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此危机》章节试读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4
ISBN:9787542641250
作者:高连奎
页数:314页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北欧地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为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足以说明这一地区有着极高的效率。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北欧虽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其市场经济并没有遭到破坏,也并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情况,民众也主要靠工资生活,因此民众并不会失去工作的动力。
其次,一个社会的进步是由最优秀的人带动的,最优秀的人,他们生活的动力是快乐和兴趣,而不是因为贫困,比如那些大企业家,他们家财万贯,但他们仍然相当的勤奋,另外伟大的科学家也必须有财富作为保障,也就是需要“被养起来”,才能创造出东西,如果整天为吃饭奔波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成就的,这就是福利社会的好处。福利社会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样就有利于人们发挥自己的潜能。一个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至于社会上有多少懒惰的人,根本无关,而且北欧人也不懒,这在后面的章节中有详细阐述。
第三,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贫富分化,而福利社会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小,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社会需求。
第四,福利社会可以避免经济周期,经济是存在周期的,经济周期对社会存在巨大的破坏作用,福利社会,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减小,因此整个不会遭遇经济周期的破坏。
第五,福利国家政府都比较廉政。美国兰德公司有关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政府廉洁自律总排名”中,芬兰、丹麦名列第一、二名。其中芬兰在近 10 年内有 7 年位居榜首,丹麦有 7 年位居前三,瑞典和冰岛均位列前十。北欧国家高级官员多数比较清廉。政府丑闻并不多见。
第六,北欧地区都奉行大政府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应对全球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有群体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然而在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这是今天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应该看到这一现实。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经济败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 - 经济败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

世界上却实有很多经济败局,比如拉美经济败局、日本经济败局、俄罗斯经济败局、美国经济败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但这些经济败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也不是高福利国家,很多人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希腊希腊的福利支出在欧盟算低的。
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仅高福利国家没有失败,而且德国和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相反美国、日本这些低福利国家出了问题。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而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年的希腊面对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的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或退养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90%,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1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2300万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低福利国家反而欠了很多债,而高福利国家几乎没有欠债 - 低福利国家反而欠了很多债,而高福利国家几乎没有欠债

实是低福利国家反而欠了很多债,而高福利国家几乎没有欠债,这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负债,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没有什么关系。美国、日本不是高福利国家,但是政府欠了很多债,而北欧、德国的福利程度相当的高,却没有什么债务,国家欠债从根本上只与政党制度有关,政党越多,欠债越多。
一个国家的欠债只与政党数量相关,而不与福利水平相关。这是因为高福利必须以高税收为前提,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拉拢选票,肆意减税,加上不遵守财政纪律,这才导致了入不敷出的问题。
对于一个多党制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动力来遵守财经纪律,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欠的债不需要自己还,而是可以轻松地留给自己的下任,除非实在是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问题并不出现在福利制度上,其失败的根源还在于政治制度上。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崛起越快,福利制度建立晚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 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崛起越快,福利制度建立晚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表现几乎也是与福利制度成正比的,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最完善,因此新加坡的经济表现最好,而且已经跻身世界前列,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50123美元,已经与北欧国家不相上下了,而香港的社会保障水平仅次于新加坡,而香港的在2011年也达到了人均GDP34176美元。
我们再看看韩国和台湾,这两个经济体,尽管拥有众多让人羡慕不已的世界一流企业,但他们的人均GDP却极其不相称,韩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才首次突破2万美元,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人均GDP在2008年下跌至1.9195万美元,2009年受汇率影响进一步下跌至1.7071万美元。这几年一直在两万美元上下晃悠。我们再看台湾,台湾去年人均GDP为1万8千美元,比韩国还差。
其实我们如果去除发展早晚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其实是与这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福利水平越高,经济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越差,经济也就越差。而且越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崛起越快,福利制度建立晚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1页 - 序言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文明是古代的模式,模式是现代的文明。
古往今来,“哀民生之多艰”者数不胜数。以至于马致远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今日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不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创新,笔者写本书也是想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秋天,笔者受邀参加美国一家知名媒体访谈节目,主题是谈中国的仇富问题,当时嘉宾有三位,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知名华人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一个旅居泰国的华人,再就是笔者,在节目中,有人认为中国仇富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员腐败,有人认为是垄断和国企问题,而笔者则指出仇富是世界性问题,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当时主持人并不完全不认同笔者的看法,她认为“仇富”在美国并不严重,她举例说,很多美国的富人跟穷人也在同样的超市开车购物,他们的汽车也并没有遭到穷人的攻击。在节目中,由于时间关系,笔者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与她进一步讨论,但节目录制完没过多久,美国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事实也就说明了一切。
在这里提这个事情,笔者并不是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分出个好坏,而是要说,现在的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有问题,美国有问题,同样欧洲也有问题,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模式困境”。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问题暴露更明显,任何一个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而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的历程,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可以归为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前后历时约500年。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确切的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全国有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严重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卑斯麦极力的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卑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卑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在新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资本家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种状况马上被德国注意到了,当时德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德国资本家如果要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进行竞争,就不能重复英国工厂立法的道路,而是要缩短这个阶段。 因此德国的资本家们着急了,他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个小时缩短到十二个小时。卑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1889获得批准。
现在柏林市政厅二楼会议堂的一幅19世纪的油画就是显示的当时情形,在画中,卑斯麦身穿军服,手里拎着一把德国菜刀主持国务议会,讨论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如果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敢对这老年保险法不同意,这位铁血宰相随时都可以将他的脑袋削下来,最后所有人战战兢兢地顺从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意志
就是这样,由此德国成为了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 “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他们也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负责这项计划的构思和设计,第二年,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所有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北欧。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当时的北欧,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而就是这些措施让野蛮落后的北欧海盗国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影响至今。特别是在
而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上世纪的大滞涨后,却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而且这一削减福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而北欧国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 “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几成残枝败叶,而北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均GDP连世界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国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来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高福利国家才真正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实践证明,北欧是正确的,美国的去福利化是错误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在书中,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从世界模式1.0进化到世界模式2.0是进步,倒退没有出路,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寻找世界模式3.0,而笔者提出的方案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是对福利社会的替代,而是补充,福利社会解决的是人类的生老病学等大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细微方面,其具体方案笔者在书中再进行详细介绍。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 - 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

金融的运用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
商业金融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也无法回归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因此完善现代社会条件的社会保障模式才是正路。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法律不明确的地方,要依据社会国原则进行裁量,而司法解释则直接推动了社会国原则的逐渐明晰 - 法律不明确的地方,要依据社会国原则进行裁量,而司法解释则直接推动了社会国原则的逐渐明晰

社会国原则作为宪原则,法律不明确的地方,要依据社会国原则进行裁量,而司法解释则直接推动了社会国原则的逐渐明晰,“社会国”原则延伸到所有的法律领域,  。
自由国理论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私域,在这个私域,个人拥有不受侵犯的完全自由。这种自由观的历史背景是欧洲资产阶级对抗封建阶级时形成的,再往上可以可追溯到对教权的抗争,所以捍卫生命权、身体健康权、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私有财产权的立场非常坚定。然而这种自由观具有较强的防御性,但忽略了“实质自由”。
现实社会中,自由的兑现是依赖于各种要素的,比如,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能力与机遇等等。而传统自由观并不在意这些保障条件,只排斥国家的任何干预,这样就限制了国家对个人有益的或善意的行动。因而国家没有义务为公民实现自由创设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反过来公民也仅有权要求国家免予干预而无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来促进自由权的真正落实。这些都是传统自由观的弊端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社会动乱之源是公共贫困 - 社会动乱之源是公共贫困

社会动乱之源是公共贫困
因为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在与“冰冷、饥饿和疾病”做斗争,人类几乎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非常贫困。而所谓的富裕生活,仅仅在近百年才慢慢显露于我们这个世界,何况贫困远没有彻底离开所有人。这些微的富裕,与人类生存的整个时期来比较,似乎显得是那么无足轻重。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贫困来安排和思考政治生活。
但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产品过剩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仍进行私人财富的疯狂生产,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全家人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拥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达充斥商业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有如此的反差。”
这是《富裕社会》一书中被引用最多的话之一,因为即使过去50年,这样的情景还每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汽车在增加,但公路的增加却是缓慢的,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却增加缓慢,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却不健全。
加尔布雷思给这样的富裕社会总结了一个矛盾:“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这正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人们注重私人富裕的同时,却忽视了公共富裕,或者是所有人的“富裕”。 GDP告诉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昂贵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还在为推行全民医改而踌躇不前。
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我们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
丰裕社会可以提供充量的私人财富,但对公共物品却非常吝啬,这种悬殊成为了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健康的原因,而私人物品的富裕与公共物品的贫乏不仅形成了惊人的对照,而且私人货物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贫乏的来源。最鲜明的就是私人汽车的增加,就必然要求道路投资的增加,而后者的增加是缓慢的,所以变得越来越拥挤,结果是每年都有惊人的车祸或交通堵塞。
在食品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获得的食物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抛弃的食品包装盒就越来越多,但没有相应的公共卫生投资,结果就是不断加深的污秽,财富越大,污垢越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趋势。
在更多的财务生产出来或拥有的时候,欺诈的机会也越大,财产更需要保护,如果公共法律跟不上的话,财富的增加就会导致犯罪的增加。
比如竞争的加剧,就需要社会安全机制的健全,因为在竞争社会中,是没有安全的,个别劳动者或经营者的好运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遭到突然的衰落,这表面是因为懒惰或无能的使他失去顾客和职位,但是最能干的人,也会遇到消费者嗜好的突然改变,这与他们自身是否无能没有关系,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预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成为现代人命运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可以让你干一辈子。
我们没有看到两者维持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在公共服务于私人消费不平衡、不匹配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私人富裕公共卑劣的气氛中,学校不能与电视和电影竞争,电影中的人物成了学生的偶像,发热的手枪甚至成了学生的玩具,学生们不再喜欢更安稳的游戏。
学校周围,酒精、麻醉品、击剑家的刀子成了畅销的商品,这些在早年朴素的社会中不曾有的诱惑,在富裕社会中就不可避免。
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其实增加学校和公园、甚至增加清洁工,交警,跟增加私人汽车是一样重要的。私人生产导致公共服务需求自动的增加,如果后者跟不上就将成为社会紊乱的一大来源。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生产,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
我们必须在贫乏的世界和丰裕的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增加合理开支,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但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
加尔布雷斯是新制度学派的创伤人物,他认为只有制度经济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提出要在新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技术革命作为研究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新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具体方案和理论措施。
公共服务落后于私人生产是加尔布雷斯考查现实的社会背景得出的结论, 他揭示了社会不平衡的原因来自落后的公共服务。
他的《富裕社会》一书扭转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意识。经济学是一门背负着帮助大多数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具有道德诉求的学问。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 被加尔布雷斯称为社会均衡。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模式又有了巨大的改变,小布什模式也有几个特色,那就是“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用信贷消费代替劳动生产率改善”,实践证明小布什模式是彻底失败的,可惜中国学者还没回过神来,还在一味的鼓吹小布什模式。
其实参加“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有着较高的学历,也曾有着体面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金融海啸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失去了工作,不少人被迫露宿街头,金融海啸虽然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却并非始于金融海啸,而是从里根时期就已经开始。
其实世界本不会自然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富人占极少数,穷人占大多数”的局面,而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民生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一旦停止,中产阶级社会就会立马消失,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随着里根以来的减税措施逐渐解体的,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阐述。
当代的美国基本上呈现出了“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但是少数富有群体却非常富有。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 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而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其实只要听过保险推销的人肯定知道,商业保险贵的不得了,一般人买不起。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买不起医疗保险,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买医疗保险,所以奥巴马才进行医疗改革。商业保险对于穷人来说,绝对是个奢侈品。
“钱多的”与“不安的”的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根本不是一群中国人,“钱多的”是有钱人,“不安的”是穷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处境具有天壤之别。其实如果真正有钱的人,根本就不用买什么保险,李嘉诚、巴菲特根本不用担心养老问题,真正需要保险的反而是没钱的人。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的主要是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绝对不是发展商业保险,比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等,比如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是让民众自己去买保险。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北欧国家始终被世界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好的地区 - 北欧国家始终被世界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好的地区

作为福利国家策源地的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规模,引入市场因素,实际是走上了“去福利化”的道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北欧国家始终被世界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好的地区,一些国家屡屡被评为诸如“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最廉洁的国家”、“最好的国家”等称号,人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经济模式”褒誉有加。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国民素质高,充分就业,高收入,高福利,工会强大,社会民主、平等和公正。其经济运行体系可以简化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十国家干预十合作主义十平等的精神 。
北欧的经验充分证明高增长和公平分配是可兼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不仅并不冲突,而且福利和社会公正是有利经济发展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同时,福利导向体制和民主、自由之间也没有冲突。
当今瑞典,国家掌握有5%的工业企业,国营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瑞典福利经济的特点是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50、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战后以来,瑞典政府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官方的统计,繁荣时期失业率在1.5%,危机时期不超过2.5-3%。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高比例的福利保障支出,丰富而慷慨的社会服务都使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高。瑞典、丹麦、挪威、芬兰都是人均GDP排位在世界上很靠前的国家,同时历年来基尼系数都以较低的状态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
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至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提供福利更多的并非现金,而是提供服务。这样,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举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比如,社会、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大约90%的雇员由政府雇佣,而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仅为40%~80%。故而北欧诸国也被视为服务型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一般主要负责制定国民福利的政策、标准,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网络,而管理的主要职责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来承担。资金来源上,政府投入是大头,一般约占40%以上,丹麦则高达60%。公共福利保障费用占GDP的比重很高,一般至少在1/3以上,瑞典经常波动在35%~40%之间,芬兰在新世纪的十年里维持在1/4~2/5的区间,挪威基本为33%。而同期美国一般徘徊在18%~20%,日本才略高于1/10的水平。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 - 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

从长远看,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惧,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世界上“自由放任”一词的提出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认为干预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与现在截然不同,亚当斯密时代火车还没有发明,货币运输还主要靠马车,大家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而现在人家早就进入了大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企业,而且出现了跨国的世界性大企业,自由放任早就不适用了,对经济进行监管是必然的。其实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篓,现在人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具体的: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起跑点。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有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 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
现在人们将那些少数企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代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其实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其实他们只是从字面意思上妄解了自由主义而已。
当前的中国与进步年代的美国虽然大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都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期,各种社会问题爆发的相当严重,而且知识界也同样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盲目排斥政府,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被破坏。
而中国比美国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项目或是以高额出场费参加各种财经论坛,与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而更可怕的是当学者与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而这样的事情正愈演愈烈,商业群体通过广告费、公关费控制媒体,而媒体又通过稿费控制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紫鑫药业为“摆平”媒体及记者,以及删除已有的负面报道,公司花掉了“天文数字”的公关费:“几百家媒体,最少的给5万,最多的是400万元,而且这只是一年的保护费,一年到期了,有些媒体和网站要求续签,可见中国媒体行业之腐朽。这种精英联盟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中国现状的改变也需要中产阶级的成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分子的觉醒则需要从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美国比如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一样,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才能与中国民众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和伟大社会建设。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那些指望着用富有群体的慈善来替代政府福利的人是对历史愚蠢无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无论是官办的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对社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社会福利慈善化”所主张的“政府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让富人群体多捐点款就行了,是完全错误的。社会福利可以替代慈善,但是慈善绝不能取代社会福利。慈善从根本上是政府福利不足所致,真正的好社会是不需要慈善存在的。
如果只进行理论探讨,也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好富人”的案例,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比如在美国中产阶级个人捐款占整个慈善捐款的70%,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其实富豪更吝啬。
“美国富豪热衷于捐款”只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尽管富有群体的捐款远远小于中产阶层,但关于富豪捐款的新闻却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美国富豪捐款也只是公关手段而已,是为了取得好的社会形象。
社会只关注那些捐款最多的富豪,而少数富豪的慈善行为却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美国富豪喜欢捐款的印象,而且美国富豪捐款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避税。
美国富豪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富豪照样也做不到。而且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重合度非常低,中国做慈善比较出名的如陈光标、余彭年等都不是富豪榜上的常客。既然中产阶级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那当中产阶级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慈善就更难进行下去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有很多慈善组织破产。
因此中国很多人所主张推行的“社会福利慈善化”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笔者认为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应该“推广直接慈善,做大政府慈善,放开民间慈善,用社会福利取代慈善”。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 - 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

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有群体购买奢侈品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我们在看到富有群体“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另外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所以中国出现了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的局面,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而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钱太便宜,而不是多,是因为利率低,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大搬家,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定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是需求,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完不成“生产—消费”的循环 - 定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是需求,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完不成“生产—消费”的循环

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不好,取决于效率的话,那决定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是需求,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完不成“生产—消费”的循环,经济整体效率就不会高,而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胜出,关键就是福利国家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国内需求,因此他们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是穷人的几百倍、几千倍,甚至是数万倍,但是他们消耗财富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扩大,其实这一点在生活中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那些靠艰难创业走向成功的“富一代”们,他们的消费能力有的还不如一个中产阶级,而这种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能力之间的不均衡,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实际缺乏的是“社会契约”精神 -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实际缺乏的是“社会契约”精神

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等内容的“社会契约”。通过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政府机构与各个利益群体以契约的方式达成默契。在契约中,各群体在保留传统利益的同时也获得某些新利益。
现在中国很多人喜欢谈契约精神,但这些人不知道,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连口头承诺都会认真遵守,何况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中国人实际缺乏的是“社会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而社会契约的提出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其实当这些人将社会契约精神,简化为契约精神的时候就错了,中国现在需要增加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社会契约精神。社会契约精神才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精神,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骨子里是反对社会契约的。
合作主义所强调的国家、雇主、雇员三方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关系,工会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工会的参与,工会不签约,就不可能建立起三方合作关系。当然,如果没有国家和雇主对于社会契约的遵守,劳资之间的信任关系也不可能建立不起来,而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都具备社会契约的意识。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 -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

由通货膨胀和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导致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我们如果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年轻时的储蓄,到了年老之后,已经缩水殆尽。 因此,现在各国的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全社会需要为老人人支付多少养老金,就从年轻人那里收多少的社会保障税(费),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升高带来的财富缩水。
我们可以举我国曾经实行的“老农保”的例子,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1995年,家住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大伯做了一笔投资,当年月工资只有70元的他花了200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3倍,为老伴和儿子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了,现在黄老伯要是按每月领的话一个月只有2元。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保险之称。 17年前自己一个月70元的工资可以勉强养活一家人,而现在连咸菜都是4元一斤。
其实“老农保”就是走的商业保险的路子,17年之后,原来的200元变成了300多元,虽然增值了不少,但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比起来,每月2月,简直少的可笑。
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实行现收现付制度,而不搞商业保险。 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养老一章中,还会详细的介绍。
其实除了现收现付,世界各国也有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制,这不占主要地位,所谓“基金积累制”,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缴费,交由社保机构,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等退休后,该基金再将养老金和投资所得支付给投保人。
这在美国叫401k,中国叫个人账户,道理都是一样,都是不由国家进行统筹,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 这部分资金,大多是十年前、或是二三十年前缴纳的养老金,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财富缩水,都必须进行投资保值。这里面也有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财富缩水,如果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风险。因此这种方式多适用于国家养老金之外的雇主养老金,占比很小。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家庭福利 - 家庭福利

家庭福利,主要是针对妇女、儿童的福利补助,这方面在发达国家做的都比较好。
瑞典的家庭福利
瑞典法律保障妇女不会因怀孕、生育而失去工作,她们还享有免费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产后护理等福利服务。这里的婴儿死亡率为7‰,属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妇女法定产假为15个月,孕妇可根据自己情况提前两个月开始休息。规定9个月假期要在婴儿9个月前使用,剩余半年在小孩8岁前都有效,随时可以选择休产假。每个孩子出生前后,父亲也可以分享妈妈的产假,但期限为9个月以内。没有工作的妇女同样享受法定产假待遇。产假期间是带薪或着享受政府产假补助的,前9个月可以领着全薪在家照顾婴儿,后6个月政府给付定额产假补助,家庭妇女在450天法定休假期间领取定额补助。
  家有八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可将工时缩至每天6小时,工资按比例减少,但不会因此被解雇。孩子满12周岁之前,如果生病,父母亲均有权留在家里给予照顾,每年可请假多达两个月照顾孩子。待遇和本人请病假相同,请参阅医疗福利的病假补贴内容。
  所有儿童在16周岁以前(或读完高中之前),按月领取儿童津贴。父母分居的儿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如男方拒付),抚养费没有着落时,国家每年提供相当于福利金基数40%的生活费,父母都不承担抚养费时则提供60%,如此可保证儿童生活不受家庭纠纷的影响。儿童津贴和抚养津贴是免税的。
   十八岁以下的儿童,如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幸去世,由政府提供儿童抚恤金抚养。残废儿童抚养也基本是国家负担费用,父母因抚养照顾残疾儿童而影响工作时,政府给付相当于福利金基数的88.5%(父母中一人受影响)或177%(父母都受影响)的特殊津贴。
英国的家庭福利
1、儿童及未成年人福利
(1)儿童福利金:该项福利为16岁以下的儿童而设。如果家有儿童可以无条件领取儿童福利金。如果孩子年龄在16岁到18岁之间,而且还在非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同样有资格领取。
  (2)家庭津贴:要求申请者每星期至少工作16小时,收入低微,又需要照顾至少一名儿童的话(16岁以下,或者19岁以下,全日制学生)。津贴数额根据家庭收入和儿童数目而定。
  (3)监护人津贴:负责照顾孤儿的监护人有资格申请监护人津贴及儿童福利金。
  (4)单亲津贴:独自照顾子女的单亲家庭可以领取单亲津贴。除儿童福利金外,这个津贴只支付给首名子女。此外,英国法律会为抚养人向已经分居的前伴侣索取子女赡养费,以照顾子女的生活。
2、妇女福利
(1)法定怀孕雇员工资:当雇员怀孕,雇主每星期要缴付工资,数目视雇员的收入和金额定。
  (2)孕妇津贴:为没有资格领取法定怀孕雇员工资的人士设定,标准为每周44英镑55便士。
  (3)社会基金孕妇补贴金:提供给低收入者,由社会基金支付。
3、社会基金
这项基金建立于1988年,目标在帮助有困难或临时性特殊情况的人士, 包括怀孕, 应急支出, 免息贷款, 社区护理津贴等等。
目前的英国依然是世界上著名的“福利大国”,其相关公共支出一般保持在GDP比重的26%左右。2011年英国爆发社会骚乱的一种重要原因就是人们不满政府试图削减公共福利的有关动向。这个国家实行相当于免费的全民医疗,个人只需要负担10%的费用。以生孩子为例,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分钱,产妇的营养伙食费都由政府支付,政府还必须给婴儿准备好婴儿车。英国的基础教育完全免费(有钱人家送孩子上伊顿公学这样的贵族学校属于私人选择,国家不负责费用),大学阶段也有90%的学子可获得政府相关助学津贴。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全程免费。
法国家庭福利
未成年人生活津贴
法国儿童津贴包括幼儿补助、家长育儿补助、雇佣育儿保姆补助、多子家庭抚育未成年人补助四种。
幼儿补助针对孕期超过5个月的胎儿和3岁以内的幼童。普通收入的家庭都可以申请该补助,补助金额为每个幼儿156.31欧元/月,富裕家庭政府不给予津贴,这点法国与很多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同
从有第二个自己的孩子起(怀孕超过5个月就起算),包括家庭已有一个2岁~16岁的领养孩子的情形,如果父母愿意选择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可以申请家长育儿补助。给付标准为:完全停止工作每月补助484.97欧元,家长请半假照顾孩子的情况补助320.67欧元/月,其它情况补助242.51欧元。这项补助一直发放到孩子年满3周岁,只要求受益者至少夫妻一方工作过两年,没有对家庭收入规定限制条件。
雇佣育儿保姆补助是为了帮助家庭分摊育儿保姆的费用,该补助一直给付到孩子满6周岁为止。具体补助金额根据孩子年龄和家庭收入分为二类六档:家庭收入分为超过17473.55欧元、12708欧元和低于12708欧元,不足3周岁的孩子每月分别给付130.90欧元、157.97欧元及199.78欧元,3~6岁的孩子补助分别为65.46欧元、78.99欧元及99.91欧元,按照家庭孩子数量与年龄情况合计。
雇佣育儿保姆补助要求申领者必须是雇佣具备正规资格的育儿保姆,且支付给保姆的工资不能超过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5倍,目的是限制补助流向特别富裕的家庭。相关申请以及雇佣保姆事宜由地方保护孕妇与婴儿局(PMI)和社会分摊金联合征收机构(URSSAF)来把关。
如果家庭不止一个孩子,还可以申请多子家庭抚育未成年人补助。基本内容为从有第二个小孩起每月补助 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受补助孩子满11周岁后,每月补助追加30.62欧元,年满16周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一直给付到孩子成人找到工作为止。
德国的家庭福利
  德国的社会照顾内容包括了家庭补助、住房津贴、教育促进、社会赡养(相当于社会救助)、社会赔偿五个领域。其家庭保障有子女津贴、养育津贴和养育假等;社会赡养则遵循“通常需求原则”细化到政府机构要考虑到被救助者获得足够的营养、衣物与其它个人生活必需品,享有的住宿条件必须保证家具、电器、暖气,其身心健康应得到正常者一般水准的维持护理的程度;社会补偿的主要对象为战争伤害者和伤残者及其家庭成员。
社会照顾。社会照顾分为直接照顾和间接照顾两个方面。直接照顾是社会照顾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母亲保护和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社会救济等内容;间接照顾主要是指国家利用减征和免征个人所得税及其他一些税收的办法给予照顾。母亲保护主要是对在职妇女从申报怀孕到分娩后这一时期内实施的一系列保护措施。主要有:对从申报怀孕到分娩后4个月的妇女不得解雇;分娩后共有6个月的休假期,假期内可享受一定量的现金补贴。儿童补贴的具体方法是每个儿童从出生之日起到年满1 6岁止,都能享受儿童补贴。如果儿童在年满16岁时,继续上学或接受职业培训,可以进一步把补贴延长到27岁止。住房补贴是专门为解决低收入、多子女家庭及残疾人、老年人的住房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只是为了帮助被救济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并力求使被救济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靠本人的力量达到“自救”。
  一、家庭补助
  家庭可以在领取子女抚育金或免税数额之间进行选择。子女抚育金可以享受到孩子成年(年满18岁),补贴水平随家庭孩子数量递增,人们习惯将婴幼儿阶段的福利叫奶粉钱,上学后的福利叫助学费。如果孩子年满18后继续上学或接受培训,那么这项津贴最高可以领取到27岁。
  自己带养孩子的父母可申请3年以下的抚育假,原则上这段时间里受到不被解雇的保护。
美国的家庭福利
美国的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他的福利大多是针对低收入人群,普享性的很少。
家庭福利金
  如果某人符合条件领取退休金或伤残金,其家庭成员便有资格领取家庭福利金(条件为62岁以上的配偶,配偶在62岁以下但需抚养一名16岁以下的子女,18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子女是19岁以下的在读学生,子女18岁以上但身有伤残)。离婚者的前妻或前夫也有资格领取此种福利金,具体资格确定另有规定。
   美国的公共援助金(Public assistance)
  公共援助金属于提供给低收入者和赤贫者的生活补助。年满65周岁的老人或者伤残者才有资格领取,申请者将接受调查以证明有申领资格,由州政府按各自生活条件发放。领取这种补助的人,同时有资格领取医疗补助和食物券等救助。公共援助金的目的是为了使得贫病弱势群体达到所在州的基本生活水平,因而由联邦政府支付一个基本数额,州政府负责另一部分的补贴。
  美国的生活补助
  1、食物券(Food Stamp)
  美国联邦农业部拨款给州政府发放食物券以救济低收入家庭,规定只可换取美国出产的食物,不能做现金用。美国各地都设有专门发放食物券的机构,当地收入低到不足以糊口者均有资格申领。申领食物券者要亲自到办事处出示个人收入证明和银行存折等。家有老人、婴儿或孕妇的,还可根据收入情况按月直接领取奶粉、肉类、罐头及粮食等。
  2、学校提供的廉价或免费膳食(School Lunch Program)
  为保证学童的身体健康政府设立了这项全国性营养膳食计划。
  3、家居能源补助计划(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该计划专为低收入家庭减轻能源费用而设。除了帮助支付煤气与电费外,还可代为修理暖炉、煤气管等相关暖气设备。
  4、廉价公共房屋(Public Low Income Housing)
  这项福利有公共房屋、津贴房屋、租金津贴和廉价屋四种形式,申请人必须年满62岁或收入低微,某些房屋补助要求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慈善不是福利,福利带有普惠的性质,而慈善更需要个性化和针对性,民间慈善选择性太强,这就导致覆盖面过低。比如富人慈善主要是捐献图书馆,音乐厅,运动场,而这跟穷人几乎没什么关系。
慈善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奈现象,而真正文明的社会,还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取代不了社会福利。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富人不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慈善捐款主要来自中产阶级,那些吹捧富人,鼓吹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的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现在中国有一种思潮就是“公民社会”思潮,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会望文生义的将之理解为促进民主化,或是加强公民权利等,其实这都不是公民社会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直接用民主社会好了,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公民社会这样一个词呢!其实公民社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即用社会团体来分散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缩减到最小,具体到社会福利方面,就是用富人的慈善机构取代政府的福利,其实这就是“社会福利慈善化”。
“小政府”与我们所提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相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相对来说也是大政府,而主张“小政府”的“公民社会”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打着公民的幌子坑害公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替代不了政府,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才对,在没有政府管理的领域必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丛林社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必然是大政府。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欧猪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 6 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左右。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10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也是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同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蛇头都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社会基本权其实就是积极自由权,现代公民不仅需要消极自由权,更需要积极自由权 - 社会基本权其实就是积极自由权,现代公民不仅需要消极自由权,更需要积极自由权

从自由权到社会基本权,从消极防御到积极给付,德国人完成了社会福利保障的理论建设。社会基本权其实就是积极自由权,现代公民不仅需要消极自由权,更需要积极自由权,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实现现代公民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在中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其实属于消极自由,而对于积极自由则是他们反对的。是向美国的“自由国”原则靠拢,还是向德国、北欧的“社会国”原则靠拢,这是中国必须做出选择的问题,也是当前最困惑中国的问题!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 - 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

福利不仅不让民众失去自由,反而能让民众获得比非福利社会更多的自由。
哈耶克曾经用“失去自由和通奴役之路”来恐吓那些希望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府,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哈耶克的预言完全是错误的,北欧福利国家的人民和企业并没有被奴役,反而通过大政府获得更多的幸福和自由。
一个人是否具有自由,关键是取决于拥有财富的多少,不自由往往与财富的缺乏相伴,退休金、社会福利,都是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福利国家最终享受到的个人财富要远远要高于非福利国家,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福利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不自由,他们可以更多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其实即使是美国那些最保守的右翼基金会都将北欧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福利国家与自由不能同时并存早已被证实是谎言。自由其实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看个人拥有多少可供支配的财富,和拥有多少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其实大政府本身并没有问题,政府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了官员上,而官员本身也是小政府的受害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缺乏的情况下,官员必然拼命的贪污受贿,这点在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只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直接而已,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都非常完善,官员们何必去冒险贪污呢,比如在新加坡和北欧,官员贪污都是很难听到的事情,因为那里的官员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的产物” - 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的产物”

战后,1942年建立起福利国家基石的贝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的“社会契约”,例如,英国1974年、1976年的社会契约,挪威1976年的社会契约,瑞典1974年、1975-76年的社会契约,等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为社会工资。其主要观是,社会工资属于总劳动成本,而不属于“利润”,因此福利支出不会妨碍资本的积累,因此,“社会契约是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工具
事实上,合作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上的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的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这一共同体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同时合作主义也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和制度基础,瑞典的社会平等,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削高填低”,而且工会斗争使得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也很小,这是两方面的作用。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税收的作用,但对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则没有重视,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更多是企业内部贫富分化的延伸,现在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员工相差几十倍是正常的事情。
瑞典是一个阶级合作的国家,"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而瑞典的阶级合作并非只是工会代表工人争取福利那么简单,而是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
瑞典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他们认为,瑞典是一个"受妥协支配的国家"。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高产阶级 - 高产阶级

笔者提出“高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与以往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法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高产阶级人数并不多,但是却从实质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有型资源和无形资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实质统治者。
而在“高产阶级”中,又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最为特别,他们人数其实非常少,但他们社会的影响最大,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的影响在于舆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舆论就是政策的风向标,掌握了舆论,基本上就控制了政策,公民政治,其实就是舆论政治,而舆论无疑是由高级知识分子左右的。这种左右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课题,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广大公众一般是不参与的,在这个时候“公知”就代言了“公众”。毕竟像“郎顾之争”、“韩寒事件”这些是全民参与的公共事件是很少的,在大部分话题上,公众是沉默的。
而高级法律人虽然不把持社会舆论,但是这些人更占据了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立法机构,任何政策都只有形成了法律才有约束力,如果对法律人不利的法律,基本上就不可能被通过,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都很难,因此中国很多有福利方面的立法或是政策出台,比如中国现在虽然有了社会保障法,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法没有任何效力,很多企业都不交社保。
高级经理人更是控制了整个经济,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经济的危险因素。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社会国原则应该成为中国进行顶层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 社会国原则应该成为中国进行顶层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奉行自由国原则的国家,比如美国都出现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奉行社会国原则的德国、北欧则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社会国原则应该成为中国进行顶层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现在从我们的宪法上来看是符合社会国原则的,但是由于知道这一原则的人太少,而媒体和学术界又炒作一些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特别是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小政府,因此要在中国真正的落实社会国原则还有很大的难度。
  除了政治领域的社会国原则之外,经济领域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德国进行福利保障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是中立的力量,由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存在着一些威胁和挑战,而国家的任务,就是帮助个人应付这种困难和挑战。在德国,福利国原则也是被纳入宪法的,这也是德国在上个世纪50年里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来自“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他也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这句话的原创者。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将市场竞争和社会利益均衡相结合,协调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以贯彻国民福利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执行福利制是政府的任务,所以政府有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概括来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主要有三点:市场经济,国民福利制和宏观调控。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 - 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

比如美国的工会仅限于为工人争取福利,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则全然不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而且这也是有制度保障的,因此德国和北欧都被称为合作主义国家。
德国和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与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美国模式是在公司董事会内部设立监事会,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而监事会只负责审计、薪酬等少量事务。而德国、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则是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监事会再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监事会的下属单位,监事会有很大的决策权。特别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和批准某些特别交易的权力,监事会实际上几乎控制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权不仅包括财务监督权,也包括业务监督权。
德国的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是资本和劳动者共同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模式,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而且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这是因为根据德国法律,企业必须设立职工委员会,德国企业的职工通过参加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参与公司管理。北欧和德国都实行相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以一则新闻来进行佐证,比如沃尔沃在成都设立生产基地时的新闻表述为“2011年2月22日,瑞典沃尔沃公司监事会做出决定,成都成为吉利沃尔沃汽车项目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从中可见监事会的权力所在。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欧美“第三条道路” - 欧美“第三条道路”

撒切尔-里根新保守主义后,欧美纷纷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主要是指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是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第三条道路的开创者吉登斯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是最有知名度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所建构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社会学界中占据重要一席,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 “社会投资型国家”就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为推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我们应该树立“社会投资国家”这一理念..逐步洗出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而非简单的财政危机。
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社会福利..是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视角出发,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平等,这是一种在社会公正旗号下的平均主义。而吉登斯认为..“对福利国家的压力只有一部分是来自经费方面”..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福利国家“在原则上是不民主的”..因为福利国家是从上到下分配财富的..它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平等。尽管它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在社会投资型国家中,就是要变结果平等为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是“狭隘的机会观念,而是致力于一切的机会平等.,即满足不同群体对机会的不同需求”。
首先,失业者服务方面。吉登斯认为,社会投资型国家尽量不提供直接的经济救助,而是将社会财富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上。即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对失业者社会福利制度不能仅限于为其提供失业救济金..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重新就业的机会,具体说就是让失业者积极参加培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就业能力..为重新就业或积极创业打下坚实基础,置于民众身上..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不仅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竞争力强的人才的要求,且有利于消除因知识贫富催生的新的不平等,同时对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是有利的,是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人民素质的一种战略性选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也认为“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得知识和信息。否则,任何个人、企业、整个民族都无法繁荣兴旺”。
其次,老年人服务方面。吉登斯指出,我们应该改变观念..倡导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主张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制度,视老年人为社会财富而不是只享受福利的负担,从他们的实际心理需求的出发..给予社会尊重,并鼓励他们适应社会潮流..学习乐观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想继续工作的心理诉求,不能工作的也可继续为社会服务..如从事抚育幼儿、植树造林等社会公益事业。再次,在解决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该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做到以老养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全球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会越来越重,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吉登斯认为人口的老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风险,他说,“养老金的领取者实际上专门指的是依赖性的人。 福利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有可能会造成政府以法定的形式主动地产生出一批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这些人事实上是政府所不愿面对的;也有可能使得一些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被迫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还想继续参加工作的愿望受到了限制,或者使那些身体早已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只能等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够退休。
  政府所要做的是“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解除目前有些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社会应该尊重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的意愿,并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便利的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规划中,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确实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瑞典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 - 瑞典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在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当一个福利充足的国家,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害性局面,其根本就再于现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 - 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

劳工参与率是指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参与率最高的冰岛高达90%的水平,最低的芬兰一般为84%。
北欧的妇女享受的福利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福利而不用工作都生活的无忧无虑。美国的妇女劳工参与率近年来基本为75%,而冰岛的数据是86%,北欧最低的挪威也高过80%。由此可见北欧福利国家的妇女不仅不懒惰,而且非常勤劳。
以上数据都不支持福利保障容易养懒汉的荒唐之说。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风尚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以诚实劳动为荣,鄙夷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甚至连投机取巧者在这些国家都无法立足。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一般人,尤其是本土的白人尽量不依赖于救济性的福利津贴苟活,觉得不光彩、有失尊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在于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换言之,投机取巧、偷盗、贪污腐败反而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缺乏福利、民众生存得不得保障的国家。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什么是风险社会理论? - 什么是风险社会理论?


“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 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
这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通俗表达, “风险社会”是社会学界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定性,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由此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 现代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 - 现代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

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为目标。作为社会国原则,国家具有很强的给付义务,主要分为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等方面。
社会国原则有两个重要内容:(1)社会安全。国家须保障人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以避免经济困境;(2)社会正义。国家须努力调和财富不均,对年老、疾病、残疾与失业提供社会保险;对困难者给付生存必须的物质。社会国原则实现社会正义,目的在于调和利益,促进福祉。
在社会国原则下,社会权作为宪法基本权,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性尊严,国家负有积极给付义务。人民也并非仅被动的等待,人民可以进一步要求国家改善其给付不足,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尊严。
现代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给付目的也不限于 “维护生存所需”,而扩展为“福利的最大化”、“自主的人格发展” 。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1页 - 我们该如何??

这本书虽然渐渐叙叙的看了一边,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到现在还没用对基本的保险还未上,感觉到现在的种种不安,福利社会与现实社会,区别太大了,就不要谈其他国家了,他们如何运作,福利有多大,我们能争取的就不要去放过,现实打败了这一切……我们该如何??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穷人高利贷”、“信贷消费”、“给富人减税”,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 - “穷人高利贷”、“信贷消费”、“给富人减税”,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

对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人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有人归结于过度资产证券化,还有人认为是房地产泡沫,但这都是程序性因素,而如果找到源头,那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小布什实行的“社会福利信贷化”政策,也就是政府不对穷人进行帮扶,反而向穷人放高利贷,这与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对于那些收入非常低的人,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社会保障,而政府如果抛弃了这一本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那早晚会以更大的社会问题爆发出来。
“穷人高利贷”、“信贷消费”、“给富人减税”,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其中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是不可持久的,信贷消费和向富人减税都只能带来短期的繁荣,这都是不是强国之策。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 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在西方世界中,德国的所得税率几乎最高,包括社会保险金在内的税率超过了50%,而美国不到30%。这样的高税率,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免费教育造就了高水平的劳动力,在这一点上,德国与美国的反差特别强烈。美国新一代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婴儿潮一代,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教育退化现象。这使得风雨飘摇的美国制造业更加难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也是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的主要动因。
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中,连美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承认,西方世界如果要维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和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效法德国模式,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保障社会公平和限制两极分化。这都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秘密。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德国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 - 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工人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在爆发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 “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的。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自新政后,民主党就一直以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则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民主党推动美国进行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新政。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富人减税、鼓励信贷消费、长期低利率、向穷人放高利贷,小布什几乎采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利近害远”的经济政策,因此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毫不稀奇。
学习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观察其长期趋势,从长期趋势来看,社会福利肯定是不断增加的,只可能形式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数量的变化,倒退没有出路。小布什模式的失败就在于走到了历史倒退的路上。
现在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大国,但早已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美国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但现在失败了,美国模式从成功到失败其间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成功的,不仅仅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要看其是否能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模式都不是成功的,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美国经济模式在20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可以定义为罗斯福模式、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一般来说,以国家的名字命名的模式,应该是使这个国家成功、走向强大的模式,而不是使这个国家失败的模式,而使美国走向成功强大的是罗斯福模式,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是最强大的,而里根模式则是美国盛极而衰的模式,里根模式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小布什模式,最终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罗斯福模式和里根模式,在学术界早就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研究,但小布什模式因为最近才失败,而奥巴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模式,因此人们对小布什模式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模式,其实就是小布什模式,中国的学术总是比美国慢半拍,中国总是学习美国旧的东西,等我们学会了,人家早就转变了。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一 - 一

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这是很多人力推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看似有道理,其实是错误的。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养老都没有用社会保险来替代,而且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福利制度往往都是在最落后国家诞生,而且都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福利制度往往都是在最落后国家诞生,而且都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有人说“福利国家只产生于富裕国家”,或是说“福利社会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历史。我们只要了解下德国和北欧的崛起就可以知道,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往往都是在最落后的国家诞生,而且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铁血宰相卑斯麦统治时期,还处于半封建社会,德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迅速崛起。
另外北欧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地区,至今也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和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但北欧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时候,几乎处于欧洲最穷的状态,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北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全面、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很快就赶上并超越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北欧的崛起。
德国和北欧,作为世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发源地,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两大经济地区都是靠率先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而实现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的。
德国和北欧的案例就足以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是国家崛起的障碍,而是动力。所谓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建立福利国家的论调纯属借口,现在的中国比卑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欧要富裕的多。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福利社会不仅效率不低,而且很高,是目前人类创造的效率最高的发展模式,是真正的实行了自由、人权和效率完美统一的发展模式。
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喜欢批判福利社会,他们最常用的理由就是福利社会养懒人,会造成社会低效率,但现实是福利社会并没有造成低效率,反而创造了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高效率,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
在瑞典,由于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的中产阶级认同非常高,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产阶级统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收入进行统计,也就是将中等收入者都归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问卷调查形式,不考虑收入,只考察主观认同。两种方式比较起来,其实第二种更科学,因为有的国家将中产阶级的标准划分的过于宽泛,导致中产阶级人口虚多。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28页 - 第一章

看了一遍第一章,写的很不错,基本可以领悟到作者的意思了,写的很好,能让人从经济学的角度,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和现实的世界。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 - 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

在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其中可以这样理解,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合作主义和资本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合作的模式。
我们熟知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合作主义的产物, “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休•约翰逊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威尔逊总统军事动员项目的负责人,由于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以从大萧条中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
1933年6月,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局局长。上台伊始,他就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拟定被认为是公平的法规,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
约翰逊在短短一年多使大约200万工人有了工作;并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其实与我们的思维定势很不同,我们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国富必然民穷。但现实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高福利国家也可以不欠债,低福利国家照样可欠债。另外“国穷”并不一定就是民富,而很可能就是美国这种“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和民众都非常穷,而只是便宜了少数富豪”。
世界发展实践也证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去福利化”的国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北欧、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福利国家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能否转型到福利社会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再上升一台阶的关键, - 能否转型到福利社会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再上升一台阶的关键,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后,能否转型到福利社会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再上升一台阶的关键,如果不能实现福利化,那就只能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不能成为高等收入国家。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国家就面临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问题,而只有实现福利化,才能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这也是福利国家人均GDP都比较高的道理所在。
总之,北欧、德国这些高福利国家都胜利了,而美国、日本、南欧等低福利国家都失败了,很多学者散布福利国家失败的谬论,其实只是试图阻止自己的国家向福利国家靠拢,但这不但拯救不了经济,反而是只能让经济更加的失败。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福利是投资 - 福利是投资

高素质的劳动力,健康的生活,能发挥个人才干的职业,较低的犯罪率,都是这个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而这些只有福利社会才可以做到,因为只有福利社会才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投资,因此也只有福利社才会得到最高的回报,因此福利国家才出现了最低失业率,人民最幸福的生活。
福利是投资,而不是是消费,不是政府负担。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社会投资型国家 - 社会投资型国家


“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不仅关心人的经济福利,而且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而他的这些观念都是建立在风险社会思想上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包含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产生的风险以及人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吉登斯认为取消管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应当维持在欧洲的水准上而不是向美国看齐,但是,应当把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因为人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威胁,因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应当注重和加强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协作。
   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福利主张是在分析和概括左右两派的社会福利分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介于左右两派的中间主张,也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其实也是有理念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折中。
 这也正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写道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经济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
 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人民。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
. 吉登斯主张将经济增长放在首要的位置,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只有这样,所有公民才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另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保障领域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社会福利的改革只有一种消极的内涵,即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公民所享有福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营养、健康、住房、教育水平, 对于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 。
吉登斯认为当个人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能使他们感受到幸福感的是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其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福利政策措施是对外部风险采取的一种事后风险的重新再分配,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的是“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社会和个人就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这里必须提到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吉登斯打算用提高社会投资,来抵抗社会风险。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 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德国是在世界上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的国家,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德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一词,在德国有着非凡的意义,比如德国人将他们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将他们的法治国称为“社会法治国”,将他们的民主党称为“社会民主党”,可见在德国,社会不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而是一个褒义词。社会一词应该包含着,和谐、合作等意思,很难直接与汉语中的某个词汇直接对应,中国虽然号称社会主义,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其实是肤浅的。
德国属于民富国强的国家

《世界如此危机》的笔记-德国更注重“社会国”原则,北欧更注重“合作主义” - 德国更注重“社会国”原则,北欧更注重“合作主义”

北欧模式从总体上也属于发源于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不同的是德国更注重“社会国”原则,北欧更注重“合作主义”。社会国原则是一种政治原则,合作主义则是经济行为方式。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不仅创造了最好的经济发展,也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
北欧并非文化重镇,其模式的建立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北欧模式是典型的高福利模式,
历史上,人们对北欧模式的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60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笫二阶段是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楷模,变成了危险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稳定增长率,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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