。其实，海洋科学家们并不是天天都在实验室的，去野外科学考察便是经常的事了，而作者随“科学一号”科考船去远洋深海科考都有三次之多，长期在深海漂泊的辛苦和寂寞是我们这些一直踩着土地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或许用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形容更为恰当和形象一些。记得在《海上日记》一书中，作者完整地写了1992年10月24日到1993年3月5日共计140多天的海上航程，其中记录了“科学一号”科考船在远洋深海中的细节故事，包括剧烈的晕船、狂风恶浪的超强来袭，以及看不到任何活的生物（包括异性）的压抑和难以下咽的罐头食物的无奈，还有船员们永无休止的性话题的意淫，等等。而在《海上日记》中，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头用钢笔画的肥猪，那是作者抄录的别人的“工作日记”，配文——“第一页：毛主席语录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中国八亿人口，不养猪怎么能行呢？你好肥啊！肥猪满圈。 第二页：我们的语录 愿你茁壮成长，我可爱的猪啊／保证营养，至关重要（浑圆喜相，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主要看效果，嘁喀，嘁喀……”这在我们读来是有趣的，也许这则好玩的 “工作日记”在当时有一种冷幽默的效果，如此也给漫长的航程增加了一点说笑的原料。当然，除了艰辛、寂寞之外也会生出许多“好玩”的事来， 然后让你笑得怎么也停不下来，只顾着想象和重现那丰富而生动的画面感了。比如说，1984年作者跟随海洋研究所的赵老师赴崇明岛考察，后来所里因为“著书立说”的事让赵老师和作者先期回青岛，于是二人匆匆上岸登上了回青岛的列车，然后“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旅客非常认真地问赵老师：‘你是带着儿子出来卖鸡的吧。’他误认穿着邋遢不修边幅的赵老师为农村里的养鸡专业户了，而比赵老师小了30岁的我被他理所当然的看作是跟着出来闯荡的儿子了”。当“认真”遭遇“一本正经”，最后就是一句平常的话也让人乐不停，我不得不去想那个无比生动的画面，然后全然忘记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科考”了。1998年，作者结束了海洋研究所十五年的工作，从科学界直接平稳着陆到了文学界，而这其中大概从最初的1983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吧。在海洋研究所的211房间，那里是实验室也是办公室，作为小薛的作者在以中年科学家为主的人群中颇得好评，既是谭智源先生的入室弟子（后来因故学科停止）学习放射虫外，还跟着真正高大的大苍老师学习有孔虫，同时还一边在显微镜下线描标本，一边啃着大部头的《史记》，最后惹得大苍老师带的博士生都有点“不高兴”——“这是咋回事，我认真做专业在看显微镜成了不务正业，你在读《史记》成了刻苦攻读还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而平日里办公室的老师们，对于这个小薛看闲书的事情总是喜闻乐见的，特别是大苍老师更是 “放任自流”（“你要学习小薛，你看他在攻读《史记》”），甚至还“以资鼓励”（其实是“借”了），不但聊天聊的是文学是人生是电影是绘画，并总是在会见老同学时先将其与之介绍且夸赞一番，还逢人就说“这是我们的作家，他是搞文学的……”。可见，其时那些前辈们“对待专业和年青人工作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充分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并不以你的选择的工作是否会影响为他干活来考量”，如此也才有了作者后来的1998年离开时的华丽转身，当然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到此，作为海洋研究所的故事也就此作结了，那些旧事、旧人、旧地都真正地全部成了青岛海边的科学往事了。2016.4.4于北京

《南海路7号》代跋

《南海路7号》代跋薛原从1993年春天自海上归来之后，我再也没上过船，不久便结束了之前十多年的海洋地质科考生活，转眼间二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人到五十，回望从前，悚然一惊，记忆最深的还是海上的日子。在海上——作为科考队员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综合性海洋科学调查船《科学一号》——记忆最深的是恐惧和孤独。1992年初夏我们执行东海大陆架的地质采样项目，那年我们从暮春开始就在海上，沿着东海大陆架的作业区在海上走航，最后的作业区是在冲绳海槽的特定海域，几条测线跑下来，我们的采样非常顺利，海况也帮忙，海上风浪不大，适合我们在后甲板上作业。但到了临近作业结尾，我们遭遇了风暴。先是预报说有台风要刮来，但又说，已经改了方向，不会影响到我们了。但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风浪在增强，三千多吨的《科学一号》摇晃的频率和幅度明显加大，我们加快了作业的速度。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无法作业了，海上的风浪已达到了8级，大风裹挟着暴雨，砸在我们的船上。从舷窗看出去，白浪滔滔，风雨交加。那几天我们躲在船舱里，感受着船体的摇晃，《科学一号》调整着航向迎着风浪在海上颠簸着。连续几天下来，海上没有晴天的一点意思，浑浊的海天，只看到大雨砸在海面上升起的白烟，海风像是在嚎叫，海天交织在一起，撕扯着我们的船。在船上走路已经变得艰难，人随着船身的摇晃颠簸也跟着摇摆颠簸。从我们住的中舱到前舱大厅吃饭已经成了折磨，两舷已经不能通行，海浪一阵阵扑上来，溅起凶猛的浪花。即便到了大厅，打饭回来也难以下咽，整个人变得没有一点食欲。大家期待着风暴过去，但是，到了晚上，风浪更咆哮了，雨也泼得更猛烈了，船身也摇摆的幅度剧烈了，那个晚上是我难以忘掉的一个晚上。我躺在窄窄的床上，用四肢使劲抵住舱壁和床梆，免得被甩到地板上。整个身子随着船身在剧烈摇摆着，感觉船身在吃力地抵抗着风暴的打击，一会被抛到了空中，一会又被抛入了深渊。窗外漆黑，只有海浪打在舷窗上的炸裂声，我盯着舷窗，担心海浪打碎舷窗玻璃……到了凌晨，风暴更暴躁了，伴随着雷声，感觉雷声就在我们的船上轰响。风浪撕扯着桅杆，海浪鞭打着舷窗。随着一声沉闷的轰响，船身猛烈的摇晃了几下，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折断”的一声！然后我们的船身就再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姿态，摇晃着再回不到平衡的状态。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敢闭眼，一直盯着舷窗！船舱地板上已经滚满了从我们的床上和小桌上甩下去的书本、杯子、饼干……后来想想让我们哑然失笑的是，那个晚上我们全船的人，没有一个晕船的。若在平常，遇到风浪，船身颠簸厉害时，我会晕船，即便是多年的海上生活已经锻炼的能适应风浪了，但遇到风浪时，还会感到不舒服。但在那个晚上，却没有了丝毫晕船的不舒服，因为整个人的神经都被紧张了起来，恐惧掩盖了晕船。第二天上午，船身摇晃减弱了，但始终歪斜着，仍在摇晃颠簸着前行。我们这才知道，昨晚上我们遭遇了危险：船身摇晃幅度最大达到了左右摇摆36度——若摇摆到45度，整个船就翻了。难怪我们在床上也要使劲抵住才不被甩下来。据说，那个晚上，船上有两个船员穿上了救生衣猫在上层甲板的救生艇下猫了一晚上没敢回舱室。据说，船长对他们的“偷生”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据说，只有在船长下命令后才能有“逃生”的准备……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作为考察队员，我们和船上的船员始终保持着客气的距离，对于船上的许多事务，像是“隔”了一层，许多船上的事务都是从船员们的讲述中听来的。后来，风暴停止了，我们恢复了作业，但进展的并不顺利，因为整个船身始终是倾斜的状态，像是一个不良于行的人，歪着身子踉跄蹒跚走路。我们的海上作业最后在磕磕绊绊中结束，在回来的航行中，《科学一号》依然是倾斜着航行。幸运的是，一路上再没遇到风暴。等到我们回到青岛，《科学一号》就进入了船厂检修。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次危险——我们遭遇风暴的那个晚上，《科学一号》船底的8根龙骨，竟然折断了3根！《科学一号》很快便修复了，到了秋天，我们又一次上船，那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海上漫长的航行，在海上漂泊了一百四十多天，直到来年的春天才回到青岛。那一次航行留给我的记忆是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如果说恐惧是海上生活最深的记忆，那么寂寞和孤独就是海上生活最难熬的感受。那十多年里，作为考察队员，每次上船跟着出海作业时，船上生活的劳累并非不能承受，最折磨我们的还是船上生活的单调和孤独。我们出海的时间一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的时间长度，往往到了寂寞难耐时，我们的作业也基本上临近了尾声，我们期待着靠码头和回来的日子。我最长一次的航行就是1992年秋天到1993年春天的那个四个半月的海上生活，期间只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临时停靠了两次码头，也只是匆匆的补充一下淡水和必要的给养，因为蔬菜的价钱太贵了。船上的日子是单调的，无风无浪的海上，我们的船也像是一叶小小的扁舟，在汪洋上随波漂泊。每天值班作业结束，大把的时间如何度过，在船上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每次出海我都带足了书，但是，时间一长，读书也成了折磨，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渴望着靠港，渴望着回家。一天一天熬着海上无边的日子。若到了海况不好的日子，风浪中更是充满了渴望靠港的期盼，也更增添了内心的寂寞。在那个难忘的漫长海上观测的航次中，最后能让我解脱寂寞的是平时在陆地上根本不曾翻阅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我在船上最好的伴侣，每天晚上，一册在手，读的津津有味。金庸的全套武侠小说，我是在船上的一名船员的舱室里发现的，于是，这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孤独的海上时光。而我带上船原准备仔细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却一直搁置在床头，随着海浪摇晃颠簸着，一页也读不进去。这一切早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切记忆都与青岛南海路7号有关，或者说，这本《南海路7号》也就是我的记忆之书，这个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我所见到的那一代人的记忆——包括他们的档案和自述。（《南海路7号》由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南海路7号》读后

那些有血有肉的科学家们刘晓晖/文青岛日报的副刊编辑薛原最近出版了一本《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我印象里的薛原就是一个醉心于写作、出版的文人，舞文弄墨之余开开书吧，没想到还曾经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薛原说，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211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不妨就循着薛原的文字，去看看那些难忘的和海洋科学有关的青春记忆吧。《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全书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潮涨潮落寻贝人”主要写了作者当年的导师和同事们，第二部分“那一代人的‘检讨’”则是作者从故纸堆里翻出的老科学家们的档案人生，第三部分“显微镜下的‘颗粒’重点讲述了作者本人从实验室到作家的人生历程，写了他在实验室和科考船上的工作与生活。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二部分，因为承担了《中国海洋志》中“人物篇”的编写，薛原有机会看到了多位老先生的档案。在老科学家们的档案里有很多他们当年的思想总结、检讨、自传、入党申请书等，这些史料来源可靠的文字让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科学家们的形象跃然纸上。“老山东大学对于青岛来说，是挂在嘴上永远的骄傲和遗憾。与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等文科教授相比，童第周先生是理科名家的代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以童先生为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后来发展成规模为全国海洋科研机构第一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童第周就是南海路7号的奠基人。《童第周的党证与轶事》一文围绕着童第周助手和长期合作者吴尚勤档案里意外发现的童第周的一枚中国国民党党证，讲述了一段不为众人所知的故事。1926年在复旦求学时，童第周加入了国民党。他说：“当时共产党尚未公开，我就在此时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国共分裂（我毕业后），我就再没参加过国民党的活动，脱离了国民党。”但是，这枚国民党的党证一直留在童第周的身边。由于童第周的档案不在青岛，这枚党证是在吴尚勤档案里发现的，自1956年童第周到北京居住后，他在青岛的研究课题主要是通过助手吴尚勤实现的，“譬如在文昌鱼的研究上，就是证明了文昌鱼属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这个结果意味着在动物进化过程中，童第周和吴尚勤等人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地位”。吴尚勤是一位女实验生物学家，1921年出生，1988年因车祸去世。“过了几年后，当科学院院士开始增选时，有些老师议论，若吴尚勤还健在，以她在学术界的声望，她应该能当选院士的。不过更有老师说，吴先生如果健在，恐怕也很难当选，就凭她的性格，估计也很难有人替她说话”，薛原在《吴尚勤的“绝密”小传》中这样写到。这篇数万字的文章，大量引用了吴尚勤的档案原文，勾画了一个很有性格的女科学家。“老太太素以治学严格著称，尤其在对待实验上，更是苛刻得令一般人却步”，这让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生物老师，一个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老太太，每次考试题目都难到令人发指，大部分同学的分数只能靠开平方乘十之后才能及格。“在吴先生的档案里，有一份打印的标有‘绝密’字样的吴尚勤小传”，薛原认为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组织”上给吴尚勤的“整风”结论。档案中有一份吴尚勤写于1958年10月的“整风思想总结”，还有之后由别人抄写的记录吴尚勤“向党交心”的104条言论。将近60年后看到这些言论，我觉得吴尚勤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太太，第34条她说“‘四害’中麻雀是否是一害，我还有怀疑，因为老科学家里意见也未统一”，第45条说“斯大林同志去世时，我很担心苏联要乱，缺少了这位领导会发生困难，没有理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第52条则说“我对不少革命后又回家闹离婚的同志不满意。参加革命的期间爱人在家承担了全部责任，度过了苦难的岁月，最后要离婚，真是忘恩负义”。《吴尚勤的“绝密”小传》中还有吴尚勤的自传文字。正是这些自传，让我了解到当年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的种种艰辛。吴尚勤的家庭是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大族，到她父亲身上才转换为留学的半新半旧的形式，大家族只重视男孩子的教育，“而女孩子呢？只要长得漂亮、懂规矩够得上做个官太太就行了，有没有学问那是另外一回事。何况，多念了书是会拔掉了家族的秀气的，影响了男孩子们的前途”。因此，吴尚勤先是在家塾里念书，后来才进了普通小学。“中学求学的一段过程是艰苦的，斗争也开始了。先是阻止、软禁，到初三那年，更加厉害了，父亲宣布不再给我学费。可是我靠着学校的奖学金渡过了难关，直到‘七七’事变，我上完了两年高中”。高中毕业后吴尚勤做了一年家庭教师积攒了路费，考进中大医学院想当一个好医生，“二年级的下半年，我读了童第周先生的胚胎学，立刻对它发生了兴趣”。后来吴尚勤就一直追随着童师进行学习和研究，自传中她说“廿多年以来自以为了不起的斗争实在是太可笑了，是完全以个人为出发而单独和旧家庭旧思想去反抗，不会收到大的效果的。假使当时能将眼光看远，范围扩大，团结多数人，以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造为前提，我一定会做的比现在有意义，也不会感到孤单了”。这段话放到今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薛原说，后来当“改革”的大潮也把老太太推到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第一线时，老太太的身影也就出现在沿海的一些养殖场里，1988年3月11日，吴尚勤在赶赴山东日照的一养虾场途中，因车祸不幸罹难。在本书的代序《青岛海边的几个门牌号》一文中，薛原介绍了莱阳路28号的张玺故居。“张玺先生与青岛有缘，早在1935年春天，他就来到了青岛，在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的资助下，张玺和他的助手开始了第一次青岛胶洲湾海洋动物调查。这也是我国学者组织的第一次海洋动物综合性考察，对于学科建设有着开拓性意义”。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那些年月却不得不写下各种检讨，《张玺的自述与检讨》一文也有数万字，“张玺在法国呆了11年，其留学经历在他的后半生中成了‘检讨’的重要内容”，同当年周恩来那些“勤工俭学”的法国留学生不同，张玺是“公费生”，“在纷繁多样的主张中，张玺没有走革命的道路，而是决心踏踏实实地学到一门学问，像张玺这样的选择，在当时，被称为科学救国派”。在张玺众多的检讨文字中，我对这一段印象深刻：“去年夏天我到医院看病，还坐小汽车。1964年水产部与国家科委去湛江视察珍珠贝，住了羊城宾馆，每天20元，实在太贵了。虽说当时不得已，但的确太浪费了。其他方面在湛江买过虾仁，在青岛买过花生仁也是违背政府的政策”，这段检讨写于1965年4月22日。1967年7月10日张玺在青岛去世，享年70岁，他的同事齐钟彦先生说：“张先生的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血压高，要是没有‘文革’，他的性格该是个活大岁数的人”。“南海路7号”当然也有活大岁数的科学家，被誉为“海带之父”的曾承奎先生就是一位。《档案“干净”的曾呈奎》一文介绍说：曾呈奎（1909—2005），海洋生物学家，福建省厦门人。“同其他老先生们厚厚的档案卷宗不同，曾先生的档案显得单薄”，但曾先生活到了网络时代，“在网络上，关于曾先生则是毁誉交加，呈现复杂甚至评价两端的现象”。为尊者讳，薛原没有在书中引用网上的这些质疑，我百度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海带人工养殖当是许多科学家的集体之功绩，而其关键性的海带施肥、海带自然光育苗、海带南移研究工作则是在朱树屏亲自主持领导下完成的。故而，在朱树屏去世后的20世纪80年代，人为的将某海藻学家誉为“海带之父”当为一大谬误，这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历史的篡改。”2009年6月18日为纪念曾呈奎诞辰百年，中科院海洋所在青岛南海路7号举行了曾呈奎先生的雕像揭幕仪式。“南海路7号现在有了两尊铜制雕像了，生物楼正门门厅内面向大海的童第周先生雕像和这尊即将放置在生物标本馆里的曾老的雕像。当年的三位创办人，只有张玺先生仍然空缺了。其实，作为三位创办人，都应该在南海路7号留有他们不朽的雕像”，薛原这样认为。1983年暮秋，18岁的薛原到青岛南海路7号中科院海洋所报到成为海洋地质室的一名科研辅助人员。《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一书，是薛原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界的个人见证，正如他所说，对于青岛这座城市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故居”、“梁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当代的海洋科学及其已走入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传统中，“海洋科学”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是青岛这座“海洋科学城”的精神财富。薛原以这本扎扎实实的著作纪念自己在南海路7号15年的时光，青春无悔，科学不朽。（《南海路7号》，薛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