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书评

美丽新世界，并不美丽

在一系列现实的我妈妈称之为“小事情”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不但清楚的认识孤独以及其必然性，还从性善论变成了性恶论。而今天这本《美丽新世界》，是接着《1984》那种令人发抖的冷峻感之后的另一盆迎头浇下的冷水。这本书里没有《1984》里极权带来的压抑和痛苦，反而是放纵的欲望带来的自我的停滞。从受精就开始的生物学等级限制，到出生以后不断弗洛伊德式的暗示，再到成年后放纵欲望以及毒品式“幸福”的麻痹。这一系列将人固定在集体的放纵狂欢中。“人人彼此相属”，将人限制在服从集体欲望放纵，这种放纵带来的满足感充斥每个人的大脑，让人不再愿意思考；没有孤独，更没有痛苦，于是没有自我意识。所有人沉浸在集体的幻梦里，感觉无论付出多少都是合理的，应当的。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就是如何使社会稳定且停留在这样的稳定中，阶级之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等级从出生就已经是那样了，受精卵决定你的未来，低等级注定不会思考，不会反抗。而唯一可能会有反抗集体意识的，就是有缺陷被集体排斥的以及太过聪明足以意识到自己聪明以及自己孤独的阿尔法人。我们不说这样的设定是否合理，但是确实在西方的传统中，哲学家几乎都是贵族，为真而真。在这样思想和大众之间造成了难以割舍的隔阂：大众渴望欲望的满足、战争的消失、孤独感的消失；而思想者追求美、真理。而历史上大众也是这样冷漠的，尤其是欧洲的中世纪，不断地战乱给哲学带来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变成追求乱世之中内心安定的“犬儒”，而后来从笛卡尔起的二元论又将身体从理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欲望开始合理，到今天科技进步带来的欲望压过理性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说，这世界给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就是给了它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感受，就像日常生活中你听到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过大众真的无意识吗？也许等待更多的探索和思考。而我希望的是，每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阶级，阶级之间注定不平等，但是假如出身的不平等可以因日后的努力而改变，这样可以给思想和认识带来新的发展。忘了还有这个，我曾经为了自己的不平等的痛苦感，想着要是没有亲情就好了，即将婴儿交给国家教育，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结局，也看到了没有亲情的可怕。一切痛苦的幸福感、创造力都会随之消失。这比起现在这样更加可怕。最后对自己，我铭记这样一段话：“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你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和贫困

原先时常听到许多人拿《美丽新世界》和《1984》对比，谓就思想之深邃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高一筹。与友人谈论，也颇有贬《1984》而推奖本书者。今日观之，此二者确乎大异其趣。《1984》是人道主义左翼对苏式社会主义蜕化的不满，而《美丽新世界》却是道德保守主义者对物质主义的战斗檄文了。初读此书，竟还有一种错觉，以为这是一个新左翼对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批判。援引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名言：“奥威尔警告人们将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的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新左翼的批判看起来相当深刻，但不要忘了，对工业社会消费主义做出过同样批判的还有道德保守主义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那群早期保守主义者中，颇夹杂着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即使今天，“物质主义”在美国，仍然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词。一个人即使不是religious, 也应该是spiritual. 说一个人“物质主义”，在一个稍有宗教和道德信仰的人那里，简直就是在骂人了。在自由主义背景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那里，确乎有一套道德文章，来反对我们从高尚的精神生活堕落到纯粹的、欲望的、庸俗的物质生活的奴役中。而实际上，《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个乌托邦，简直是他们靶子的大杂烩了。其中有自由意志的缺位：等级制、前定命运；也有堕落的物质主义：家庭的瓦解、爱情的庸俗化、艺术的毁灭、精神麻醉……简而言之，两者都指向道德与宗教的覆灭（在道德保守主义者那里，道德和宗教事实上是一回事，他们是决计想像不出没有宗教的道德的。因而在总管和野蛮人的对话中把上帝质疑一番，在道德保守主义者那里也足以引起不小的恐慌了）。读到野蛮人约翰的狂呼乱吼，简直像是看到福音派基督徒在教堂门前摇旗呐喊，戈德华特、里根、金里奇们站在其后颔首致意一样了。这是道德保守主义者们的不满，但也同时显现出他们的贫困。自由主义背景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那里有一个教条：自由意志与责任的一致性。这一整套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伦理学，都建立在对“自由意志”的信奉上。自由意味着责任。如果人的选择出于自由意志，那他就必须为这一选择负责；反之，则不必负责。在康德那里，否定自由意志就意味着否定了人的道德责任；因而，即使对自由意志的存在持不可知的观点，也还是必须“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而通观西方——尤其是美国——的liberal-conservative之争，其实正如Kymlicka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左右两翼事实上共享着同一套伦理观和政治哲学。Nozick意义上的libertarianist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存在，或者说，至少相当稀有。不论是liberal还是conservative都相信自由与责任的一致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道德。他们唯一的分歧仅在于，人究竟多大程度上拥有自由意志——例如，对于穷人之所以为穷人，conversative会归因于穷人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把穷人批判一番；liberal则倾向于用穷人的社会背景来结构性地解释其贫困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为穷人开脱了。到今天为止，大多数LGBT平权运动还是倾向于采取将性取向叙述为“天生的”这一策略，仿佛这里没有性少数者的自由意志，他们也就无需承担道德责任——但这不过是对性少数是否道德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取消了这个问题罢了。而这里以赫胥黎为代表的道德保守主义者，恰恰是那样的一群conservative。美丽新世界赤裸裸地取消了自由意志。所有人的社会等级与命运，在胚胎时期就被设置好了（这里似乎还可以看出conservative对自然生育的执念）。在这样弱的自由意志条件下，人们当然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力和行为能力——他们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一切都是因为换瓶的时候多加了几滴酒精。看到这样的残忍的真相，道德保守主义者们忍不住了，他们基于自由意志的伦理观摇摇欲坠了。他们幻想着，在野蛮人保留地，还留存着人类最后的价值。那里的人并非生来被决定，他们还有自由意志，还有道德责任感，会为了赎罪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像新世界的文明人那样傻呵呵地看着；会感到羞耻、痛苦、灵魂的升华，而不是像文明人那样机械地念叨着自己在睡眠教育法中学来的“与其受烦恼，不如嗦麻好”。因而，在许多场合下，道德保守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阻止科学的进步（如对基因的生物学研究、对神经科学的研究），阻止自由意志背后的东西被发现，不过是基于对这一套伦理观崩塌的恐惧罢了。但无论道德保守主义者怎样将自由意志小心地打扮起来，仍然掩饰不了我们的世界其实与美丽新世界并无二致的事实。保留地的野蛮人何尝比新世界的文明人在道德上更加“自由”呢？野蛮人的羞耻、痛苦、赎罪的诸观念，何尝不是同文明人一样，在幼小的时候就被塑造的呢？不同的只是，文明人是被物理地塑造的，而野蛮人是被文化地塑造的。然而，野蛮人被自己的道德框架束缚，与文明人被睡眠教育法中的教条束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列宁娜看来，约翰无疑是被奇怪的道德框架束缚了，但约翰的种种言行，他自己又如何能为之负责呢？更贫困的是道德保守主义者试图用自由意志来辩护的那一套道德观了。它不仅是任意的，实际上也得不到自由意志的任何辩护。在新世界里，家庭瓦解了，但旧世界的家庭如何不是一种压迫的空间？在新世界里，爱情成为了开放式亲密关系，但除了旧世界塑造我们的那套未加批判的伦理直觉（这里又何尝有自由意志？），又有什么理由来为排他式亲密关系辩护呢？我看就好得很，亲密关系就应该是开放式的，人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获得了多的愉悦，对于持这种想法的新世界公民，又能怎样用旧道德来说服他们呢？而所谓艺术的毁灭、文化的庸俗、精神的麻醉，又有什么理由加以辩护呢？谁来规定何谓高雅的艺术，谁来规定何谓深刻的文化呢？即使有了这种规定，又如何证明它们比人们的幸福更可欲呢？快乐的猪和痛苦的人，谁来规定后者就高于前者呢？总管承认，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付出了这些代价，但如何应然地说明这种牺牲是不可欲的，应该回到那套传统道德观上——要知道，所谓的“传统”道德观，历经千年早已面目全非，如果没有变化，我们又如何走到今天呢？产生这种观感，很大程度上有感于赫胥黎对情爱的长篇描写。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情爱都占据着揭批乌托邦的重要地位。而《美丽新世界》中约翰与列宁娜爱情观的冲突，私以为比起另外两部却显得格调低下了：约翰心心念念的旧爱情观，不过是一种被束缚的表现罢了。明明想要得到列宁娜，却又对贞洁百般看重——当然，生活在旧世界的人都会看出，这是旧世界爱情的一般套路，只不过也可以不揣冒昧地名之曰“当婊子还要立牌坊”了——这话虽然粗俗，看其本质，却也并无不同。当然，列宁娜也远非自由——和约翰之为旧世界爱情观的奴隶一样，她不过是另一种爱情观的奴隶罢了。既然同为奴隶，且这命运无可摆脱，何不做一个快乐的奴隶呢？

你愿意住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吗？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我们》合称“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这种文学类型，尤其是作为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利用虚拟的世界反映的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乌托邦世界表面和谐稳定，人们各司其职各有所用，可是实际上却充斥着各种弊病，阶级矛盾、资源紧缺、扼杀天性、藐视人权，这些诟病让人们看到一个绝望的乌托邦世界。《美丽新世界》重点体现了人类科技的泛滥，却掩饰不了虚弱空洞的精神世界。人性已经丧失了原始的色彩，另类的民主服从着阶级制度下的恐怖压迫。乌托邦一词是由托马斯•摩尔《乌托邦》一书中所写的完全理想的共和国“乌托邦”而来，指的是理想完美的境界，特别是用于表示法律、政府及社会情况。体现了社会平等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观点，为这个社会奋斗和生活还有工作，但是这个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不复存在。有学者认为，摩尔提出这个说法是为了用这个理想的社会来讽刺当时的英格兰社会。从词源的角度看，乌托邦的一词的英文是：otopia，在希腊语中的读音则在“没有的地方”和“好地方”混合不清，这也正是某种暗示：没有真正完美的地方。纵观乌托邦的起源与发展，摩尔这一观点的提出跟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理想国》主要是在探讨政治科学，围绕正义开展，他旨在建立一个理想的城市，司法理论是完美的，理想政体模式是依靠德行，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上的贵族政体。其中《法律篇》提到“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大多数国家是这两种政体的不同程度的结合。而这个理论也被认为是近代分权式政府理论的先驱。柏拉图的想法主要是源于他的知识体系，他认为知识不是感觉得来的，而是通过思考来达到知识体系的统一，“洞喻说”就体现了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的来源。后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提出丰富了乌托邦的含义，也开展了一个新的分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流行于19世纪初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是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由于当时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弊端尤为明显，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则更为突出。由此可看出，乌托邦思想的承上启下作用。可是新世界真的美丽吗？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是英格兰作家，是著名的赫胥黎家族成员中最杰出之一，祖父著名生物学家是因捍卫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猎犬”之称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一书的书名源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O brave new world，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讽刺了华美有秩序的新世界，可是科技的进步却没有带动社会的总体精神的进步，反而让社会文化倒退。在这个美丽的公元25世纪的新世界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是人们的神明。他的流水线生产线也为新世界创造了萌芽，就像造物主一样。人们在繁育中心的瓶子里成熟和生长所有人出生之前就被归为五大种姓，其下加正负等细分种姓。甚至用以暴力洗脑，以人工的方式导致脑性缺氧，把人们变成痴呆。这从本质上就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而种姓的划分和种种社会制度的规定，嗦麻的使用和不负责任娱乐的性爱，统统可以看出人性的泯灭。人们是没有性格的，在面对稳定的社会面前，一切非分之想都是不允许的。阶级制度下的社会的首要目的是：“共有、统一、安定”。 阶级制度下的社会，生物控制技术，人已不能称之为人，人类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在这个分工明显，阶级划分严重的社会中，让我最感到恐怖的是，人们已经丧失了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父亲和母亲是肮脏和隐晦的词语。这也有例外，约翰长在野蛮的地区“马尔佩斯”，他在冲击的文化下成长，琳达的“文明社会”教育和印第安社会中的社会文化，被马尔佩斯的人们歧视，被伦敦的人当做观赏品。他笃信基督教和印第安教的混合宗教，《莎翁全集》对他影响深远。在进入伦敦后因为不能为了人生的自由、为了解放城市人的自由而努力，也不愿意接受被实验，离开伦敦到一处废灯塔隐居，但仍摆脱不了被关注被观赏的生活，最后绝望的自尽。尼尔•波兹曼说：“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对痛苦的恐惧所控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则被对快乐的盲目追逐所控制。”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因素构成，在中国，这种稳定社会的因素大多体现在家庭，也是中国绵延不绝的传统，家文化。当今诸多问题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物质和文化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在《美丽新世界》里，社会着实是安定和统一的，人们不愁吃不愁穿，没有战争和碰撞，一切是那么有序，即使痛苦也有嗦麻解千愁。这种世界里没有小说、诗歌、爱情，没有莎士比亚，正如总统穆斯塔法‧蒙德所说，“我们所处的世界跟《奥赛罗》是完全不同的。要知道没有钢，你不可能造出汽车，同样的道理，没有社会的动荡不安，你也就写不出那样的悲剧。”文学与艺术往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在一个没有痛苦和冲突的世界里，文学艺术就变成了社会的胆囊，是苦涩的。奉信“精英治国”、“稳定高于一切”，人们没有思想，跟流水线上的生产出来的人偶完全没有差别，人偶每天都觉得快乐，盲目服从已经足够。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们都是活在被限定范围内的土地中，他们得到的快乐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可是若追寻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的心是空的。被制造，无忧无虑的生活，安乐死亡，这看上去如此幸福，却又如此不幸。这种只依附在大脑皮层中最肤浅的快乐，无法温暖灵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理性，思考和去捍卫权力的力量。把人当做工具来使用，每一个人都是稳定这个社会的极好的零部件，哪里需要哪里安，坏了就更换掉。国家机器运转正常，被幸福的人们，迟早会被无情地丢入垃圾桶里，却不觉悲哀。我在《南风窗》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对此我十分认同，所以在此摘录：“从大历史角度看，存在诸多阿喀琉斯之踵的威权的平均寿命要短于世袭王朝和独裁政权。但这些年来，威权也一直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大环境。全球化时代的威权，不仅整体上学乖了，摩登起来了，善于标榜人权而不主动攻击某些社会阶层，其中一些国家还在不断地给西方国家挑刺儿，制造威权复兴的泡沫或假象。尤其是在有强人传统的国家，威权正以世人对它的依赖和畏惧，冲淡那股固有的令人憎恶和反抗的气味，这也向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提出了新课题。”阿道司很好地揭示了威权主义的自由，《美丽新世界》是一个政治寓言，而这个寓言切勿成真。而美丽的新世界，未必是乌托邦的形态。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裴多菲的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刘 瑜:你还要些什么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两百次，”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最关键的指向。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世界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阿尔法（Alpha）、贝塔（Beta）、伽马（Gamma）、德尔塔（Delta）以及埃普西隆（Epsilon）。阿尔法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埃普西隆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眠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是最美好最幸运的。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阿尔法下至埃普西隆，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人人彼此相属”，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新农庄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眠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嗦麻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二○一四年一月　　

对乌托邦说不

（一）书里的乌托邦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五种种性。大家各司其职，安守本分。统治者通过试管培植、条件制约、催眠、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精神药物“嗦麻”等方法限定了每个人的一生。家庭、个性、喜怒哀乐不复存在，人们不再需要文学艺术来熏陶自己，滥交成为了一种美德。这样的社会看上去，确实很完美。人人都享有着统治者为他们打造的幸福生活。但是就是在这样看似令人向往的新世界中，有人意识到，在这样的空壳下生活日益累积的只是痛苦而已。身为阿尔法阶层的赫姆霍尔茨和伯纳德都感觉到了这个社会、这个制度的弊端。但是他们不能说出来，因为稍有不满便要发配到偏远地区去。于是他们才到了野人区，遇上了约翰。约翰为首的“野蛮人”是书里所有人中唯独还能看出些20、21世纪人的影子来的群体。他信仰上帝，爱读莎士比亚，对新世界里人们爱看的感观电影嗤之以鼻；他唾弃嗦麻，丝毫不能理解人们滥交的习惯，始终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着。可是城市里的人不吃他这套。他们侮辱他、羞辱他。最终，约翰在象征自由的灯塔上被包围，最终迷失。（二）美丽新世界中的城市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抗争和思考的权力，毫不保留地全盘接受别人通过科学手段设定好的人生。因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雨，可以预见，他们肯定是没有对抗任何不测的能力的。这样的人称得上人吗？我看和捏出来的泥巴娃娃一样，连思想都不属于自己，自然身上也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在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为什么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想要极力逃避乌托邦？我觉得，正是这些人，才更轻易明白奋斗来的幸福比“被幸福”要有意义得多。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曾提出一个名词叫“体制化”。意思是说人在一个制度的框架内长期被束缚着，最终渐渐服从于这个制度，甚至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我认为，新世界中的城市人也是如此。如果享受的幸福是一种“被幸福”，每天张大了嘴，吃着统治者嚼烂了的塞牙缝的渣，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在“被幸福”中，人无异于在残杀自己的生命。幸福该是一种苦尽甘来，斩荆披棘、辛苦打拼换来的平和安详。只有拼过流血过，才能体味到幸福的含义。而这，绝不是信手拈来的。正如《奥赛罗》的第二幕中，奥赛罗激昂地说：“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三）后来赫胥黎出版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他也提到了人们无尽的欲望和在娱乐之中容易不知觉地沉沦的性格，会让乌托邦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我对人类都有信心。几千年的智慧人类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的理智在关键时刻总还是站在了情感之上。若欲望这类的洪水猛兽能轻易淹没一个人，那时至今日人类也已不复存在。正是因为人们价值观中存有的对奋斗拼搏的认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知的好奇，人类注定会对一切奴役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抗。因此历史长河中有无数次革命和起义，这也造就了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文明史，也让人类香火延续至今。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疾呼：“也许，威胁自由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也抵抗不了多久。但是，我们仍然要肩负责任，竭尽所能地抵抗这些力量。”所以我要像“野蛮人”约翰一样呐喊：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我要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我要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机会。我要求这一切。

乌托邦，幸福，自由？

中国在解放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就是乌托邦的一种实现。但是他不够彻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只是实现了工作和分配方面的乌托邦，而没有拆散家庭，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私有的概念，在以私有家庭为依托的基础上，如何能够实现乌托邦呢？所以它注定失败！而本书中，一开始就没有父母观念，抛却了私有的家庭制，我本身就属于社会，不得不说完美实现了乌托邦！很多人评论说，好可怕的社会！ 这真的可怕吗？ 这不是当下很多国人追求的一种生活吗？ 不用为生活奔波，没有他人拖累，没有生老病死的烦恼，只有醉生梦死！他们是装在瓶子里，没有父母，从一开始，已经被设定好生活，未来，甚至死亡！他们更多的是日复一日，没有过激的情绪，例如愤怒，恨，或者是爱！他们生活如一潭死水，平静安稳！你不要认为他们没有人权，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他们有！ 生活中没有迫害，没有强制，更没有勾心斗角，有的只是和谐，如果你的意识超前，你觉醒了，他们并没有把你关起来，或者kill，他们甚至没有限制你的言论自由！他们只是把你送到同你一样觉醒的伦敦，冰岛！但是我们很难说他们是幸福的，可我们又很难说他们是不幸福的！这种感觉，如鲠在喉，你想呐喊，却久久喊不出声！因为你真的无力辩驳！最后，书中谈到了幸福！何为幸福？这个无数代哲学家为之奋斗的话题！美丽的新世界不就是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吗？有了理想国，我们不是应该觉得幸福吗？ 野蛮人一直在抗拒这种生活，但是他同福帝的辩论中，却又说不出为什么要抗拒！ 他同上帝祷告，本身就是为了无病无灾，这种愿望，他只要接受理想国，一切都解决了，根本不需要虚无缥缈的上帝！野蛮人没有接受福帝，他还是坚守了他的上帝,虽然上帝并没有解决他的任何问题，他的生活，他荷尔蒙激素的爆发，他肉体的痛苦，反而，他对列琳娜的肉体产生了向往！间接证明，他对新世界产生了向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直接摧毁了野蛮人的心理防线！他一直抗拒新世界，却又对新世界产生了向往！最后他只能选择了自杀！他在自杀的那一刻，他心中是极度幸福的！因为他是自己选择了自杀！而不是被人设定为自杀！这一直压抑在我心头的阴影终于被揭开！ 新世界的确美妙，也会让我们不自然的向往！但是他缺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利：选择的权利！无论幸福，苦难，悲伤，甚至死亡，请让我自己选择！

未来世界狂想曲

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不用为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寻觅配偶、传宗接代而困扰；没有阿兰·德波顿笔下的“身份的焦虑”，马斯洛所谓的五大需求全都得到满足；没有悲伤，没有衰老，物质达到了最大化；不用努力争取爬上社会的精英阶层，也不用处心积虑收集财富；你所要发愁的只是如何与自己喜欢的男人/女人睡上一觉，且不用担心如何维系一段感情；你痛苦时、思考时、悲伤时，只需要吞下嗦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生活，你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么？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阿道司·赫胥黎以生物学、心理学为基础，在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哲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世界：没有纷争，只有幸福。然而，这样的世界是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么？人工体外培植、新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催眠教育……种种新科技成为赫胥黎笔下的新世界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在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很幸福，没有人伤心、生气，人人彼此相属”。意见不同也不要紧，可以去冰岛——那里全都是会“思考”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当今社会十分相似。当然，我们没有五种泾渭分明的等级，大多数人也并不满足于现状，免费的精神麻醉药和无拘无束的性爱可望而不可求。但是，我们有“出身”所带来的桎梏，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永远掌握着更多的机会；我们一边叫着不满，一边继续刷微博、看视频；越来越多的毒品和出轨、一夜情让人感到，似乎美丽新世界已经实现了——以赫胥黎为首的19世纪的知识分子最担心的事情正初露端倪，精神鸦片正一点一点地啃噬当代人的思维；然而，我们却感觉良好。未来世界的“预言人”并非只有赫胥黎，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则是另一种景象：与美丽新世界截然不同，经受过纳粹的疯狂和二战的摧残的奥威尔描绘了极权世界里，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无处不在的老大哥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每个人都没有自由，也不需要自由，洗脑、做操……整齐划一才是好的，不要多说，不要多想，艺术是多余的，写日记是犯罪，老大哥在看着你！这样的社会怎能不让人不寒而栗！同样，三部曲之一的《我们》也将政治元素注入到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中，扎米亚京构建的未来社会中，所有人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身处福柯式的“圆形监狱”中，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个体被社会无情地吞噬……奥威尔在看过《我们》和《美丽新世界》之后，曾直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我们》……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美丽新世界》更加欢乐而轻松，《我们》与《1984》中的压抑和阴霾却一扫而空，但“反乌托邦三部曲”所描绘的社会场景已然浮出了冰山一角。以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第二代的继承人尼尔·波兹曼为代表人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当今社会已经步向美丽新世界里那诱人的囚笼。波兹曼曾试图从媒介角度对未来世界做出预测，他在著名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术垄断》中，进一步发展了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这一观念：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缩小的不仅仅是地理的距离，还有时间的距离、年龄的差别等等。波兹曼认为，我们陶醉在媒介制造的信息监牢里，怡然自得；每天享受着过载的信息，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动力；这种所有人都可直接享用的快餐逐渐模糊了年龄的差距，因为儿童和成年人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相同的（约书亚·梅罗维兹在《消失的地域》中进一步论述了媒介发展所带来的另外两方面影响：性别的模糊和权威的变化）——这种抹杀成长的痕迹的做法与赫胥黎笔下那些追逐性爱游戏的小孩何其相像？！波兹曼最终将这种变化归咎于技术的发展，认为是技术在与文化的争锋中胜出，使得信息泛滥，传统的世界观分崩离析。这或许是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之一，因为波兹曼的观点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了现实。在这样一潭死水中，赫胥黎为小说加上了一抹亮色，“野蛮人”约翰带着一本《莎士比亚全集》出现在新世界里，迅速成为人们围观的对象。来自新墨西哥保留地的约翰还保留着“过去”的种种“恶习”：他期待爱情，会欣赏艺术，他拒绝嗦麻，热爱思考；这本该是促使新人类反思的角色，却带了一丝悲怆的色彩。约翰并没有在这个世界里引起轩然大波，他的出现对于所有人来说，只是一个笑料。夹杂在新旧两种世界中的“野蛮人”无所适从，不得不离群索居，努力保持曾经的“干净”；然而，他依旧躲不开来自新世界的侵扰，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参观”，像看怪物一样要他表演“鞭子功”。也许拯救这个世界，不仅仅需要一本《莎士比亚全集》。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你愿意生活在赫胥黎笔下的那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么？你愿意在新世界里纵情享乐，还是在保留地里经历生老病死？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你愿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一只快乐的猪？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这本近一个世纪前问世的“反乌托邦”之作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一版再版。在最新的中文版的封面上，那挥舞着鞭子，不断拷问自己的“野蛮人”，那看起来早已被废弃的、孤零零的灯塔……正时刻提醒人们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封面、这张插画更能传达出赫胥黎内心中的悲观与绝望。“过去有种东西被称为灵魂，还有种东西被称为永恒”。

天经地义与大逆不道

有些事情在某些人眼中是天经地义的，换个人来看也许会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我第一次看见这句话是在知乎，整句话忘记了，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新世界里滥交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野蛮的我们”可是认为这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野蛮人对着新文明的世界的质疑似乎并没有得到标准的答案，总管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幸福，为了幸福我们可以消除这世界的一切，包括爱情，亲情……那么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回答。生下来就被条件设置好，被设置好感到幸福，而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幸福。被设置的幸福也算是一种幸福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时代安定，社会不会产生任何的波浪，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幸福吗？我们不会产生不良的情绪，一切都有嗦麻，我们只要沉浸在幸福里就够了，从出生到死亡带着愉悦带着永恒的青春，就这样直至死亡，多么美好，又多么的可怕。我们不需要为爱情书写诗歌，不需要为悲伤演奏音乐，甚至不必去探寻存在的意义。野蛮人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创造德尔法，伽马？我们把所有人都设置为阿尔法双加就够了。总管说这是为了更伟大的幸福，为了更加的安定，所有人都该在自己的位置上感到幸福，我们创造一个永恒的世界，所有人都一样，不需要为未知的未来付出任何努力，因为所有人天生就有设置好的道路，他们只要一头走到黑就成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到底是创造给谁看的？像是一场游戏，旁观者只有上帝，统治者乐在其中，所有人都是美丽世界里的一块积木，搭起一座又一座辉煌的世界大楼。我们觉得乌托邦并不美好，但可悲的是，我们似乎正在一步一步的往这样的方向前进。有了基因的检测，我们不再生下缺陷的生命，我们可以定义生命，可以定义一切，统治者们也认为和平安定没有思想没有反抗的世界是美丽的。将来我们是否会被定义幸福？

记住，没有人可以剥夺你通过苦难体味幸福的权利

阿斯道•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世界，是一个“智力上和工作的时候是成年人，感情和欲望却像婴儿”的世界，是一个“每个人都很幸福，没有人伤心、生气，人人彼此相属”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未出生前就被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五种“种姓”或社会阶层。其中阿尔法和贝塔为最高级，将来会成为领导和控制各个阶层的大人物；伽马相当于平民；德尔塔和爱普西隆最低贱，只能做普通的体力劳动且智力低下。这个世界不需要生育。通过人工体外培植、新巴普洛夫条件制约、催眠教育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各阶层人类的喜好，让他们用最快乐的心情，去执行自己被命定一生的消费模式、社会姓氏及工作岗位。这个世界免费发放一种称作“唆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们忘掉不愉快的事情，让他们生活中的情感简单化，尽一切可能保护不受情感的影响。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是人人向往的美丽新世界。然而，事物总有例外。智力过高的赫姆霍尔茨•华生与身体缺陷的伯纳德•马克思都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他们都对美丽新世界的生活存在着不满，痛苦与孤独如影随形。他们呐喊“我宁可是我自己，讨人嫌的自己，不要当别人，不管他们多么快活。”可是他们的需求得不到理解，被认为是极端的异类份子。直到青年约翰来到那个时代的最大政权“世界国”的重要城市伦敦，一切才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约翰通过阅读他唯一的一本书---《莎士比亚全集》改造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对新世界感到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性欲极强、男女关系混乱、没有想象力，却有很强的种族歧视、讨厌模样难看的人、不要求自由、只做自己想要做却在他看来十分无聊或不正义的事。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因为约翰的思想和行为太过于异类而将其称作“野蛮人”。约翰为了人生的自由、解放城市的人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得不到认可反而受尽白眼、讥笑，其中包括他认识的好友赫姆霍兹和列宁娜。最后约翰选择了离开，找一个与社会隔离的地方安定下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劳动生存下去，最终却没能如愿，跟随而至的人们对他进行无穷无尽的骚扰和羞辱，直至他自杀身亡。这是一个以悲剧而结尾的故事。但是死去的约翰却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没有人能剥夺你苦难的权利。在新世界，世界稳定，人民幸福，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不会生病、不害怕死亡，他们对激情和衰老一无所知。没有父亲、母亲，没有妻子、孩子或爱人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情感。他们接受条件设置，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得不按照设置来。倘若有问题，没关系，他们还可以依靠唆麻帮忙。所以，他们不需要自由，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艺术诗歌哲学等这些与情感有关的东西。可是幸福是什么？圣经中说：“幸福，她所要求的训练，将是折磨”。与受苦受难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实际的幸福往往显得卑劣；稳定当然不如动荡来得热闹；知足常乐绝对不如与不幸做努力抗争那么有魅力，也没有抵抗诱惑，或抗拒被激情和怀疑毁灭那么引人入胜。幸福绝对不宏伟壮观也不轻而易举。但是，苦难却可以加重幸福的厚度，眼泪却可以增加幸福的价值，折磨却可以体升幸福的等级。奥赛罗说：“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弟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所以，如同约翰一样呐喊：“我不喜欢舒服的东西。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我要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素、得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我要求这一切。” 记住，没有人可以剥夺你通过苦难体味幸福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