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新集》章节试读

《惠新集》的笔记-第1页 - 总序（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
　　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到，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

《惠新集》的笔记-第382页 - 红学家张庆善：“经典乱弹，并不止于《红楼梦》”

　　东方早报：许多学者批评了目前市场上许多“歪解”《红楼梦》的产品，但这是不是存在另一种理解：在学术成果进入大众的过程中，因为红学会这样的学术机构没有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催生了这样的结果？
　　张庆善：大家对红学会有一定误解。红学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不是文化主管部门，而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群众社团。它是一个学术性团体。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不可能隔绝社会，面对社会存在的文化需求，我们也应该从学术角度提供理论支持、艺术指导。如果《红楼梦》要拍影视作品、搞美术创作，甚至做成动漫，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的。但社会上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很多人也并不是那么严肃地做学问，而是追逐名利，对《红楼梦》的解读胡编乱造，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红楼梦》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可能只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做这些文化产品的人，让他们引起重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传达正能量。经典要走向当代，不可回避的就是传播问题，理论如何进入操作问题。现在人们接受经典的渠道很多，不仅看书，还可以通过电视、动漫、多媒体等。
　　东方早报：但在公众感觉中，红学会反而一直打压一些“民间红学”的观点？
　　张庆善：我真是无可奈何。红学会是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跟作协不是一回事，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国家编制，入会退会也非常方便，只要你喜欢《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并有一定成果就可以入会。而且我们是欢迎各种各样观点学术争鸣的，最简单的例子，红学会的顾问周汝昌老先生就非常支持刘心武先生。其实，没有人是代表中国红学会去参加讨论，都是以学者个人的身份参加讨论，就是红学会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从不去压制谁的观点。
　　东方早报：外界对红学界的批评，还包括浪费国家投入做一些在大众看来过于琐碎的研究。
　　张庆善：这种说法可能是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我刚才说到，中国红学会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就是《红楼梦学刊》也是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国家拨款。学者自己搞研究、写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就发表，读者爱看就看，不爱看就算了，不存在国家投入的问题。我不知道说浪费国家钱财从何谈起。
　　至于说到具体的学术研究，要尊重专家学者研究的权利和个性，有的专家一辈子研究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这是他的学术兴趣，理应得到尊重，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人家。而且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有成果的。大众对《红楼梦》研究的需求，可能更渴望得到普及性的阐释，帮助他们去理解，事实上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最多的。但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读者也不读，媒体也不炒，大家喜欢关注“曹雪芹的头发有多少根”之类的话题，媒体一宣传，造成了红学界专门在做这样的事的感觉。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往往这些炒作，与红学家们毫无关系。“曹雪芹的墓石发现了”，“《红楼梦》手稿回归祖国了”，这样的事情反而一窝蜂，但红学界真正在做什么反而没有人关心。
　　东方早报：外界对红学界的不信任可能还基于一定的观察方式，比如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红学家不为大众所知。
　　张庆善：事实上，中青年红学家里还是有很多优秀人才，但他们没有那么有名，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先生们在他们的学术发展阶段，往往会由一些历史机遇造就，比如胡适在1921年，李希凡在1954年，而且以当时的学术环境，一个新材料的发现就可能使一个年轻人名扬天下，但现在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二是时代变化了，现在的学者要保持专心致志在一个方向钻研太难了，他会面临学科设置、考评要求，要面临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不可能像周汝昌先生那样一辈子主要做《红楼梦》研究，像那样他就要失业了。比如一个教师在大学里就不能只开《红楼梦》课，而是要开好几门课，不可能专一。我觉得中青年学者的知名度不够高，不代表成就不高，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合理，不仅懂古代文学，也懂西方理论。我们相比老先生，差的是治学精神。我们许多年轻人晚上去唱卡拉OK，老先生们却在秉烛夜读，所以他们唐诗宋词朗朗上口，这样的功底能不出成就吗？但这也不是妄自菲薄，否定掉一代人，只是需要看到中青年学者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