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传》书评

毛泽东欣赏的女作家 ----丁玲

丁玲曾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曾是中国最红的女作家，但她的一生大起大落，荣辱相伴。萧军曾对毛泽东说，丁玲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这本书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几十年文艺政策的演变，胡也频、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冯雪峰、王震、康生、周扬等一系列党内领导干部的生活和关系的细节，都通过丁玲个人的曲折经历表现出来了，很值得玩味。

起伏

笔记1932年入党；1933年被捕，要命的条子“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1940年中组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1955年“丁陈反党小集团”；1957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整风运动被划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0年入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1978年摘帽；1979年恢复党籍；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条子的定性“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序（解志熙，清华教授）：丁玲不简单。/刻意传奇的故事，反而让人难以亲近、甚至不免心生疑议。/《丁玲传》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而非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10章101节。/丁玲看似虚心谦默而其实极富才气傲气。/敏感，早熟，孤傲而近于文艺。萧红生平勉强可以用三个小时的影片讲述，丁玲的八十多年就必须改连续剧了。时间长、人物多、故事繁杂，外加不可描述因素以及50年保密期，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观看到作品问世。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更好的丁玲传记版本了，可以言说的内容大概都在此书中，若要详细了解可按注释文献求索。丁玲的一生可谓真传奇，从书中随意取一人物即可讲上一长段故事，人脉关系吓人。无怪乎有研究者将其一分为二为文学的丁玲和政治的丁玲，虽然二者本是一个整体。这种二元性有时是对立的，她因此尝尽苦果。毛曾言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即使丁毛关系曾在延安有过“蜜月期”，待到他感觉到她的“反动”气息时依旧冷冰无情。伴君如伴虎，作为体制内作家TOP仍免不了被咬，被“左派”“右派”“反党”。虽然前有任弼时后有王震胡耀邦等施与关爱，仍然四次被整、劳改十二年、入狱五年、脱党二十年。二元整合之路是如此步履维艰。情感上，胡也频牺牲留了个儿子，冯达叛变留了个女儿，冯雪峰有妻子留了惦念，还好还有陈明这个“小弟弟”“保护神”。丁玲缺闺蜜，女性朋友基本都是gcd夫人，入党后还可理解，入党前最好的闺蜜王剑虹也是跟了瞿秋白的。一生从学习到写作和革命，逃不开gcd五指山，若非被捕错过了长征而降低了资历，丁玲入列新中国领导人亦未可知（无意中的脑补）。为党而生而死。因萧红而结识丁玲。此前替萧红羡慕丁玲，现在丢了那个那个念头。以萧红性格应该难以承受丁玲的起伏经历，萧黛玉太过多愁善感。至于萧红的淡视革命姑且不表。秦城监狱的五年是一片空白，若非有内幕便是很吓人。微博见一讲述日本女子监狱的纪录片，但我没点击，更想了解我国的监狱，从一般监狱到秦城监狱。书的内容太丰富，读时感想颇多，读完有点懵，笔记暂时就酱紫。总之，丁玲的一生很传奇、起伏、闪眼。PS 丁玲与杨开慧、戴望舒等同学过。江青支持桑干河的出版。丁玲与萨特、蒋勋、胡（读过桑干河）来往过。P150“刘群仙”应为“刘群先”。P406“飞抵”应为“抵达”？乘坐的是火车。人物丁玲（1904.10.12-1986.3.4），生于湖南常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蒋冰姿（父亲起，未用过）、蒋伟（母亲起）、蒋玮（自己起）、冰之、丁冰之、丁玲，笔名小菡、晓菡等。祖父：蒋定礼（1844-1879）。父亲：蒋保黔（1876-1908）。外祖父：余泽春（？-1897）。母亲：余曼贞（1878-1953），蒋胜眉、慕唐。姐姐：（1901-）早夭。弟弟：蒋宗大（1908-1918），遗腹子。儿子：蒋祖林（1930-），父亲胡也频、胡崇轩（1903-1931）。女儿：蒋祖慧（1934-），父亲冯达（约1908-1990）。陈明、陈芝祥（1917-），前妻席平。敏感免疫目录1、飞出湖湘，1904-1928,0-24岁。安福蒋家；常德余府；周南女中；平民女校；上海大学；1924在北京；梦珂与莎菲。2、上海：文学与革命的起点，1928-1932,24-28岁。西子湖畔；从《红与黑》到《红黑》；也频就义；主编《北斗》；“我是被恋爱苦着”。3、南京：不堪回首，1932-1936，28-32岁。被捕；“悲剧中的人物”冯达；要命的条子；苜蓿园；振翅欲飞。4、陕北十年：蜕变，1936-1945,32-41岁。冯海伯医生的牙科诊所；在保安；北上与南下；进延安；组建西战团；在山西；在马列学院读太平书；与陈明热恋；边区文协；文艺月会；贞贞和陆萍；《解放日报》；《“三八节”有感》；文艺座谈会前后；最难捱的一年；新的写作风格；如何写好工农兵。5、桑干河畔，1945-1949,41-45岁。在张家口；雪峰的一封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扬讳莫如深；从西柏坡得到支持；第一次出国；在沈阳。6、京城十年：从辉煌到屈辱，1949-1958,45-54岁。筹备文代会；《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宣部文艺处长；多福巷的欢笑；意外之喜；我对创作有刻骨的构思；疗养；《在严寒的日子里》；无锡与万方楼；丁玲与胡风；厄运；1956：申辩；《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历史问题结论；1957之一：春雨润心；1957之二：狂风折干；毛泽东这样说到丁玲。7、风雪人间，1958-1970,54-66岁。茫茫世界何处去；去北大荒；王震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周扬说：你们可以回北京；“丁大娘”；“老不死”。*、秦城监狱，1970-1975,66-71岁。8、太行山下，1975-1979,71-75岁。嶂头村；一部“春秋”乐晚年；新居，新友；曙光乍现；一切消息杳然；决战12月。9、北京，我回来了，1979-1983,75-79岁。乳腺癌手术推迟一年；难产的复查结论；又见周扬；友人们的问候；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亮相；争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分；四次文代会；批《记丁玲》；庐山疗养；“不合时宜”的文艺观；鼓浪屿；重访北大荒；爱荷华；《访美散记》；列席十二大；探关露；60年后回故乡；密特朗总统的客人。10、办《中国》，1983-1986,79-82岁。两部回忆录；会会“小海碰子”；中组部九号文件；“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中了”；三把火；“民办公助”行不通；《读“夜读抄”想到的》；四次作代会；祸起萧墙；情系《中国》；在医院中。摘抄“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至。”“那时有人说我和王剑虹存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不参加gcd，也不参加青年团，哪个组织也不是，我们不想要人管，只想自由自在。”/“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gcdy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gcd。”/“我觉得gcdy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1927）那时去日本很容易，买张船票就可以走，不须护照、签证。“像莎菲这样的女人还是比较多，她们思想解放了，看不起社会，新的东西又没学到手，在黑暗中嘛”，小说“所要表现的就是处在那样的时代里面这样一些人的苦闷。”“（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李达，1936：）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在搞政治了，不要找党了。专门从事写作。毛泽东《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珑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却自己的渺小。”（西战团，1937）“这样的生活比起写作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喜欢这样紧张的生活。”（西战团）（陈明）和席平的结合伤害了丁玲，现在又要不惜伤害席平，而与丁玲结合。（1942）“延安作风就是会多。”/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更深入生活些，深入生活更长久些，忘记自己是特殊的人（作家）”。《安娜·卡列尼娜》《活尸》……（张凤珠：）丁玲一生最感念的，在文艺界是叶圣陶，在党内是任弼时。“贞贞比陆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我们写人物常常摆脱不了自己的经历。”/贞贞是最贴近作者自己的。/“霞村”批判了村民的蒙昧落后，“医院”则批判了革命队伍中的自私和冷漠。“（萧红）对生活很敏感”，但是“她这个人的政治性太少，和革命者离得远远的。”萧军讲话的意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本来毛泽东对萧军颇有好感。但是渐渐对他的狂妄自大产生反感。/萧军是唯一敢于公开站出来为王实味鸣不平的。“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1942）丁玲初期写作风格，偏欧化，一是长句子多倒装句多，二是侧重心理分析心理描写。/“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不装腔作势。”“在我的经验中，……，那些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是不大多见的。”她的小说起源于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而非政治宣传的需要。“我是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我想当村长或支部书记，比写文章有兴趣了。”（1948）（毛：）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1948）“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丁玲善于言辞，讲起话来畅如流水，而且很有煽动性。性格刚毅果断很有魄力的女中强人，少了些女性的柔和。（沈从文，1949.3，北大大字报）用剃刀划破脖颈，割伤两腕脉管，又喝了煤油，抢救后转入精神病院疗养。/外来的政治压力成了掩饰内在家庭情感危机的恰当说法。（张兆和，小姨子）“我有一个丈夫，还有一个爱人，我的丈夫是工作，我的爱人是写作，我总是想着我的爱人，觉得我不能恋爱自由。”“典型人物是从生活中来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没有许多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人物”，必然概念化。（胡风、丁玲案，1955.7）田间跳什刹海后海自杀未遂。/（田间：）“丁玲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查实的就是一个条子，就是丁玲同冯达生了一个孩子。关键在于如何定性。“1958年把我的党籍开除了，那是我最难受的时候。”“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我从来不同沈从文谈政治，我向来忍受不了他对革命的讽刺。”（谈沈从文《记丁玲》）“（电影《庐山恋》）不好，没意思。可惜了两位青年演员。这样脱离生活基础的恋爱故事，何必花这么多钱。浪费胶卷，浪费了庐山风景。”（1980）“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些苦头，某些人占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什么愤愤不平，就没什么可埋怨的了。”（1975）“（美国）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没有，唯独只有我。”“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关露吞服安眠药自杀。（病患且生活困难，1982.12）胡耀邦讲了：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1979）《围城》艺术性较差，只是思想性较强。（丁玲，1985）“世界上没有可怕的事，可怕的是自己拿不出力量来。”（医院中，1985）“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1986年除夕）“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1986年正月初一）

飞蛾扑火，依然故我

在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谱系中，丁玲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张爱玲早已成为文艺青年的基本素养，萧红也因一部《黄金时代》重回大众视野。论文学成就、传奇经历，丁玲并不逊色于这两位，但却仿佛已沉寂了多年。丁玲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解放后历任文化高官，执掌新中国文艺战线，一生几次沉浮都与文艺斗争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这些经历使得她与同时代或远离政治或避走他乡的作家区别开来，但真正有别于人的，是她一生对信仰的追求和她性情的明朗向上。这部《丁玲传》由李向东和王增如合著，后者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全书引用了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有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这些材料构成了传记坚实的筋骨。而传记作者因与传主有足够密切的接触，熟悉其性情，这便赋予传记鲜活的血肉。一部优秀的传记，除了筋骨与血肉俱备，还应该要勾勒出传主的灵魂。作者要与传主心意相通，深入他（她）的所思所想，理解他（她）的所做作为，是真正的知己。也只有同等的见识和体认，才能读懂并写活一个灵魂。这是优秀传记的不二法则。于是我们有了胡适“完全了解、真正喜欢”的《苏东坡传》，也有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的那句“世间再无张居正”。《丁玲传》被丁玲的亲友认为写得“像丁玲”，这正是得到了传主的神韵，也是一本传记能得到的至高评价。丁玲对信仰的追求如飞蛾扑火般执着，历经磨难、凌辱，一次次被打倒，一次次申诉无门而终不悔。在后革命时代，在反思、解构的语境下，以一种轻飘的态度去认识革命，或者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幸而控诉、怨恨，这是容易的。但丁玲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革命，始终是“鼓起余勇，竭力挣扎”。传记作者也因此没有刻意渲染苦难，无论在北大荒的流放岁月，还是太行山下的蛰居，在孤寂沉郁的底色上，总是跳出“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片段。面对苦难，全书“哀而不伤”的基调，正是丁玲强韧健朗的性情的体现。这种强韧健朗，在于丁玲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劳动，真正与人民走到一起，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永远想着国家与民众的命运。而她作为女性，从没有女性悲观的气质和弱者的宿命。沈从文在《记丁玲》里形容丁玲是“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并且应该“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没有这样强韧明朗的性情，丁玲不会选择革命，也不会终生追求革命。革命与性情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如此才成为独一无二的丁玲。丁玲的一生都处在革命的中心，而无论在炙手可热还是下放流放中，她都不曾放下写作，始终“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然而造化弄人，在创作的盛年被耽误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不仅是丁玲个人文学生命的巨大空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巨大断片。由此，在丁玲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之间复杂与纠结的关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在本书前言中这样分析道：“纵使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因为那是它可以运用的为数不多的现代资源之一……历史的真实是，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现实逼出来的。”深入解读丁玲，应当可以矫正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国革命漫画式的、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解，同时也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这部传记的另一个特点是用丁玲的生平来阐释她的作品。一个作家在构思与写作时，必然带入当下的境遇与心态，丁玲各个时期写作风格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彼时思潮与文艺方向的影响。而传记对丁玲与同志、朋友的交往或交恶，也都放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加以考究。所谓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正是本书在写作中所遵循的重要法则。这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平实态度，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写作和人生的启示。1979年底，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丁玲在自己的肖像上题字“依然故我”。这正是丁玲的骄傲，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归根到底，一部传记之所以优秀，是在于传主生命的丰盈。在张爱玲成为经典，在重新发现了萧红之后，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载《北京青年报》2016-9-2 书评坊 题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丁玲”）

读丁玲传杂感

本书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参与写作。我只看了下半部。五十年代的党内斗争非常残酷。胡风因为文艺观点的问题，被关入监狱，八十年代精神失常病逝后，仍未能得到正确评价。丁玲，被周扬一口咬定在南京被捕期间有污点，二十年不能创作。我想，周扬才是真正体察上意的人。统一文艺思想，清除异己，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才是五十年代文坛的主旋律。如果丁玲曾经背叛革命，四十年代初就不应吸收她加入革命阵营，所以，对她的反革命指控是莫须有的。丁玲亲口说，希望回到党的队伍，做党的驯服工具。这对于独立的知识分子，未免太讽刺。复出后的丁玲，仍希望领导文坛。无奈大势已去，年轻一辈并不认同她对于革命文学的想法。在图书馆翻了丁玲的作品，不忍卒读。她作品的地位，无法与巴金、曹禺、萧红相比。她的作品，总是概念先行，人物不鲜活，语言也差。难怪她很赞许《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认为史铁生写陕北的情感浓度要高于她。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下放农场岁月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认认真真地劳动、奉献；并且复出后也没有由于个人的境遇而抱怨。 她对于伤痕文学的批评，我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