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全六卷）
出版社:岳麓書社
出版日期:1999-9
ISBN:9787805207988
作者:儲安平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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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1946年9月1日创刊，储安平主编。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影印本，去年在书铺胡同淘到了1－5卷。逐期读下去，拉拉杂杂的记了些笔记。60年前的文章而今读来依然激昂，文字的力量从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发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许多深层的东西同样没有改变。刊物文章的总体结构，从第一卷的卷后索引看，包括编辑者言、政治内政、文化教育、科学、外交、文艺、经济财政、思想学术、书评、观察通信几个大类。第一卷另有关于新疆变乱的一篇专辑和一篇转载文章。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发刊词，储安平署名编者的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刊物目的有二：1、对国事发表意见。明确《观察》是一份政论刊物，但“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刊物”，“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2、教化青年，“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编者深感“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盛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身处太平盛世的当代青年。《观察》同人信约，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作者根据当前国共斗争形式预测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去向：1、“南北朝”；2“十月革命”；3、政协协议之路。作者对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抱着相当的期待，期望国家走向“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并提出几个症结应该注意：1、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2、国民党应深刻理解宪政的路，国民党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3、美苏对立对中国时局不利；4、需要中共甘心作“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1、2两条而今来看还有借鉴的价值。《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驳斥战后中国经济形式乐观的看法，论述中国经济已处崩溃之境。摘录一段： “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差别的程度，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这段话看的我很是郁闷，很是无奈。《二十一国和会》，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介绍二战后二十一国于巴黎召开的和会，通篇只看到三个字“不信任”，大国之间的龃龉，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战后的国际关系，乱，中国虽身处五大国之列，但骨子里却还是“弱”，影响力有限。《论知行》，冯友兰，分述道德方面的知行说与技术方面的知行说。以上4篇，是为创刊号的“专论”部分，几大家分别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而冯大师讨论“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小文除了教化青年外，似乎还有告诫国民政府与《观察》同人，一国之统治与民主的实施“知易行难”的意味。----------------------------第一卷第二期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伍启元。内战的性质与以往国内战争不同，已经由单纯的“军事战”转向“经济战”。“内战本身将是一种经济的斗争，而内战采取的战略将必是军事与经济并重”。 内战前的经济形势分析：民生主义应作为国民党的最高经济指导原则，但现实却是，“长达9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中产阶级开始逐步沦为赤贫，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作者强调，“如果政府继续过去偏袒富裕阶级的政策，那很自然的就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郎咸平，7,15,2007：改革“以钱为纲”，“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 对战后经济结局预测：“除既得利益集团依照其过去发国难财的办法，继续发内战财，一切人都因内战规模空前的浩大和内战采取的经济战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贫苦”。 如何避免内战：认为国共两党需要有基本共识，是“你死我活”，还是“你活我也活”。希望通过政府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让步，以实现和平。“有钱的人把它们的财产拿出一半或大半，而与所有的人快乐的共存共荣，同时没有钱的人因为有钱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们的权益”。作者这基于民生主义的“均富贵”想法只限纸上谈兵，各集团在利益面前真的能如伍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淡然么？一边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边厢规则允许下的既得利益岂容他人分羹。----------------------------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失败的统治》，储安平。 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国家社会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军事、经济、政治、教育无一进步。“政治本质上越来越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江河日下”。作者将这失败的统治归因于“这二十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稳固”。 作者分析执政党“政治控制”的影响有四：1、“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2、政治控制下民众表现出的三种态度：“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3、社会无是非公平可言；4、为防止政局发生波澜，领导层无法有效更替，“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 政治生活的“物理作用”：“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必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可收拾。” 一甲子之后，我们的社会道德高尚了么？民众的态度变化了么？是非公平重临中国大地了么？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何清涟，《现代化陷阱》序：“社会道德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今天的中国，连是非判断标准都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 何清涟，06年德文《现代化陷阱》修订版前言：“民众的心态，尤其是精英的心态在这7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学。不少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我过得好，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哪个社会都有失败者。”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将自己的良心负担轻轻卸掉。2003年7 月，曾有两位回大陆探亲的朋友对我谈到过他们回国的经历。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学教授对他们谈到：“‘陷阱’写的虽然都是中国的现实，但我看着就觉得堵心，写这些干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也不想在自己年纪渐老，竞争能力与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时候，再在乱世中度过。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第一卷第四期 《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 北京大学教授 吴恩裕。 1、论述政治关系与家庭关系不能相比拟。家庭关系中，父母权威的行使，可以是无条件的，子女的服从，也是无条件的。但政治社会中，统治者行使权威是有条件的，被统治者的服从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治者必须依照人民公意所同意了的法律来治理。 2、什么是政治关系。作者认为，政治就是“众人用公共的强制力来治理众人之事”。a、最基本的“众人之事”：保持及改进他们的物质生存（衣食住行）；b、“治理”：要做到“兴利”“除弊”两者兼具；c、“公共的强制力”：不等于暴力，“这强制力的产生、运用、目的，都必须以‘公共的意志’为依据”；d、“众人”即“全民”。 3、论述为何只有民主政治下才有所谓“政治关系”。由2得出结论，直接民主制是全民参与的理想状态，但“人民大会来主持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事务，就是在希腊的城市国家也不能完全实行”，何况更复杂的现代国家，因此直接民主不可行。间接民主制由于“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选出来的，故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治理视为和‘全民’的治理一样”。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一章：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 ----------------------------第一卷 第七期 《说民主》燕京大学教授，萧公权。影印本中，这篇文章缺一页，约2000字左右。 民主争执的要点在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观念的不统一。 政治民主以英美自由主义为代表。强调“人民的政治平等”，“政府可用适当的办法，使才智能力优越的人得到帮助，自甘暴弃或智能薄弱者也不致无归，而强梁暴横者不能为害。但不可强不同者使之同，不齐者使之齐……只要富贵得自个人努力，那是无悖于民主精神的个人报酬”。可见自由主义政治民主更多的是主张制度的公平，在经由民意制定的制度下允许经济不平等的存在，同一游戏规则下自然有成有败。 经济民主以苏联社会主义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便是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认为人民经济不平等，则其他方面也不可能平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实现经济民主只能通过武力革命。革命成功后，“生产工具必须公有，生产事业必须统制，反动的思想和势力必须清除”，因此必须使用“无产阶级独裁（专政？）”以实现经济民主。“独裁”是实现经济平等必要的工具，“人民虽然受了政府的统治（甚至压迫），但在统制的过程当中，他们踏上了经济民主之路”。强权之下只要听话，必然可以分到一杯还算过得去的热羹。 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可以视为民主的主要内容。英美自由主义注重民治，苏联社会主义注重民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两者可否折中调和起来？作者认为关键在于民治和民享的平衡，而实现的途径，作者举例，一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工党要用自由平等的政治方法实现社会改造，要在民治民享同途并进的过程当中实现均平康乐的理想社会。孙先生要并行民权与民生主义，在全体人民自主自决的条件之下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此处，似乎看到了民治民享调和发展的民主曙光，但作者笔锋再转，“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一切人所接受”“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所谓“有动必有反动”，政治理念的推行势必又会导致冲突。 分析来分析去，到底什么才是民主？作者的简单答复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经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择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最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绝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 FT，长吁短叹徒奈何，文到此处缺一页。 通过此文对于苏联经济民主的论述，再结合第一卷第五期中吴世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文中的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可以看出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苏联模式多少有些好感，毕竟人家社会安定人民相对丰衣足食，强权之下的经济民主起码有温饱可言。 同样40年代，哈耶克写道：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通往奴役之路》第七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第二节）----------------------------《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文章较长，分6部分刊登在第一卷1-6期。 文章吸引俺的，是作者对中国阶级的分析。文见一卷三期，编者加的小标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九种矛盾”。 “中国社会只有三个阶级”，一是官；一是民，亦即是农；一是军与匪。作者将商归于官阶级，“商只是官的化身。地主更即是官或其子孙。做官的无不以其宦囊来买田。至于收租却亦靠着官场势力……凡经商亦必须借官场的势力”。 按作者的思路分析，中国历史便是这三个阶级互相“混易”不断变换身份的过程。“中国历史只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同时亦是农民对于负担的反抗史。 ”农民为了逃避官阶级加之头上的负担，或参军吃官粮；或为匪，对上反官，对下压民。军做大，割据一方，叛；匪做大，革命，反，所谓不成功便成仁。军或匪一朝成事，身份却又成了官。见图。 张东荪将三者身份变化归因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财富来源于农。“要知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而取得政权的事情本是屡见不鲜，毫不稀奇。并且总是自己由被压迫者中跳出来乃转而压迫他人，根本上由于财源之在于农业。当其跳起来的时候是揭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帜，并实行免税免赋，以资号召，于是人民在压迫中希望召苏，自易起而响应。待其成功之后，却为了财政的缘故，依然还得向拥护自己的人民身上来剥削与榨取。” 同样对于官匪民三者的变化，吴思将其归结为暴力集团对“血酬”最大化的追求。“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和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并以此作出五个推想：1、匪变官，以期确立“秩序”；2、官变匪，追求短期“血酬 ”最大化； 3、匪变民，“血酬”下降导致匪从良；4、民变匪，“血酬”不变但正常的生产收益减少；5、变法改制，官追求“血酬”“长期”最大化。（详见吴思《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
在当时真实记录下了1948年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被查封事件”的美术图像资料：《失去自由的人们》http://zhuxuanxian.com/works/219.htm《愤怒的火焰在铁窗口燃烧》http://zhuxuanxian.com/works/220.htm该美术图像资料作者是朱宣咸，是新兴木刻版画作品。美术家朱宣咸曾参与上海《观察》杂志社工作， 1948年在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将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用刻刀创作出了新兴木刻版画作品《失去自由的人们》、《愤怒的火焰在铁窗口燃烧》。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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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毕业论文，翻了《观察》，很庆幸有这样一本杂志记录那个时代，一个理想与现实、天堂与地狱夹杂的年代，那段苦难的历史仿佛已经离我们很远。民国的史料已经汗牛充栋，希望大跃进、文革的史料能够完全公开，历史不应该被遮掩和忘记。 -
我也要买！！！ -
风雨飘摇 -
麻烦问下哪儿有卖的？ -
我想看啊！ -
在万圣书院见过，要480RMB -
在当时真实记录下了1948年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被查封事件”的美术图像资料：
《失去自由的人们》
http://zhuxuanxian.com/works/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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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uxuanxian.com/works/220.htm
该美术图像资料作者是朱宣咸，是新兴木刻版画作品。
美术家朱宣咸曾参与上海《观察》杂志社工作， 1948年在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将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用刻刀创作出了新兴木刻版画作品《失去自由的人们》、《愤怒的火焰在铁窗口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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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楼主介绍，赶紧六折买了一套。 -
六折买了一套，挺好的，影印的像是回到了那个年代读起来，让人很多感慨啊。比如现代化，第一卷储安平在进步里面就提到要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实现现代化，70年代周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反倒不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完全成了物质方面的要求了，文革后京生提出来政治现代化，结果确实牢狱之灾，磕磕绊绊了几十年，还没有回到当年 -
做论文的时候读过部分 民国知识分子 -
儲安平和他所處的大時代，讓人們知道了自由主義的價值，中國存在“第三條道路”，即自由主義的道路。“兄弟鬩于墻”的悲劇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得國共兩方面在抗戰勝利后又重燃戰火，歷史的履轍讓人唏噓不已……我們今天回顧儲安平，是要牢記他的“黨天下”建言和對言論自由的渴求，還有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向往，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漸進改良、容納異已、公平、理性的新時代，還有多遠？寒夜將盡，黎明還會遠嗎？ -
我也想看，好贵。 -
在图书馆看到这一排时，禁不住想哭，可惜不外借 -
买不到了，现在还有哪里卖的吗？ -
观察，1946年9月1日创刊，储安平主编。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影印本，去年在书铺胡同淘到了1－5卷。逐期读下去，拉拉杂杂的记了些笔记。60年前的文章而今读来依然激昂，文字的力量从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发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许多深层的东西同样没有改变。
刊物文章的总体结构，从第一卷的卷后索引看，包括编辑者言、政治内政、文化教育、科学、外交、文艺、经济财政、思想学术、书评、观察通信几个大类。第一卷另有关于新疆变乱的一篇专辑和一篇转载文章。
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发刊词，储安平署名编者的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刊物目的有二：1、对国事发表意见。明确《观察》是一份政论刊物，但“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刊物”，“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2、教化青年，“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编者深感“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盛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身处太平盛世的当代青年。
《观察》同人信约，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作者根据当前国共斗争形式预测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去向：1、“南北朝”；2“十月革命”；3、政协协议之路。作者对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抱着相当的期待，期望国家走向“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并提出几个症结应该注意：1、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2、国民党应深刻理解宪政的路，国民党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3、美苏对立对中国时局不利；4、需要中共甘心作“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1、2两条而今来看还有借鉴的价值。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驳斥战后中国经济形式乐观的看法，论述中国经济已处崩溃之境。摘录一段： “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差别的程度，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这段话看的我很是郁闷，很是无奈。
《二十一国和会》，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介绍二战后二十一国于巴黎召开的和会，通篇只看到三个字“不信任”，大国之间的龃龉，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战后的国际关系，乱，中国虽身处五大国之列，但骨子里却还是“弱”，影响力有限。
《论知行》，冯友兰，分述道德方面的知行说与技术方面的知行说。
以上4篇，是为创刊号的“专论”部分，几大家分别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而冯大师讨论“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小文除了教化青年外，似乎还有告诫国民政府与《观察》同人，一国之统治与民主的实施“知易行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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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二期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伍启元。内战的性质与以往国内战争不同，已经由单纯的“军事战”转向“经济战”。“内战本身将是一种经济的斗争，而内战采取的战略将必是军事与经济并重”。
内战前的经济形势分析：民生主义应作为国民党的最高经济指导原则，但现实却是，“长达9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中产阶级开始逐步沦为赤贫，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作者强调，“如果政府继续过去偏袒富裕阶级的政策，那很自然的就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郎咸平，7,15,2007：改革“以钱为纲”，“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
对战后经济结局预测：“除既得利益集团依照其过去发国难财的办法，继续发内战财，一切人都因内战规模空前的浩大和内战采取的经济战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贫苦”。
如何避免内战：认为国共两党需要有基本共识，是“你死我活”，还是“你活我也活”。希望通过政府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让步，以实现和平。“有钱的人把它们的财产拿出一半或大半，而与所有的人快乐的共存共荣，同时没有钱的人因为有钱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们的权益”。作者这基于民生主义的“均富贵”想法只限纸上谈兵，各集团在利益面前真的能如伍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淡然么？一边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边厢规则允许下的既得利益岂容他人分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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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失败的统治》，储安平。
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国家社会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军事、经济、政治、教育无一进步。“政治本质上越来越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江河日下”。作者将这失败的统治归因于“这二十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稳固”。
作者分析执政党“政治控制”的影响有四：
1、“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
2、政治控制下民众表现出的三种态度：“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
3、社会无是非公平可言；
4、为防止政局发生波澜，领导层无法有效更替，“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
政治生活的“物理作用”：“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必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可收拾。”
一甲子之后，我们的社会道德高尚了么？民众的态度变化了么？是非公平重临中国大地了么？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何清涟，《现代化陷阱》序：“社会道德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今天的中国，连是非判断标准都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
何清涟，06年德文《现代化陷阱》修订版前言：“民众的心态，尤其是精英的心态在这7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学。不少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我过得好，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哪个社会都有失败者。”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将自己的良心负担轻轻卸掉。2003年7 月，曾有两位回大陆探亲的朋友对我谈到过他们回国的经历。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学教授对他们谈到：“‘陷阱’写的虽然都是中国的现实，但我看着就觉得堵心，写这些干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也不想在自己年纪渐老，竞争能力与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时候，再在乱世中度过。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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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四期
《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 北京大学教授 吴恩裕。
1、论述政治关系与家庭关系不能相比拟。家庭关系中，父母权威的行使，可以是无条件的，子女的服从，也是无条件的。但政治社会中，统治者行使权威是有条件的，被统治者的服从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治者必须依照人民公意所同意了的法律来治理。
2、什么是政治关系。作者认为，政治就是“众人用公共的强制力来治理众人之事”。
a、最基本的“众人之事”：保持及改进他们的物质生存（衣食住行）；
b、“治理”：要做到“兴利”“除弊”两者兼具；
c、“公共的强制力”：不等于暴力，“这强制力的产生、运用、目的，都必须以‘公共的意志’为依据”；
d、“众人”即“全民”。
3、论述为何只有民主政治下才有所谓“政治关系”。由2得出结论，直接民主制是全民参与的理想状态，但“人民大会来主持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事务，就是在希腊的城市国家也不能完全实行”，何况更复杂的现代国家，因此直接民主不可行。间接民主制由于“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选出来的，故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治理视为和‘全民’的治理一样”。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一章：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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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七期
《说民主》燕京大学教授，萧公权。影印本中，这篇文章缺一页，约2000字左右。
民主争执的要点在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观念的不统一。
政治民主以英美自由主义为代表。强调“人民的政治平等”，“政府可用适当的办法，使才智能力优越的人得到帮助，自甘暴弃或智能薄弱者也不致无归，而强梁暴横者不能为害。但不可强不同者使之同，不齐者使之齐……只要富贵得自个人努力，那是无悖于民主精神的个人报酬”。可见自由主义政治民主更多的是主张制度的公平，在经由民意制定的制度下允许经济不平等的存在，同一游戏规则下自然有成有败。
经济民主以苏联社会主义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便是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认为人民经济不平等，则其他方面也不可能平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实现经济民主只能通过武力革命。革命成功后，“生产工具必须公有，生产事业必须统制，反动的思想和势力必须清除”，因此必须使用“无产阶级独裁（专政？）”以实现经济民主。“独裁”是实现经济平等必要的工具，“人民虽然受了政府的统治（甚至压迫），但在统制的过程当中，他们踏上了经济民主之路”。强权之下只要听话，必然可以分到一杯还算过得去的热羹。
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可以视为民主的主要内容。英美自由主义注重民治，苏联社会主义注重民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两者可否折中调和起来？作者认为关键在于民治和民享的平衡，而实现的途径，作者举例，一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工党要用自由平等的政治方法实现社会改造，要在民治民享同途并进的过程当中实现均平康乐的理想社会。孙先生要并行民权与民生主义，在全体人民自主自决的条件之下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此处，似乎看到了民治民享调和发展的民主曙光，但作者笔锋再转，“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一切人所接受”“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所谓“有动必有反动”，政治理念的推行势必又会导致冲突。
分析来分析去，到底什么才是民主？作者的简单答复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经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择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最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绝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
FT，长吁短叹徒奈何，文到此处缺一页。
通过此文对于苏联经济民主的论述，再结合第一卷第五期中吴世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文中的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可以看出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苏联模式多少有些好感，毕竟人家社会安定人民相对丰衣足食，强权之下的经济民主起码有温饱可言。
同样40年代，哈耶克写道：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通往奴役之路》第七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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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文章较长，分6部分刊登在第一卷1-6期。
文章吸引俺的，是作者对中国阶级的分析。文见一卷三期，编者加的小标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九种矛盾”。
“中国社会只有三个阶级”，一是官；一是民，亦即是农；一是军与匪。作者将商归于官阶级，“商只是官的化身。地主更即是官或其子孙。做官的无不以其宦囊来买田。至于收租却亦靠着官场势力……凡经商亦必须借官场的势力”。
按作者的思路分析，中国历史便是这三个阶级互相“混易”不断变换身份的过程。“中国历史只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同时亦是农民对于负担的反抗史。 ”农民为了逃避官阶级加之头上的负担，或参军吃官粮；或为匪，对上反官，对下压民。军做大，割据一方，叛；匪做大，革命，反，所谓不成功便成仁。军或匪一朝成事，身份却又成了官。见图。
张东荪将三者身份变化归因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财富来源于农。“要知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而取得政权的事情本是屡见不鲜，毫不稀奇。并且总是自己由被压迫者中跳出来乃转而压迫他人，根本上由于财源之在于农业。当其跳起来的时候是揭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帜，并实行免税免赋，以资号召，于是人民在压迫中希望召苏，自易起而响应。待其成功之后，却为了财政的缘故，依然还得向拥护自己的人民身上来剥削与榨取。”
同样对于官匪民三者的变化，吴思将其归结为暴力集团对“血酬”最大化的追求。“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和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并以此作出五个推想：1、匪变官，以期确立“秩序”；2、官变匪，追求短期“血酬 ”最大化； 3、匪变民，“血酬”下降导致匪从良；4、民变匪，“血酬”不变但正常的生产收益减少；5、变法改制，官追求“血酬”“长期”最大化。（详见吴思《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
我也买了一套.这样的书,才是青年人需要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