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相伴》书评

戈尔巴乔夫是否断送了苏联？

黄夏/文揆诸苏共政治史，被迫下台的最高或准最高领导人有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可能正应了“人之什么，其言也什么”的谶语，遭排挤的托洛茨基大谈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被退休的赫鲁晓夫则成了党内第一号异见分子。惟独戈尔巴乔夫台上台下表现比较一致，没有让人在这方面捉太多的把柄。如今，他在回忆录《孤独相伴》中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感、个人仕途及各类政治秘辛。当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才是我们最为关切的内容。或许有人要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联就不至于解体，换言之，戈氏乃苏联解体的始作俑者。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话，近乎大谬。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戈氏改革不过是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双双失败，以及日后勃列日涅夫长达十多年停滞期所产生的必然和直接的后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改革便意味着温水煮青蛙，迟早有一天，苏联这口锅将煮热、煮沸、煮爆，锅子连同里头的内容一并被丢掉。当然，以今观之，苏联这口锅到头来还是被弄砸了，但这并不是说，温水煮青蛙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总书记时，他所接手的是一个沉疴累累的烂摊子。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常年低位运行，有时甚至是零增长。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农业增长率比发达国家低80%。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惨淡，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滑。1960年代在城市内建个公厕需报中央委员会批准，20年后，莫斯科蔬菜水果零售点的设置仍需政治局出面协调。戈氏在书中列举了造成上述现状的种种事由：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使农业长期以亏损状态补贴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发展；指令性计划阻碍了按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意识形态教条绑架了人们的思维，并使国家脱节和落后于科技、人文、学术等国际先进潮流，等等。戈氏说中央统得过死的原因在于后者担心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想法会危及苏联的国本，或者“体制”。但他认为“体制”恰恰应该为人民存在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民民主”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而改革的方向就在于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之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退一步来说，“人民民主”也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所吞噬的情况重演”。戈氏祖父、外祖父曾受过集体化、大饥荒、大清洗的冲击，这些灾难也是推动他发起改革的重要原因。评价戈氏改革的功与过，就如同评价辛亥革命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一定要评价的话，得看从什么角度来申说。如果从苏联解体的后果来看，那么这场改革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既有戈氏主观上对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主激进派的阻挠预估不足，也有国际油价下跌导致国内经济困难、各加盟共和国主权意识和民族分离主义抬头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改革贮备干部的严重缺失也是重要一环，戈氏就不止一次地发现，用来替换老干部们的新干部，无不“毕业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学派”。说到底，僵化的体制培养的干部，无法对其自身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最后，这场不得不仓促上马的改革，终于因历史吝于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归于失败。但以民族长远发展而不是政权更迭的角度来看，戈氏改革至少留下了两件政治遗产：一是苏联的退场没有像其70年前的登场那样血流成河，这是包括戈氏在内的众多政治家集体智慧的体现。二是公民政治权利和人民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至少，人民可以对与自身命运相关的话题，不受阻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他最首要的功劳，就是戳破了苏联这只充了气的纸老虎，并让日后的当权者们明白——什么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当务之急。（见报文章不可能说透，且苏联事千头万绪，也无法说清楚。话说这年头有报纸刊发也算是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