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ISBN:9787806893005
作者:余丛
页数:174页

作者简介

《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最大的贡献在于迁善我们的思想,它所阐释的管理正在改变我们的认识,即使那是非常武断又有点偏激的观点,但是适合我们的现在。从本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人才是条理性的河;避免被煮青蛙的命运;创新存在于细节之中;与时俱进的发生主义;企业家的“非典型”精神;执行是惟一的试金石;管理的迁善之道。

书籍目录

前言 我为什么要反对经验? 第一章 人才是条理性的河 01:用人要领导有“方” 02:“赛马”与“伯乐相马” 03:起用“不好用”的人才 04:“野鸭精神”与人才定型 05:企业人才要“兼容” 06:避免被煮青蛙的命运 07:人才到底需不需要个人品牌? 第二章 人的大地是无经验的地球 08:从“鲦鱼效应”到习惯性防卫 09:组织结构需要“扁平化” 10:发生主义就是要废除经验管理 11:一件睡袍的“配套效应” 12:做正确的事情,反对“无用工” 13:引爆员工的“自我激励” 14:团队管理的翁格玛利效应 15:“泛文化”的革新 第三章 向左转,向右转 16:企业家的“非典型”精神 17:做实干的理想主义者 18:“管理者”的墓志铭 19:影响力取代权威 20:职业经理人的“游戏” 21:企业教练的“智慧” 22:领导向左转,管理向右转 第四章 “杯子半满”还是“杯子半空” 23:观念的变化 24:创新存在于细节之中 25:执行是硬道理 26:沟通从心开始 27:让信息流动起来 28:速度决定一切 29:将信任进行到底 30:为企业培训“喊冤” 31:只有学习,才能保持鲜活思维 第五章 变则立,不变则废 32:以人为本,与人为善 33:先天下之忧而“优” 34:带着情绪工作 35: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36:变则立,不变则废 37: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8:失败之花,成功之果 39:管理的迁善之道 附录 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是一本标榜反经验管理的书,但它所倡导的发生学观点,却建立在传统管理大师的思想精髓里。它能够帮助管理者厘清愿景,找到管理目标。

内容概要

余丛,本名徐海东,财经管理作家。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荐,万科周刊网站设有专栏,《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本书文章多发表于《21世纪人才报》、《赢周刊》、《粤港信息日报》、《商界》、《商战》、《职业圈》等报刊。余丛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现供职于某大型国有企业,潜心于企业文化、领导力、人性管理和发生学的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俗话说,用人有道。这个“道”也可以称之为领导有方的“方”,如果把“道”理解为精神,那么“方”就是一种管理行为。怎样的用人才算领导有方呢?100个领导肯定有100种用人的方法。著名管理顾问尼尔森(Bob Nelson)认为,未来的企业用人的重要趋势之一,即是管理者不能再如过去般扮演权威角色,而是须设法以更有效的方法,间接引爆人才潜质,才能创造企业最高效益。 《第五项修炼》一书认为,今天的领导将扮演着设计师、仆人、教师这三种角色。为此,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要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工作环境,运用影响力来引导员工实现共同愿景。在联想集团,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尊重、理解和关心人才,并把人才看作“主人翁”而非“被雇佣者”。原通用电气公司掌门人杰克•韦尔奇的个性虽然很强,但在他的公司里却最忌讳“管理”二字,因为管理意味着压抑人、管束人,韦尔奇认为这是最低层次的做法,他喜欢“领导”二字,领导者意味着引导人、激发人。 如果说领导是门艺术,那么用人则是其中的精致艺术。首先,用人一定要合乎人性,就是要以人为本。企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各人的性格与能力千差万别,而领导扮演的角色犹如音乐会的指挥,需要把各种乐器所演奏的声音组合成谐音。其次,用人一定要授权,授权的目的则是为了授责,让员工有责任感。作为领导,要让被授权人清晰地知道: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必须负起责任。第三,用人一定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只有激励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激发人的创造性。能否让员工在激励中与企业共同取得双赢,是衡量领导才干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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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管理与诗意似乎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然而,当你读完余丛先生所著的《经理人智慧》,就会发现,不仅最好的管理永远充满着诗意,而且二者相互依存的关切度也相当紧密。因为诗意也是一种实在。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它体现为经理人的眼界、视野、胸襟、立场以及不屈不挠的创新意志。管理的诗意,要求经理人的智慧始终不渝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先天下之忧而优,一切从零开始,从而达到立人与立业双赢的结果。《经理人智慧》一书,盘桓着浓郁的人本主义情结以及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会感到不解。作者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与此同时,在国内,他还是一位颇具实力的青年诗人。作为前者,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荐,在万科周刊网站设有专栏,系《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作为后者,他的诗作经常见诸于国内各大诗刊,并被不少权威选本选发过。双重阅历,一方面造就了他开阔而深远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其灵动而独异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会对作者本书在论述管理方面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学者的严谨与诗人的鲜活兼而有之的个性,点头称是。作者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作出的存疑解惑,更是匕现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比如,他对“泛文化”之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应时而感,阐微知著,于细微处见到了精神。古今中外管理学的论著可谓是林林总总,但真正从管理中发现诗意并有意为之的,《经理人智慧》恐怕是一个开先河者。书中所提出的发生主义的管理模式,就是余丛对其诗学观点的借用。我不知道,这种管理模式在操作的层面上有多大的可能性,但从他的阐述中,我发觉它至少在释解某些企业管理的临床症状时还是有效的。余丛认为,企业管理绝不是学术性的简单定义,它是企业运营状态下的现在进行时,它的行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发生主义是直面于企业变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对发生不可确定性的追逐,将产生企业机制的非经验创新。他强调,管理者可以N次进入企业,但行为始终只能发生一次,永远不能带着前次的经验来温习管理。这种对持续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伴随着应变能力的与时俱进。这恰恰是诗人求新求变以及开元意识不由自主地张扬。诗人的思维,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洒脱与超拔的。余丛在书中对管理不役于物、不役于人的关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记得老诗人海上曾说过一句话,“让它发生”。当时,我只以为那是诗人面对命运时的一种自信,殊不知它竟是诗人从发生学的角度管理人生的切身体会。实践就是发生。不发生的管理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望闻问切”的中医术为企业把脉诊断,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值得高兴的是,余丛的这一套管理理念,已经在他所服务的多家公司生根发芽,并且陆续开花结果。我想,诗人之所以能迅速改变企业管理的内质,就是因为他卓越的创造性,他永不言败的生命意志。加之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故而他要比一般的经理人懂得尊重人,理解人,极少淡化企业管理的这个重心。据我所知,诗人在企业界经理层任职的很多,而且大多都是诗与经营业绩双修,花开两朵,共栖一枝。比如TCL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戴钢(笔名阿吾),比如前丽珠集团的副总裁卢卫平,等等。于国于民于己,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幸事吗?
  •     认识余丛也有好几年了,一直觉得他是时下极难得一遇的古道热肠人物。跟你说话时,他大大的、圆圆的眼睛会一路注视着你,非常吻合《演讲与口才》等书刊上所教的谈话技巧之类的礼数。据我观察,他的这种习惯也许并非来自礼节,更多的是源自内心的真诚——但管真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这个一直喜欢诗歌并拥有一大帮置身诗坛前沿的诗友的江南汉子身上,我确信他在朋友面前是无法示人以虚的。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也跟他一样的真诚,没有任何花俏,都是将一些传统的管理大师的管理思想,结合到他的工作中所发出的感想与启发等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目前任职于大型国有企业,是该企业内刊的主编,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加上他一直潜心于企业文化、领导力、人性管理等研究,以及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企业的咨询顾问工作等经历,使得他下笔不会无病呻吟。扬州雅痞一直认为实证与变通乃是管理学最为可贵的精神,而他在本书中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不象某些作者,照搬外面的东西,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就像一个大乘佛教教徒,在西天偷师取来佛经之后,一直自我苦苦修炼,再将成果度与有缘之人,而不是鼓捣大家走捷径,一味强调“顿悟”,“立地成佛”——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非常实在,皆是“我手证我心”,而不是“我口念西经”。我不否认“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但同是盗贼,有人沦为流寇,有人却做成了诸侯。有个故事说唐伯虎为一阔老太太做寿时,应邀题一首祝寿诗,他稍作思索,便写下了第一句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众人一看,不禁为之失色。接着,他笔锋一转,写下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众人转忧为喜,击节叫好。唐伯虎看看这种狂热场面,写下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一下子把在场的儿孙们气得怒目圆睁,眼看快要发作了,唐伯虎蘸墨挥毫,刷刷地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亲。”至此,主客皆大欢喜,个个笑逐颜开——这就是境界的差异。余丛的这本书,虽然没唐伯虎作诗这样的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但却是做到了化外为内、运用自如的境界了。本书在排版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在每一章的每页的下方,都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和版式重复每章的主题。这种重复,我视之犹佛教的六字真言,看起来哆嗦,却体现作者的一番菩萨心肠。记得我在西藏旅行途中,开车的藏族师傅每经过一个山口或遇到一个湖泊时,都大声地用藏语大喊“嗡玛尼呗咪哞”,祈求神佑。我也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那时我感觉到心里多了一分感动和踏实。对于余丛以这样的“盗贼行径,菩萨心肠”写成的这本书,我相信各位应该会开卷有益。
  •     我小时候上学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听老师讲课。这毛病是如何养成的呢?主要是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很多东西我认为自己都懂了,但老师还是天天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我就烦了,再也不爱听老师讲话。此毛病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再也没有老师和讲台了,但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主席台上的讲话之枯燥乏味犹甚于讲台,我又养成了听讲话打瞌睡的毛病。这种毛病逐渐迁延,最终传染到读书上,就是一读那些讲大道理的书就犯困,比如周国平的伪哲学,比如余秋雨的伪抒情,比如余杰的伪愤怒,再比如最近流行的一些财经和励志类的图书。听说励志类图书已渐成气候,很多书商都靠此发了大财。励志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干过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专门搞一个小笔记本,抄录一些名人名言。矫情一些的做法是用毛笔抄录下来贴在墙上或床头,极端的做法是偷偷刻在课桌上,再极端些的做法就是刻在手腕上,就像刺青。这做法太过惨烈,我没干过,但小本子是有的,所起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明白。我看现在的很多励志和管理类图书,其核心精神也就是小时候的小本子,只不过说法更好听一些,人名更长一些,国籍更复杂一些,指向更明确一些——赚钱,赚更多的钱,以前讲的那些人生大道理早已没有了市场。它教你赚钱的同时,已把你兜里的钱先自赚去。以上话题纯属闲扯,下面谈我的诗人朋友余丛的大著:《经理人智慧》。有一天余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写有关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已写了不少,马上就可结集成书。诗人都是一些头脑灵便的人,诗人越界干些其他行当的事情,一般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余丛身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亦在水深火热的生意场上泡过,他写这些小文章肯定错不了。但也就是不错而已,我当时想,他写这东西基本出发点大概就是混饭吃。诗歌不养人,自有养人处。有一天他真的给我寄来了一本结集出版的书,就是这本《经理人智慧》,我还是吃惊不小——他竟然干成了,而且还挺专业。这书好读,名言警句都是出自肉里的,都是经过生活浸泡的,不仅仅是管理的新思维,更是生活的智慧。这些经验是学不到的,告诉你也没用,因为你没有经过这种生活的历练。有些道理大概很多人都明白,他拿出来又讲了一遍,这讲法和以前有些不同,他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作为一个同学告诉你一些生活的秘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这秘密你也知道,比如说那个煮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到开水里,青蛙一下就会跳出来;把它放到温水里,慢慢加热,青蛙无动于衷,终至被煮死。这我是知道的呀!我在一个国营单位干了十年了,养得像个硕鼠,一边骂着体制的不公,一边在既得利益里打滚,终于像那青蛙一样,已无力逃脱。余丛反对经验主义,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个词:发生主义。我没太搞明白这个管理学新术语的精髓所在,既然称之为主义,那肯定是一套一套的。我简单理解为:见机行事。这可是需要大智慧的呀。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经理人连经验主义者都谈不上,他们大多数只是些机会主义者,如果仅仅从有顶戴花翎的这一边看过去,甚至连机会主义都算不上,纯粹属于官僚主义。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他们的道理比谁都多,因为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主席有错的时候吗?也许余丛不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但我真希望这些人能够听到余丛的声音。这些人大多数不学无术,偏听则明,先天下之乐而乐,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等等,如果你怀着一副谏士心态给他们上课,那无异于巨大的讽刺。余丛有没有谏士心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将他的书作为谏言送给了单位领导。我倒没指望领导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态度。(《经理人智慧》 余丛/著 珠海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我小时候上学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听老师讲课。这毛病是如何养成的呢?主要是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很多东西我认为自己都懂了,但老师还是天天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我就烦了,再也不爱听老师讲话。此毛病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再也没有老师和讲台了,但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主席台上的讲话之枯燥乏味犹甚于讲台,我又养成了听讲话打瞌睡的毛病。这种毛病逐渐迁延,最终传染到读书上,就是一读那些讲大道理的书就犯困,比如周国平的伪哲学,比如余秋雨的伪抒情,比如余杰的伪愤怒,再比如最近流行的一些财经和励志类的图书。
      
      听说励志类图书已渐成气候,很多书商都靠此发了大财。励志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干过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专门搞一个小笔记本,抄录一些名人名言。矫情一些的做法是用毛笔抄录下来贴在墙上或床头,极端的做法是偷偷刻在课桌上,再极端些的做法就是刻在手腕上,就像刺青。这做法太过惨烈,我没干过,但小本子是有的,所起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明白。我看现在的很多励志和管理类图书,其核心精神也就是小时候的小本子,只不过说法更好听一些,人名更长一些,国籍更复杂一些,指向更明确一些——赚钱,赚更多的钱,以前讲的那些人生大道理早已没有了市场。它教你赚钱的同时,已把你兜里的钱先自赚去。
      
      以上话题纯属闲扯,下面谈我的诗人朋友余丛的大著:《经理人智慧》。
      
      有一天余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写有关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已写了不少,马上就可结集成书。诗人都是一些头脑灵便的人,诗人越界干些其他行当的事情,一般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余丛身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亦在水深火热的生意场上泡过,他写这些小文章肯定错不了。但也就是不错而已,我当时想,他写这东西基本出发点大概就是混饭吃。诗歌不养人,自有养人处。有一天他真的给我寄来了一本结集出版的书,就是这本《经理人智慧》,我还是吃惊不小——他竟然干成了,而且还挺专业。这书好读,名言警句都是出自肉里的,都是经过生活浸泡的,不仅仅是管理的新思维,更是生活的智慧。这些经验是学不到的,告诉你也没用,因为你没有经过这种生活的历练。有些道理大概很多人都明白,他拿出来又讲了一遍,这讲法和以前有些不同,他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作为一个同学告诉你一些生活的秘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这秘密你也知道,比如说那个煮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到开水里,青蛙一下就会跳出来;把它放到温水里,慢慢加热,青蛙无动于衷,终至被煮死。这我是知道的呀!我在一个国营单位干了十年了,养得像个硕鼠,一边骂着体制的不公,一边在既得利益里打滚,终于像那青蛙一样,已无力逃脱。
      
      余丛反对经验主义,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个词:发生主义。我没太搞明白这个管理学新术语的精髓所在,既然称之为主义,那肯定是一套一套的。我简单理解为:见机行事。这可是需要大智慧的呀。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经理人连经验主义者都谈不上,他们大多数只是些机会主义者,如果仅仅从有顶戴花翎的这一边看过去,甚至连机会主义都算不上,纯粹属于官僚主义。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他们的道理比谁都多,因为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主席有错的时候吗?也许余丛不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但我真希望这些人能够听到余丛的声音。这些人大多数不学无术,偏听则明,先天下之乐而乐,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等等,如果你怀着一副谏士心态给他们上课,那无异于巨大的讽刺。
      
      余丛有没有谏士心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将他的书作为谏言送给了单位领导。我倒没指望领导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态度。
      
      (《经理人智慧》 余丛/著 珠海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       认识余丛也有好几年了,一直觉得他是时下极难得一遇的古道热肠人物。跟你说话时,他大大的、圆圆的眼睛会一路注视着你,非常吻合《演讲与口才》等书刊上所教的谈话技巧之类的礼数。据我观察,他的这种习惯也许并非来自礼节,更多的是源自内心的真诚——但管真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这个一直喜欢诗歌并拥有一大帮置身诗坛前沿的诗友的江南汉子身上,我确信他在朋友面前是无法示人以虚的。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也跟他一样的真诚,没有任何花俏,都是将一些传统的管理大师的管理思想,结合到他的工作中所发出的感想与启发等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目前任职于大型国有企业,是该企业内刊的主编,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加上他一直潜心于企业文化、领导力、人性管理等研究,以及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企业的咨询顾问工作等经历,使得他下笔不会无病呻吟。
      
      扬州雅痞一直认为实证与变通乃是管理学最为可贵的精神,而他在本书中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不象某些作者,照搬外面的东西,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就像一个大乘佛教教徒,在西天偷师取来佛经之后,一直自我苦苦修炼,再将成果度与有缘之人,而不是鼓捣大家走捷径,一味强调“顿悟”,“立地成佛”——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非常实在,皆是“我手证我心”,而不是“我口念西经”。
      
      我不否认“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但同是盗贼,有人沦为流寇,有人却做成了诸侯。有个故事说唐伯虎为一阔老太太做寿时,应邀题一首祝寿诗,他稍作思索,便写下了第一句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众人一看,不禁为之失色。接着,他笔锋一转,写下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众人转忧为喜,击节叫好。唐伯虎看看这种狂热场面,写下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一下子把在场的儿孙们气得怒目圆睁,眼看快要发作了,唐伯虎蘸墨挥毫,刷刷地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亲。”至此,主客皆大欢喜,个个笑逐颜开——这就是境界的差异。余丛的这本书,虽然没唐伯虎作诗这样的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但却是做到了化外为内、运用自如的境界了。
      
      本书在排版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在每一章的每页的下方,都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和版式重复每章的主题。这种重复,我视之犹佛教的六字真言,看起来哆嗦,却体现作者的一番菩萨心肠。记得我在西藏旅行途中,开车的藏族师傅每经过一个山口或遇到一个湖泊时,都大声地用藏语大喊“嗡玛尼呗咪哞”,祈求神佑。我也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那时我感觉到心里多了一分感动和踏实。
      
      对于余丛以这样的“盗贼行径,菩萨心肠”写成的这本书,我相信各位应该会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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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管理与诗意似乎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然而,当你读完余丛先生所著的《经理人智慧》,就会发现,不仅最好的管理永远充满着诗意,而且二者相互依存的关切度也相当紧密。
      
      因为诗意也是一种实在。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它体现为经理人的眼界、视野、胸襟、立场以及不屈不挠的创新意志。管理的诗意,要求经理人的智慧始终不渝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先天下之忧而优,一切从零开始,从而达到立人与立业双赢的结果。《经理人智慧》一书,盘桓着浓郁的人本主义情结以及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会感到不解。作者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与此同时,在国内,他还是一位颇具实力的青年诗人。作为前者,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荐,在万科周刊网站设有专栏,系《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作为后者,他的诗作经常见诸于国内各大诗刊,并被不少权威选本选发过。双重阅历,一方面造就了他开阔而深远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其灵动而独异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会对作者本书在论述管理方面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学者的严谨与诗人的鲜活兼而有之的个性,点头称是。作者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作出的存疑解惑,更是匕现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比如,他对“泛文化”之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应时而感,阐微知著,于细微处见到了精神。
      
      古今中外管理学的论著可谓是林林总总,但真正从管理中发现诗意并有意为之的,《经理人智慧》恐怕是一个开先河者。书中所提出的发生主义的管理模式,就是余丛对其诗学观点的借用。我不知道,这种管理模式在操作的层面上有多大的可能性,但从他的阐述中,我发觉它至少在释解某些企业管理的临床症状时还是有效的。余丛认为,企业管理绝不是学术性的简单定义,它是企业运营状态下的现在进行时,它的行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发生主义是直面于企业变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对发生不可确定性的追逐,将产生企业机制的非经验创新。他强调,管理者可以N次进入企业,但行为始终只能发生一次,永远不能带着前次的经验来温习管理。这种对持续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伴随着应变能力的与时俱进。这恰恰是诗人求新求变以及开元意识不由自主地张扬。诗人的思维,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洒脱与超拔的。余丛在书中对管理不役于物、不役于人的关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记得老诗人海上曾说过一句话,“让它发生”。当时,我只以为那是诗人面对命运时的一种自信,殊不知它竟是诗人从发生学的角度管理人生的切身体会。
      
      实践就是发生。不发生的管理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望闻问切”的中医术为企业把脉诊断,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值得高兴的是,余丛的这一套管理理念,已经在他所服务的多家公司生根发芽,并且陆续开花结果。我想,诗人之所以能迅速改变企业管理的内质,就是因为他卓越的创造性,他永不言败的生命意志。加之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故而他要比一般的经理人懂得尊重人,理解人,极少淡化企业管理的这个重心。据我所知,诗人在企业界经理层任职的很多,而且大多都是诗与经营业绩双修,花开两朵,共栖一枝。比如TCL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戴钢(笔名阿吾),比如前丽珠集团的副总裁卢卫平,等等。于国于民于己,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幸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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