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是灵山花下人》书评

中国文人的佛教情结

大二选修课的作业论文。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在这片地大物博和文化深厚的土地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建筑、信仰、风俗、饮食、服饰等诸多领域都可见其踪迹。而文人，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知识结构层次和对人生体验、对境遇变迁的敏锐感悟，与具有微妙教理，如因缘果报、无常苦空、三世轮回的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成为诸多中国文人价值观里的一颗明珠，影响了他们对自然对常理的认识与感知，帮助他们揭开了对人生的迷惑、寻找到一条解脱之路，并且开阔了他们的思想领域与创作空间。中国文人的入世与出世中国文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其命运总与仕途相连。“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澄清玉宇”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梦想。数十载的寒窗只为居庙堂之高的荣耀和恩泽天下的政治抱负。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为了这个梦而穷毕生心力。这是中国文人的入世情怀。文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其孤高清寂的概念，宛若一朵莲花，政治场上的波谲云诡永远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底线，与其辞官别富贵也不愿再呆在这淤泥于浑水中。“归园田居”是无数文人潜藏的隐逸愿景。这是中国文人的出世情怀。纵观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佛教则是一贯以“出世”而立的，讲求远离人世间功名利禄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而入世与出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事物又恰是文人无法割舍的两种情怀。儒与释也成为诸多文人骚客生命中重要的思想。－先儒后释——兼济无门，转而好佛渐笃中国文人往往是先有入世之志，积极争取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但这些文人往往执着于理想，敢向当权进言，常常因此获罪被贬。当这些学养渊博、满怀理想的知识份子一旦仕途不得志，而且身处文化未开的蛮荒之地，精神、心灵的孤寂无以为寄并陷入了自我不能解脱的苦闷，便转而移情山水，或者出入高僧之门，终而在佛法里找到了心灵安顿的皈依之处。这样的文人在我国比比皆是，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黄庭坚等。这些文人一生往往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是入世阶段，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后期则是出世阶段，独善其身，归隐乡野，佛道思想占主流。而促成这个转变的往往是因为仕途受挫。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维。他的母亲崔氏信佛，素食持戒达三十余年。因受其母亲的影响，王维成长后，他与禅宗的僧人道璇、元崇、净觉等人都有交往，说明他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多，但禅宗思想并不是此时王维思想的主流。此时的王维政治态度远大，加上仕途得意所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其该时期诗作如《从军行》、《陇西行》、《老将行》等，多抒发边关将士对国家热爱，有着慷慨激昂、乐观豪迈的情调。而唐玄宗后期因权奸窃柄，朝政日非，提拔王维的贤相张九龄被贬，他的知交韦陟、韦斌兄弟等，都被远谪，使他深感仕途的险恶，精神逐渐陷入苦闷。“安史之乱”时他在京为叛军所拘，迫授伪职。两京收复后，因“伪职”之事下狱，虽得赦免，降职为官，但其思想从此消沉，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退朝之后，王维焚香独坐，诵经礼佛。他有诗自我表白：“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其该时期的诗作主要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还有大量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其中比较有名的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以佛济儒——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以佛济儒，即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这样的佛教合于儒家之道的观点。在这方面，柳宗元倘数典型。 柳宗元自认为对佛教有独特的认识与领会，他注重佛教义理的阐扬。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其做官兢兢业业、尽心吏治。因此他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柳宗元认为佛教合于孔孟之道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的。其一，他认为佛教和儒家一样，也主张孝敬：“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送?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并认为佛经中的《大报恩》十篇，也是宣扬孝敬之道。其二，他认为佛教的心性说，与儒家的性善论是相通的。“其(指佛教)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其三，他认为佛教的戒律类同于儒家的礼法：“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这样的佛教合于儒家之道的观点，既是以儒为主，以佛济儒，把佛理融合到儒教中来。他说他“好佛”，并不是向神佛顶礼膜拜，而是重在取其合于儒家之道的义理。柳宗元的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和的表现。以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所提倡的以儒济佛，也可以说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必然是秉着“以民为本”的慈悲理念，为人民之父母关，对百姓宽容，轻徭薄赋，用礼教来治民。这与道家所宣扬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信佛不信僧”，尚“古寺钟声”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总有滥竽充数的“吃教者”，佛教亦是如此。佛家对此也颇有自觉，《梵网经》即云：“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佛子流品不一，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唐宋以来，小说、戏曲中嘲弄和尚不守教规出乖露丑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理由是“信佛不信僧”。的确，“信佛不信僧”是大多数中国文人所持观点。当然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文人与高僧往往能结下很深的情谊，如惟宽禅师与白居易、药山禅师与李翱、圆通秀禅师与黄庭坚、佛印禅师与苏东坡、慧觉禅师与范仲淹等。“信佛不信僧”强调的是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没有那么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盲信，文人更容易从佛教教理中抽象出其中的精髓与深意，把握其微妙的禅意，获得一种精神境界上的提升。因此相比于“和尚”而言，文人更崇尚“古寺钟声”。那是因为比起和尚，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可对横亘十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古寺钟声也成为了中国历代文人诗作中的经典意向。如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徐志摩也曾经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大多数的中国文人虽信佛，但却始终没有迈出遁入空门的这一步。因为在这些文人看来出家或是不出家并不是问题所在，而真正的精义在于掌握其中精义与奥妙，用以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让“古寺钟声”在心中时时响起。“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人生境界在中国历代诸多尚佛的文人雅士中，李叔同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关于他为何出家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出家是在他大成之时，这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转而好佛的惯例。他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极端，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俞平伯曾说：“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古槐梦遇》），此言正适李叔同。笔者愿意相信李叔同是借佛家的清心寡欲生活和端正平和的佛理来抑制心魔的暴发，来化解功成名就背后的内心失衡和矛盾冲突，并通过皈依佛教达到一种更为澄明清净的精神境界。如若暂时抛却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佛学造诣，而只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其是否能救苦救难，而在于他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夏丏尊和丰子恺都反对说弘一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在修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摆脱了世间诸多束缚的享乐。在弘一法师28年僧腊结束的圆寂前几日，他写下了最后的偈句：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不关信教与否，人生不就希望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么？弘一法师“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抛却实在的功绩和辉煌的著述，有的只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从弘一法师这里，我们看到生存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意义，更是一种超越的意义，将生命从有限中超拔出来，以适意来延长生命的长度，生命是美的最重要形式，而自由适宜、平淡自然是生命之美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