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89-1
ISBN:9787805201320
作者:雷海宗,林同济
页数: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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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它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不是一本专著,实际上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书篇幅不大,但融汇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当然本文主要是通过兵这一角度来评论雷先生的著作。雷先生对于中国的兵文化有其自己的看法,其对错虽然值得商榷,但雷先生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雷先生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先生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之后,我对其兵的解读印象深刻。因此我决定从此处着手，谈谈我对此书的看法，并试图构建一个框架，更好的理解雷先生的思想。以下就是我对于此书的一些认识。 兵的文化雷海宗此书一个重大的亮点，就是创建一个强兵的文化与解析一个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试图通过对整个历史的回顾，探讨中国兵的文化。其观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值得读者深思。贵族与兵贵族与兵其实很难让我们联系起来，雷先生此种见解可谓独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意识不知何时起在国民中根深蒂固。而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的兵秦以前却是很高贵的。春秋以前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当兵，从事军事和战争的行动，打仗是贵族的职业。军队是贵族阶级的军队。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当然贵族当兵并没有延续下来。原因在于贵族丧失了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土壤。贵族，即所谓诸侯国的贵族，在秦以后没有了生存条件。春秋时期，各国互相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然而自吴越之争（雷先生认为吴越战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战国战争）之后局面开始改观。（战国）战争都是灭国的战争，为达到灭国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采择。自此，诸侯国及其所依附的贵族逐渐消失。其中较强的山东六国遗民贵族虽说最终灭秦复仇，却也只是回光返照，各诸侯国统一的文化趋势已是必然。为何诸侯国灭，贵族就不愿当兵？雷先生对此解释很是透彻，他说秦以前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也就是说“国”，即国都，即贵族阶级的“国”。贵族阶级爱当兵和爱国，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爱自己的家，恨别国。列国并立时所激荡而生的爱国主义自秦之后，势然回转，爱国思想本由列国竞争所产生，天下一统之后爱国思想既然源泉枯竭，当然要趋于消灭。也就很容易明白贵族不怎么愿意当兵了以及贵族军队的消失。雷先生文中提及“这支（章邯）军队又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支国家军队，代表战国时代所遗留下来征兵制度下有训练、有组织的正式军队。从此以后，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君王与兵君王其实是最大的贵族，这里另立标题叙述，当然自有其道理。秦之前，贵族阶级所组成的大家庭处于最盛行的时期。春秋末期，贵族已经显现弱势，其所关系的家庭意识渐渐削弱，反之国家意识提高，即君王个人意识的提高。最终经过战国初（约西元前470-前370年间）的变革之后，贵族家庭愈加显示成为社会的细胞与经济的集团的趋势，政治机体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贵族阶级其家庭意识已经很难牵制国君。特别是秦以后，随着贵族阶级的爱国主义“消失”，国君个人意识毫无节制地增长。雷先生认为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到汉代早已消灭。……阶级消灭后总是产生个人独裁的皇帝政治，没有阶级的社会，无论在理论上如何美善，实际上总是一盘散沙。至于这盘散沙，国君既然无法动员贵族（这时的旧贵族丧失了生存土壤，更不需要通过武功来保全名利）当兵了，他就必须寻找尽可能的办法填补空白，毕竟兵是不可缺少的。汉之后的君王开始主要是利用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而这些侠士缺失了旧贵族所拥有的信仰，他们是群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的人。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也就是自此，君王为了自己的大一统事业，寻找尽可能的兵源。贵族军队消失了，流氓军队出现了，雇佣军出现了，外族军队出现了，囚犯军队出现了，兵开始变得不好辨别了，兵到底是什么？最终，帝王凭借其新式军队夺取政权，可以乾坤独断。而君王的兵名声却不怎么好了，不用说贵族，就连一般百姓都渐渐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想法。士大夫与兵（流氓）雷海宗先生书中认为随着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而文人与“侠士”在政治竞争中的代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士大夫和流氓。雷海宗认为自汉以来两大较强的社会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之后，士大夫地位开始上升，开始取代了旧贵族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已经没有了旧贵族的作为。雷先生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时不用兵，他们还可以勉强维持自己的势力和帝国的秩序。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无法应付，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139页）之外乱世士大夫就是清谈与做汉奸。既然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 天下大乱时大权自然就转移到了流氓集团手中。雷海宗认为太平时代，流氓并不甚强，虽然可以患难相助，但是流氓集团缺失有知识的人，无法形成一个巩固势力，更不用说干大事。实际上他们非常松散，无法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成为士大夫的卒子，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但是一旦乱世来临，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他们既可以为朝廷服务，也可以为其他大流氓头子服务。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总是还可以出现象朱元璋和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权力又回到了士大夫手中。不管是士大夫，还是流氓，都无法在乱世和太平之世独占鳌头。而流氓在士大夫眼里既可以是兵，也可以是匪。而兵匪其实本是没有区别的，至少在秦之后是如此。列国与兵“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种意义上，“兵”是一个国家的脊梁，特别是列国的脊梁。没有兵，列国很快就会被灭亡，没有兵，列国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中国秦之前为什么能够产生强兵强将，源于列国的生存危机。秦之后的大一统，为什么没有产生强兵强将，源于很少产生列国的局面。当然我所说的列国并非只是简单的几个国家的同时存在，而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程度的国家并列。自秦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局势，大体上不是几个汉族政权的并列，而是边疆民族的内迁与内侵。他们跟本上是无法灭亡中国的。雷先生书中就提到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其实雷先生所要设计的强国强兵很容易得到解释与例证。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列国形态很容易阐释这点外。雷先生时代的欧洲大陆其实是更好的例子。近代社会的欧洲大陆，列国并立，文明昌盛，这里成为了一些文明大国的舞台，各国一不小心就有被吞噬和瓜分的威胁。因此各国极其重视兵。骑士精神也是由此而产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对军队建设极端重视，普鲁士君王作风简朴，历代国王几乎对每一份不是用于军队的钱都感到痛心，并使全国的一切活动围绕着军事建设而展开。除了德国，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中世纪情形虽然没有欧洲大陆明显，但是却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天皇和将军很大程度都未能绝对控制各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在各自地盘上很长时间推行地区战争，即列国战争。由此日本极其容易产生其武士道精神，至于近代化后，也就很容易富国强兵。对于列国与兵，其实雷先生目的非仅仅理论而已。而是想联系实际的。雷先生认为近代的中国其实多多少少正在承受着列国的局势。我们暂不提英法俄等文明大国的入侵。雷先生在书中单独提到“此次（对日）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雷先生认为抗战正是列国的再生，是建国的开始，是再望的第三周文化，是富国强兵的再生。雷先生认为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无兵”的中国与中国的生存自秦以来，列国的局面实然回转，中国的贵族军队消失了，剩下或者代替者只能是贵族解体分离出来的“侠士”。而这群侠士全然没有了独立的取向，早已经丧失贵族的情操。被百姓看做是流氓。加上士大夫与君王无力也无意识去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致力维持现状，重文轻武，反对改革，反对兵的兴起，反对强兵的文化。雷先生书中认为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这种无兵的文化形成之后，秦以后的中国屡受外族欺负，王朝很难在外族面前保持攻势和优势。而且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 既然中国“无兵”，何以漫长的中国可以坦然地生存下来？雷先生对此颇有说法。雷先生观点并不是以其具体全面见长，而是其分析之独道，足以启迪后人。以夷制夷的策略雷先生认为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作，是办不到的事。秦以后，中国喜欢采用册封，和亲等手段加强与一方外族的联系，从而反对另一方外族。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治标不治本，但总是被证明十分有用的。雷先生书中提及班超所以制服西域，一方面靠他个人特殊的将才与超人的勇敢，一方面还是靠以夷制夷政策的大规模利用，西域各国的军队互相攻击。另外书中提及东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外征所用的兵大半是外族人，而实际战败北单于的完全是南匈奴的兵。之所以中国可以对外族政权采取这种策略，并屡试不爽，主要归结于外族的野蛮落后。一旦外族逐渐开化，就不容易被控制了。特别是近代英法德俄智力智略上让国人屡次栽了跟斗，国人以夷制夷策略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杰出人才的出现也许有些人会提到中国秦以后，确实有过兵强的时候。当然我并不否定，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强兵也许用强将代替更加恰当。春秋战国之后，人才的需要较列国并立时并不减少。有才就可擢用，尊崇无比的皇帝并不计较臣子的出身。所以产生了中国历史文明的戚家军，岳家军，杨家将等。使战事颇为传奇。最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就是三国时期了，董卓之乱原本使中原乱为一团，五胡乱华已是迫在眉睫。然而恰巧当时中国出来几个特殊的人才，把这种厄运又暂缓了一百年的功夫。雷先生认为所谓三国时代，由这个观点来看，可说是曹操、司马懿几个善练兵善将兵又有政治谋略的人重新组织散漫的中国以便抵抗外族的时代。可见英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当然杰出人才并非绝对有的，一个时代不可能寄托在毫无预警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身上。雷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定的机制，而他所认为的机制就是重建兵的文化。中华文化的魅力秦之后，每当大地气候干燥时，中国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东北的外族征服，但是中国始终未曾被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当然外族被同化是有条件的。由西元383年开始，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逐渐渗透中国，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改变了传统上第一周文化的中国。这也就是雷海宗理论框架中第二周的中国。雷先生认为第二周的中国已非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本性没有转移，但外来的成分不可小觑。所以当雷先生论及他那个时代时，他强力谴责民族自负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次冲击，列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其实只是中国进入文化第三周的正常形态。雷先生自信地认为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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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思考历史的书，本身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