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期

后记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的大批倒闭和股市的剧烈下跌。    此外，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任其不断恶化。    事实上，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不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刺激，物价得到控制也不是货币主义的功劳。    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印度人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政府睡觉的时候偷偷增长的；中国呢？人们的确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国经济列车的尾部，但到底是这只手在推着列车前进，还是列车在拼命挣脱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凯恩斯主义危害的同时，却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有资格谈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玩游戏的人自己也厌倦了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    然而，这些人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吗？    此时，货币派的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印钞票不能长期促进增长，所以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被埋葬，在美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尽管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的确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持续扩张需求而忽视供给能力的增长，终于使得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于“滞涨”的困境。    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报酬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假设只存在于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领域，而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新资产结构都会阻止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提高边际报酬，改变货币流动性偏好，推动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断进化，因此用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来长期看空中国是不正确的。    用投资、出口、消费的总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国同样是错误的，从本质意义上讲，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中国80年代的经济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农村总人口、技术水平、耕地面积、资本等其他要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仅承包制的改革就带来多少粮食产量的提高？    所以说，制度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制度变革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健全，中国的制度还孕育着巨大的改革空间，那些垄断的、管制的、国有的低效率部门一旦涌进自由市场经济的空气，就如同80年代、90年代改革一样，一定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个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人口要素。根据中国当前农村人均产出和城市人均产出比较可以发现，每一个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其对GDP的贡献增加5倍以上。那么，城市化率刚刚50％的中国，还将有数亿人口进城市的中国，高增长时代怎么可能结束呢？    再比如资本，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居民和企业储蓄，都让那些发达国家羡慕。可是我们的这些丰富资本都充分“就业”了吗？为什么作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如此的资金紧张？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高利贷泛滥成灾？中国的金融系统到底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还是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要素的解放，将带来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    当然还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无论是全球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还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都还有巨大的空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最后是土地和资源，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解决资源投入的问题，而且更面临着软财富时代的巨大机遇。农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受制于耕地资源限制，工业硬财富的创造也面临着地球资源的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金融产品为载体的软财富创造却不受任何资源约束，只依赖于人的思维创造。类似于微软、苹果、Facebook这样的财富创造难道还会受到土地和地球资源的约束吗？    可见，如果能够把眼光从短期需求移开，分析一下供给层面，就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充满信心。事实上，连凯恩斯本人都知道，他的理论只适合短期经济周期分析，而不适合长期。当有人用长期问题来质问凯恩斯的时候，他幽默地并有些偏执地说：“长期？长期人们都死了。”所以，对于那些用凯恩斯主义三大需求来分析中国长期增长的观点，连凯恩斯本人都会反对。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均来自于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而绝非现有经济结构下的总需求管理。200年前人们对一匹更快的马的需求或许是有限的，殊不知汽车的诞生又能够创造多少交通运输的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了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之前，这个世界对此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如今每天离不开新浪微博或微信的中国人，他们在两年前对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的需求也是不存在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仅仅看到老的产品需求不足而看不到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不是很可悲吗？    新供给主义——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几百年的经济学史上，所有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比如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和社会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库兹涅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以上三种增长模式的综合体现，其中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90年代以后更多的是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所换来的“库兹涅茨增长”。展望未来，原有的库兹涅兹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而且中国将进入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包括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iscruptive creation)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启“斯密增长”，更须从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着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当然，重视供给、重视改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从这个角度讲，新供给主义不仅区别于新自由主义，也区别于早期供给学派或70年代美国传统供给学派。    自由主义和早期供给主义都相信“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经济不需要人为干预。    诞生于70年代末的美国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是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以及肯普、罗伯茨等人，他们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早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是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对垄断、支持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    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重点研究了税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刺激生产增长，并且能够抑制物价上涨。他们甚至认为降低税率后政府税收长期反而会增加。为了推动减税，他们宣称无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会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甚至阻碍生产。    带领美国经济在80年代走出危机的里根总统，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同时还有货币派的控制货币供给主张)，唤醒了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促进了就业，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涨”的泥淖。重振英国经济的撒切尔主义也在刺激生产方面几乎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出来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经济上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其采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产措施与供给学派殊途同归。    而建立在软价值论、软财富论理论基础上的新供给主义，着重于从财富创造源泉的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参见《新财富论》(2006)，《财富的觉醒》(2009)]。    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同时认为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    新供给主义认为，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产品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新供给主义还认为，传统硬财富由于产能过剩一般不存在恶性价格上涨的可能，只有食品价格会因为供给冲击而周期性地上涨，因而，控制物价的本质手段不应该是紧缩货币，而应该是增加新供给，包括食品供给、硬财富中的新产品供给、软财富供给，这样既可以平抑物价，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两难矛盾彻底消除。    新供给主义主张大规模减税并优化财政开支，反对扩大低效率的财政支出，但是不支持无限度地夸大减税的效应——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减税，都应该重点支持新产业、软财富。    与传统供给学派一样，新供给学派主张破除垄断与管制，认为中国急需进行新一轮类似90年代末期的大力度的国企改革，彻底释放被僵化体制长期压抑的增长活力。而搞活国企的本质手段是产权的民营化，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财富创造主体。新供给学派认为人口也是财富的源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流动，从控制人口数量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效率的道路上来，并主张逐步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多年来，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的交替误导下，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继续按照老套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踩下去，中国经济原本良好的经济就可能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此时提出新供给主义，希望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希望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我们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我们支持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的进程，推进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压缩并严格限制政府支出，尽快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尽快启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高速增长。

作者简介

作为70后学者中唯一多次应邀“中南海问策”的经济学家，本书作者认为：过去十年的中国是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思想盛行的十年，也是供给学派经济改革被搁置的十年。作为新财富论和软财富战略的提出者,以及我国新供给学派的学术倡导者，作者都提出了哪些政策和改革的建议？

作为一个深受国家决策部门重视的市场派学者，作者带着一双体制外的眼睛，多次参与决策部门专家咨询会。在把脉经济、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他都有哪些体会？

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亲历者，作者大部分研究、预测、建议都指向每个阶段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与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与农产品市场以及PE、VC市场。在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不同阶段，这些市场分别孕育着怎样的机会或风险？

书籍目录

改革,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9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动力 10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14

从”库兹涅兹增长”到“熊彼特增长” 17

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 20

告别凯恩斯主义 经济增长需要制度与技术创新 23

适时转向供给管理 32

慎用货币政策治理本轮通胀 35

勿患泡沫勿忧通胀勿信货币派 39

加快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44

周期与增长,预测得与失 50

经济触底 通缩与资产泡沫并存 51

编辑推荐

《大周期》编辑推荐：作者的权威性，作者为70后学者中唯一多次应邀参加国务院总理、发改委、央行等部门决策咨询会的专家。作者研究中国经济周期十余年，有着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书中涉及股市、楼市、黄金等投资项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和实用性。众多资深权威专家一致的推荐和高度的评价。

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什么都有，我们又都一无所有……”。    虽诞生于100多年前，这段话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五年前，世界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五年后，欧美经济举步维艰，救市之声不绝于耳；五年前，某国央行还为防止经济过热不断“踩刹车”，五年后，各国央行“踩油门”增加流动性之举却无法使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五年前，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夜夜不眠，金钱似乎从没有停滞的流进华尔街精英的口袋，五年后，五大投资银行悉数倒闭重组，裁员的恐怖笼罩着金融行业；五年前，中国的投资者还在欢呼股市“万点论”，五年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已哀号遍野，并不断有“鳄鱼进去、壁虎出来”这类嘲讽之语。五年，历史见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而在周期的不同阶段，每个人都深切的感受到乐观、贪婪、不安、怀疑、担忧、恐惧、悲观……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名宏观经济的研究者，投行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的亲历者，笔者从多个角度深刻地体会着周期的不同阶段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作为投行经济学家要通过多维度宏微观指标的监测，对下一个阶段的经济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另一方面要把这种预测转换为对股票市场、债券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与大宗商品市场等的具体投资策略；同时作为中央政府某些决策部门的专家库成员，还要在决策咨询会上提出具体的决策建议。事实上，无论对投资者建言，还是对国家经济决策者建言，其责任都是极其沉重的。如今五年多过去，回首每个阶段所做的预测和政策建议，无论是被实践验证的还是没有被验证的，无论是被政府采纳的还是没有被采纳的，都变得格外有意义，因为这事关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的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的预测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2008年初，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我强烈地感觉到世界经济格局和金融秩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带着对次贷危机的一线体验，笔者结束了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的访问学者历程，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之初，笔者感到国内对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于2008年1月撰文指出“次贷危机将导致美国25年来借贷消费增长模式的终结和全球资本市场五年牛市的拐点”。08年9月雷曼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中国自然也未能幸免，这直接导致了两个月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09年初，国内舆论对经济前景一片悲观，笔者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已然触底，通缩与资产泡沫并存》——正是这篇研究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使我后来多次受邀参加央行、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决策部门的会议，甚至总理召开的专家咨询会，从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以市场派学者的身份参与政策决策。事实证明，我国GDP增速的确在2009年一季度见底回升，与此同时PPI和CPI继续低位运行，上证指数由年初的1800点最高上涨至3400点，而房地产价格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上涨——笔者在文中的三个判断全部得到验证。2010年，在全国一片“通胀来了”的恐惧声中，笔者出版《滕泰透视通胀》一书，提出了“通胀可怕，通胀恐惧更可怕，非理性通胀恐惧造成的政策超调最可怕”的观点，果然中国的CPI涨幅也如笔者所言开始回落直至今年2%-3%左右。然而不幸的是，对通胀的非理性恐惧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超调也让中国经济陷入低迷。    多年来，作为唯一多次应邀参加中南海问策的70后学者，笔者每一次参加决策咨询会都认真调查研究，精心准备，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决策层采纳。而当面对各种传统学术思想竞争，甚至感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一时无法撼动时，又深深地感到影响力的微薄，多次让可能的正确决策失之交臂，或让那些操作难度极大的正确建议束之高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宝贵的经历却使得笔者能够从更高的决策角度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并更加孜孜不倦地探索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之道。    在笔者看来，国家的国力要强盛，民众的资产要增值，就必须摆脱对计划经济、鸟笼经济、凯恩斯主义、或货币学派的生搬硬套，而需要从供给学派入手，从财富创造的源泉入手，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创新，实现从“库兹涅夫增长”到“熊彼得增长”和“斯密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减税、反垄断、放松管制、民营化、自由化等方法，让资本、技术、人口、资源、和制度等一切制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此，笔者不仅写了大量政策评论文章，还先后出版了《新财富论》、《财富的觉醒》等著作，对财富的创造、流动和分配进行阐述，并系统地提出“软财富战略”。而要让决策者真正理解并重视金融和资本市场，让投资者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尤其要让决策者破除对资本市场的偏见，恐怕要一代现代学者付出更长时间的努力，直到有一天决策者能够告别传统政治经济学带给他们的阴影。    2012年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结果世界依然安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十年涨幅为零。然而，笔者却坚信，这既是悲剧的结束，也是希望的新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势必使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焕发出新的活力。    本书中收录了笔者自2008年以来的代表性评论文章和近期最新研究成果，分为“改革”、“周期与增长”、“物价”、“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楼市、黄金、大宗商品”、“未来展望”七个部分，不求给中国经济开出万灵药，只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在过去五年中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的一些研究经验、教训、感触以及参与高层决策的一些体验，也希望书中提出的对股市、房地产和大宗商品的见解和研究方法可供读者借鉴，并帮助投资者认识经济周期，以及周期不同阶段各种资产价格的涨跌规律，从而有利于实现自己财富和资产更快地增值。站在新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起点，本书第七部分也结合上一轮周期的经验，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走向、物价、房价、黄金价格、股票、PE等资产市场的走势以及未来的风险和收益做出了预测，供读者参考。    本书成稿过程中，嵇旭、刘晓亮、冯磊、刘薇等先后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此表示感谢。书中有疏漏之处，都由本人承担。

内容概要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深交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导师；曾任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资总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

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和财富战略研究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深得决策部门重视，多次应邀出席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人民银行、发改委等部门的专家决策咨询会。

他是新财富战略的提出者和倡导者。2006年出版《新财富论》，最早对中国GDP导向、过度鼓励出口、盲目吸引外资、外汇储备高增长、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过度重视凯恩斯主义周期调控等政策取向提出系统批判和反思，并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等系列国家财富管理战略；2009年出版《财富的觉醒》，首次系统提出“软财富”战略。

现任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引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以来，虽然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同样存在因过度重视周期管理从而忽视了拓宽财富源泉的深层次问题。滕泰博士从多年参与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的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中国需要“新供给主义”或“新邓小平主义”的制度改革措施，使中国经济成长立足于内生的“熊彼特增长”和“斯密增长”，值得读者思考。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滕泰博士是少壮派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研究有着历史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人民币汇率和黄金价格精准做出的预测在本书中都有案可考，已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他对物价的预测分析有独树一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关成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参考都极具现实意义。本书中有其对经济周期预测的得失体会，也包括了他本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提出的  “新供给学派”的学术创新思想，以及对未来不同金融市场的展望，都很值得一读。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无论宏观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分析容易，但预测趋势却很难。表面上，经济周期周而复始，复苏、繁荣、衰退到萧条，似乎象正弦函数曲线那样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可具体到每一周期相比共性，经济和资本市场却有更多的特质表现。《大周期》一书，运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外近几个经济周期的案例，从中提炼出了若干分析、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视角，读一读，你会发现视角不同，收获不同。    ——范剑平国家信患中心预测部主任    在当前的环境下，经得起检验的金融研究，需要立足金融市场的实践、需要有开放的视野、需要有横跨宏观政策到微观操作的驾驭能力，滕泰博士的《大周期》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名人推荐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引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以来，虽然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同样存在因过度重视周期管理从而忽视了拓宽财富源泉的深层次问题。滕泰博士从多年参与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的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中国需要“新供给主义”或“新邓小平主义”的制度改革措施，使中国经济成长立足于内生的“熊彼特增长”和“斯密增长”，值得读者思考。——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博士是少壮派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研究有着历史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人民币汇率和黄金价格精准作出的预测在本书中都有案可考，已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他对物价的预测分析有独树一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关成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参考都极具现实意义。本书中有其对经济周期预测的得失体会，也包括了他本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提出的 “新供给学派”的学术创新思想，以及对未来不同金融市场的展望，都很值得一读。——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无论宏观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分析容易，但预测趋势却很难。表面上，经济周期周而复始，复苏、繁荣、衰退到萧条，似乎象正弦函数曲线那样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可具体到每一周期相比共性，经济和资本市场却有更多的特质表现。《见证周期》一书，运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外近几个经济周期的案例，从中提炼出了若干分析、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视角，读一读，你会发现视角不同，收获不同。——范剑平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在当前的环境下，经得起检验的金融研究，需要立足金融市场的实践、需要有开放的视野、需要有横跨宏观政策到微观操作的驾驭能力，滕泰博士在《见证中国经济周期》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有些企业还是需要救助的。虽然企业死得快了以后经济调整得快，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唯经济论，而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1世纪》：可是既然经济危机和衰退来了，总受应对。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滕泰：我觉得要回归财富的本源。对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剖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分析一下这些财富创造的源动力是否还在。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促进了整个社会分工、提高微观财富创造效率，我们把这个增长阶段叫作“斯密增长”。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民工潮”本质上是一个新要素的组合方式——劳动力和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起来，创造更多制造业的产品，是我们工业化的过程。还有，技术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是创造财富的第二个源泉，这些技术有的是原创的，更大部分是学来的。而在技术的创造过程当中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按照过去五年的农村和城市劳动生产率推算，一个人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就业，对GDP的贡献可以增加5倍以上；一块土地从农业转到非农业比如商业、制造业、地产等，对GDP的贡献增加10倍以上。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投入是支撑中国第二个阶段快速增长的财富源泉。我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叫作“库兹涅茨增长”。 2001年以后，中国深度卷入国际分工，技术引进速度加快，出口增加，尤其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传播到中国，也是“库兹涅茨增长”。 那么未来呢？过去30年增长的要素源泉是否还在？制度红利还有多大释放空间？人口红利是不是在衰退？土地红利还能不能继续释放？要素投入是否能够持续增加？外部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吗？ 如果这些传统的增长动力都在衰退，那么中国就必须寻求新的增长模式，比如“熊彼特增长”。 《21世纪》：中国有适合“熊彼特增长”的土壤？您认为接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滕泰：所谓“熊彼特增长”就是“破坏性创造”，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宏观角度而言，就是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从“财富论”的角度就是寻求、发掘财富创造的深层次源泉，发展软财富战略；用政府的话说就是“调结构”、就是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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