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评

诱奸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 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Ｐ１８）出于这种“远见”，满清皇上们便对文人学士们采取两种策略，一为“诱奸”，软摧残；一为大兴文字狱，硬打击。 何为“诱奸”呢，就是先以乌纱高位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放弃独立思想，为执政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当“南书房行走”；而后，一旦 “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 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

国学第一课

将天津古籍出版社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看完。看这本书兴趣的源于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任公介绍了乾嘉学派在校勘、训诂和算术上的成绩，并对乾嘉的治学方法推崇为有别于汉学、宋学的清代学术的标志，积极加以肯定。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清代学术概论》的详述。该书的结构有三部分：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各家学术的主旨；清代学术的成绩。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重复《清代学术概论》，对明末王学的反动但也未完全回归宋儒，梁任公说了那时代的一个特点，那时代王学的余韵中倒是有几个强音，而程、朱理学的拥蹩中都为伪君子。这些程、朱学派的读书人最早成为清朝君主的座上宾，让新君主认为这些就是汉文化的代表，汉文化就是程、朱理学。“讲气节”的理学成为异族的官学。在第二部分，任公自己自认只能对较为熟悉的几家做了介绍，不熟悉的，可能就是专介绍吧。其中，颜习斋和李恕谷学派认为知识是“经世”的范围内的，只能通过实践获得，死读书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西方的经验主义相符契。上述的论点各国学大师之间应无异议，让人有深思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介绍清代乾嘉的各位大师在古籍考证、文字训诂和各自的著述上的成果。最有成就的当为各类古代算学的再阐发和新著述，虽未达到西洋的高度，但这阶段是中国算学的复兴和发展期，值得让人感到兴奋和自豪；缘于天主教的传入，明末清初，中国的历法接受了西方科学立法和天文学，逐渐走向科学；而任公最为叹息的是各位大师用了毕生的精力和乾嘉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对中国的号称为先秦经典进行了考证，发现大部分都是出身未明，十三经大都为西汉末年至晋的伪造品，大多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景品，与河洛八卦无甚区别；周易是伪书，尚书是伪书，周礼是伪书，左传是伪书，以诸子名义著的书，大都也非本人著，越早越伪，连《论语》也是孔子去世后240年间，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纷纷增加累积而成的，孔子的真正东西有多少，不得而知了。任公哀叹，这些大师毕生的心血用在这些伪书上，成就与付出太不相符了；如果用乾嘉的治学方法用于其他方面，当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按梁任公书中的脉络，否定了汉学也否定了宋明儒学，却对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术作了厘定，有赞有否，且肯定了其治学的方法，是否认定中国真正的学术是由清代开始。呜呼，百年前，乾嘉等大师对国学经典进行了考订，顾、王、戴、颜等大家已经对儒家思想作了批判和超越，梁任公等大师已对国学学术进行了厘定，而今二十一世纪时，读经又成为国朝的时髦，党国的治国之术又要源于古老的经典，季羡林等老人成为国师，老内圣像要开出新外王，可惜那基础是什么至今还是妾身不明。真要提倡国学，我建议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是第一课！

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史叙述策略

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史叙述策略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在《清代学术概论》与随后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叙述从明末到清末以来的学术进程，宣称以“学术思潮”作为主线，以佛典“生、住、异、灭”的事物发展模式描述清学从形成到蜕变的全程。特别在较后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中，梁启超吸取时人的质疑和异说，修补阙漏，择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庞博地征引、整理清代学人的著述观点，令读者感觉论据充分可靠、又颇具号召力量，然而梁启超在论述中仍然贯彻了他借史论发政论的传统，他的著述与其说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篇颇有时代特色和召唤力量的政论文章。梁启超 “以复古为解放”作为文艺复兴和清学思潮共同精神的表征，他以丰富的史料对此加以论说，试图将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解放精神贯彻到清学当中，从“复古”中汲取革新的动力。尽管梁启超在论说中始终极力弥合二者的差异，试图以文艺复兴作为解读中国文明复兴的坐标，然而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清代学术思潮毕竟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其内容与精神均有巨大的差异，本文试图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探讨梁启超论述复古与解放之关系的策略，以及他叙述中仍然无法弥合的罅隙。一、 古学复兴在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梁启超认为清学与文艺复兴均在远古典籍中发掘复兴、革新的力量：“‘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 中国学术自先秦至汉唐、至宋明，不同时代均有各自的学术思潮，而在梁启超的论述中，清代学术思潮却在不断回溯以往各朝代的学术思潮，视清代为“古学复兴时代”，他曾总结过这一发展规律：明末清初思潮克服明末王学之弊而复兴宋学、乾嘉考据学克服宋学之弊而复兴汉唐经学、今古文之争克服东汉经学之弊而复兴西汉经学，诸子学之争克服西汉经学之弊而复兴先秦诸子学，王官学之争克服先秦诸子学之弊而复兴三代王官学……在层层渐进的“复古”中，学术思想得以逐步摆脱传统的压制。梁启超认为，在溯源寻根中将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从中能够求取文化发生阶段的生命活力与真知灼见，为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提供动力。梁启超以复古作为解放的资源，其理论出发点始于佛典“生、住、异、灭”四相循环说，他据此将思潮的流转也分为四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中国之学术思潮发展至明末阳明学派，已经进入陈陈相因、分裂倾轧的末流，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反动与先驱”中表达了对阳明末流的批评：明末学术团体的名义下掩藏着政党活动的实质，“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 ，往往沦为“八股先生”之间的集团争斗；阳明末流本身“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了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 。梁启超认为阳明末流造成的乱象，给张献忠、李自成、满洲人以可乘之机，“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国变之痛引起学人对阳明学的反叛和批评，梁启超引用顾亭林、王船山、李刚主等人激烈的批评意见，指出“大反动”在明亡清兴之后的必然发生。随后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动摇了宋明理学赖以维系的理论基础，推动了清代学者的怀疑精神，故而梁启超将二人的著作与《物种起源》和《耶稣基督传》相提并论 。梁启超认为，“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建设新思潮需要破坏、克服旧思潮的流弊。梁启超对“反动与先驱”的叙说套用了佛家“生、住、异、灭”四相循环说，因此在新一轮循环的“生”阶段，追溯上一循环的“生”，即旧思潮尚且“元气淋漓”的启蒙阶段，能够为新思潮的建设提供解放的动力。有清一代的学者在不断“反动”中，一步步剥离“被篡改的经典”而回归上古典籍的本来面目，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发掘整理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文物，并从中汲取了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契合的精神力量。二、方法论革新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学科门类的形成，也是清学中具有近代精神的特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清人治学的方法论，强调“客观”与“科学”的精神，摒弃空谈而提倡实践，尤其“乾嘉间学者，实自形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论暗合，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古典派”。对于汉学“吴”“皖”二派，梁启超推崇皖派领袖戴震，认为戴氏“求是”的学术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 ，他特意强调了戴震与西方近代科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而对于吴派以“信古”为标帜的“纯汉学”代表人物惠栋，梁启超认为他较戴震要逊色，惠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治学方法，虽然能令汉学“堡垒森固、旗帜鲜明” ，却也造成了相当的不良影响：“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梁启超评价戴震、惠栋二人，非议“信古”的“纯汉学”，而赞同以实证破除错误定见的“考证学”，其标准仍然是“复古以求解放”的主张，而西学在方法论上与戴震的暗合之处，也为皖派在清末重新受到肯定增加了依据。三、论述的罅隙然而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清学发生的历史条件差异较大，而梁启超所处的历史语境也影响了他对文艺复兴和清学的叙述与评价。尽管他在论著中不断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但中西两“思潮”毕竟存在梁启超难以弥合的罅隙。从出发点到论述过程，梁启超对清学的诠释更多地出于主观意志而非客观考察。欧洲文艺复兴“解放”“进步”“人的发现”等功绩，是后世基于历史进化论而形成并追加的。通过随后的地理发现和文明冲突，欧洲人开始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西方相对于东方民族的“进步”和“优越”在殖民征服中得以彰显，而古希腊罗马文明被奉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而得到尊崇。与这种线性的进步史观不同的是，梁启超基于佛典的四相循环论提出“以复古求解放”的观念，远古文明发轫阶段的“元气淋漓”被视为现阶段“复兴”的动力，然而晚清的社会现实迫使中华文明置身于世界文明的整体进程中被观察，中华文明“复兴”的要求以及梁启超“复古以求进步”的主张，都是在中国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弱势、落后困境下提出的，梁启超以清学比拟文艺复兴，亦体现出中国古典学术究竟底气不足，“解放”是否必须通过“复古”仍未能得到有力的论证。在当时的语境下，学习近现代的“西学”似乎比复兴古典的“中学”更具有号召力量。欧洲文艺复兴诸杰受到教会和商业资本的支持，在艺术创作上往往偏离正统宗教教条的制约，加上绘画中有利于 “写实”的透视技法的发明，艺术家即是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世俗趣味。欧洲社会上，商业资本的发展导致了个人财富的积聚，个人与教会抗衡的能力也随之增长，为随后宗教改革等运动中个人意识的高张建立了基础。相比之下，清末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困境，尽管各派主张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学习西方，然而这个过程中，儒家传统的集体主义意识激发了“救亡”的时代主题并替换了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晚明社会“纵欲”思潮的批评正反映了这一点。在集体主义传统下，晚明和清末相似的“国变”遭遇使学者非常自觉地把科学研究、学术探讨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并且更倾向于对私欲的克制而非纵容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