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政治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3-11
ISBN:9787100022729
作者:斯宾诺莎
页数:293页
作者简介
《神学政治论》是十七世纪荷兰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之一。作者用《神学政治论》与教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与当时的神学家们援引各种“奇迹”以证明《圣经》的神圣性相对立，作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研究《圣经》只能以《圣经》本身为根据，既探讨圣书各卷的作者是谁，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写的，以及为何而作等等。作者用这种方法在《神学政治论》中对于《圣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而驳倒了神学家们的各种神秘的说教，摧毁了教会统治的基础。
书籍目录
序 迷信的起源与后果 著者写这本书的原因 他研究的经过 这篇论文是意在给什么样的读者读的，著者服从他的国家的元首第一章 论预言第二章 论预言家第三章 论希伯来人的天职，是否预言的才能为希伯来人所专有第四章 论神律第五章 论仪式的法则第六章 论奇迹第七章 论解释第八章 论《摩西五书》的作者与《旧红》中其余有关历史的书第九章 论前面所提各书的其他问题，即是否各书完全为以斯拉所写完，是否希伯来原文的傍注是不同的本子第十章 用以上所用的方法检查《旧约》的其余各书第十一章 论使徒们是以使徒与预言家的资格还是只是以教师的资格写的《使徒书》；解释使徒是什么意思第十二章 论神律的真正的本原，为什么称《圣经》为神圣的，为什么称之为《圣经》。为什么因为里面是上帝的话，传到我们，没有讹误第十三章 论《圣经》只教人以很简单的教义，这种简单的教义足能致人以端正的行为第十四章 信仰、信神的定义，信仰的基础，信仰与哲学永远分了手第十五章 论神学不是理智的奴婢，理智也不是神学的奴婢，一个理智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使我们承认《圣经》的权威第十六章 论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与公民权；统治之权第十七章 证明没人能或需要把他的所有的权利都交付给统治权。论摩西活着的时候与其死后直到王国成立之前的希伯来共和国与其优点。最后论神权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以及何以即使继续存在也不能免于分裂。第十八章 自希伯来人的联邦和他们的历史引出一些政治学说来第十九章 说明关于精神方面的事物之权全靠元首，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服从上帝，宗教的外形应该合乎公众的安宁第二十章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附录： 斯宾诺莎生平和著作年表 人名索引 《圣经》和神话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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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的所有论点，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论证他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主张，他提倡天赋人权的学说，社会契约说，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民主政府”，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府等。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对教会和经院哲学斗争中，这一部著作起了进步的作用。
内容概要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 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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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开始好像就是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让人觉得直指人心。迷信的由来原来是人身处逆境。在一种顺境下的狂妄相比，身处逆境时，或者有病急乱投医的感觉。接着作者举了一个实例——亚历山大。作者论述这些从人（反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大部分人（轻信）；从任何人的常识-到大多数人的迷信,以及贪图一时便益的人之迷信。然而转向了专制制度与共和国下言论自由。指出，迷信成为专制政治欺骗人民的秘诀。这与马克思所言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有点像。然后交代了其写作的动机。很显然是以一种抨击时弊的口吻。旧日的宗教只剩了外表的仪式。当然，看着作者在上帝，迷信，政府、人民，以及自由和服从之间的辗转腾挪，可见其观点时时存在着一种前后矛盾似的。这可能是任何推陈出新的命题必然内涵的“对立统一规律”。 -
斯宾诺莎也许不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也许应当称得上是最值得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他的高尚之处仅仅在于，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证明了自我信念的正确性。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信誓旦旦，许多人大言不惭，许多人口若悬河，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去实践自己的信念。海德格尔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存在哲学也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智慧瑰宝。但在纳粹的一声怒吼前，海德格尔的灵魂吓得颤颤发抖，而他曾经坚信的理念也在没有行动的人生中显得暗淡无光。斯宾诺莎说，“不要诅咒，不要愤怒，不要害怕，要理解”。在这位宽厚的智者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有果，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释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理解的。只要人们坚信真观念的存在，通过严格并不厌其烦的逻辑论证，就一定能将灵魂导向那个作为合理化身的神。很多人说斯宾诺莎是个泛神论者，那恐怕是不错的。但是，斯宾诺莎脑海中的神，却不是那个能依靠着不可思议的神迹，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的迷幻。对世界的合理性毫无怀疑的斯宾诺莎，认为流俗的宗教只是权力者利用凡庸大众的无知与软弱的工具。他说，“人若是能用成规来控制所处的环境，或人的遭遇总是幸运的，那就永远不会迷信了。但人常陷于困境，常反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特别是在希望与恐惧相持不下的时候，人心最容易摇摆不定，最容易落入迷信的圈套。”人是软弱的，而生活又总是向我们显出它那狰狞的一面，使得我们不能不去怀疑世界的合理性。当一个人将自己心中最为真实的想法视为人生唯一的准则，并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的时候，时常得到的不是生活的恩赐，而是命运的嘲讽。每当这个时候，又怎么能让人不诅咒、不愤怒、不怀疑呢？斯宾诺莎说，人之所以会对现今的苦难产生憎恶与怀疑，全是因为不懂得整体的唯一实在。在他看来，世界运行在一个“永恒的相”中。一件事情在如果只将其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是恶的。但如果将其放入永恒的相中，就会发现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转变为善。之于为何一定会转变为善，斯宾诺莎并没有给出什么很有说服力的答案。因为只要你坚信神是合理的，永恒的相在整体上是善的，就不必对将来的可能性有丝毫怀疑。斯宾诺莎说，只要人借理解力把握了整体的唯一实在，人即自由。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即便是死亡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是应当归于永恒的相中的一件善事。因此，对死亡产生恐惧是最为愚蠢的行为。他说，“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罗素说斯宾诺莎的为人及其彻底地实践了这句箴言，他在生活的最末一天，仍然完全保持镇静。我很羡慕他，却也知道自己终究是不信，也是不能。 -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内容摘要：序言斯宾诺莎在序言之初先分析了迷信产生及其作用。他认为，“迷信是由恐惧而生，由恐惧维系而后助长的”，故而“谬误的宗教所崇奉的预兆不过是心在沮丧或惧怕的时候所生的幻影而已”，自然宗教也就成为造成诸多的混乱的根源；因此，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便在于：“欲证明容纳只有，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接着斯宾诺莎简略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写作顺序，先是清扫固有的障碍，揭示“信仰已经变成轻信与偏见的混合”的缘由，接着通过对《圣经》的分析，得出神启完全以服从为目的的结论，之后进入他的政治学部分。根据“神意乃是赋予每个人以自由”来证明，“自由权可以，并且应当，交给国家与行政当局而无危险。”整本《神学政治论》正是按照斯宾诺莎序言中的所写顺序进行。在序言结尾处，斯宾诺莎说，他已意识到在大众心中迷信与恐惧是牢不可拔的，对于是非的认知倚靠冲动而非理智，故恳求大众与大众脾气相投的人不要来阅读他的书。从这里，已经隐约可见斯宾诺莎在这本书中所会陷入的矛盾。按个人愚见，我且将正文部分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至六章构成，主要内容是对于宗教中那些让人们盲目相信的种种因素加以分析与阐释；第二部分由第七章至十一章构成，主要内容是对于《圣经》文本进行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第三部分由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构成，这一部分作为由《圣经》中诸问题延伸到政治学的过渡部分，亦可算作政治学的铺垫；第四部分则由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一章构成，即政治学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虽分为六章，前三章都围绕着“预言”展开；第四章论神律，第五章论仪式的法则，第六章论奇迹。第一章《论预言》与第二章《论预言家》中，斯宾诺莎认为，预言能力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想象，而预言家只是借题发挥，给精神上的真理穿上具体形式的外衣罢了。不善用理智的人，便用想象力越俎代庖。预言是非数学的，即它并非是感性事物知觉的必然结果。且预言家也同样是无知的，斯宾诺莎举例说，在《圣经》（尤其是《旧约》部分）中预言往往传给那些毫无文化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可以对上帝的启示随性做任何一种解读。第三章则阐述了希伯来人自称负有特殊使命是毫无根据的，在斯宾诺莎看来，各个民族被赋予的天资是一致的，犹太民族并不具有特殊性，在预言上也是如此。第四章《论神律》。在这一章里，斯宾诺莎阐述了律的含义，接着又区分了人的律法与神的律法的区别。人的律法是“生活上的一种方策，使生命与国家皆得安全。”而神律的目的则在于“最高的善”，即“真知上帝和爱上帝”，这也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准则。不难看出，斯宾诺莎写这一章的目的是阐明“唯有理智能够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智慧让我们聪明地敬畏上帝，借以得出“天赋理智”的结论，赋予人自由使用“理智”的正当性。第五章《论仪式》。幸福与仪式无关，只与国家兴盛有关。礼仪是外在的强制，其法则便是“人不能完全随自由意志而行，一举一动须手外界权威的约束”。而真正的幸福则需要人自身运用理智得意获得。在这里，斯宾诺莎再一次透露出他对大众的不信任，倘若人人都会使用理性来认识上帝，我们便不需要律法，而可以只讲求道德；更不必说仪式。真正的启示之所以要被确立成人间的律法，乃是由于大众的无知，他们无法谋求理智。在这一章中，斯宾诺莎也提到，绝少有人会从先验的普遍真理中推出结论，因为它要求太高；多数人更喜欢经验事实。而《圣经》作为一本为全人类写的书，更是力求能为大众所理解，它不能说明太多上帝的性质，却足以激起人们的敬畏之心。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圣经》的详细分析与解读。略去不谈。第三部分实际上仍是围绕着《圣经》展开。在十二章中，“不止理智而且先知与使徒们的信念清楚地说上帝的永恒的话、神约和真正的信仰，是以神力刻在人心上的，也就是刻在人的理智上，这就是上帝的神约的真正的原始文本，上面盖了他的印。”那《圣经》为何是神圣的？斯宾诺莎说，没有绝对神圣，只有相对的神圣。《圣经》也只有在影响宗教和神律时才会被称为上帝的经典。不难看出，斯宾诺莎有意将《圣经》与上帝本身剥离，经过第二部分的论证，来完成《圣经》去神圣化的过程。而第十三章中，斯宾诺莎又继续谈道，圣经的目的只在于叫人服从，而不在于叫人论断。它指责人们的固执，却并不责备他们的无知。但是倘若一个人凭借理智认识上帝，则获取的远不止单纯遵照圣经那么多。第十四章围绕着信仰展开。斯宾诺莎在这一章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将信仰与哲学分开。斯宾诺莎说，《圣经》乃是叫人顺服，因此它从不是为有学问的人所写。他对于信仰的定义是：“信仰在于对上帝的了解，无此了解则对上帝的顺从是不可能的。”故而信仰本身不是有益的，其有益乃是在于顺从而言；凡真正顺从的人一定会有纯正的使人得救的信仰。顺从之中就包含着信仰。所以，信仰并不要求教义中含有真理，而是要求教义是虔敬的，就是说应引起遵奉之心。所以，判定我们是否虔诚全部都取决于顺从的程度，而与其含有真理与否全无关联。斯宾诺莎在这里总结道，所有的宗教信条归结起来不过一条：“有一上帝存在，就是，最高的存在，他爱正义与博爱，凡欲得救的都必须顺从他，崇拜这个存在在于实行公正与爱人。”又从中推出七个教义。从中可以看出，这违背其中一条都有损于顺从；可这些信条中，与上帝是什么，有怎样的性质是毫无关系的。所以，宗教需要顺从甚于真理。斯宾诺莎借此将哲学从宗教身边拉开，他说，哲学的目的只在于求真理，哲学史根据原理，而这些原理只能求之于自然。而从这里，哲学与宗教分道扬镳。于是第十五章，自然就得出“神学不是理智的奴婢，理智也不是神学的奴婢”的结论，神学代表着虔敬与服从，而理智则代表着真理与智慧。自然界才是哲学的基础，理智是真理整个领域的支配者。但这并不是为了将二者一个推下王座，而在于让理智与信仰各自获得各自的自由，它们有各自无敌的领域。而一旦理智要获得自由的领域，就要思考这个自由领域的边界在何处，由此进入了这本书最后的环节，政治学。第十六章，论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与公民权；统治之权。斯宾诺莎看来，如要考虑国家基础，先要考虑个人的天赋之权。自然之权，他给出的定义是，“个体之权大于他的所规定的力量的最大限度”，故而每个个体都有这样的最高的律法和权利，那就是，按照其天然的条件以生存与活动。故而，人可以按其天性之律做，是因为无法不这样做。在律法之前，人生活于自然统治之下，无所谓善恶。因此，“人的天然之权不是为理智所决定，而是为欲望和力量所决定。”人对于那些自认为有用的，无论是为理智所指引或者是利益所诱使，他都有权利尽可能以为己用——人类生来是受制于自然律令的。自然固有其不为人左右的规律，人类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在于人的真正利益与保存。既然如此，人按照自然律令生存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为何人又要聚集呢？斯宾诺莎认为，不互助或者不使用理性的话，人必定极其可怜地活着。“如果人要大致竭力享受天然属于个人的权利，人就不得不统一尽可能安善相处，生活不应再为个人的力量与欲望所规定，而是要取决于全体的力量和意志。”接下来，斯宾诺莎开始阐述谢意是如何着手、承认并成立的。他认为，人性的普遍规律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人会愿意放弃其权利，若不是有好处或者有更大的坏处，无人会遵守诺言。契约亦是如此，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实用，否则就是无效的。加之鲜有人能够循理性行事，所以要转而寻求恐惧和利益。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国家就有统御一切事物的天然之权，也就是国家拥有唯一绝对统治之权，每个人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这就是斯宾诺莎的民主政体。统治权的特点之一，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斯宾诺莎认为，这并不与理性相悖。因为倘若你循理性行事，则必然遵从统治权，因为这是你的理性在衡量过国家分裂的危害之后，两害取其轻的结果。故而，理智的人要以保存国家为基本义务。而且，正是因为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所以统治者也不敢肆意妄为。而在民主国家之中，大众更不会任由其胡作非为——在这里，斯宾诺莎与之前的言论的确相互矛盾，之前，他一面认为大众缺乏理性的能力，一方面又认为大众不会对不合理的命令加以首肯。“民主政体的基本与目的在于避免不合理的欲求，竭力使人收到理智的控制，这样大家才能和睦协调相处。”斯宾诺莎认为，遵守命令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因此变成了奴隶，这要看其目的在何。服从最高统治权的目的不是在于成为奴隶，而是自由公民。因为国家构建在理智的法律基础之上，所以人们反而是自由的。在此斯宾诺莎区分了奴隶、儿子和公民三种不同的服从。他认为前两者都是为了主人和父亲的利益，而后者则是为了包含自身利益在内的全体公民利益，这样公民就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无异。”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之后，斯宾诺莎开始讨论人民的权、过失、正义、不义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义在于惯常使每人都有共法律上所应得。不义是借合法之名剥夺一个人在法律上之所应得。”而敌人就是离开国家生活，不以公民或同盟而成人国家之权。只有人民才会犯下叛国罪，无论其目的何在，因为他已将权利移交给国家，倘若试图夺回就必然是犯罪。那么，如果人按照自然律生活，一步步走到如上程序，是否会和上帝的律法相冲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斯宾诺莎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先于宗教的，故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律法，这并不是无知，这只是因为人们的自由。如果说人生来就被神的律法所约束，则无所谓与神订立契约一事。至于统治者，他们保有自己的天赋之权，而不必去顾及其他。只要有利，他可以选择任何他想要的方式，除非上帝用确凿的神迹来干预——不过显然斯宾诺莎在这里已经将上帝律法扫地出门。他又说，当统治者与宗教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遵守统治者。除非上帝的确显现了确实的启示，当然，斯宾诺莎觉得，这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人们一时激动而已，并不是确实。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则是通过对希伯来国家的历史分析来继续谈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观点。第十九章则是专注于统治权下的宗教事务。斯宾诺莎提出，人要保留他权力的一部分，共自己决定。使人成为一国公民者是服从，而不是服从的动机。故而一个统治权再有力，也无法控制各个方面。通过对希伯来国家的分析，斯宾诺莎认为，在神权政治中，“国家是凭借名为上帝的王国这个契约的。”他们将权力交予上帝不是因为理性选择，而是出于对摩西的信任；在这个国家中，民政权与宗教都是完全服从上帝而成，政教的法律与权利完全没有区别。故而，民众所拥有的，不只是爱国之心，亦有敬神之心。自然，斯宾诺莎并不认可这种国家制度，非理性建立起的国家会极容易陷入混乱之中。故而，不应将发布命令、处理政务的权力交付给牧师；而纯乎思辨和易引起争辩的问题交付给神权也是危险的。这些无非是要得到第十九章中的结论：“宗教只能皆有权命令人的人来获得权能的力量，上帝只借现世秉权的人来统御人间。”若上帝不借君主之力来统治，他在人间是没有王国的。而君主的职责“只在于决定什么是公众的幸福与国家安全所必须的”，故也在于“划清我们对别人应尽的义务，决定我们该如何服从上帝”。如果一个人不遵循君主的命令，也就无法正当的服从上帝。第二十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思考的天赋之权是无人可以剥夺的，因为人人享有，故而更要厘清人民该享有的自由边界在何处。这一章中斯宾诺莎提出了他的论调：“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人们要放弃行动的自由，而要保留思考的自由。正义有赖于当局的法律，所以“一个人遵守他的统治者的法律而行，他就绝不违背他的理智，因为遵从理智，他已把控制他的行动之权从他自己的手里交付给统治者之手。”但是思想的自由却是不必控制的，也不会危害政权。斯宾诺莎说，正如人们是通过行为来断定人是否爱上帝一样，我们也要容许思辨的自由，正如允许宗教的自由。思想自由不仅是难以严令禁止的，更会对科学与艺术作出巨大的恭献。而强行言论一致是绝不可能的，统治者越是设法削弱，人民就会越加抵抗；而控制言论的法律不仅对真正心图不轨的人于事无补，也会激怒正直的人。他的结论是：思想自由，无法被剥夺；它不会影响统治的权威和利益，也不会干扰公众的安宁，更无损于对于国家的忠诚，这种思想自由的给予甚至是必须的。而思辨问题付诸法律乃是无效的。故，“一个国家最安全之道是定下一条规则，宗教知识在于实行仁爱与正义，统治者关于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只管辖到行为。每个人都应该随意思考，说他心里的话。”到此，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结束。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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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不好，我也没资格说什么不好，大部分时间，我总觉得斯宾诺莎是闲的，到了后来我们研究的越来越紧，思考之路，大家早晚汇聚一处。。。。。嗯，闲的 -
好爱他 -
可惜所据英译本陈旧 -
历史意义大于思想意义 -
神学与政治的交汇处，总是令人茫惑的。 -
“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忿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
高山仰止，呼后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