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校长》章节试读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页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 “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百年前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和现在的竟没有一点变化，都是教师得过且过，学生也得过且过）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3页 -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改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所谓“不正当的消遣”，主要是到前门一带的八大胡同吃花酒、逛妓院，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7页 -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
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即不常去南京。一九四零年三月，蔡先生在香港去世，我适在港，曾往吊丧送殡。
刚才雪艇先生说，我们应该发扬蔡先生的思想，这事实在应该做。蔡先生在香港逝世，时北大同学许地山（落华生）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中文系主任，不知道他根据深刻考据，说出殡时要用鼓为前导，于是找来了十面鼓在出殡的行列前敲打，香港人因此出来看热闹，但大家不知“蔡元培”是什么人！三十年前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我们今天任然需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阐述蔡先生的生平。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41页 -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过去的师长里边，我现在常常记起的，是蔡孑民和胡适之两位先生。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一刻不想到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竟，没有一刻不想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渐渐增多起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适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我晤谈的时候比较多，而他崇高的人格，我几年来零星的叙述实在没能描画得像样。蔡先生在世时，我不常和他见面。四十多年以来，他的宁静淡泊的志怀、正直和平的性行，在我心目中印象日益加深。现在离蔡先生一百岁的生日很近，因述一两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以志景仰。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04页 - 第三编 南开校长张伯苓

二“水葬”炸弹，犹有余悸
老校长认为教室里，课本中的教育是“死”的，应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教育的目的，于是请陆善忱先生主持社会视察的活动，每周由他率领南中学生轮流到社会各阶层，如工厂、银行、公司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去参观视察。 我记得最有趣也最令人事后恐惧的一次是这样的：冯、李之战时，直隶（河北省）督军李景林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走之后，距离天津市最近的战场是杨柳青镇，陆善忱先生率领着南开阵地视察团（由学校师生临时组织的） 前往杨柳青参观视察。我们中学生哪里懂得什么军事阵地形势的优劣，只看到村中一道一道横竖的大壕沟和一个一个散布着的大土坑。不过，我们拾到了两种“好玩”的东西，那就是几个地雷的空木匣子和几枚鸭蛋圆形的“铁球”，球体上有凸出的格纹，头上有绳。 回到学校后，老师中有“识货”的，说：“那是手榴弹啊！“这时一个个的脸色都骇得发绿了，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有人突然想起学校后边有一片深广的大臭水塘，决定讲这几枚危险的”玩具“加以”水葬“。现在回想起来，尚有余悸呢！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17页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实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订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只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身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一九二一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诸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屠寄 《蒙兀兒史記》之由来，该部著作有缘应得一看）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76页 -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蔡元培在二十八岁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旧式的，所继承的也是传统的思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释仇满》一文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3页 -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八股文的作法，由简而繁确实是好的学问方法，其实于今天的论文还是颇有相似，只不过繁文缛节式过多，以至于“重床叠架”）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3页 -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陪蔡先生吃饭倒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气氛和味道实在非常之好。蔡先生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淡，但他的人情味很浓，我们中国人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蔡先生吃饭，都是很普通的菜，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锅菜。他每一顿饭时都要喝一点酒。酒壶是一个锡制的方形暖壶（里面是圆的，有夹层可以装开水），可盛四两酒，不一定是绍兴。我们都不吃酒，只看他自斟自酌，吃尽一壶也不再添。他不吃饭，用菜甚少，大概是有胃病的关系，每次只吃几片面包，酒是不可少的，每一顿都是这样。

《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68页

南开中学一九0三年在严修家开办时只有学生五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就发展成为具有一千多名学生的闻名全国的学校了。那一年，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又增加了包括文、理、商三科的南开大学，作为南开中学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场所，到了一九二六年，仅仅七年时间，南开大学就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五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