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8-5
ISBN:9789571348414
作者:保羅‧克魯曼
作者简介
超級強權美國 到底怎麼了？
前美國政府經濟顧問克魯曼
打響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哨戰
挺身直言復興美國、重現榮景的關鍵就是「新新政」
然而，響的將是：喪鐘 or 禮砲？
政治改變是其中關鍵的核心！
回顧一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從鍍金年代的政治經濟，直到布希年代的災難，是保守主義運動掌控美國政府必然的發展；嬰兒潮世代美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則是受益於小羅斯福的新政。克魯曼指出：這兩種方向的發展都非自然演進的結果，都是由組織化的政治運動所引導的。
在這本絕世大作中，克魯曼解釋不平等的護衛者如何利用文化和種族的對立來謀利，而改革者則積極尋找弭平此等對立的方法。他更深入地探討放任式資本主義的遺毒，重新形塑美國社會政策的公共辯論，揭櫫政府應扮演好維繫社會穩固的角色，猛力警醒世人勿冷漠對待社會經濟不平等議題，錯失改善良機。
媒體推薦：
「克魯曼以淺顯易懂的清新文字，熟練地呈現他的論點，結合了經濟數據和社會政治的分析；他對種族政策成就保守主義的解說尤其尖銳。其結果就是以令人折服的歷史論證，提出對自由主義的辯護，並高聲疾呼美國人重新掌握自己的經濟命運。」
──《出版人周刊》
「當民主黨人不只是尋求重回執政的基本理由，而是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政府與其人民之間的關係，克魯曼的論點在不遠的未來，將證明是最至關重要的意見。」
──《紐約時報》／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
内容概要
作者簡介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1982 ~ 83年曾任職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現任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克魯曼為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成員之一，同時擔任過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以及葡萄牙、菲律賓等國家的經濟顧問。
一九九四年克魯曼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時，正確預言亞洲經濟繁榮僅是假象，隨後因亞洲金融危機發生而聲名大噪，許多人認為他未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一九九八年獲德國柏林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倫敦政經學院百年教授。
他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周全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在國際貨幣經濟學方面，二十四歲時他就構築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成為該領域的開宗祖師。《編輯與發行人》雜誌曾選克魯曼為年度專欄作家，而其具有的廣大影響力更讓《華盛頓月刊》譽為全美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一九九九年起，克魯曼為《紐約時報》專欄主筆，定期發表專文評論美國經濟政策。
《財星》雜誌曾喻其為「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他的文筆優美又有創意，克拉克獎評審委員會認為足以媲美日本的徘句、狄金蓀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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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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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譯書名，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應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台灣的時報出版社的譯名《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跟英文書名風馬牛不相及，大概是因為怕直譯書名會趕客吧。 克魯曼(Paul Krugman)是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平日看信報或者New York Times的朋友大概都會喜歡看他的專欄，事實上，他是當今世界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的專欄作者。十年前克魯曼預言亞洲金融風暴，令他開始成為傳媒焦點，今次金融海嘯前，他也發出了警告。 如果要簡短形容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可以這樣說：克魯曼以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的身份痛陳共和黨保守勢力的禍害，並倡議以羅斯福新政(New Deal)為借鏡，改善社會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均，當中的重點是稅務改革和全民醫療保障。再簡單點說，是經濟學家及知識份子版”美國清一Sick檔案”加上”華氏911”，一樣看得受眾親者痛仇者快。 書中一直指共和黨已被保守派控制，此保守派的源頭是富裕階級和大企業的代理人，全力推動推翻羅斯福新政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令貧富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嚴重，而且令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可是，理論上要推倒財富再分配政策，應該不會得到佔選民數量大多數的基層支持，保守派是如何從列根開始得到足夠的選票一次又一次入主白宮？ 克魯曼的說法是：1, 龐大的財力，龐大得足以養起所有加入保守陣營的政客、傳媒、學者等等，以及懲罰不願投誠的成員，形成一個強大的右翼政治、輿論和學術陣營；2, 播弄民權運動後南方白人對非白人族群的恐懼和厭惡；3, 誇大道德議題團結選民；4, 操縱國民對假想敵人的恐懼，製造只有他們才能保障國家安全的印象。 經過多年的經營，這一股保守勢力終於成為主流，也就是現在的共和黨和其背後的各方力量。克魯曼是經濟學者，其「蕭條經濟學」在好境的時候沒太多人有興趣，對家的放任式市場經濟，在好景的時候大受歡迎，可是其欠缺調節和制衡，因為資本家和大企業的貪婪，最後還是攪出大災難，大蕭條、亞洲金融風暴如是，現在的金融海嘯更是現眼報，這一切看在克魯曼眼裡，都似乎是預計之中。 他歌頌的羅斯福新政及往後跟隨其精神的政策，造就50年代至70年代他稱呼為「大壓縮」(The Great Compression)的美好時代，這個年代的所得分配遠比現在平均，國民生活普遍較好。他指出列根上台後，一連串的政策逆轉，貧富差距愈來愈明顯，低下階層生活愈來愈欠保障，其欠缺保障的程度，連基本的生存權也存疑。書中花了好一部份篇章講解其全民醫保的主張，看的時候腦海中不免浮現”美國清一 Sick檔案”的內容，那種「貧無立錐（連小命也不保）」的可怕，很難叫人心安理得。 當然，讀者很容易看得出克魯曼的政治立場。此書出版的時候(2007年)，經濟還是一片大好，民主黨候選人還不知是誰，不過其自由派及親民主黨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看這本強烈倡議導向的書，需要保持清醒，不時在腦海中以不同的國家的例子、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民主黨本身的不足、不同傳媒和學者對重大事件的論述來對照，以高度理智和批判的角度去審視克魯曼充滿熱情和義忿的文字表達的論點。否則，就可能好像克魯曼所說的被「狗哨子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控制的選民一樣，一聽到自己想聽的暗語(code words)熱血上頭。 一口氣看完了，無時無刻以高度批判的態度去看，還是不得不感到熱血上頭，克魯曼所說的實在真的擲地有聲。整個世界到了今時今日這個田地，我們不得不仔細想一想，保守派多年對政治、經濟、全球化、所得分配、社會公義的論述以及其倡議看政策，是否真的如他們所說的偉大？抑或只是利益集團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段？ 說到這裡，大家也不得不認真思考我們的香港。香港是自由經濟的示範單位，這個小城邦的成功故事，一直以自由放任經濟論述解釋，可是，這是唯一的原因嗎？還是這是舊的和新的宗主國的操盤的成果？ 另外，我們多年來趨之若鶩的佛利民式改革──例如教育私營化、學劵制、民營醫療保險、甚至社會保障，真是的靈單妙藥嗎？教育私營化，真的可以造就靈魂嗎？政府一直希望推動的醫療保障計劃，真的不會令中產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嗎？ 還有，愈來愈多的道德議題引起社會大論戰，這個萬試萬靈的Dog-whistle，何時會為某方政治勢力成功收為己用？ 此外，政府的政策，似乎愈來愈傾斜，愈來愈不能容納不能產生租值的事物，例如舊區的人情、傳統文化、小商販、小街特色、甚至在公共空間遊玩唱歌，一切都是為大企業產生租值為念。這種趨勢，能教我們不擔心嗎？ 在這個互聯網引爆的新時代－2003年絕望之際，我們有七．一遊行；2008年選戰，左翼政黨能夠取得大量中層和基層的選票；美國選戰，網上「籌旗」，竟然勝過保守派對手。樂觀點說，這個新時代是值得期待的，不是說一定會出現「下一個榮景」，但至少無數發不出聲的無名者，有翻盤的希望。 -
krugman其實並不算預言亞洲金融風暴的Paul Krugman，2007年出版了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台灣2008年出了譯本，改名為「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初版的封面是素淨的白色，但克魯曼得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第二版封面就改成了克魯曼的照片（看起來像喬治克隆尼，是我的錯覺嗎？）。我讀的就是這個版本。◎笨蛋，問題在分配政治！讀完全書之後，可以發現中文書名顯然不太對勁。所謂「榮景」、「搭救經濟」等語都指向振興經濟、追求經濟成長，但是本書主旨卻不在此，而是主張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呈現高度不平等，應該用稅制、社會安全制度等加以矯正，同時本書還強調，經濟不平等並不是經濟自然運作的結果，而是政治力量變化（保守主義運動得勢）所造成，因此也應該從政治領域加以對抗。總之，克魯曼在書中並不關心所謂「拼經濟」的問題，而是在談社會平等、安全。這也就是他要用「自由主義者的良心」當書名的原因，因為他不太是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色來立論，書中也看不出來他認為目前的美國經濟面臨何種問題（這一點後面會再討論），而主要是在政治層面進行辯論。換句話說，本書傳達的意思比較接近克林頓競選口號的顛倒：問題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從台灣的語境來說，「問題不在經濟而在政治」聽起來有點像某種「意識型態掛帥」，如台灣政治人物喜歡罵對手的那樣。但克魯曼的政治與台灣語境中的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關鍵差異是：克魯曼談的政治其實是「分配政治」，而不是黨派之爭、國家安全之爭（當然更不會是統獨之爭）；而分配政治，即以稅制、社會安全制度等社會重分配制度為尺度來劃分派別的政治，在台灣最近只有泛紫聯盟與其後的公平稅改聯盟在談，但從未能進入主流政治輿論。若以克魯曼的分配政治尺度來看，台灣的所有主要政黨，由於都傾向減免富人的稅賦，可能都會被劃歸共和黨式的保守主義陣營吧？◎不過，問題真的是分配政治嗎？但是，儘管分配政治確實有其進步意義，但我們還是可以問一個問題，即：問題真的在（分配）政治嗎？要對克魯曼提出這個問題，關鍵在於把時間座標從1970年代往前拉到1920年代。克魯曼談政治的作用，主要是在解釋1970年代以後不平等的擴大，按照他的說法，是政治的變化改變了新政體制。但依此提法，在還沒有新政的1920年代之前的不平等擴大，又該怎麼解釋呢？總不能說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新政體制吧？很遺憾，克魯曼的解釋似乎就是這樣。克魯曼在第二章〈長鍍金時代〉的開頭，陳述了1920年代的高度不平等情況之後，他很奇怪的不是去解釋這種不平等的成因，而是立刻轉向如下的問題：「既然長鍍金時代創造了大量財富，有懸殊的所得差距，加上貧窮受薪勞工人數遠超過只繳納微少稅金的菁英，那為什麼沒有人要求政府向富人課重稅，以協助窮人改善生活？」【32】接著，克魯曼同樣從政治層面提到了寡頭政治、財閥政治、平民主義自身的弱點，甚至還有當時的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給保守派鎮壓自由主義的藉口等等因素，但很清楚，這不是在解釋為什麼當時會有高度不平等，而是在解釋當時為什麼沒有形成新政。對於當時為何會出現高度不平等的問題，克魯曼保持了沈默。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問題。克魯曼指出：經濟發展不會自動產生相對平等的社會與龐大的中產階級，需要政治干預才能做到【29】。換句話說，若無政治干預，則經濟發展很容易導致高度不平等。這是克魯曼清楚表示的，但不那麼清楚的是，這究竟是為什麼？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嗎？是因為人性本惡嗎？是因為資訊不對稱嗎？是因為政府干預失當嗎？還是因為保守派天生壞胚、而美國又不幸比其他國家有更大量的保守派？面對這個根本的問題，克魯曼的一切論點都是圍繞著一個已經確立的應然方案而組織起來的。這個方案就是新政（或他後面的新新政）。抽掉、或懸置新政，則這個問題在克魯曼書中實際上是沒有任何論證與分析的。為什麼克魯曼會承認經濟發展不會自動達成社會平等、但卻不正面解釋其原因？我認為，原因很可能是：克魯曼一方面要確立（新）新政的必要性，所以必須承認此一現實作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一旦要認真面對這個問題，就等於要去質疑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合理性，這不是憑著「自由主義者的良心」可以做到的事，也不是靠一些實證檢驗就可以解決的，而需要一套與主流經濟學很不同的、看待資本主義的理論。如果我們在本書其他地方看到的是作為政治評論家的克魯曼，那麼在這裡，我們才真正遇到了經濟學家克魯曼。作為經濟學家的克魯曼，就如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不太願意去正視資本主義經濟中固有的各種矛盾，而只願意就一些分配面的後果提出修補方案，而且這種修補還是出於「良心」、而非其經濟學學理的緣故。◎經濟面的疑惑除了上述的比較根本的質疑之外，此書中另有一些經濟議題引起我的疑惑。首先就是克魯曼引為典範的新政的內涵。克魯曼對新政的描述完全只從稅制與社會安全體系著眼（還有工會、勞資協商體制），但眾所周知，新政的內涵絕不只如此，還包括許多對農業、金融與產業資本的管制政策。第二，克林頓時期怎麼了？作者在第一章即說到：「在從戰爭到稅務的各種經濟問題上，柯林頓可以說不但比卡特更右派，甚至比尼克森更右。」【16】但書中並沒有加以闡述。第三，克魯曼在討論不平等的擴大時，指出今天的富人即大公司的執行長們，其所得並不來自資本利得，而是來自酬勞（薪資）。我對此說的真實性有點懷疑。其次，我也好奇為何克魯曼在談不平等時沒有談到金融市場的作用。◎基本架勢：擺事實、講道理我認為克魯曼此書最好的地方是他進行政治辯論的基本「架勢」。辯論最怕流於價值混戰，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自引用片段的現象、小故事甚至流行語，帶動氣氛、給自己塑造某種形象之後便算了事。這充其量只是在宣示立場，完全不構成理性辯論。很不幸，本書由吳惠林所寫的推薦序就是這樣，僅止於抽象地給克魯曼貼上「費邊社會主義」、「凱因斯主義」等標籤，引用海耶克語錄，呼籲不要讓政府充當萬能上帝，但全文並無論證或具體分析，基本上只是立場宣示。克魯曼的論述方式與此大不相同。克魯曼的立場很清楚，支持民主黨，並主張實行某種社會福利制度。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訴諸抽象的價值或道德。光看他第一章的寫法就很清楚，他先簡短地回顧了歷史，指出美國現代史的經濟軌跡是從高度不平等發展到相對平等，然後又再成為高度不平等，而政治軌跡則是從政治兩極化發展到兩黨合作，然後又再成為政治兩極化。接著，他開始提出其中的因果關係議題：究竟是經濟的不平等導致政治的變化，還是政治的變化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他認為是後者。為此，他簡要地點出了四個方面的證據【19】，並在後面的章節詳細分析。為什麼克魯曼要這樣寫？為什麼他要在一本進行政治辯論的著作中，花大量篇幅去分析造成不平等現象的因果關係？表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要說明當前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是羅斯福新政的成果被保守主義從政治上瓦解，以此來為他所提出的「新新政」社會福利政策辯護。但這裡的重點在於，他必須提出論證、進行分析，才能夠提出他的政治論述。當然，克魯曼書中引用的研究文獻與深度報導大部分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對一些證據的解釋與定義也有些模糊之處，但他起碼做到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要求，具備進行理性辯論的基礎。這一點在第七章尤其明顯。在第七章〈大分裂〉中，克魯曼首先引用一些統計數據確定目前的經濟不平等確實較過去為高，其次指出有兩種解釋當前經濟不平等原因的提法：一是科技變遷提高技術需求，加上全球化的國際貿易，造成不平等升高；二是體制、行為準則與政治力量的改變，才是造成不平等升高的原因。整個第七章就像是關於此一問題的簡要學術報告，詳細論證為什麼第二種解釋才可信。之所以如此，我相信不是因為克魯曼恰好具有學者身份，而是因為歐美的政治辯論文化使然。這種習慣以事實驗證理論、在此基礎上來提出論述的作法，正是台灣乃至華人的政治討論中比較少見、但是非常需要的。◎種族因素與保守主義運動我對美國史了解不多，對我而言，本書最有趣的地方或許是：克魯曼認為新政的政治聯盟之所以瓦解，關鍵之一是因為種族因素的作用【78、95、191】。按照克魯曼的說法，新政之所以能夠成功並持續，關鍵在於南方白人的支持，原因是這些地區本來就是美國較貧窮的地區，因此從新政中獲益最大。但是，當杜魯門企圖推動全民醫療保險、以致於有可能使黑人進入白人醫院，以及當詹森支持民權運動、欲推動更實質的種族平等而使南方白人感覺受到威脅時，民主黨與南方白人的聯盟就瓦解了，新政也就無以為繼。此一說法與克魯曼預測由於種族牌逐漸失效【219】、2008年民主黨將獲勝的理論一貫。另一個有趣之處是克魯曼對保守主義運動的分析。這方面的文獻相當多，譯成中文的也有不少，但克魯曼提到保守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是：南方白人對民權運動的反彈【80】、郊區新住宅的新住民，害怕失去現有的一切【121頁】、最敵視工會的小型未上市企業【123】。我目前無法評斷克魯曼的上述說法，只能說這些都引發我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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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都是美國內政與經濟⋯⋯ -
简明的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简史。 -
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