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成为知识？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108043436
作者:陈国球
页数:138页
作者简介
在大学里，文学作为知识来传授，认为文化就寄存在文学或重要的文学经典中。其实这是一种信念，是没有经过检验的。究竟文学何以成为一门知识？
过去，文学通过创作来帮助人完成某种人生意义；现在大多数人通过阅读来完成过去文人创作的功能。文学研究者要有更大的关怀和思考，帮助一代代人彼此沟通和理解。
文学承载一个发挥象征意义的系统，它负载的世界远大于我们生活的物理的世界。文学的意义可以是实用的，但它要承载更大的责任。
书籍目录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
一 文学讲座教授讲座
二 “文”之为“学”?
三 文学立科
四 文学专业
五 文学教育
附：英国文学教授就职讲座题目
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
一 前言
二 “词章不能谓之学”——“文学”的边缘化
三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文学研究”渐见规模
四 结语
“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普实克与夏志清的“文学史”辩论
一 普夏二人的争辩
二 “文学科学”与“文学的过程”
三 “文学史”即“文学批评”
四 建构“伟大的传统”
五 结论
附录：文学的力量 ——陈国球教授访谈录 张晖
参考书目
内容概要
陈国球 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讲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等职。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史理论、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香港文学。著有《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6）、《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
化政治》（2004）、《情迷家国》（2007）、《结构中国文学传统》（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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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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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今天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家都能读，都能说上几句，似乎无须什么准备，甚至没学文学专业的人或者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的作品更多更广，在某一方面某一本文学作品上也有一二独到的见解，很多人都爱读一点文学，但是文学在多数时候仅仅成为一种大众的或者小众的“消闲”。换句话说，中国八十年代那阵的文学热，早已随风而逝。如果八十年代文学除了自身性的恢复与建构，还对社会有某种矫正对未来展开想象使之成为可能的话，则如今的文学似对社会发挥不了任何实际效用，谈公平正义，哲学、法学就可当之；谈社会现状及问题，社会学早已展开细致入微的调查；谈现实与制度，政治学等的理论放在那里，文学又可能成了虚空的呐喊；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种种，患者则会敲开心理医生的房间，流行的抑郁症也得到了缓解……如此说来，文学在今天，真是毫无“用处”。那么，文学还剩下什么？文学究竟何为？这样的问题，涉及根本，却显得大而无当。没有经过文学学科训练的人反而写出了不少的文学经典作品，而正规科班出身的，却反是多多受限，文学创作平平。这就带出那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令无数怀着文学梦的青年学生进入正规学习后，有如当头一棒。那么，文学究竟可不可以教，可否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在人文学科的殿堂占据一席之地？欲知今之文学学科的正当性，有必要梳理其来路。这就是陈国球新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的问题，在英国大学的历史中仍然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英国大学课程设置中文学课，也并非一帆风顺。经牛津大学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的多方奔走，牛津才于1885年设立“墨顿英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席位，但获聘的却是“语文学”专家聂皮尔。语言学以其严谨，其学科知识显而易见，在大学易站稳脚跟，而纯粹的“文学”却屡受质疑。“柯林斯理想的‘文学’科既有学术性，又兼具审美效用，更能启发人文精神。”（页18）这话听起来漂亮，也颇见柯林斯的“文学野心”，但在大学授课的具体操作上难度却不小。文学学科能达此目的，却要迟至一战后剑桥大学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等人的努力和实践。瑞氏等提倡系统的文学研究法，他自己撰写《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为文学带来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以别于阅读的随意性。后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影响的“新批评”学派，得益于瑞氏的文学研究法实深，也就为其占据大学讲坛提供了实力依衬。瑞氏还曾来中国清华、燕京讲学，对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影响都很大。回头来看中国“文学”学科自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得以留存，而中国“文学”学科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陈国球在书中以京师大学堂在创办阶段的三个章程（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4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来讨论不同阶段不同主事者的“文学”观念，“文学”一科的设立及其涵义、授课内容和具体要求，围绕“文学”学科的争议。如今看来，比较符合现代“文学”学科要求和涵义的，是比较保守的张之洞等给定的《奏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或“分科大学”，相当于今之大学本科）中，《奏定》将《钦定》的七中分科增至八中。其中“文学科大学”，广义而言，类于西方学制中的“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或“人文学院”（Faculty of Humanities），其下分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这样的文学学科架构和学习要求，是要令今之多少文学院大为失色的。“中国文学门”下又分十六个科目，“主课”有七：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有九：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可见文与史的紧密结合，从文学学科看，这些课程又基本涵盖了“文学本体”、“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范文研习等。可谓细致周详。即使有诸多不足和实际运行中的落差，但亦可见出时人对“文学”研究的“野心”和理解。北京大学承续京师大学堂，却渐重实证和考据，由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沈伊默等）取代桐城派文人（如林纾）。后来北大的学生去清华建设中文系，认识到北大文学学科教学偏离于“文学本体”，欲别于北大。先后主掌中文系的杨振声和朱自清，均看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以及“新文学的创造”。但是，正如英国大学“文学”科路途的艰难一样，清华的实践也是步履维艰。文学的“本体”活动，离不开情感，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其能不能是学术活动，是否可成为知识来教授传承，都广受质疑。虽经朱自清等人的持续努力，却仍难有大的改观。清华向有“国学研究院”的传统，“文学批评”倡导者朱自清也往往要借助“语文学”的方法，来彰显其研究的学术性，如其《诗言志辨》中就有相当的“语文学”成分。杨朱二人的构想中，注重“创作”，但在实际运作中，文学批评研究的课业显然比“创作”大得多。四年共111—114学分，“习作”只占了3学分。也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确难教。不过，一开始，朱自清就重视引进西方文学研究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置于彼时，“西学”实就是现代学问，中国传统学问如何面对现代性，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不可能只是自身内部的一个系统，必要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看它，这也就是陈国球在与张晖的对话中提到的“照镜子”（《附录：文学的力量》，页111）。现代人做学问一开始就带着现代的问题、要求与方法。朱自清采取的是包容与学习的态度，立意融贯中西。如果说瑞恰慈来清华时，朱自清尚未被其理论吸引的话，1931年朱访英期间就开始有意阅读瑞氏及其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著作，并同朋友讨论文学批评问题。1935年朱自清发表的《诗多义例举》就可见其所受的细读分析的影响。朱强调大量借助西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其在《诗言志辨•序》中就明确地说：“西方文学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闻一多后来甚至对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分隔设立表示不满，指出哲学系、政治系等学科都是按照学科性质设立，因而主张中、外文系合并，也实有融通中西文学之意。在当时就引发讨论和争议，自然也未通过。延及及今，仍存在闻一多当年指出的问题：中文系仿似“小型国学专修馆”，外文系成为“高等华人养成所”。虽然存在的问题仍不少，但是朱自清等人的努力却极富开创意义和文学的人文关怀。所以，陈国球才要读者注意朱自清的研究与传统的差别和意义所在，“当然，朱自清所开发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与纯粹的‘语文学’相较，无论学术目的、研究效果，以至终极关怀，而这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其差异正在于前者以‘文学’为本位。这一份‘文学’的关怀，使得文学不仅是文献材料，而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心灵互通的触媒。”（页26）今日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离不开早期文学学科建设的功绩的。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 ）同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场不小的论战，普氏已逝，夏氏到今仍耿耿于怀。陈国球隔年后梳理评价二者的争论，在政治意识分歧之外，从学科内部入手，分析二者所承的学术传统的不同，指出其所代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得失及其后续影响，可谓回到研究的“内学”上。普实克的研究方法根植于以其母校查尔斯大学为基地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结构主义之中。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学科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页86）这派还强调文学艺术“结构”的社会性，认为“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又认为“结构”是动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页88）夏志清身处美国“新批评”的大本营耶鲁大学，深受其影响，强调文本细读，重文学批评。夏认为“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页93）所以，这里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可以互换的，文学研究着应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眼光鉴别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其实，早在普夏二人之前，1937年，韦勒克（René Wellek ）和利维斯（F.R.Leavis，夏志清就深受其影响）就展开了论战，与普夏之争颇多相似之处。普夏二人互指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自己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互指对方未公正对待中国现代文学。普夏二人的分歧在于：普氏强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重综合分析，认为“文学史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别无二致；夏氏坚持“新批评”传统，主张文学史首先要“客观地评价”个别作家和作品，重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鉴赏的重要作用。如此一番的考察，陈国球想要指出的是，二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差异及分歧所在。普夏二人的争论，实代表了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对“文学学科”概念的不同观点，一派承续了19世纪以来以科学为尚的实证主义式文学研究，一派坚持“新批评”，并续接英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各有所长：普实克擅于综合与分析，他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以后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夏志清则用心于个别殊相和具体感应，他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功在于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发现和重新阐释上，如对钱锺书、张爱玲的重新定位，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树立了不少典范。但是，二人的争论若掺进政治分歧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则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陈国球才在展开详细的学术梳理之前、介绍二人争论背景时，指出“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页84）二人又多有意气之争，因此，二人的学术争论都未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此看来，陈国球的论说，自然也重视学科内学术的内在传承，重视文学研究所根植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与文学学习能有今日之局面，与其自身来路，与起步之初的建设努力大有关系。传统并不是承载于文本之中的死符号，而是内化在后续生命里的应时的表达。欧内斯特•勒南曾说，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真实的、高贵的。这话当然大有问题，但是了解过去的思想传统是有必要的，今人大可去发现今应古的脉络，并对当下的问题作出回应。现在来看文学究竟何为的问题。尼采曾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任务。广义而言，文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叔本华认为艺术才能成为幻灭时代解救人痛苦的药剂，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王国维在研究“红楼”中所大力推崇。这样的陈述，也可能被指为是为其存在寻找借口的花哨文辞。我们也大可以说无用方为大用，但是终归要追问它的“有用”。文学看似很虚，陈国球说，它又有很实在的力量。文学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它可以内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人若只活在一个物理世界的空间之中，不免单调、乏味。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愉悦，离不开文学。先民早在劳作之初就为我们留下了文学想象，在一首《击壤歌》中我们可以读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陈世骧曾有文学可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一说。可见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而目前的教育中还需要文学，按照陈国球的说法，“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从来不思考这个层面的东西，那只是工匠而已，甚至连技工也不如。”（页107）如上所述，文学学科有其自身传统，也有自成系统的学科纪律。文学更有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怀和表达。“万古不朽的并非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领地。”（曼德尔斯塔姆）文学是可以教的。“文学有一种力量，可以帮自己安顿心灵，也可以透过文字去影响他人。”（页113）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对臃肿的科层社会，从来未有现代人这样的“自由”和焦虑，为了对抗现实的单调、无聊和暴虐，我们需要文学艺术。思想史家斯特龙伯格曾言，一个身在狱中的人给他写信说：我应该早点读托马斯•曼的，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狮子山新村（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文学在今天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家都能读，都能说上几句，似乎无须什么准备，甚至没学文学专业的人或者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的作品更多更广，在某一方面某一本文学作品上也有一二独到的见解，很多人都爱读一点文学，但是文学在多数时候仅仅成为一种大众的或者小众的“消闲”。换句话说，中国八十年代那阵的文学热，早已随风而逝。如果八十年代文学除了自身性的恢复与建构，还对社会有某种矫正对未来展开想象使之成为可能的话，则如今的文学似对社会发挥不了任何实际效用，谈公平正义，哲学、法学就可当之；谈社会现状及问题，社会学早已展开细致入微的调查；谈现实与制度，政治学等的理论放在那里，文学又可能成了虚空的呐喊；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种种，患者则会敲开心理医生的房间，流行的抑郁症也得到了缓解……如此说来，文学在今天，真是毫无“用处”。那么，文学还剩下什么？文学究竟何为？这样的问题，涉及根本，却显得大而无当。没有经过文学学科训练的人反而写出了不少的文学经典作品，而正规科班出身的，却反是多多受限，文学创作平平。这就带出那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令无数怀着文学梦的青年学生进入正规学习后，有如当头一棒。那么，文学究竟可不可以教，可否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在人文学科的殿堂占据一席之地？欲知今之文学学科的正当性，有必要梳理其来路。这就是陈国球新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的问题，在英国大学的历史中仍然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英国大学课程设置中文学课，也并非一帆风顺。经牛津大学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的多方奔走，牛津才于1885年设立“墨顿英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席位，但获聘的却是“语文学”专家聂皮尔。语言学以其严谨，其学科知识显而易见，在大学易站稳脚跟，而纯粹的“文学”却屡受质疑。“柯林斯理想的‘文学’科既有学术性，又兼具审美效用，更能启发人文精神。”（页18）这话听起来漂亮，也颇见柯林斯的“文学野心”，但在大学授课的具体操作上难度却不小。文学学科能达此目的，却要迟至一战后剑桥大学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等人的努力和实践。瑞氏等提倡系统的文学研究法，他自己撰写《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为文学带来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以别于阅读的随意性。后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影响的“新批评”学派，得益于瑞氏的文学研究法实深，也就为其占据大学讲坛提供了实力依衬。瑞氏还曾来中国清华、燕京讲学，对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影响都很大。回头来看中国“文学”学科自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得以留存，而中国“文学”学科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陈国球在书中以京师大学堂在创办阶段的三个章程（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4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来讨论不同阶段不同主事者的“文学”观念，“文学”一科的设立及其涵义、授课内容和具体要求，围绕“文学”学科的争议。如今看来，比较符合现代“文学”学科要求和涵义的，是比较保守的张之洞等给定的《奏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或“分科大学”，相当于今之大学本科）中，《奏定》将《钦定》的七中分科增至八中。其中“文学科大学”，广义而言，类于西方学制中的“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或“人文学院”（Faculty of Humanities），其下分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这样的文学学科架构和学习要求，是要令今之多少文学院大为失色的。“中国文学门”下又分十六个科目，“主课”有七：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有九：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可见文与史的紧密结合，从文学学科看，这些课程又基本涵盖了“文学本体”、“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范文研习等。可谓细致周详。即使有诸多不足和实际运行中的落差，但亦可见出时人对“文学”研究的“野心”和理解。北京大学承续京师大学堂，却渐重实证和考据，由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沈伊默等）取代桐城派文人（如林纾）。后来北大的学生去清华建设中文系，认识到北大文学学科教学偏离于“文学本体”，欲别于北大。先后主掌中文系的杨振声和朱自清，均看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以及“新文学的创造”。但是，正如英国大学“文学”科路途的艰难一样，清华的实践也是步履维艰。文学的“本体”活动，离不开情感，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其能不能是学术活动，是否可成为知识来教授传承，都广受质疑。虽经朱自清等人的持续努力，却仍难有大的改观。清华向有“国学研究院”的传统，“文学批评”倡导者朱自清也往往要借助“语文学”的方法，来彰显其研究的学术性，如其《诗言志辨》中就有相当的“语文学”成分。杨朱二人的构想中，注重“创作”，但在实际运作中，文学批评研究的课业显然比“创作”大得多。四年共111—114学分，“习作”只占了3学分。也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确难教。不过，一开始，朱自清就重视引进西方文学研究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置于彼时，“西学”实就是现代学问，中国传统学问如何面对现代性，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不可能只是自身内部的一个系统，必要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看它，这也就是陈国球在与张晖的对话中提到的“照镜子”（《附录：文学的力量》，页111）。现代人做学问一开始就带着现代的问题、要求与方法。朱自清采取的是包容与学习的态度，立意融贯中西。如果说瑞恰慈来清华时，朱自清尚未被其理论吸引的话，1931年朱访英期间就开始有意阅读瑞氏及其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著作，并同朋友讨论文学批评问题。1935年朱自清发表的《诗多义例举》就可见其所受的细读分析的影响。朱强调大量借助西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其在《诗言志辨•序》中就明确地说：“西方文学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闻一多后来甚至对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分隔设立表示不满，指出哲学系、政治系等学科都是按照学科性质设立，因而主张中、外文系合并，也实有融通中西文学之意。在当时就引发讨论和争议，自然也未通过。延及及今，仍存在闻一多当年指出的问题：中文系仿似“小型国学专修馆”，外文系成为“高等华人养成所”。虽然存在的问题仍不少，但是朱自清等人的努力却极富开创意义和文学的人文关怀。所以，陈国球才要读者注意朱自清的研究与传统的差别和意义所在，“当然，朱自清所开发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与纯粹的‘语文学’相较，无论学术目的、研究效果，以至终极关怀，而这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其差异正在于前者以‘文学’为本位。这一份‘文学’的关怀，使得文学不仅是文献材料，而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心灵互通的触媒。”（页26）今日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离不开早期文学学科建设的功绩的。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 ）同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场不小的论战，普氏已逝，夏氏到今仍耿耿于怀。陈国球隔年后梳理评价二者的争论，在政治意识分歧之外，从学科内部入手，分析二者所承的学术传统的不同，指出其所代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得失及其后续影响，可谓回到研究的“内学”上。普实克的研究方法根植于以其母校查尔斯大学为基地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结构主义之中。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学科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页86）这派还强调文学艺术“结构”的社会性，认为“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又认为“结构”是动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页88）夏志清身处美国“新批评”的大本营耶鲁大学，深受其影响，强调文本细读，重文学批评。夏认为“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页93）所以，这里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可以互换的，文学研究着应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眼光鉴别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其实，早在普夏二人之前，1937年，韦勒克（René Wellek ）和利维斯（F.R.Leavis，夏志清就深受其影响）就展开了论战，与普夏之争颇多相似之处。普夏二人互指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自己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互指对方未公正对待中国现代文学。普夏二人的分歧在于：普氏强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重综合分析，认为“文学史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别无二致；夏氏坚持“新批评”传统，主张文学史首先要“客观地评价”个别作家和作品，重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鉴赏的重要作用。如此一番的考察，陈国球想要指出的是，二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差异及分歧所在。普夏二人的争论，实代表了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对“文学学科”概念的不同观点，一派承续了19世纪以来以科学为尚的实证主义式文学研究，一派坚持“新批评”，并续接英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各有所长：普实克擅于综合与分析，他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以后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夏志清则用心于个别殊相和具体感应，他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功在于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发现和重新阐释上，如对钱锺书、张爱玲的重新定位，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树立了不少典范。但是，二人的争论若掺进政治分歧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则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陈国球才在展开详细的学术梳理之前、介绍二人争论背景时，指出“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页84）二人又多有意气之争，因此，二人的学术争论都未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此看来，陈国球的论说，自然也重视学科内学术的内在传承，重视文学研究所根植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与文学学习能有今日之局面，与其自身来路，与起步之初的建设努力大有关系。传统并不是承载于文本之中的死符号，而是内化在后续生命里的应时的表达。欧内斯特•勒南曾说，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真实的、高贵的。这话当然大有问题，但是了解过去的思想传统是有必要的，今人大可去发现今应古的脉络，并对当下的问题作出回应。现在来看文学究竟何为的问题。尼采曾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任务。广义而言，文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叔本华认为艺术才能成为幻灭时代解救人痛苦的药剂，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王国维在研究“红楼”中所大力推崇。这样的陈述，也可能被指为是为其存在寻找借口的花哨文辞。我们也大可以说无用方为大用，但是终归要追问它的“有用”。文学看似很虚，陈国球说，它又有很实在的力量。文学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它可以内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人若只活在一个物理世界的空间之中，不免单调、乏味。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愉悦，离不开文学。先民早在劳作之初就为我们留下了文学想象，在一首《击壤歌》中我们可以读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陈世骧曾有文学可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一说。可见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而目前的教育中还需要文学，按照陈国球的说法，“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从来不思考这个层面的东西，那只是工匠而已，甚至连技工也不如。”（页107）如上所述，文学学科有其自身传统，也有自成系统的学科纪律。文学更有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怀和表达。“万古不朽的并非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领地。”（曼德尔斯塔姆）文学是可以教的。“文学有一种力量，可以帮自己安顿心灵，也可以透过文字去影响他人。”（页113）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对臃肿的科层社会，从来未有现代人这样的“自由”和焦虑，为了对抗现实的单调、无聊和暴虐，我们需要文学艺术。思想史家斯特龙伯格曾言，一个身在狱中的人给他写信说：我应该早点读托马斯•曼的，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狮子山新村（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访谈是张晖提问陈回答的方式，展示了陈的主要研究方向。三篇文章中有两篇似乎都是在大陆出版过的，只有第一篇是陈的演讲，以前没有看到。文学如何成为知识，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有趣的，事实上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是直接讨论这一知识的形成过程，即文学制度化的情形。
精彩短评 (总计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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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挺不错的，也能跟陈平原老师的文学教育研究起呼应关系。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倒不是正文部分的三篇，而是书末已故的张晖老师对陈国球老师的采访记录 -
清华在建立新的中文系上的努力和普夏之争尤为感人。 -
陈国球老师的文章应该属于“第二眼美女”，初见选题平淡无奇甚至有炒冷饭之嫌，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总是不禁赞叹其考证功力以及平和清晰的叙述能力，由此而来的往往是老问题之下的新结论。 《“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普实克与夏志清的“文学史”辩论》一篇尤显卓见，一直以来让我困惑的“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俄国形式主义发展而来）”之别，出人意料地在夏与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辩中显现出来，甚至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与韦勒克《文学理论》也在互照中显现出旨趣的显著差异。看完此文，觉得自己的研究路子太过接近普氏，凡是遇到夏氏一般运用个人的审美眼光和细读品评技巧对作品大开杀戒的同行，总有难以言说的不适和内在的自卑。 -
知识厚度不够，以后再来。 -
识见与材料，都没有超出陈平原。只是多了一本书而已。 -
有时候觉得普通读者这种身份挺尴尬的，好像什么都沾边，什么都知道，但是终究入不了这个门，知识的掌握终归是存在于学院之中。 -
性价比太低了。这时候就见出图书馆的好处了。 -
头两篇正好跟现在的课程内容有关，因此拿来看了。最后一篇访谈倒是最先读的，关于文学之用的讨论很感人，看得出作者的关怀。 -
中间两篇是旧文，首尾两篇是新作。陈国球教授视野很宽，文学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从“语文学”里脱胎出来的，但又都渴望建起一门语文学一般的“硬”学科。很多矛盾都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觉得朱自清似乎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他似乎真的是少有的能够站在这两方来看问题的高手，可惜天不假年。这个困境到现在也是各个中文系都面临的。 -
行文混乱 -
一些解读发人深思，关于文学立科，知识化、体系化与承载的宣教意义 -
近来，中文文学研究似乎也有向知识考古学转型的倾向，研究文学如何成为知识，如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以及如何与其他的social 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 communities发生关系。
“人对文学的爱好或者体现了人超越自我的追求。” （113）这句话对小四迷应该也适用 --毕竟，语言比肉身的疆域广大：） -
略失望。只是整理了下材料，写了个早期中文系简史。。。没啥大意思~ -
论文学专业/清华/朱自清的那篇最好，四两拨千斤地从杨振声朱自清入手，勾勒出了日后文学学科/文学研究以实证为主和以鉴赏为主的两种路径。仔细考量有颇多可补充之处，比如在论及彼时章门学风于北大日盛时将陈寅恪等而观之，但我却觉得陈、王二人实在是难以这样归类。另外普夏二人之争梳理的也好，仿佛半个世纪之前卢卡奇/布洛赫论争的一个回应，但陈国球是联系韦勒克和利维斯来说的，大约是出于他自己对布拉格学派的亲近吧，再历史化一些就好了。 -
总感觉一门学科经常反思自己本身或经常反思方法论，也就离完蛋不远了……因为学科有生命力的时候，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 -
看完后 可以再读读陈平原的《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 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来扩展一下视阈 -
1、把文學變成知識之後，文學反而會成為非必需品，是可以隨時被拿掉的。文學研究者一定要有更大的關懷和思考，這可以幫助一代代人彼此溝通和理解。文學承載一個發揮象徵意義的系統，它負載的世界遠大於我們生活的物理世界。文學的意義可以是實用的，但它要承載更大的責任。
2、我們今天知道的文學史，很多是明代復古派建構出來的。···文學的意義不光是過去的作品如何出現，主要還是過去的作品如何來到現在。怎麼接受面前的作品，如何面對龐雜的過去，就是中文系的學科任務。 -
阅读的过程中，能体会到不同的学术传统所形成的差异，因而读进去会比较费神。与正文相比，对谈中的闪光点更容易被捕捉。 -
对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形成作了梳理，并通过对夏普之争的讨论就研究方法及态度诸问题表达意见。 -
有启发^_^ -
情怀蛮好的（真是夸，真不是黑），后面对谈做得好。两篇论文做的事情也有意思。觉得演讲里面将中国大学的文学学科建构和英语比不是特别成立，毕竟他者昔年已经有了拉丁文嘛。有点儿复杂，再想想。 -
陈国球先生《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一书，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及文学教育问题，有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疏理。简而言之，英美看重文学批评，而欧陆则强调文学研究。通过这本书，大致可知，今日中国大陆学院派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看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清代考据学、章门弟子、胡适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
炒冷饭，用二三手资料堆在切而己。 -
认真读完全书发现书题的答案该在下一篇论文里=_=客观地梳理了历史(不停让我想到室友他们作挑战杯的论文，真心需要向本书作者学学)但是只在访谈里提及了现在大学里文学教育的知识样貌不大让人满意；对文学史的思考很有启发；提到文学的精神关怀让人想起 Leon lectures as inspiration for the life of the mind.用这本书试验clipbook，点赞！以及我迫切地想找一本高屋建瓴地写清华英语系巅峰的书来读。 -
收入的三篇文章都很棒。究竟什么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研究呢？ -
只读了后两篇 -
力道！ -
夏普之争启发大 -
贯穿的是文学之大用的关怀。香港学者有这个胸量，不错 -
叹息一声，中文系必读吧 -
媽的，最後那個訪談看哭了。
我球是我最愛的學者，沒有之一。有生之年能跟我球上一學期課真是幸甚至哉。。。然鵝當年不懂事。。現在也不懂事。。。還是要多看書。。感恩感恩 -
沒有看到我感興趣的內容，簡介和標題好是欺詐，附錄還算有趣，正文完全無感…… -
详实，后记动人 -
用一个上午读完此书，陈国球先生关注文学成为知识和学科的过程，对本人所上的《文学学科史》这门课程有直接的关联。但陈老师处理史料的功夫值得学习，很细致很严谨。至于文学学科化、知识化以后带来的新问题，似乎他还没有太多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