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第1期）》书评

“阁楼”反对什么（“阁楼”的一些情况，一篇非宣言）

昆鸟李贽《焚书》里有一篇《三蠢记》，写自己和无念深有禅师、杨定见的交往，结尾说：“定见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岂不成三蠢乎？”这几句话让我想起了“阁楼”三个发起人，秦失、钟放和我的关系。李贽喜欢苛责朋友，且“好骂人”，这与我无异，李贽老骂杨定见不上进，但李贽困窘之时，杨定见“冒犯暑雪”，一年去看他好多趟。我也总是骂钟放，因为我知道他是那种骂不跑的人，我认识的诗人中，也就钟放这么一个皮实、大度的人。照李贽的话说，钟放是“有气骨而无远志”，其他人作品批评多了都想闪，因为像我一样，大家都喜欢臭牛逼。无念深有在李贽眼里也是一味贪玩，“灵利而无气骨”。阁楼“三蠢”中的秦失，就是这个欲参破一字而竟全功的无念禅师，拿着他那罕见的领悟力在真诗与假诗的问题里宅得天荒地老。我不敢自比李卓吾，估计就“好刚使气”这点像。其实阁楼三蠢都是“使气”之人，都有一份狷洁自历、与物不和，不然也就不蠢了。在这方面，秦失最极端，我说他是“以对抗生活的方式生活”，还说轻了，人世那点道道，他比谁都清楚，他是明知故犯，总是忤逆那些最不可忤逆的生活逻辑。他的生活里有种真正深刻的受难，因为他从不说自己为诗歌受难，而是对生活的爱过分到让他无法对任何的生活法门点头，这种人应该以纯洁罪被世人食肉寝皮。钟放耽于声色倒容易让人忍受。2013年底，三个蠢货说一起搞个诗歌刊物，不搞流派，不立山头，所以秦失就想到了“阁楼”，原意是汇集散落在流派和山头之外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还要设一个阁楼诗歌奖。但事情都是人做的，人都有偏见，我们又都不想当圣人，所以就有了阁楼的一些“偏见”。秦失已经把“肉疼”两个字提出来了，很准确。然而这种提法并不容易看出它的当下意义，其实这样的提法是针对诗坛，特别是“80后”及其后的诗歌写作中一些问题而来的。说一下“阁楼”反对什么也许会更明确。这不是“三反五反”运动，因为阁楼的立场永远是阁楼里的声音，“阁楼”关于诗歌的一切是“不上街”的，他们从不是成群结队者，他们的唯一战术就是个体化的对抗。所以我们没有谁能写代表阁楼编委会的文章，只能写自己对“阁楼”的理解。1.反修辞官能症。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把句子弄得非常“诗化”，像烧给死人的纸楼子，面值很大，但没有内在价值，或者说以诗歌的“颜值”形而上学化了。而这些诗歌都是“装修”出来的，完全没有建筑基础，随便拿一些中西方诗歌中的词语碎片拼贴出来的。这种是个段位很低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诗歌的不理解，有的是出于对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误解。诗歌的审美自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作为真与善的桥梁，再怎么对审美进行还原，都必须在道德力量与生命状态的敞开之间展开。其实“肉疼”最主要的意思就在这一层面。“阁楼”诗人不是试图重建“诗教”传统的复古主义者，只是试图保留诗歌的一点傲岸。因为，他们的写作一直都处在审美自律这个整体进程之中，只是他们比较明白与“自”相对的“他”对“自”的构成作用。在中国诗歌的“自律”潮流开启之后，当下的写作没有律出任何东西来，甚至完全失去了它的精神建构能力，留下的是一场修辞爆炸的现场。各种伪诗歌顶着“多元化”、“趣味民主”的盖头、开着碰碰车制造了一场无效的“百花齐放”。“阁楼”选择的是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执着的诗。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区分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这一二分法和以赛亚•柏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思路一致。所谓消极修辞其实是指对写作规范的基本要求，如平顺、准确等。而就像积极自由经常会破坏消极自由一样，不节制的积极修辞也会破坏消极修辞，造成写作表达的混乱。而现在的很多诗就是通过这种“混乱”而成为诗歌的。其实这种修辞是一种伪修辞甚至反修辞。阁楼诗人反对这种修辞，而首先让自己语言首先接受消极修辞的试炼。积极修辞对他们的写作来说是一种实现表达的自然要求。2.反沙龙写作。这里肯定涉及了趣味分化的问题，但不止是趣味分化那么简单，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到了无视审美共通感、自说自话的地步。我们可以发现，和80年代的流派式团体不同，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甚至从未要求自己的写作成为某种潮流。它成了一种“蔷薇十字会”式的东西，它不渴望开放，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诗只有那么几个人能读，而且这样就可以了。他们自动构筑诗学壁垒（假设它能够成为一种诗学的话），以便它有朝一日成为“格奥尔格圈”。这种倾向让他们的写作像自由落体一样跌进无效的万人坑。醒醒吧，诗人们，先让自己成为一个“人”，用“人”的方式去写作。“阁楼”诗人不是民粹派，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每一个人都在进行自我精英化的时刻，碰碰车司机已经成了规模最大的一群“民”， 而“阁楼”诗人已经向一种普遍可解性、普遍有效性笔直地走了过去。3.反专业沙文主义。诗歌永远是一种业余，一种“非业”，诗歌的知解力永远是“反专家”的。也正因此，任何一首成功的诗都是从既有的诗歌那里出走，都是对范式的冲撞。诗歌只有一个真正的出发点，那就是秦失所说的“心”。而知识的骄傲永远不能取代诗人的真正骄傲，那就是我的表达总是比你更精确、更让你无话可说。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其实互为表里，因为专业沙文主义者往往是沙龙写作者、修辞官能症者（不同的是，这一问题涉及的除了写作本身，还有谈论诗歌的方式问题）。“阁楼”不想挑起学院与民间的古董战争，因为学院出来的好诗人也有不少，而这些人恰恰是成功抛弃了学院气质的诗人。而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只能炫耀他的学院外套，这个你不懂，那个他不懂，但他所懂得的全部的东西不过是为自己的创造力贫血而时刻准备着的一瓶葡萄糖。“阁楼”诗人不是反智主义者，他们热爱阅读，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但不会把知识像神棍一样贴在脑门上，事实上，正是这些神棍往往不知不觉就主动滑向了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理解，或者是一种影响、一种共振、一种对自身精神的提升和理解力的加强。所有东西在他们这里都是可消化的、可提供真正能量的。他们不停地到传统中寻找资源，但不是为了消费它们，就像很多人喜欢消费本雅明、消费阿甘本、消费布罗茨基、消费某个被文学史遮蔽的偏僻的谱系，或者消费张枣、消费韩东，甚至从相反的意义上消费北岛、多多，或者伊沙和沈浩波。4.反伪先锋。先锋并不难界定，它就是对某种已经成为流行标准的、经典化、经院化的评价机制的反叛。前提是，它所反对的评价机制已经基本失去了生长空间，并且开始新的、鲜活的表达。先锋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基础，看不顺眼就反是没有意义的，赶时髦地造反更是如此。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的是，先锋思维本身是最容易模式化的，因为它本身是观念先行的。只有自反的先锋才是有张力和活力的先锋。一面喊着先锋，一面希望自己的写作经典化，是彻头彻尾的伪先锋。中国的先锋诗歌一直在追求信众的数量，并且以其繁殖能力自豪，这是个可以成为经典的笑话。在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整个大现场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先锋幻觉。拼命维护自身趣味的“小众”形象是最典型的一种先锋幻觉，更奇怪的是，当他们需要掌声，这些“小众”的掌声又必须足够响亮。其实各种“小众”趣味穿的是同一套制服，只不过身上的廉价饰品戴得乱七八糟而已。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并没有一种总体性的写作倾向可反。可反的只有“布朗运动”、碰碰车游乐场，但反对这种情境算是一种先锋吗？也许中国需要的不是飞奔的先锋，而首先是一种框架感，形成一种总体性判断，形成对“大众”文化的总体性理解。所有的先锋都意味着一种总体性。此外，所谓的反总体性早已经变成了一种陈腐的教条，失去了最初的反抗意味。正是“大众”、“总体性”，现在变得十分“小众”了。老先锋就是这样变成僵尸的。先锋派是之所以为先锋派，对环境应该更加敏感，对写作更有自觉。这要求先锋写作必然想得更多些。真要玩先锋，就得好好想想，没有总体性判断，先锋指向什么呢？“阁楼”不自命先锋，也不要求先锋所必须的自觉，它要求一种忠实，一种对“心”的忠实，这是个态度，但是个高难度的态度。因为大家往往会为了“写一首诗”而扭曲真实，我经常跟朋友聊，这样的诗，是假的。当你发现你做到了这种忠实的时候，形式感、音乐性自然就会呈现，因为，完全的忠实就要求准确，而所有的心灵经验（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必然将外部经验首先转换为心灵经验才有可能）都有自己的数学和音乐，二者也可以说是同一种东西。一个诗人所有原创性的秘密都在这里，无论是形式层面还是他所传达的内容层面。所有的原创性里都带着独特的形式感。以上内容不能代表所有编委的一致观点，“阁楼”一直是很阁楼性的。也许我对秦失也有曲解，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处于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仍然坚持不断地试图说服对方的状态。后来加入“阁楼”的江汀，是个坚定反对“总体叙事”的人，这篇文章在他看来一定比较法西斯；而钻研分析哲学的邱岩大概又会觉得我的文章缺乏她要的那种明晰性，也太缺乏实证味儿。为“阁楼”出过力的人很多，是一定要感谢的。诗人胡赳赳给了阁楼很多现实层面的帮助，黄福海老师和柳向阳老师都没嫌弃过这本刊物过于“孤僻”，把自己的译稿交给了“阁楼”。写诗不是事业，做刊物也勉强算是个事情，“阁楼”的事情往往就是情谊的事情。没有“阁楼”，那么多兄弟不会走到一起。白木曾经跟大家一起选稿、喝酒吵架，制定刊物框架，这个过程中，张杭、丝绒陨、王卫都贡献过很多力量，推荐诗人，写文章，经营微信平台、豆瓣小组。他们的努力也逼得我不爱动的毛病改掉了些。最辛苦的是秦失，一个比我还懒的人，平台的搭建和维护主要靠他。在一群脾气暴躁的诗人中间，钟放是心理医生兼说和，他是我们所有这些杠头的台阶，我们都太容易上去了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