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书评

为爱国而戒烟

如果传统中国的大宗贸易商品通常都是“必需品”（尤其是粮油丝铁盐茶六种），那么近现代经济的特征便是往往依赖“成瘾的非必需消费品”给国家、企业或商人带来稳定利益回报的巨大市场力量。这种让人上瘾又大量消耗的食品，在欧美市场是糖、可可、咖啡、茶和烟草，但在中国近代，却主要是潜在危害性较强的鸦片和纸烟。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们对这类商品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类成瘾性消费品的流行几乎都与近现代经济的兴起同步，有时意味着某种现代性体验，且能给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另一方面，它又可能造成某种问题——无论这种问题是导致贸易出超、过量消费造成浪费，还是破坏健康。同时，正由于它们并不像“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样是必需品，也就容易被人视为是一种“纯消费”的、对国计民生并无实质性帮助的商品。由于鸦片战争的缘故，中国人对鸦片的关注度很高，但对于曾被抵制者称作“第二鸦片”的纸烟，人们的态度则相对模糊得多。与现在“吸烟有害健康”的共识相反，当烟草最初传入中国时，它被认为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驱寒排毒”）——这其实是许多成瘾性非必需品在早期阶段共有的特征，正如咖啡和茶在传入西欧时也被大事渲染具有促进健康的奇效，甚至烟草也曾被欧洲人视为包治百病的灵药。从刘文楠博士的这本著作看，近代中国人最早开始反对吸食纸烟是在1899年，而原因竟是保守的清廷官员将之视为一种西化的标志——这也就是说，“吸烟”在当时本身就是现代性体验。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纸烟在中国获得飞跃式发展，在现代广告技术的视觉冲击下，纸烟被视为是“一种摩登、时尚、愉悦、卫生、方便的嗜好”，老上海的月份牌上的美女往往手上夹着一支烟，其意味不言而喻。正像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样，“吸烟”以及“反对吸烟”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并使用、甚至滥用数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科学”），两者共为现代性的同一个进程的两面。最初将“不吸纸烟”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的，是在华的英美基督教青年会，而这又派生自更早之前的基督教节制观念，认为酒精、鸦片、烟草等成瘾品都有损于“个人品性”、“意志”和“节制”。1910年传教士晏斯纳便批评吸纸烟“尤其破坏男性气概所代表的各种高尚品质，如勇气、主动性、意志力、自制和道德感”。至于中国的社会舆论，最初只是强烈反对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吸烟，原因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青少年被视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身心关乎国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依照这样的推论链条，个人应自觉而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国族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责任”为了国家而“管理”好自己的个人习惯和身体健康——正如书中所言，在这种观点下，“吸烟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更是作为国民的身体”。在这里值得更深一步讨论的是：在这种种反对吸烟的声音背后，有着不同的着眼点。或许可以这么说，英美传教士那种认为吸烟有损“个人品性”或“男性气概”的关注，以及当下“吸烟有害健康”的话语，其最终指向都是“个人”；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不管是清廷官员认为吸烟代表西化、或认为纸烟消费无益国家、有损国民健康等等，其真正的关注重心则是“集体取向”的，也就是吸烟这种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或许能成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为爱国而戒烟”（刘文楠这一博士论文著作的原题）中种种意见背后的出发点，同时也能更好地认识到那些反吸烟的政治运动与中国政治传统之间的延续性。对于社会上的种种行为，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关注其社会危害性，但通常并不介意个人行为。这隐含的意味是：“只要不产生社会危害，就可以自主”，也就是说，只要不对社会和国家产生危害，政治力量一般并不怎么干预；正因此，中国社会可以容纳各种庞杂的神系，前提是不得利用禁咒巫术煽动反政府叛乱，又或是把太多社会资源（人力和贵金属等）消耗在非生产性目的上。中国历代禁酒的逻辑也是如此：每当国家出现粮食不足时，耗费大量粮食的酿酒（而饮酒并非必需）就会被禁断或限制。金朝时由于茶叶消耗量大增而又只能从南宋输入茶叶，以至于朝廷议论认为这是“妄费民银”。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社会危害性”的判定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变化，因此相关措施常常起伏不定；与此同时，这种“危害性”总不免与政府财源、国家力量等联系在一起。当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兴起时，虽然加入了“社会人群”、“公德”、“公共秩序”等新名词和新观念，但其逻辑并无大变，仍是“集体取向”的，关注的是这一行为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削弱国民身体、消耗国民财富”），而个人又能为此做什么；而非反过来（“它危害个人健康，国家应立法做点什么”）。只是对现代“国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参与竞争的单位，并且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匹夫有责”的整体。这样，对个人健康的伤害即对国族整体的伤害，个人举止的不恰当则有碍公共秩序，如书中所言，“因此在新生活运动中强调‘走路时不要吸烟’事实上针对的并非吸烟行为本身，而是在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私人生活是被政治化了，通过1930年代新生活运动的分析来看，国家政治力量以此为名介入了对个人私德的指导。这一做法在当时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但显然并未引起多大社会反响；确切地说，在这介入和干预进程中，当时的近代中国还并不存在“公共空间”/“私人空间”这样的两分法，至少一个强固的“私人空间”尚未建立，也很少人觉得它应受保护。在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那种细致到几乎鸡毛蒜皮的指导中，也能看到传统时代那种身兼统治者与教化者双重身份的皇权意识。正由于人们是被鼓动“为爱国而戒烟”，其行为并不是为了本人而是一个更加高远的“其它目的”，这就容易使得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脱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都是外在力量推动的“禁烟”，而非个人自发的“戒烟”。虽然它也注重利用宣传言论、教育等不那么强制的控制力量，但却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吸烟是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应受到人们的鄙视、唾弃等非正式惩罚。此外，如果比照西方来看，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反对运动中，烟草企业并不那么活跃。在美国，由于烟草曾是南部各州的经济命脉，这个产业一度以广泛贿赂政客、资助竞选等方式阻止任何不利于它们的政治行动。近代中国的情形则不尽相似：晚清时根本没有本土的纸烟产业，到1930年代，在反对纸烟运动最激烈的浙江省，烟草企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也最大，只是这往往不是通过政治收买、阻挠立法来达到目的，却更多是通过政治抗议的方式进行。其间的异同，难道仅仅只是偶然吗？勘误：p.9：亦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应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