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襄阳》章节试读

《战襄阳》的笔记-第1页

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题记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贯通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发突出。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古时襄阳与樊城为两座城池，隔汉水相望，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通常统称为襄樊。《诗经》中的这首《汉广》不仅是一曲失恋之人的悲伤叹歌，更涉及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郑交甫出使楚国，游于万山，在汉水边遇到两名欣丽女子，“眉疑低而复伸，唇欲启而羞回。瑳巧笑以回瞬，目盈盈而流盼”，腰间佩珠大如荆鸡之卵。郑交甫为对方光辉容止所倾倒，上前挑逗道：“愿请子之佩。”游女含笑不语，欣然解佩珠相赠。然伸手之刹那，游女及佩珠均消失不见。郑交甫悄立汉水边上，怅惘良久。此即为流传千古的“神女解佩”，亦为《诗经》名句“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之注解。“神女解佩”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且最具文化意义的传说，意境情怀优美，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雅士争相吟咏，绵延不绝。东汉张衡有《南都赋》：“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三国曹植有《洛神赋》：“愿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此后，“游女弄珠”“交甫解佩”便成了著名典故。建安十三年（208年），荆州刘表之子刘琮举州投降，曹操不战而得襄阳，其幕僚陈琳作赋道：“赞皇师以南假，济汉水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所游。”魏晋名士阮籍则有《咏怀诗》：“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唐代张子容有《春江花月夜》：“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土生土长的襄阳大诗人孟浩然有《登安养城楼》云：“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王适有《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因其在末句巧妙植入了神女解佩传说，被誉为咏梅之绝唱。宋代欧阳修《汉水行》：“沧波荡漾浴明月，疑是弄珠游美人。”苏轼《汉水诗》：“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洲中浣纱子，环佩锵锵鸣。”就连襄阳府接官厅的楹联也与汉水神女有关：“江汉被淳风，静一端庄，那有仙人还解佩；楼台开胜景，往来迎送，最宜此地暂停骖。”襄阳全府最热闹的地方，并不是府城襄阳县，而是城外汉江南面的老龙堤。老龙堤古名横塘，历史悠久，始筑于汉代，是汉江最古老的堤防。初为土堤，唐代襄阳人张柬之在荆州为官时，见夏季汉水暴涨，襄阳城面临被淹，便带领民众用巨石加固老龙堤，此为老龙堤石堤之始。历代均有加固。更难得的是，老龙堤不仅是商业活动中心，亦是游览胜地。大堤上种着杨、柳、桃、李、梅等各种树木及奇花异草，四季花开不断，风景十分美丽——近有汉江，绿波浩荡，东流不息；西有万山，江碧峰青，清幽飘逸；大江对面则是与襄阳唇齿相依的樊城，雉堞环峙，峥嵘瑰丽，掩映若图画。澄波澹澹，绿岸参参，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为大堤内外风光所陶醉，写下优美的诗篇。南朝刘诞有《襄阳乐》云：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 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传闻刘诞在襄阳任上时，夜闻女子唱歌，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因而作《襄阳乐》，并将其谱为清商西曲歌，收入乐府。因情致优美，音节和谐，仿作者不计其数，在乐府拟作中仅次于《采莲曲》。比《襄阳乐》影响更大的是《大堤曲》，专门吟诵与老龙堤有关的男女爱情。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大堤曲》云： 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 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 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 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另一位唐诗人李贺的《大堤曲》则被誉为乐府诗之上乘之作。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 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 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 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 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 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宋代说话十分发达，又分讲史、小说、说三分、五代史四大名目：讲史即为讲述历史故事；小说又称“银字儿”，以烟粉、灵怪、传奇为主；三分即三国故事；五代为五代时故事。虽则说三分和五代史都应属于讲史，然因说这两类的艺人格外多，便干脆特立名目。《都城纪胜》曾评论说话诸家云：“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益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为避免单调，说书人往往手持木板或金属板，且说且敲，声调铿锵，相得益彰。那男子接口咏道：“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爱海风江雨，娇莺雏燕，相和相催。泠泠一声徐起，坠梁尘，不放彩云飞。按止玉纤牙拍，细倾万斛珠玑。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嬉。看捭阖纵横，东强西弱，一转危机。千人洗心倾耳，向花梢，不觉日阴移。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张先行回来二楼阁子时，却发现里面多了一男一女，均是四十余岁模样，看样子是对夫妇，正在赏玩一只梅瓶[19]。梅香楼用梅瓶装酒，且大小样式不一，直口瓶称“无香”，盘口瓶名“添水活”，还有“醉乡”“清沽”“白地黑花”等各种名目，风雅有趣，足见酒楼经营极用心思。钟清虽不是襄阳人氏，不过其父久在京湖为官，她本人在荆楚出身长大，对这一带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当即笑道：“论襄阳张氏最著名者，当以唐代宰相张柬之和诗人张继[25]为首。另一唐代宰相张九龄亦有半个襄阳人的身份，有后裔在这里。”南宋初年，名将岳飞北伐，与伪齐政权大将李成会战襄阳。岳飞命大将王贵“以长枪步兵，击其骑兵”，再命大将牛皋“以骑兵，击其步兵”，创下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例。岳飞之子岳云勇冠三军，第一个登上城墙，宋军由此收复襄阳。之后，岳飞因“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根本”，开始对襄阳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意图将襄阳建成南宋北伐的基地。 在岳飞的苦心经营下，襄阳开始初具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可攻可守的军事要塞。不过岳飞在职时，鄂州依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后来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将京湖制司衙门由江陵移往襄阳。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遂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楚上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口，以山势夹控汉水，号称“荆豫之枢”“江汉之塞”，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汇集点。城筑于汉初，以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历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穿天节本是古代民间用来纪念女娲补天的节日，不少地方皆有纪念习俗，或多或少会添入一些地方色彩，使得节日更加丰富多彩。据明人杨慎《升庵词品》：“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穿天节，相传云，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在襄阳地区，民间定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一为穿天节，附会郑交甫于当日与神女相遇。由于“神女解佩”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穿天节亦逐渐演变成为襄阳特有的节日和习俗。宋人庄绰（曾任襄阳县尉）在其作《鸡肋编》中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为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先秦时期，没有男女大防，也没有什么性禁忌，在仲春（或季春）之月，青年男女们常常乘着祭社的机会而聚会于桑林，或秉兰以游，或相赠芍药，欢歌曼舞，幽会交合。约会、玩乐的地方，宋为桑林，楚则云梦，郑是溱洧，等等。又，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地区为楚国国境，著名的稀世奇珍和氏璧及随侯珠均是在这一带发现的。详情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张柬之：字孟将，襄阳人。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治所襄阳）长史等职。宰相狄仁杰向女皇武则天推举，武则天将其升为洛州司马。不数日，狄仁杰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又升宰相。与桓彦范、敬晖等人发动神龙革命，迫武则天禅让于唐中宗，唐朝因而复辟，因功封汉阳郡王。后因得罪韦皇后、武三思被贬至死。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清商：古代民间音乐。东晋、南北朝时，以汉魏《相和》诸曲为基础，吸收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等民歌发展而成的俗乐，总称为清商乐。隋时改称清乐，于太常置清商署掌管，后成为隋唐燕乐的一部。因其中保存秦汉以来历代民间音乐，隋文帝曾称之为“华夏正声”。清商乐的形式结构与《相和》诸曲大致相同，所用乐器较《相和》诸曲有增加，其古调至今多存于琴曲之中。西曲歌：原为民歌，后被采入乐府，为《清商曲》之一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西曲歌》出于荆（即襄阳，襄阳为古荆州治所）、郢（郢州，今湖北钟祥）、樊（樊城）、邓（邓城，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和谐，与《吴歌》亦异，故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都城纪胜》：成书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记述当年南宋都城临安繁华景象。全书一卷，书前有作者自序，正文中有《市井》《瓦舍众伎》《社会》诸节，记述了当时的诸宫调、大曲、杂剧、唱赚、说书、杂技、皮影等各种艺术形式、演出情况、教坊组织等材料，对研究当时的戏剧、音乐、舞蹈有重要价值。作者不著姓氏，仅署名灌圃耐得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梅瓶：瓶式之一，因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而名。其形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圈足，附盖。瓶体修长，为盛酒用具。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生活习性有关。《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为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创造出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专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此鸡腿瓶即为梅瓶的雏形之作，传入北宋后，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当时文人亦将梅瓶作为花瓶使用。南宋时人编类书《锦绣万花谷》中录诗云：“公余终日坐闲亭，看得梅开梅叶青。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烫酒：饮酒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尤以宋人喜饮热酒，认为热酒活血，有益身体。方法为：将酒倾入壶中，以壶浸入“汤桶”（汤，指滚烫之水），待酒烫热后饮用。“汤桶”之水凉了，则再换热水。《水浒》第十回里有“阁子里叫‘将汤来！’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的描写。迄今人们饮绍兴酒（黄酒）时，仍有烫酒的习惯。又，以黄酒配窝子面，迄今仍是襄阳当地人最爱的美食。张继，字懿孙，襄阳人。唐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曾做过盐铁判官、检校祠部郎中等小官。有名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中国有景诗共荣的文化现象，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使鹳雀楼出名，崔颢的《黄鹤楼》令黄鹤楼和四周景物出名，但影响最大的首推张继的《枫桥夜泊》。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千古名胜，而且引发了“半夜是否敲钟”的广泛争论与考证。张氏襄阳郡望始祖为张安之（西晋司空张华后人，张华为西汉大臣张良十六世孙），南阳郡望始祖为张彭（西汉张良六世孙）。北宋名臣包拯母亲张氏（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即郡望南阳。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开元时期名宰相，诗人。有《望月怀远》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赵方在军中效力。某日，宋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察觉到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尽死救之，因此其军总能获胜。赵葵工于诗文，善画墨梅，其戎马生涯余暇，专为梅写真：注重写实，苍枝老干，杈芽突兀；造景幽深恬静，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其传世名作《杜甫诗意图》是以杜甫名句“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为题，描绘江南水乡修竹、风荷的清幽景色，笔墨精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张惟孝字仲友，号先行，原为潭州宁乡[5]人，后寓居襄阳，是本地的大名人。当年蒙古大汗蒙哥大举攻宋前，曾派诸王塔察儿先行试探进攻襄阳，然因宋军坚守，塔察儿最终无功而返。一年后，蒙古倾国出动，兵分三路南下，誓死灭宋，连蒙哥大汗都御驾亲征。襄阳因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众料想襄阳必首当其冲，遂大举避往后方，由此引发城中内乱。一些暴民歹徒趁机大肆劫掠财物。张惟孝拔剑杀数人，孤身一人救下一群老幼妇孺，护送出城。到白河[6]时，见河边停有一艘大船，便欲登船。船家不愿意接纳这群陌生人，急命船工上前阻止。张惟孝道：“今日之事，非你即我，能杀我者得此舟。”气度逼人，众船工为之披靡。张惟孝遂成为这艘大船的首领。 船到郢州后，因守将闭门拒绝难民进入，又改往江陵。京湖制置副使别之杰派兵守住关隘，不准普通民船通过。张惟孝与一名船工化装成商人，乘坐小船前去查看关卡情形，回来告知众人道：“这事容易解决。”选出十名船工，命他们改穿黑袍，打扮成蒙古人的样子，到关隘下大呼道：“后队亟至。”于是守隘宋军四五百人闻风而逃。大船及后面的难民船只由此顺利通过，到达江陵外城沙市。 由于江陵是京西路军政中心，京西宣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姚希得生怕江陵再度上演襄阳不战自乱的一幕，派其弟姚希平率兵出城镇抚。姚希平到达码头后，即下令道：“今日敢有争岸者，投水中。”然由于逃难船只众多，百舸争流，水面横七竖八停满了船只，码头拥堵成一团乱麻，难民无法靠岸。张惟孝睥睨良久，忽提剑而出，举白旗以麾，调度各船只位置，终令众人一一安全登岸。 京西提刑司干官钟蜚英彼时亦随姚希平在场，亲眼见到这一幕，深为惊叹，可惜还不及与张惟孝结识，对方便消失在众难民中。后钟蜚英对其同僚唐舜申提起沙市码头异事，又描述了指挥者的模样。唐舜申笑道：“我认得这个人，他一定是张惟孝。只有他这样的名门公子，才会有如此风范。”张浚有两子张栻、张枃。张栻字敬夫，与大儒吕祖谦、朱熹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受聘主教岳麓书院时，与朱熹讲学论道，闻者风动，听讲者多达千人。朱熹很敬服张栻，赞道：“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张栻后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卒于任上。此件小事足见张惟孝的与众不同，既聪慧过人，却又傲岸不群。成年后，他愈发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好结交能人异士，不为崇尚理学的父亲张镗所喜，是以十余岁便离家出走，漫游江湖，后来到襄阳。张氏先人唐代名相张九龄罢相后曾出任荆州长史，终日与孟浩然等人以文史自娱，最终病殁于任上。张惟孝选中襄阳定居，既是仰慕先贤、先人遗风，也是爱极汉江风情，还对那风味独特的黄酒加窝子面一见如故，再也割舍不下。山南东道楼又名仲宣楼，位于襄阳城廓东南角，是纪念东汉末年大文学家王粲[16]的纪念性建筑，采用双层重檐歇山顶，雄伟壮丽，亦是襄阳城之标志，后世常以仲宣楼指代荆州或襄阳。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诗云：“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灏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离别感怀，英雄失路。岁月峥嵘，壮心未已。自古以来，仲宣楼便是怀古喻今、伤今悼己之佳地，在文人雅士心目中有着相当独特的地位。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唐代诗人张籍的后代。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军大举进犯，十岁的张孝祥随父张祁南下渡江避难，居住芜湖升仙桥西。史称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捷于文思，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能诗善词，尤工乐府”。且精于书法，笔力遒劲，卓然颜鲁。十六岁时，张孝祥在明州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年后，又在省里的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在此期间，张孝祥遇见了同样南下避难的李氏，二人一见倾心，同居在一起。李氏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同之。张孝祥与李氏感情深厚，但始终没有结为夫妻。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到临安应试。廷试结果，秦桧孙子秦埙排在第一，张孝祥排在第二。但在殿试时，宋高宗亲自将张孝祥定为第一，还说：“张孝祥词翰俱美，必将名世。”秦桧很不高兴，语带讥讽地对张孝祥道：“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秦桧的姻亲曹泳为了笼络张孝祥，想将女儿嫁给他。张孝祥装作没听见，迅疾掉头他顾。最让秦桧一党难以容忍的是，张孝祥中状元后，立即上书，要求给岳飞平反：“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宋高宗最忌“岳飞”二字，但对于自己亲手提拔的状元，没有追究，“特优容之”，当然为岳飞昭雪之事也充耳不闻。秦桧挖空心思，想要报复张孝祥，遂唆使党羽策划了个两个大阴谋：其一，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犯嫂。张祁兄长张邵曾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使金国，被金人扣押了十五年。在此期间，张邵妻子病逝。张邵归国后便因奏事得罪秦桧，为避祸只好装疯卖傻，故意说了不少疯话。其中一句就说他妻子死于非命，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狱，秦桧一党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编造出张祁侵犯嫂子、导致嫂子怀孕、又杀嫂子灭口、并由此导致知道真相后的张邵发疯的离奇故事；其二，诬陷赵汾（宰相赵鼎之子）与张祁结交。赵鼎为保他人，绝食自杀。秦桧干脆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与已经罢官的张浚、胡铨、胡寅等人谋反，株连五十三人。后因秦桧病死，这些被诬陷的人才得以重见天日。张孝祥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处于风口浪尖，一直没有公布与李氏的关系，并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另娶仲舅之女时氏为妻。李氏被迫与张孝祥分离，以学道为名，回去故乡。张孝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送李氏和九岁的儿子张同之溯江西去，写下了情韵幽馨绵邈的《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淡寒采满溪楼。正佩解湘腰，钗孤楚鬓，鸾鉴分收。凝情望行处路，但疏烟远树织离忧。只有楼前流水，伴人清泪长流。霜华夜永逼衾裯，唤谁护衣篝？今粉馆重来，芳尘未扫，争见嬉游！情知闷来殢酒，奈回肠不醉只添愁。脉脉无言竟日，断魂双鹜南州。”明人杨慎称其“清丽之句，如佩解湘腰，钗孤楚鬓，不可胜载”。读者能感受出此词与爱情有关，却不知道究竟，由此更加觉得词意迷离惝恍。一直到1971年，张同之及夫人墓在江浦县（今属江苏南京）发现，才由墓志揭开人所未知的张孝祥和张同之生母李氏的爱情悲剧。秦桧死后，张孝祥才正式入仕。乾道五年（1169年），因病退居芜湖，徜徉山水。次年夏季，与好友泛舟芜湖时，突然中暑身亡，年仅三十八岁。宋孝宗听说后，深为惋惜，有用才不尽之叹。张栻为南宋理学名家。张枃则是著名能吏，“天资高爽，吏材敏给，遇事不凝滞，多随宜变通，在任皆以治辨称”。做过襄阳知府，抑豪强，敛盗贼，以能见称。曾任临安知府时，号称“南渡后京尹之首”。其事迹可参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此处指张惟孝每自比于诸葛亮，而襄阳西面隆中为诸葛亮隐居之处。东汉末年，北方战乱经年，只有刘表镇守的荆州一带相对平静。刘表喜招纳名流，有“八顾”（八个以有德行引导别人的人）之一的美誉，中原人士前来避难者甚众，形成了一个名士群体。除了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外，还有襄阳城西万山的王粲（字仲宣），城西檀溪水旁边的徐庶（字元直）、崔州平，城南岘山白沙曲的司马徽（字德操），城东鱼梁洲（汉江与白河泥沙共同淤积而形成的江心沙洲）的庞德公，城东白沙洲的庞统。张栻有《诸葛武侯像赞》：惟忠武侯，识其大者。仗义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阳，若将终身。三顾而起，时哉屈伸。难平者事，不昧者几。大纲既得，万目乃随。我奉天讨，不震不竦。维其一心，而以时动。噫侯此心，万世不泯。遗像有严，瞻者起敬。王粲：字仲宣，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出生于名门世族。十七岁以前生活在洛阳和长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称其“有异才”。十七岁至三十二岁为避董卓之乱，寄寓襄阳，依附荆州牧刘表。因其貌不扬，未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某日，登楼有感，写下了著名的《登楼赋》，“王粲登楼”遂作为怀才不遇、思念故土的著名典故。三十二岁至四十一岁依附曹操，终得到曹操父子重用，由丞相掾迁军谋祭酒，再迁侍中。由于劝荆州牧刘琮降曹首功，后赠爵关内侯。名列“建安七子”，是建安文坛的代表。就文学成就来说，居七子之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仲宣益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不瑕累，摘其辞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千百年来，人们把“王粲登楼”作为怀才不遇、思念故土的典故。隆中：位于襄阳城西13公里处，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来荆州（襄阳）投奔荆州牧刘表，他实际上在襄阳长大成人。其大姐嫁给了襄阳望族蒯良之子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诸葛亮本人则娶沔南（今湖北洪湖）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黄承彦妻子为襄阳大族蔡讽之女，蔡讽另一女嫁刘表，一子即为蔡瑁，为刘表大将。襄阳在当时属南郡，以城西万山为西边界，万山西则是南阳郡，因而又有“襄阳无西”的说法。由于诸葛亮隐居之地隆中恰好在万山之西，属于南阳郡（即其《前出师表》中所云“躬耕于南阳”，由此引发了后世旷日持久的诸葛亮归属之争，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趣事。）清代时，襄阳人顾嘉衡任南阳知府，南阳、襄阳的文人正为诸葛亮的隐居地而争论，逼迫顾嘉衡表态。顾嘉衡撰一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才算勉强摆平了这场“官司”。鹿门山古名苏岭山，位于襄阳东南四十里处，东临汉水，峭壁苍翠，烟树迷蒙，恬静幽深，古人有“不踏苏岭石，虚作襄阳行”之叹。汉光武帝刘秀巡游此山时，梦见山神化身为两只梅花鹿，于是命大臣习郁立祠于山，上刻二石鹿夹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东汉末年，名士庞德公隐居襄阳东门外的鱼梁洲，与诸葛亮、司马徽、徐庶等人友善。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司马徽为“水镜”，侄子庞统为“凤雏”，被时人誉为“知人”。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请庞德公出山，劝道：“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道：“鸿鹊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遂携妻入鹿门山采药不归。 唐诗人孟浩然青年时住在岘山附近的涧南园，在汉水南岸，与鹿门山隔江相望。他名落孙山后，决定效法前贤，学庞德公隐居鹿门山，有《夜归鹿门歌》诗道：“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由于孟氏的巨大诗名，鹿门山遂成为隐居者圣地，号称“圣山”。唐末诗人皮日休亦慕名来此隐居，并与之前的庞德公、孟浩然并称为“襄阳三高”，从而有了“鹿门高士傲帝王”之说。 山上有鹿门寺，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巧，古朴雅致，轮奂壮观。北宋政和年间最为兴盛，时有佛殿、僧寮、斋堂、方丈室共五百余间，僧侣九十多名，闻风受教者数千云集，一时香火不绝，有“骑马关山门”之说。唐宋名僧处真、丹霞、法灯等皆主持过该寺。 鹿门寺后有八角井，井中之水常年不涸。井水往下暗流，先后形成两处泉水，一泉名天坑，一泉名暴雨池，因山泉涌出、形若暴雨而得名，又名灵益泉。传闻孟浩然便是常饮此泉，又接山中灵气，才有盖世之诗情。李白有《赠孟浩然》一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白居易则有《游襄阳怀孟浩然》：“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岘山位于襄阳城南十里处，东麓濒临汉水，西麓与襄阳通往江陵的大道相连。前望汉水，风帆隐现，远眺鹿门，山色苍然。唐末道士吕洞宾曾以剑代笔，题诗于岘山雪中云： 岘山一夜玉龙寒，凤林千树梨花老。 襄阳城里没人知，襄阳城外江山好。 由于群峰环抱，风景清幽，岘山自古便为风流名士所钟爱，是襄阳名胜之地，古迹众多。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在岘山脚下建习家池，引白马泉凿池养鱼，于池中筑起钓台，池侧兴建馆舍，列植松竹，作为游宴之所。西晋永嘉年间，山简镇守襄阳，常来习家池饮宴，每饮必尽欢醉而归，并取汉初郦食其自号“高阳酒徒”之意，改名为高阳池馆。时人为之歌道：“山公何所指，往至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由此引出了唐代大诗人王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之佳句。 比起习家池来，堕泪碣和沉碑名气更大。西晋时，名臣羊祜为策划灭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十年中，开屯田，储军粮，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最终死于襄阳任上。他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岘山青峰白云流连不已。襄阳百姓遂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祠，以资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遂名“堕泪碑”，成为著名典故。祠庙楹联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年来陵谷变迁，犹想见轻裘绶带；每一登临，辄一堕泪，三国中贤才辈出，讵多让羽扇纶巾。”羊祜病笃前荐杜预自代。杜预“好为后世名”。他为自己刻了两块“纪功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这样，无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都可以流芳百世，是谓沉碑。张惟孝的宅子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祖居涧南园遗迹附近，孟氏即在此题写名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里背倚岘山，园内流泉淙淙，池水清澈，垂柳拂岸，绿荷争妍，自是天然佳境。白铜鞮（dī）：原指乐府清商曲名，即《白铜鞮歌》，也称《襄阳蹋铜蹄》，为梁武帝萧衍所创。萧衍以参军起家，公元498年，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他乘齐朝内乱，在襄阳潜造器械，训练军队。当时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白铜蹄指挥萧衍的军队，意思是萧衍一旦起兵，扬州一带的人都要被反绑起来投降。公元501年，萧衍自襄阳起兵，顺利夺取帝位，改国号梁。即位之后，为了表示他当皇帝是从天意、顺民心，萧衍自创了《白铜鞮曲》（鞮本为周代乐官名，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还亲自填了三首歌词：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沾罗衣。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龙马紫金鞍，翠眊白玉羁。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竹枝词》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模仿巴渝、荆楚一带之民歌所作。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调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自叙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吴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季布：本为楚地著名游侠，楚人谚语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楚汉相争中，曾为项羽部将，多次围困刘邦。汉朝建立，刘邦悬千金追捕他。后由有人通过夏侯婴向刘邦进言，得赦免，并拜郎中。孝惠时，官中郎将。他敢于当面斥责不顾实际情况、口出大言而阿谀吕太后的上将军樊哙。复外任河东太守。文帝时，有人言其贤，以为可擢升御史大夫；又有人言其勇，说他爱酗酒难为天子近臣。故被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见罢。他则坦率向文帝进言说：“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其弟季心亦任侠之士。当时，季心以勇，季布以诺，闻名于关中地区。贾似道好收集古玩宝物，凡听闻谁家有名品，必不择手段，占为己有。若不遂己意，动辄加以罪名，志在必得。经营四川有功的蜀帅余玠（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死后有玉带陪葬，贾似道听说后，竟然公然下令掘开余玠坟墓，取走玉带。其行为令人发指。余玠之子余如孙后来也被贾似道杀害。贾似道在京城临安葛岭府第内建有“多宝阁”，专门收藏书画珍品。今存无名氏所著《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共记录有法书42卷、名画58卷，是贾氏部分藏品。著名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佚名《曹娥诔辞墨迹卷》，唐欧阳询《梦奠帖》《行书千字文》，颜真卿《告身帖》《湖州帖》，杜牧《张好好诗并序》，张旭《古诗四帖卷》，李白《上阳台帖》，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宋苏轼《前赤壁赋》，蔡襄《自书诗贴》等法书，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卷》，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卷》，董源《夏山图卷》，黄筌《写生珍禽图卷》，北宋崔白《寒雀图卷》，王诜《烟江叠嶂图卷》等名画。这些均为中国书画史上的扛鼎之作。贾似道用印有“魏国公”“悦生”“秋壑图书”、曲脚“长”或“封”字等印，大凡经过贾氏收藏的书画作品，一般都钤此印。凤林：指凤林关。它是岘首山之南长约两公里的一个狭窄走廊，坡陡弯险，为古代襄阳南北通道上的一个大关隘，因其西靠凤凰山而得名。三国时，荆州牧刘表在此设伏毙杀孙坚，使凤林关声名远播。汉水以碧绿如玉闻名，唐代大诗人李白称其“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另一大诗人杜牧亦有《汉江》一诗云：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据宋朝《梦梁录》记载：“京师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影，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皮影戏物品包括皮影人物、场面道具和景物，全都是利用手工，刀雕彩绘皮革制成。最早皮影戏影以兽皮镂空制作，花纹粗糙，也无色彩，后来经过艺人的努力，改用七层皮纸做的衬壳来制作，并雕刻出各种花纹，着上色彩。同时根据故事中的影人形象，配有人物脸谱。民间传统制作皮影原料多用牛皮或驴皮，牛皮质地坚硬，适合彩绘；驴皮质地稍软，雕工精细。皮料经浸泡、发酵以后，用刀具进行刮削处理（刮皮），然后在水中清洗（浆皮）。晾干后，用刀具刻出皮影人物（描样），再经过挑线（雕镂）、着色、烫火、上油、组装等程序，就能做出栩栩如生的“影人”。影人一般七寸左右。若更精细些，制作过程可由刮、磨、洗、刻、着色等共二十四道工序，手工雕刻约三千刀。再配以镂空的线雕花纹。镂空线雕花纹不单给予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避免了表演时出现大片黑影。襄阳城雄踞汉水中游，据山临水，布局严谨，形势险要。这座千年古城始建于西汉，自汉代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开始，历为州、郡、府、县治。先为土城，唐宋时改为砖城，增设垛堞，并新建城楼。周围十五里，有八座城门。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当年有两名鼓书艺人在襄阳打擂台对对子，一人出上联云：“襄阳城，城八门，门门跑马。”另一人应声对道：“汉水河，河九汊，汊汊行舟。”相当精准地概括了襄阳城和汉水河的特征，由此被载入地方志。 城池四面围有护城河，均宽六丈，最宽处达八丈，为中国之最，号称“华夏第一城池”。民间有民谚云：“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意思是说，襄阳环城以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竹排，若有篙桨，便会被撑划走，形象地描绘了襄阳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水波潋滟、俨若平湖的情景。由于襄阳地处南北交会处，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钮，号称咽喉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名臣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当时荆州的治所便是襄阳。占有襄阳，顺汉水而下，可直抵东南；逆汉水而上，则可北进取中原，所谓“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忠义之士，力争上游，必以襄阳为扼要之地。历朝历代，群雄均在此逐鹿，发生在襄阳境内的大小战役难以数计—— 战国时，秦将白起引水灌楚国鄢城。三国时，孙坚率兵围襄阳城，甚至亲自单骑上岘山观察敌情，却被黄祖军士引弓射死。名将关羽进攻襄樊，利用汉水暴涨，水淹于禁七军。但却被东吴趁虚而入，兵败身死。东晋时，朱序镇守襄阳，前秦将领苻丕引军来攻。朱序母亲韩夫人登城察看，“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韩夫人率众妇女抢修的子城在城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人将此城称为“夫人城”。狼烟烽火，直接促进了城防建设，随着历代城墙的增强加固，三面环水、一面临江的襄阳城逐渐有了“铁打的襄阳”之称。到了南宋，襄阳之战略地位急剧凸显。南宋国土为一条由东向西的带状结构，经济支撑全靠东南的江淮地区和西边的川蜀地区。而襄阳所处的荆襄即为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纽带，“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作为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关键环节，荆襄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显——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是南宋京师的上游屏障；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下游建康、临安的压力和隐患。对敌我双方而言，襄阳的攻和守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宋室南渡之初，主战派大臣李纲多次对宋高宗提及襄阳的重要性，建议应配合地理形势，布下水陆重兵，以作为西北方的屏障。可惜宋高宗一意求和，并未采纳。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首举义旗，兴兵北伐，剑锋直指金人所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此为宋室南渡以来第一次北伐。 李横绰号“九哥哥”，本为高密人氏，金人占领河北、山东后，他与桑仲、李成等人在淄州聚众，趁天下大乱时辗转南下，在荆襄一带活动，与强盗无异。后成为宰相范宗尹“藩镇之议”受益者，受宋廷官职为镇抚使。由于李横此次进军为北宋灭亡以来宋廷首次北伐，群情振奋，人心大快。不少伪齐将领纷纷倒戈，如日后成为名将岳飞左右手的牛皋便是在此战中投降了李横。 伪齐主帅李成正是昔日与李横一道啸聚为盗的结义兄弟。其人弓手出身，勇力绝伦，能挽三百斤强弓。他亦曾受宋廷官职为舒蕲镇抚使，然因其人好攻掠烧杀，被宋廷派兵围剿，兵败后投降伪齐，成为刘豫手下最得力的大将。 李横与牛皋等联兵进击，收复部分州县，一度逼近北宋故都开封，然很快为金元帅兀术所率领的王牌军队铁浮图击溃。金人随即派大将李成南下反击。李横竟主动放弃襄阳，逃奔荆南，襄阳遂轻易为金人所据。
此为大宋立国以来襄阳第一次失陷，一时宋廷震动。宰相赵鼎之前便曾预言道：“襄阳居江淮上游，乃川陕襟喉之地。李横乌合之众，将不能御，则决失襄阳，川陕路绝，江湖震动，其害可胜言哉！” 不仅如此，李成还积极派人联络割据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杨么，约定来年六月间南北夹攻，水陆并进，消灭南宋王朝，双方“建国通和”。 宋廷得到消息后大为紧张，为避免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欲先派遣精兵良将剿平杨么。名将岳飞奏道：“臣窃惟善观敌者，当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么之窃发，俱为大患。然以臣观之，杨么虽近为腹心之优，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絷缚，则亦丧师远逃，于是加兵湖湘，以歾群盗，要为不难。”又道：“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奏议得到朝廷许可。
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赐给岳飞，又特别交代他不得“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只以收复六郡为限，不得越界用兵。至此，高宗皇帝已明显流露出“以战求和”之意，并无反攻中原打算。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岳飞出师，势如破竹，一举收复襄阳等地，又攻取了原先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邓州。这是南宋立国以来第一次大片收复失地，军民无不为之振奋。此后，岳飞令部将张宪屯军襄阳，在当地实施屯田计划，厉兵秣马，积极为北伐做准备，襄阳遂成为南宋最重要的前沿抗金基地。岳飞也因此战而被封为武昌郡开国侯，时年三十二岁。还师鄂州后，他登高黄鹤楼，北望中原，感怀万分，写下一阕《满江红》：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效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曾经的繁华都市，曾经的杨柳如烟，曾经的亭台楼阁，曾经的歌舞升平，由于金人的杀戳践踏，兵民死亡殆尽，田园荒芜，万户萧索，生机一扫而空，只剩下惊心动魄的风尘恶。他实不忍中原百姓受苦，希望能率师北伐，“北踰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土上版图”。 然统治者偏安一隅，满足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宋高宗、秦桧君臣一味求和，岳飞不仅于北伐关键时刻被朝廷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被诬以谋反下狱，最终遇害于风波亭。
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才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同时令访求岳飞子孙，特别加以录用。岳飞因为抗金而蒙冤被害，时人多为其不平。此时，最大的投降派秦桧已死，支持主和派的宋高宗已经退位，宋孝宗诏书一下，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志气，朝野上下，均为之一振。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用抗战派首领张浚为帅，出师北伐。然因宋军前线将领不和，很快兵败于符离，资粮器械损失殆尽。此后，宋军无力再战，隆兴北伐遂告失败，宋孝宗被迫与金讲和。和议达成后，宋金双方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光阴荏苒，金国内政颓圮，又受到北方蒙古的侵扰与威胁，民生凋敝，变乱不止。而南宋朝廷亦在苟安中消磨尽了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勇气。当时淮河以北即是金国领土——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天下民众殷切盼望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始终没有到来。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忽然聚众起兵，杀死金官员，放火焚烧了县署。五日后，金兵收复该县，李全逃入宋境。有消息称，李全是受了宋镇江都统戚拱的指使。金人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怒，认为是南宋一方有意破坏和议。宋廷急忙派遣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经过李壁反复解释，金人这才相信并非宋廷所为。
然而到了第二年，宋廷接受李壁建议，剥夺早已死去的奸臣秦桧的爵位，改其谥号“忠献”为“谬丑”。制词道：“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这已是明显的北伐前兆。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率先打破了宋金和约，不宣而战地攻取了金泗州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权臣韩侂胄密谋已久的“开禧北伐”。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颇为有利。北宋灭亡已有七十余年，河北之地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纲纪的强烈愿望。诗人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真实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财用匮乏，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恰在同一年，蒙古铁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国，正式称“成吉思汗”。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大诗人陆游作诗道：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年过八旬的老诗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犹有亲自走上战场的雄心壮志。
名士辛弃疾也有《西江月》一词献给韩侂胄：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此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在辛弃疾看来，北伐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韩侂胄个人，都将是一代千秋伟业。他本人自北方归正以来，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而今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时日无多，遂将收复中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韩侂胄这位权臣身上，积极谋虑恢复之计。正好韩侂胄也想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声名作号召，便委以重任，任命其为浙东安抚使。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南宋偏安已久，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队孱弱，民力疲弊。自宋孝宗隆兴年间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南宋缺少得力的军事将领，此即时人告之辛弃疾云：“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老成谋国，经过仔细观察后，感觉韩侂胄志大才疏，对北伐一事声势做得浩大，军事上准备却并不充足，且任人唯亲，在北伐中所用非人，便提出目下战机尚未成熟，还需要多做准备，千万不能草率行事。韩侂胄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疏远了辛弃疾，派其出镇京口。
到任后，辛弃疾虽依旧积极备战，但却为未来时局忧心忡忡。他预料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他挥毫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与辛弃疾持相同观点的大臣不在少数，认为贸然对金开战并非明智之举。名臣杨万里甚至绝食自杀，以示抗议。然韩侂胄独擅军政大权，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力倡对金用兵，战事遂不可避免。 之前韩侂胄为争权夺利、独霸朝堂，曾将朱熹理学指作“伪学”，加以禁绝，并对理学之士多方迫害，即所谓的“庆元党禁”，引来天下士子不满。决策出兵前，韩侂胄特意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起用部分在籍官员，想争取一致对外。然其人早被理学人士目为奸臣，遭到普遍抵制。如韩侂胄拟用薛叔似主持淮西战事，薛叔似不赴任；又命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能臣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由于将帅乏人，宋宁宗不得不下诏，要求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
南渡以来，宋廷缘北部边境置有“三边”，即四川、京湖、两淮三大战区。对敌作战，三边统帅至关重要。最终，韩侂胄任命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赵淳为京西招抚使、皇甫斌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伐金主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战事起后，金军初取守势，成功击退了各路宋军的进攻——田俊迈、郭倬败于宿州，王大节兵败蔡州，皇甫斌兵败唐州，李爽军溃寿州，不一而足。只有勇将毕再遇一军屡战获胜，但于整体败局无补。 最令人心寒的是，宋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与池州副都统郭倬联兵围攻宿州时，金将纳兰邦烈仅派二百骑兵自后突击，近十万宋军便阵脚大乱，溃退而去。金军出城急追，身为名将之后的郭倬竟然以把田俊迈交给金人作条件，自身逃脱。
而本该自四川出兵牵制金人的宋军蜀帅吴曦驱逐了长官程松，密谋降金，按兵不动，金人遂无西顾之忧。不久，吴曦更是公然受金封为蜀王，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僭位于兴州。
此举对中原战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之“三边”，不战先失其一，而且是号称“天险”的川蜀地区，宋军侧翼受到致命威胁，形势急转直下，对南宋极为不利。 韩侂胄因出兵无功，颜面大失，急忙罢免负责指挥军事的苏师旦、邓友龙等人，改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
丘崈为人慷慨豪迈，曾有“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的壮语，与辛弃疾是至交好友。他素来主张“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宜甄拔实才，责以内治，遵养十年，乃可议北向”，认为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是冒险轻进之举，必然要遭到失败。他到任后，立即改取守势，并秘密派人与金议和。
当年十月，金军开始全面反击，兵分九路南下，战线西起陇右，东到淮左，波及整个宋金边界。由于韩侂胄所任命的各路主将均不得力，宋军节节失利，“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在两淮主战场上，新任两淮宣抚使丘崈也未能扭转宋军颓势，颍口、安丰军、滁州、真州等重镇相继陷落。只不过由于丘崈一力主和，战事虽然还在进行，和议已悄然展开。
为进一步与西线吴曦呼应，金章宗特意诏令枢密副使完颜匡先攻取重镇襄阳，以为西蜀屏障。完颜匡遂率领十万大军自中路插入，直指荆襄，一路以宋百姓为人肉沙袋，填塞壕堑，攻城略地，连克光化军、枣阳军、信阳军、随州，又进围襄阳。
南宋初年，岳飞自伪齐大将李成手中收复襄阳，视其为北伐根本之地，苦心经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襄阳在此后百余年间成为御敌抗战的坚固堡垒。然开禧开战以来，宋军一败涂地，京襄地区大部已为金人占领，纵使城高池深，襄阳亦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沦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城。 当时负责守卫襄阳的宋军主帅是荆鄂都统制兼京西招抚使赵淳。靖康之变时，赵氏祖父率兵守备河阳，抗御金兵，河阳失陷后，赵氏举家被杀，只有赵淳之父孤身逃脱，因而赵淳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一向积极主张北伐，这也是他为权臣韩侂胄信用的重要原因。赵淳见金军来势汹汹，兵锋极锐，兼之敌众我寡，遂决定弃守江北，下令焚毁樊城，退守襄阳。此后，民间有“纸糊的樊城，铁打的襄阳”一说。
由于襄阳为南宋京湖地区重镇，是三边之腹心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金人务必欲得之而后快。金三路大军云集于城外，“往来驰骋江上，吏民惊骇”。除此之外，吴曦更是声言将派十万大军东下，约金人夹攻襄阳。金军主帅完颜匡亲自对赵淳隔汉江喊话、诱降不成后，遂倾尽全力进攻。宋军以弓弩及霹雳炮防御，并不时派小股敢死队出城骚扰。完颜匡几番失利后，又不断调派增援。最终，围攻襄阳的金军总数达到二十万人，而守城宋军不过万余人，虽有威力巨大的新型火器霹雳炮为恃，然敌军持续攻城，弹药消耗殆尽，且外援断绝，形势万分危急。
不幸中之大幸，是宋军主帅赵淳颇知兵法，并不是类似苏师旦、邓友龙那样的脓包，他深知人心不固难以久守，先命人用土填塞城门，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再屡以奇计扰敌，最终抵挡住了敌人水陆攻城三十四次，并出城与金军大战二十多次。金元帅完颜匡惊道：“赵大喽啰摆布得好，每出敢勇军，不知从何处出来，这城如何打得？” 冬去春来，金人围攻襄阳三月不下，士卒疲惫，瘟疫流行，斗志渐消。金将纳合、道僧更是暗中携印投降了宋军，完颜匡为此震怒不已。刚好此时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领对宋军事的平章政事仆散揆患了重病，无法视事，金章宗已派左丞相宗浩代行其职权。完颜匡遂决意引军退去。 再凑巧不过的是，就在完颜匡决定退兵的当天——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二十二日——金军总帅仆散揆病卒于下蔡。
二月二十三日，金兵开始撤围北返，襄阳城得以全，围得以解。赵淳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以万余孤军死守襄阳三个月，在败绩连连的宋军中堪称一大奇迹。其幕僚赵万年还将襄阳被围三月战事录成一书，附上详细的战守之法，取名《襄阳守城录》孟珙字璞玉，出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
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好错过了襄阳南北军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皇子曲出死于襄阳军中，蒙古军失去主帅，不得不就此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新任京湖制置使孟珙乘机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认为要守卫襄阳，非得有重兵拱卫，建议朝廷加派十万大军协助襄阳的防务工作。但十万军队数目不小，宋廷没有同意。孟珙亦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
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他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伯父席宠怙势，劝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杜范、徐元杰、刘汉弼时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孟珙死后，襄阳不为宋廷所重视，防务荒废，再度为蒙古军所据。而蒙古军对襄阳也不甚在意，唯利剽杀，往往劫掠过后，又迅疾退去，以至在很长时间之内，襄阳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史称“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狐狸所嗥，明月几何”。只有夏季水涨时，才有宋蒙商人汇集在老龙堤一带，私下进行贸易。
淳祐十一年（1251年），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认为襄阳“天下之脊，古今重地”，派荆鄂副都统高达收复襄阳，并在城西真武山麓刻石纪功。高达任襄阳知府后，修复城池，奖励屯田，招募富商，给予免税减租，着力经营，经过数年努力后，襄阳终于恢复生机，再度成为“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师出必克，敌人辄败”的坚固要塞。高达因筑城容易守城难，还提出在襄阳四周据险要之地筑控扼之城，以将襄阳与其他边防要地联结成一道防线，互相声援，但宋廷猜防武将，未予采纳。 高达为沙场宿将，骁勇善战，多有军功，然其人桀骜，看不惯贾似道是浪荡野妇之子，不事操行、不学无术、好游荡赌博、只知享乐，全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大肆南侵，贾似道到京湖督战，高达当面戏之道：“巍巾[29]者何能为哉！”每每与蒙古军交战，高达便派人去请贾似道出战，若贾似道拒绝，便派兵士到其官署前起哄嘲笑。其他宋将曹世雄、向士璧等人均不媚贾似道，连军务都不向他汇报。唯有吕文德大肆奉迎，派出亲兵卫队到贾似道官署门前戒备，严厉训斥高达等人。 不久，蒙古忽必烈因急于争夺汗位而退军，贾似道谎报军功，窃取高位。他执掌大权后，便大肆打击曾简慢他的军中将领，曹世雄、向士璧被迫害致死，高达被罢职。贾似道多次欲杀高达，然因理宗皇帝久闻高达勇名，亲自出面予以庇护，他这才逃过一劫。
而曾经谄媚贾似道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却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宋军掌门人物，全面接管了京湖地区，权势显赫。然本地人均知道，襄阳能有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担任襄阳知府八年的高达功劳最大，那可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八年——虽然在朝廷功劳簿上，吕文德排第一，高达只排第二。 襄阳城中官署、民居等建筑，大多为高达在任时修复修建，不过数年时间，看起来已有一番陈旧沧桑味道。襄阳县署位于襄阳北街之东，靠近北门。到县署大堂外时，唐珏被挡在外面，称王通判交代下来，令他尽快侦破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一案。襄阳城城西南有望楚山，又名楚山，是城外诸山中最高峰。传闻昔日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兵攻楚时，登此山南望，由此得名。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寓居于襄阳，米友仁爱极楚山烟云蓬勃、树木蓊郁，据实景画了一幅《楚山清晓图》，以水墨点染烟云，表现“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情景。然周氏皮影只是单纯的皮影戏，不含说唱。而襄阳本地流行渔鼓皮影，中间加有散白、韵白两种道白，也就是俗称的串词，即地道的襄阳话中夹杂了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方言土语等，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说唱。这道白说起来容易，但实则颇为复杂，必须讲究押韵合辙。唱词一般为“五五七五”字句、七字句和十字句三种句式，也有三四字垛板句。大段唱词有一韵到底和每段一韵两种。所用韵目分为“光、消、板、修、歌、麻、洋、于、亲、乖、为、克、四、中、福”。由于渔鼓皮影唱词“十五韵”和诗词韵字“十三辙”相同，得是有文才、通晓音韵及襄阳土话的人才能编写。周氏戏班为了尽快在襄阳立足，便找了严震来写道白和串词。严震当时靠在码头替人写信为生，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加入戏班后，不必再风餐露宿，他倒也乐得其所。襄阳东、西、南三面群山环抱。城东南三十里处是鹿门山。城西是万山，又名汉皋山，虽然海拔不高，却是绝壁临江，雄奇俊秀，自然天成。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五言律诗《汉江临眺》道：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生动描绘了万山与汉水山水相依的情景。这里景色秀丽幽静，宋代大散文家曾巩称其“缥缈出烟云，清明动毛发”，足见山中氤氲缥缈，林木仿若少女秀发，随风拂动，令人流连忘返。 万山山顶还是登高俯瞰襄樊二城、观赏汉江飘逸风姿的最佳位置。伫立崖边向北眺望，天宽地阔，大气磅礴，江碧峰青，绿水东流。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秋登万山》一诗：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洒来，共醉重阳节。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万山一带，名胜古迹也不少，如北面山下江水深曲处有“万山潭”，为昔日孟浩然垂钓处。山脚汉水边有传说中神女赠珠的“解佩渚”，还有晋镇南大将军杜预沉没纪功碑的“沉碑潭”等。昔日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也曾在此隐居。城西南有望楚山，又名楚山，是城外诸山中最高峰。传闻昔日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兵攻楚时，登此山南望，由此得名。
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寓居于襄阳，米友仁爱极楚山烟云蓬勃、树木蓊郁，据实景画了一幅《楚山清晓图》。此画以水墨点染烟云，表现“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情景，着重突出了楚山恢弘气势，不求形似，重在写意。其湿润的点法被称为“米点”，成为山水画中的著名画法。后来，米芾将此画献给了宋徽宗。这位才情出众却不会治国的皇帝十分喜爱这幅画，立即召米芾为书画学博士，擢为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宫中珠宝字画被洗劫一空，《楚山清晓图》也被金人带往北方。金人刘迎曾观赏过此画，根据画面景物作诗云： 山娟娟，江茫茫，缘山林木老已苍。 穿林细路萦羊肠，汀洲人家兰杜香。 两山秀出江中央，宛如双剑森锋铓。 层峦架空化宝坊，塔波突兀一气傍。 鸡声喔喔林鸟翔，顾瞻曙色开东方， 清风宿雾方苍凉。兜罗绵网淡平野， 紫磨金饼暾浮桑。橹声才动欲离岸， 钟韵已残犹殷床。当年有米维楚狂， 生子亦复肖阿章。想从乃翁住朝阳， 收拾山绿餐湖光。膝前翰墨观琳琅， 此图戏出遂擅场。彼众史者何敢当？ 不然安得牙签犀轴古锦囊，赏鉴一朝蒙古皇。 极详尽地描绘了画面的景色，亦足见楚山景色缥缈空虚，巧分天趣。城南七里处是岘山，与万山、望楚山并称“三岘”，为三岘之首。东麓濒临汉水，西麓有官道直通往京湖制置司治所江陵。 诸山之中，除鹿门山位于汉水东岸外，万山、望楚山、岘山环绕于襄阳城西南，是襄阳城外的三处制高点，亦是天然屏障。因万山和鹿门山濒临汉水，可以直接扼守汉江，位置尤其重要。名将高达任襄阳知府时，曾奏请于诸峰筑城，以拱卫襄阳，但宋廷没有同意。吕文德执掌京湖防务后，蒙古人请求在襄阳城外鹿门山增开榷场，只是称其地交通便利，吕文德请示贾似道后，亦表示同意。然一旦蒙古人将鹿门山变成军事堡垒，那么便直接威胁到了宋军水上运输。如果再在万山设防，那么襄阳汉水通道东、西两面进出口尽被遏制，堪称被卡住了脖子。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祖籍怀州（今河南沁阳），侨居嘉兴（今属浙江）。绍定三年（1230年），知襄阳县。历濠州通判、军器监主簿、鄂州通判。嘉熙元年（1237年），为沿江制置司参议官。三年，迁江东转运判官、淮西总领兼督视行府参议官。淳祐二年（1242年），为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进权兵部尚书。九年，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转运使。十年，除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宝祐二年（1254年），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策应大使，赐同进士出身。四年，为福建安抚使。五年，除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兼广南制置使，移司静江府。咸淳元年（1265年），以长于边事为贾似道所忌，以论褫职。李曾伯天才卓越，儒而知兵，屡以疏陈军政获迁，所至得将士心。其曾祖即为李邦彦。李邦彦，太学上舍生出身，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投降派奸臣之首，直接造成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后被贬逐。善歌唱，尤爱蹴鞠，球技高超，曾以“踢尽天下毯”自诩，自号“李浪子”，人称“浪子宰相”。米芾：原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又号鹿门居士。《宋史·文苑传》称其为吴人，米芾自书襄阳人，故世称米襄阳。因母亲阎氏为英宗皇后高氏乳娘，自幼生长在皇室邸宅中。性好洁成癖，行为奇特，常穿戴唐人衣冠外出，任人聚观。无为州有巨石，状貌奇丑，米芾拜石为兄，举止颠狂，故人称“米颠”。擅书画，精于鉴别，好收藏名迹。为文奇险，诗受王安石、苏轼等称誉。书法用笔俊迈，超妙入神，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所作山水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自成一家，其源出董源，枯木松石时出新意。树木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泼墨而成，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作画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渣，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画绢，然妙于薰染缣索，能以古为今。开创独特风格。曾言：“生平作画，不过三尺，裱出不为椅所蔽，人行过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图。米友仁：字元晖，小字虎儿，号懒拙老人。天赋超逸，不事绳墨，力学嗜古，善书画，与其父米芾齐名，世称“小米”，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传世真迹有《云山得意图》《潇湘奇观图》等。擅诗词，多描写自然山水的奇趣与寄兴云水间之情怀，风格空灵清逸，用字着色淡雅而富于韵味。其现存诗如《题大姚山图二首》“武林秋高晓欲雨，正若此画云冥冥”，《题董源夏山图》“日落古道空，天青暮云碧”；词如《阮郎归》“碧溪风动满文漪，雨馀山更奇，淡烟横处柳行底，鸳鸯来去飞。”景色鲜明而富于绘画美感。《大学衍义》：南宋真德秀的政治哲学著作。共43卷。此书为封建皇帝而作，对《大学》思想加以发挥，故名。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为纲目，“每条之中，首之以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书中认为，大学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无论为治之序，还是为学之本，莫不自身心开始，故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而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为格物致知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