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简介

序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书籍目录

序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V Ⅰ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003 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021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056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论述：香港／082 众妙之合：实干心态、功夫精神、创新意识／117 香港设计的几个主题／122 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125 Ⅱ 波希米亚北京／135 台北这个城市的好／163 街道，城市和我的五个错误想法／170 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178 Ⅲ 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187 是荒诞又如何？／217 美国怎么了？／220 墨索里尼的幽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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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香港人》作者陈冠中，获得2013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我这一代香港人》与《世代论》互为表里，与《吾国吾民》隔代相望。游居香港、台北、北京三个中国人的都会的陈冠中对香港婴儿潮一代人的反省、体察与建议，针针见血；像一场探险，源源不断的文化词汇和思想理念汹涌而来，严肃而幽默，复杂而深刻。陈冠中对香港的又一次“顾左右而言他”，他精心打磨出一面被区隔于香港之外，当下大陆80后一代人的镜子。梁文道等名家一致推荐，被认为是解读香港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前言

序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本书收录的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分文章。从那时我开始跟内地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地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内地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双方难免有冲撞也需要不断对话和互补。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在台北生活6年——令我大开眼界的20世纪90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多年，这就成了我长达20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补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香港，得益于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群体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70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纳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我接受“混合经济”，从80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80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内地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明确地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到内地后，我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不理想的称谓来识别自己。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时评，但多篇文章涉及上述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内地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内容概要

陈冠中，香港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陈冠中，一个可以同时用中国近60年来主流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非主流思考的作家。

梁文道曾经这样说过：“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身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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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一直都说不准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剧本、管理唱片公司、写小说……但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颜，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梁文道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用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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