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隈研吾: 奔跑的建築家》书评

奔跑

我看的是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本：《奔跑吧！建筑师》。薄薄两百多页的平装书，定价59.8；翻译糟糕，偶尔语序不通；装订垃圾，我那么温柔的人在翻阅的过程中都把书弄半残了。有关隈研吾早期项目的章节内容并不新鲜，看过他以前著作的没必要入手。这本书还是很好玩的，槽点很多，尤其是关于中国。应该是隈研吾著作中最平易近人的一本吧。简单做了点书摘：所谓“声名在外”，指的是那些风格鲜明的建筑师，跟艺人的判断标准相似。风格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还包括出身的独特，例如“曾是拳击选手”这一点就是让风格更鲜明的一大要素（拿安藤忠雄调侃）。以前建筑师确定地位的过程先从设计住宅开始……随后是小型美术馆，接下来是稍微规模大一点的文化设施……这种被规定好的过程，也可以用跑马的一生来比喻，跑马参完地方、中央的比赛后，逐步拿到世界比赛的参赛资格，之后成为种马，可以安享晚年了。隈研吾在中国做的第一个项目是长城脚下的竹屋。当时他认为中国净是无价值的项目，而且是二流抄袭，完全看不出文化和修养。接手这个项目是因为认识项目策划人中的张永和。张永和对当时中国体制持批判性观望态度，纠结而有趣。隈研吾喜欢张永和的纠结劲。当时张永和向隈研吾介绍项目：我们计划将亚洲的价值向世界展示。随后补充：因为是文化性项目，所以不好意思设计费很便宜。所有设计费包括交通、住宿等，合计100万日元，只够团队到中国出差一次的费用…张欣赞美隈研吾的设计：“用竹子很有意思”。隈研吾开玩笑：她说这话估计是计算过竹子这种材料很便宜吧。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发许可证的条件更加严格。简而言之，在城市开发中更追求美观。对景观设计严格检查，其实是政府延长泡沫经济生命的决策…采取一种微妙的控制方法，对房地产业进行管制，使泡沫降速，又能维持泡沫。现在，政府最大的课题我觉得是寻找灵活控制泡沫的方法。在中国，洽谈用的图纸和实际施工用的图纸不同，必须特别制作。虽说不合理但确实如此，在中国需要一步步地像上台阶一样行事。即使按照繁琐手续来做。也会因为一句“不行”而被驳回，因此夭折的项目不在少数。面对麻烦、屈辱，如果不微笑面对而气馁，在中国干什么都行不通。在中国洽谈项目，首先出场的必须是老板，项目都是由与老板举杯喝酒开始的。不先和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项目根本无法启动…中国老板专喝高度白酒，互敬几杯后，必须喝醉。与此同时，对方正在试探你能喝多少才不醉倒失态。最重要的是在必须喝醉和不能失态的微妙关系中掌握好平衡。就像在谈恋爱时，一定要记得掌握进退火候一样。喝醉了，自己就赤裸地暴露在对方面前，真面目被对方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对方是否喝醉赤裸地暴露自己，喝醉后是否有节操，也在被我们试探。所以，喝酒是中国的一项比赛，而且可能是最耗体力的项目。日本的饮酒文化中，“结束庆功”之意更大。而中国喝酒是开始工作的门槛。在这场喝酒面试中如果无法通过，就不能开展工作。没有通过时，拥有老练社交文化的中国人会在对方还没有察觉到时，巧妙地淘汰对方。果真和谈恋爱很相似。在意大利，我们遇到了个人危机，在建筑比赛中从没有胜出过。与胜出比赛的设计相比，也看不出哪里比我们优秀，所以让人感觉比赛有内幕运作。听说原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与黑社会有关联（看到这里，我大笑三声）。德国追求的不是自由独创的设计，他们从能否满足必要的功能性角度来评判，四方的箱型建筑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二战后，战争对精神的创伤似乎至今还未痊愈。我感觉德国还弥漫着“反省”的氛围，对建造大型建筑，德国人完全提不起精神，没有积极心态。二战后，德国的建筑非常低调。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在城市开发中，基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而驱动金融资本的主要是犹太人，所以可说美国的建筑业基本由犹太人掌控。我所接手的工作大多数来自犹太人。据说，与听觉文化相比，犹太人的视觉文化更强大，因为他们原本是生活在几乎没有声音的沙漠里，所以诞生了很多画家和雕塑家，却鲜有音乐家（个人觉得是误解，犹太人的音乐很有特色）…我感觉犹太人对媒体的传播力非常敏感，他们把建筑也当成媒体的一种。我们建筑师所说的国际比赛的主办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无论是欧洲或者俄罗斯的项目，追寻其背后的资本源头，基本上都可以寻根到犹太人。犹太人由于每日和金融资本这种无国界的东西打交道，所以有很强的意识去跨越国界，启用最合适的建筑师。我发现俄罗斯人几乎不单独行动。他们每次来施工现场，都像是中学的体育队，穿着统一的夹克衫，一群人一起。特别是俄罗斯男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中学体育队的队友。我猜想，为了维护这种亲密队友关系，他们才喜欢喝伏特加这样的烈酒吧。俄罗斯人无限追求着建筑梦想，这种热情可以和美国人虚构出的迪士尼乐园相匹敌。从读俄罗斯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战争与和平》，多么宏大的梦想。印度人只在脑中算计，对建筑设计本身毫无敬意，跟他们合作会很费劲…印度人即使在跟你讲话，也让人感觉不被放在眼里。我总想在他们面前挥手：嘿，你看得见我吗？我还不知道印度哪里有招标比赛，不过就算到了赛场，估计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跑吧。目前阶段，我完全看不出印度客户到底想要什么。中国人对建筑有敬意，所以可以毫不在乎地进行复制仿造。被盗版了，中国人会说：恭喜，靠这个你会被认可。他们的理论是：我们觉得这个设计好，才仿造，被认可你也应该高兴。在中国，对他人表现出敬意的前提是认为他人有很大利用价值。中国人拿走我们的创意，但至少不会像阿拉伯人那样一味指手画脚。（这特么不是讽刺吗？）研究生时期的隈研吾给安藤忠雄写信，被邀请参观安藤的建成项目。隈研吾认为“住吉的长屋”弥漫着反社会气息，但参观的过程中紧张的氛围并不存在。最后隈研吾总结：客户家里墙壁上挂着的网球拍；对前途未卜的穷学生疼爱有加；一边反抗建筑界的既成势力，一边对客户体贴入微，友好结交学生和媒体。只有像安藤先生这样从各个角度与社会竞争，最后胜出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建筑师。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反抗”。安藤并没有满足于简约纯粹的混凝土建筑，而是进一步实现了建筑的彻底抽象化和精致化…安藤忠雄来自主流以外，对“现在”的适应性异常灵敏。高中时代，我看过吉田健一的《欧洲的世纪末》，读到“所谓文明就是一种优雅的领悟”时，忽然眼前一亮。我懂得了放弃之后，人生和建筑真变得有意思了。对背负着“我的家”责任的工薪阶层来说，混乱的还贷款计划等同于人生的毁灭，他们都有这种恐慌。一旦这种工薪阶层思想蔓延，那建筑项目最优先的考虑因素肯定会变成规避风险。“美国式梦想”、“混凝土”、“工薪阶层”三大要素控制了20世纪的建筑，我一直抱着逃离这三大要素的心情，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建筑。右手是能动性主体的象征。右手顺畅地描绘出的建筑图，实际上展示出的是你想象中的世界。这种错觉是右手带来的。右手不能动弹后，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素描（一次意外，隈研吾的右手半残）。正因为右手不便，我才开始从能动、聪明、敏捷的主体变成对环境被动、迟钝、平缓的存在，就像完成了卡夫卡的变形一样。主体与身体的分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身体的真实感。我对“变形”还是挺开心的。以前我读过雕刻家吉亚科梅蒂的文章，“受伤身体变得不灵活后，我真的很开心”，我理解他说的意思。变成一种被动的存在后，我对很多事物的感觉也变得开阔起来。我们这代人正因为见证了全共斗的瓦解过程，才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想法。自我怀疑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代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讲，现在的年轻人在企业社会框架面临解体的背景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已经竭尽全力，可能没有时间去自我怀疑。讽刺一点地讲，我之所以能够自我怀疑，是因为我成长在经济高度增长期，是生活相对富裕的一代。隈研吾说他想做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建筑：“刚刚完工时的崭新状态并不是我想追求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后，变色的状态，濒临腐朽的样子才是我想要的设计。”这让我想到安藤忠雄和山本耀司。他们对美的看法不乏相通之处。安藤忠雄说他想设计成为废墟后仍然充满力量的建筑物。山本耀司说：就像人一样，布料也有自己的生命，生长并老去。当布料被放上一两年，经历自然收缩后，才能显露出它本来的魅力。每一根线都有自己的生命，经过几年的生长，日渐成熟。经历这样的过程，布料才能呈现它深藏不露的美丽。我认为，与中国建筑师比较，日本建筑师对经济变化更敏感。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更多展示机会的重要原因是：全球化视野和擅长表达。按照隈研吾的说法：拥有“媒体视角”。当然，原因还包括日本太小，泡沫经济破裂后建筑师施展拳脚的空间有限，必需向外谋求发展。相对而言，中国建筑师走出国门的意愿就没那么强烈了。总之，隈研吾和安藤忠雄都好能写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