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书评

只是锦上添花的存在主义

像西绪福斯那样对一个毫无意义的人生仍不畏惧和空虚地活着可以说是一种毫不带贬义的浪漫态度。aber存在主义的伦理学，加缪的山，海德格尔的诗意世界都让人清楚分明的意识到，活着，不过是basic belief中的一种，仿佛你信天主而我修佛。故而，面对世界，在世界之中存在着，我活着，为何我不死呢？当人跌跌撞撞地不再没想到死，过一会发展到贪生的力量也无能为力时，这样一个为无意义设计的basic belief如何救人呢？其实存在主义的理论本身就被设定不解决他们吧，既然你没有虚幻的eros，befindlich又如此之弱。

荒诞中执着的反抗者

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是荒诞的，但加缪又说：“现在，重要的是生活”。这就是存在哲学；反抗存在的荒诞境况，反抗是人类的唯一出路，是人证实自身存在的印证。加缪说：“我反抗故我在。”这是一部揭示人类反抗自身生存境况的历史。《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总而言之，是要人类获得自身的尊严、自信以及存在、存活下去的意义。伟大的作品处处充满创造，创造性的语言、创造性的思想，加缪乃展示出一个创造者的热情与忧郁。作为加缪思想最完整而集中的体现，《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不易阅读，如果可以，应尽可能地多读几遍。但他在书中所揭示的人类的境况，足以令人震惊。正如其诺贝尔获奖辞“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当你发现自己就赤裸裸地站在作者所揭示的荒诞存在的境况之中，对周遭的精神奴役麻木不仁的时候，你的震惊可想而知。如果想摘抄书中的经典字句，那就摘抄整本书好了。对于存在。西西弗这个反抗天神的罪犯被认为是存在主义最典型的形象。永无止境的推石头，人们通常认为，西西弗的生活无望，充满烦闷的苦痛，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生灵，永恒地担忧。然而，这正是存在主义思想最能概括的核心之处：西西弗正是在无止境地推石头期间，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存在的意义。摒弃无用的希望和祈盼，但亦没有什么失望。生活是存在本身，人事，在人间解决，时间是永恒，可生命不是。总而言之，对个体而言，时间也不永恒。行动和体验构成自身的命运而非对未来的希望。认定眼前的一切，回想过去的经历，因为经历是确证发生的事件和实践。确切的，罗列的，清醒的，感受体验的。但存在本身却是荒诞的，如西西弗。所以，反抗。荒诞无处不在，唯有反抗以确证人类存在。反抗与虚无主义决然分裂，因为虚无指向不确定的未来。如果把《反抗者》当做一部人类反抗自身境况的历史，那么，它揭示了人类反抗上帝的神性，要求建立人的统治。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但当凯撒建立了人的统治，又将人神化。要求绝对大统一的帝国，纳粹和希特勒忠于虚无主义的梦想，毁灭的是人类自身。于是开始反抗人的统治，要求人的合理性。这个反抗一直持续至今。可是，当历史的反抗走向了极端，从消灭神灵到纯粹的无神论，马克思及其主义出现了。这个被称为预言家的骗子，如今被人利用为欺骗和谎言的庇护伞。他总是指向未来，而什么样的未来，何时达到那样的未来却含糊其辞。当我们用几代，十几代人的努力也不能确定未来的出现时，对于这已经耗去的几代、十几代人是不公平的。唯物主义将人看成一个完全可以接受改造的机器，唯独没有考虑人性。我们可以得知，为何生活的周遭如此没有人性。反抗与绝对的自由要求决裂，与杀人和暴力决裂，因为反抗不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前提，不幸灾乐祸。革命和暴力、集体屠杀与反抗无缘。因为此种作为本身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和价值。给反抗限定条件，是我们可以将《反抗者》当做一种思想命题的根据。我以震惊的姿态检讨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尤其在中国，我们被蒙昧教化了太久太久，这一代人、两代人，我们该如何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荒谬，更不人道的是对现今的抛弃，转而追求虚无缥缈的未来。存在的荒诞的，荒诞永远存在，与人的合理境况相对立；所以奋起反抗，在有限制的反抗规范中反抗，反抗是要建立人的价值。不论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在追求人的价值的同时去杀人，正如同，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所谓政权正义的理想而纵然屠杀持另一种政权政见中的生命。警惕，虚无主义和把人物质化、工具化的蒙昧教化与泯灭人性的悲剧，有时候它温和地发生，但唯独清醒它的荒诞性，才能激发奋起反抗的缘由和意志。投向未来是个错误，“现在，重要的是生活“。

从心理推及社会的“荒诞”：当“权力意志”成为成功者和钓丝通用的契口

１．这本书的风格是特殊的，似是施宾格勒与阿多诺的混合，但抽掉了他们的黑格尔骨架，敷之以批判理论的血肉，或可名之“批判历史哲学”。２．反抗者的伦理也就是回溯革命的伦理，他是以“荒诞”概念从个人推及群体，从心理推及社会开始的。尼采预告时代的虚无主义之时，试图以绝望地自我肯定超越价值虚无，当它被接受为一种群体性学说时，却酝酿出种种将现世价值等同于绝对价值的机械论（“当他要求个人尊崇种群的永恒性并投入于循环的时代时，人们把人类作为种群的一个特殊情况，让个人屈从于这个卑劣的神明。他带着畏惧的声音颤抖地所谈论的生命，已堕落为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Ｐ８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基础上，附加了一层混杂着宿命论与进化论色彩的”历史精神“说，从而把人及其种群巧妙地钉在“未来”的十字架上。（“他在世界的变化中恢复了精神的内在性，但这种内在性并非固定的……价值于是被推到历史的终结，在那时之前没有适当的标准来建立价值判断。一切道德均成为暂时的。”Ｐ１５２）马克思理论无疑是各种机械论中的翘楚，逞着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余续，把经济决定论推向了极致（“《资本论》重新推出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但以经济的自治代替了自我意识，以共产主义的来临代替绝对精神的最后统治”Ｐ２２２）；此外，他还顺带指出了革命伦理与唯物主义的必然结合，无可避免地会导向历史投机主义的倾向。（Ｐ１６４－１６５）３．在轻松地指出这一系列历史的误会之后，加缪在引述大革命时期的圣鞠斯特、１８４８年巴黎公社和１９０５年俄罗斯革命恐怖份子的时候所流露的同情，都隐含着他对一种真正“正当”统治的形而上假设：它须是在假众人之手行必要之恶时，能把这种“恶”的道德公之于众的。“道德若仅仅是表面的，会吞食群众Ｐ１４１＂（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尽管加缪是反对死刑的，但如若参与美国禁枪政策的意见，他会是站在反对的一方。）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加缪在找出极权社会的致命病因时，其时间分界并不在战前纳粹政权与战后苏俄政权的兴起，他的视野更为宽广，并试图以足够的逻辑整合力来串联“法奸”时期与“恶”妥协。（那种粗陋的求存自保的解释显然是难以搪塞过去的。）４．概言之，加缪发现自十九世纪明确地道出”上帝已死“后，”人“与”未来“的概念都可以用来反对人，他审慎地未予说出的，则是这个世纪被说到烂俗的”后现代“状态，“民主”“自由”“价值多元”等概念的堕落是很自然的。就此而言，这部作品迄今仍未得到充分领会，即在于托尼-朱特充满善意地对它重新发现，仍基于一种历史正确：它是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理论的先声，并且标志着那一代法国知识份子中被湮没了的向社民主义、自由主义转向的一个微弱信号。（实则在加缪的日记里，对于是否倾心倒向“自由”的价值，仍存疑虑。）他的发现在智力卓然的同代人当中没有引起适时的注意，究其原因，一在他的审慎，导致他没有推导出一个足镇视听的词汇；二在他的推理几乎都是在日常语言范畴内进行，进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只能以”善“”恶““经验”“超验”等大词、陈词去趋近一种更富张力的平衡感。５．加缪哲学朝外的一面是苦的：在他坚决要杀灭的日常的希望里，是相信人的原初无辜的偏见；因而在背阴处它又是甘美的：他否认这是一种理应拒绝的诱惑。因而萨德、唐璜也在他的反叛者之列，他们是劝诱放荡的守德者。扩大到一种关照群体的哲学：仅仅对于人而言，一个自洽的世界是充分的。但我们并不适于据此把他同等于在自我道德的完满性中成圣的“反叛者”的添头，那与我们以现时历史价值的限度去追认他为自由世界的“皈依者”一样是一种过度简化。在那个他试图以艺术实践照亮其内部的世界里，也许仍存的是伊万-卡拉马佐夫式的秩序：那是一个只应以个性价值去廓清的群体，他们在数量上的损失标示着外部世界“公义”（在现代世界常化身成意识形态）的恒久欠缺，但不应想象这种乌托邦统治（内外伦理的调和）的一朝降临，能够豁免这个“少数群体”对于“公义”的责任。6.加缪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其克制，不追求停留于分析话语的表面，至今听来威力比起当代最时髦的西马学者也不逞多让（不妨和齐泽克并置）：“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时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斗争的最后阶段，这场斗争引起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悲剧”（P227）“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反对形式道德的斗争再现于列宁身上，这就是批判无功效的革命态度。这场运动的最后结果就是帝国……伪革命的骗局现在有了它的公式：为了征服一个帝国，必须扼杀一切自由，而那个帝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的国土。走向和谐一致性的道路于是要通过全体性。”(249-256)"帝国的存在以一种否定及一种确信为条件：否定人的本性，确信人有无限的可塑性。宣传的技巧可以用来发挥这种可塑性，让思索成为条件反射……政治现实主义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是无节制的浪漫主义，追求功效的浪漫主义。“（260）”审判的世界是个圆形的世界，成功与无罪在那里彼此证明对方是真实的，所有的镜子都反映出相同的欺骗。”（265）

反抗的伦理叙事

“本论著打算对杀人与反抗进行一番思考，围绕着自杀与荒诞的概念开始这番思考。”----本书引言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的文体极有特色，语句隽永含蓄而又不失犀利尖锐，将时代的症候解剖开来，并带来了一种希望的启明。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则手记中，加缪写道：“完成《神话》。三个‘荒诞’到此结束。”这三个“荒诞”指的是：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这种三扇屏式的组合似乎是加缪偏爱的一种形式，例如哲学随笔《反抗者》、小说《鼠疫》和剧本《正义者》，它们同属于加缪写作的第二阶段。【荒谬】荒谬诞生于人的美好申求与非理性环境的巨大反差和对峙之间。荒诞的骨子里就是矛盾的，因为它想维持生命而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然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唯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这一笛卡尔式的语句表明“荒谬”仅仅是认识的起点，而非终结；乃其对生存的披露与哲学实践的开始，而非结论和价值归宿。【反抗】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加缪不同于认为“人可以接受荒谬，但不能在荒谬中生存”的马尔罗，以及将微渺的希望寄托于“未来行动”(比如像68年巴黎“学生风暴”、中国“红卫兵造反”那样的颠覆传统运动)的萨特，他采取的是一种辩证性的双重策略：对这个世界既说“是”又说“不”-----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但与此同时这个“不”同时肯定了一条界限的存在---在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叛。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一言以蔽之：既要对荒谬的世界说“不”，但同时又反对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杀人与自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说：“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允许的。”伊凡没有说世界上无真理，他说即使世界上有真理，它也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公正的。这里第一次展开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这斗争将来也不会停止。加缪坚定维护生命合理的尊严与价值，反对自杀和他杀(《鼠疫》中里厄医生的积极人生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反抗者》开篇写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逻辑犯罪。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刑法典预谋了轻易的区分。我们生活在预谋和完美之罪的领域里。我们的罪犯不再是无助的儿童，他们能以爱为借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借口：哲学，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甚至把杀人犯变成法官。” 荒诞推理最近的结论就是放弃自杀，维持在人类的询问与世界的沉默二者之间这种绝望的对立状态。自杀即意味着这种对立的结束。【暴力革命】正义要求将自由束之高阁的时代已经到来，种种暴力革命假借“正义”之名大行其道。加缪反对“荒谬”更反对荒唐的暴力，反对由政治形态操作的“阶级”划分，反对任何名义的对生命有威胁和破坏的“历史的反抗”(即通常所说的政治“解放”和“革命”)。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

反抗与革命

什么是反抗者？一个勇于说“不”的人。反抗之精神在于结成团体，而团结成一种反抗之力量。而反抗之于革命，又并不相同。加缪笔下的反抗与革命是不同的。加缪说，“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曾经杀人的。”这一点很重要，重要到直接使得两种观念不可相提并论。众所周知，加缪与萨特的决裂就在于加缪提出反抗的思想，并且抨击俄国革命。而萨特则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理智与情感之上，我更赞同加缪的观点。加缪对历史的反抗观点之于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表明的思想不谋而合。波普尔批判了历史决定论的软弱性在于它建立在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上。把历史作为一个轮回，试图总结出历史的必然规律。这一观点在有人的活动加于之上时变得脆弱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以量子力学作为例子，人的观察加之与研究之上会使得定量产生不确定性。而历史决定论者不过把一个实验的伟大构想的开端加以流血革命的形式实践在一个国家之上。而实验的结果加之人的不确定性因素往往会导致失败，而流血也变成了无谓之血。历史决定论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它没有进行渐进的科学实验，而以一个不知能否实现的目标让人为之奋斗，只是这结果的代价往往太过惨重——上千万人的生命为实验的结果证伪。

改变一种思维是件很难得的事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学会服从，各种各样的规矩都必须遵守。儿童时代听到最多的是“不能什么……”，在各种“不”的声音中，我们开始了学校生活。“小学生行为准则”成为我们在学校的行为指南。而老师从来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来做的。上课要背手，不能左顾右看，不能交头接耳。要认真完成作业，不行就发抄10遍。就这样我们渐渐的习惯于被束缚，不听话的孩子成为了另类，而遭到同学们的耻笑。中学时期，对行为的束缚逐渐向思想领域发展。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先入为主的把知识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只内。你只能学习他们规定好的东西，其他课外的东西一概不许。自然学科尚且客观。而语言类、政治类的学科则全凭编写者的主观臆断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用考试制度强加给学生。课本上只有一种真理，那就是他们的真理。那些恰恰需要我们知道或必须了解的普遍真理反而被屏蔽掉了。就这样我们的思维被制造成一种模式，固定的模式。如有人想突破这个界限，那就会被多数人看做是荒谬无稽。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被训练成一个个的思想奴隶，而且是自愿被奴役。现在科技的进步，网络时代的兴起，使知识有了更广泛的传播途径。我们才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思想如此多姿。我们才知道人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有自由思考的权利，有对一切说“不”的权利。这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从未曾给于我们的权利。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但同时我们内心也在苦苦的挣扎，那些惯性的思维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不停的想把出界的我拉回去。它会用一种叫做“辩证法”的理论不停的考验我刚开始的独立思考，使我迷茫而困惑。那种号称终极真理的理论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它给你设下一个有一个的思考陷阱，使之无法挣脱。当你对有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或者有个错误答案的时候，它就会趁虚而入。会在你脑海中反复不断的强调它才是真理，其他都是谬误。这种思考越多是我越痛苦，无法把几十年的思想从脑海中剔除，这种思想不由自主的会对每一种新思想进行弱化和改造，最终到达同化的目的。

历史风暴的溯源与终结

历史风暴的溯源与终结：浅谈《反抗者》如果说《西西弗神话》以冷峻的笔调坦白世界的荒谬与人本质上的孤独，并在哲学层面上为个体生存的可能进行了种种尝试，那么《反抗者》则将这种逻辑推演到反抗的集体和反抗的现实，延伸至人类历史的原初与尽头。《神话》将“人”从他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反抗》则将孤独的人还原回去。在《神话》中，荒谬还是一个飞行的概念，是个体模糊的感觉，而到了《反抗》，荒谬已是一个个具体的情境，是以血肉之躯构成的人的现实境况。《神话》澄清了前提，厘清了荒谬、自杀、理性、自由、希望、反抗和激情等诸概念的关系，《反抗》则继续展开，着眼于行动，指明自由之路的障碍与陷阱。诚如标题所言，本文是一次“浅谈”，评述的分量小，更具介绍性质。除引言之外，全书分为反抗者、形而上的反抗、历史上的反抗、反抗与艺术、南方思想五个部分，通过对大量社会历史、政治哲学和文学艺术思想的引用、评述，系统阐述了反抗精神在历史、思想史、艺术史中的发展状态与脉络，刺透了反抗的嬗变，最终为反抗精神划清底线，以约束其破坏力，发挥其创造性。在引言中，加缪指明了其写作的一个目的：“这本著作打算对荒谬、杀人与反抗做一番思考，要弄清楚到底该不该杀人。”他首先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入手，提出一种盛行的罪恶：逻辑性的罪恶。这种罪恶并非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单纯的罪行，而是被赋予某种崇高意义的罪恶，它为自己的罪行制造了合理性，常常让人颠倒是非（如纳粹与苏共）。接着，他将此现象代入自己的体系进行思考，发现了荒谬推论的矛盾：一方面，荒谬感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因而走向绝对否定或虚无主义，让杀人变得无所谓；另一方面，对荒诞的分析却曾使人放弃自杀，而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同样不能赞成。必须反抗，可反抗继续下去就是杀人，并且没人知道这是否合理。因此，唯有对反抗的态度、目的和结果进行研究才能得知反抗的理由。我们要弄清反抗是否只能引向毁灭，是否只能为普遍的杀人辩护，是否能够发现合理罪恶的原则。一、反抗者：我们反抗，故我们存在在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加缪简单描述了反抗者与反抗的行为：反抗者开始时对生存状况持接受的态度，而后来又拒绝，这种拒绝表明有一条界限存在，反抗就是对超越界限的侵犯进行拒绝，因此，反抗者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反抗在起始状态时是抱有价值的，这是一条重要结论。然而，一旦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那么他就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的利益而牺牲，宁肯死亡而不肯否定他所捍卫的价值。这种价值使他觉得不再孤独，他觉得这种价值是属于所有人的，这为其行动提供合理性。社会中，只有理论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极大不符合时才会出现反抗精神。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之后，他要求对人性的尊重。反抗与对神明的信仰是不可相容的。反抗的行为同时意味着否定自己原来的地位，它的要求会超出从前的界限。他想得到一切，否则就一无所有。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的，其实它表现了该捍卫的东西，因而是肯定的。反抗不能脱离群体的互助。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而一旦进入反抗，痛苦则变成集体的。反抗使所有人认为自己摆脱了孤独状态，换而言之，反抗由于其预设了对立，并肯定了自己认定的价值，因而使人确定自己的存在。二、形而上的反抗：虚无主义的历史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加缪着眼于政治哲学与文学形象所反映的反抗思想，系统论述了反抗精神在思想史中的两种主要行进路线。加缪指出，反抗的历史是从该隐而非从普罗米修斯开始，是希伯来的而非希腊的，其本质区别在于否定与承认。上帝使得痛苦都是公正、必须、普遍而正当的，而只有当基督教开始受到理性的批评时，痛苦才重新成为问题。继承这一传统的人是萨德，他从反抗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否定。他抛弃上帝，要建立情欲与罪恶的共和国，本性为法律，法律即权力意志。很快杀戮将使最强大者成为唯一的人，他将统治荒芜的世界。萨德的幻想可归结为从完全的否定向绝对的肯定挺近，最终同意死亡，将杀死一切转变为集体自杀。他将反抗的逻辑进行到底，而这种逻辑忘记了其根源。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而只是在被禁锢的状态中追求自由，沉湎与一个摧毁世界的迷梦。与萨德类似，浪漫主义文学在起始时首先也蔑视道德和神的法则，而其最早的形象不是革命者而是花花公子。人们没有毁灭上帝，但是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拒绝完全屈从与他。他们意识到必须重新掌握自己，只能以反抗的姿态出现。他始终孤独，否定他人。而孤独时他们真正的痛苦，痛苦是他们真正的高贵之处。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种态度。后来，反抗渐渐离开了表象的世界，而进入了行动的世界。浪漫主义虽然反抗，但仅仅是希望与上帝平等地对话并以此来亵渎神明，而从未对神的权力与地位表示怀疑。然而，到了卡拉马佐夫，这一状况改变了。他认为创造了恶的上帝是不值得信赖的，而开创了以正义代替上帝的反抗事业。即使上帝存在、教义中蕴含真理，他也不能同意这种以恶为代价的真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开始了。伊凡启示人们，唯有将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反抗的顶点就是形而上的革命，推翻上帝，只接受自己的法则。这意味着接受罪恶，以他为代表的混乱的时代预示着罪恶时代的到来。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的，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实现的。道德是上帝最后的面孔，在重建道德之前，必须摧毁它。人为了生存，必须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接着他从施特纳过渡到尼采，谈论虚无主义。尼采认为想要自己决定善与恶，首先应该破坏，要砸烂价值。世界上没有了神，便没有了统一性和合目的性。真正的道德与明晰的思路密不可分，传统的道德只是一种特殊的不道德。他攻击基督教是就道德而言，历史上的基督教是对其原本目的的背叛，而社会主义不过是变质的基督教。虚无主义不论表现为宗教还是社会主义的说教，本质上都是不相信现在的一切，宣扬所谓唯一优越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废除目的来成为自由的人。他要人们坚持一种完全的必然性，认为这才是自由。他肯定了一切，消除目的与判断，只要接受一切，以此主宰一切。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肯定背叛了最初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与马克思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马克思认为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认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反抗在尼采这里狂热地追求自由，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反抗的两种极端出现了：绝对的否定与绝对的肯定，这二者都是虚无主义。怀有虚无主义的反抗者忘记反抗的起源，他们信奉欲望与权力，最终走向逃避、选择专制、奴役的安逸生活，或通过破坏自由走向世界帝国。虚无主义使创造力消失，仅仅提出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而使用了理性而不合理的罪恶。三、历史上的反抗：手段对目的的长久背叛这一部分应当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在这里，反抗进入历史，表现为革命与战争。加缪向我们展示，从斯巴达克斯到斯大林，反抗行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身的反面的。反抗原本是希望活着，并证明自己应该得到公正，而后来它却走向罪恶、暴力与杀人。加缪首先区分了反抗与革命的区别：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到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的历史是模糊的历史，而革命则是要根据理论来规定行为、改造世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二十世纪则尤为突出，彼时革命的特点是要求人类的统一，使历史完美结束。理性代表权力意志，应该以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理想国在这里将要实现。首先是斯巴达克斯起义。他们仅仅为了获得平等的权利，而非带来新的原则。但正是他们的适可而止，使得他们并没有获得平等，而失败了。接着，加缪的笔锋直指法国大革命，这是首次带来新原则的反抗。法国大革命与之前的弑君行动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要杀死国王，而是要消灭国王的位置，在其中加入理性，要推翻神权，是哲学家们以社会契约的名义让国王死去。然而，《社会契约论》驱逐了上帝，却将普遍意志奉为上帝。普遍意志是普遍理性的表现，很快便不再是众人的意志。法律如果是普遍理性的法律，固然可以主宰一切，但它从来不是如此。法律成为神圣的命令，成为世俗宗教，肯定了死刑和对统治权力的绝对服从。人们要通过理性治理国家，理性的宗教建立起法律的共和国。同时，这也是个道德的共和国，不过这种道德是表面的、形式的，不服从法律者是缺乏道德的，破坏统一性的人都必须打倒，绝不宽恕。圣茹斯特认为国王应由国民公会进行审判，他是对社会契约的亵渎，是永恒的、绝对的罪恶，而公民本身代表永恒真理，进而让普遍意志成为最高秩序代替了民众意志。上帝在历史上的代表路易十六已经被消灭了，可事实是众人杀死了一个软弱善良的人。圣茹斯特严肃、理性，为国家的恐怖行为辩护。乱党不能证明代表统一性的原则有误，只能证明他们是乱党。所有批评者都威胁到统一性，因而都是罪人，必须消灭。所有不公开支持者都可疑。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大，大革命走向专制，变得有罪。原则与现实走向对立。圣茹斯特拒绝面对现实与世界，为了心中的原则而死。之后，二十世纪的消灭宗教代替十九世纪的杀死国王，把反抗的逻辑贯彻到底。人不再忠于其真正的反抗，投身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革命，否定一切，通过罪恶，无望地追求人类统一。黑格尔使德国的思想以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终摧毁形式道德的武器，认为没有道德，但将来会有，因此要使用人的力量，客观上扩大破坏和恐怖政治。唯一的出路是手握武器创造规则，“杀人或者奴役”。黑格尔认为真理要等到历史的结束时方可知晓，声称拿破仑与他自己一同结束了历史，“肯定”变成可能，然而历史被证明仍然继续，罪恶与虚无主义继续弥漫世界。后来的人们忘记了黑格尔的失败，继续声称要结束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命在历史上继续。在“个人的恐怖行动”一节中，加缪将眼光转向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付诸实践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经历十二月党、别林斯基、赫尔岑、皮萨列夫、巴枯宁、聂查也夫、什加列夫之后，鼓动个人恐怖行动的反抗转向了国家层次上的虚无主义。在此之前，人们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的名义而死，从他们开始，人们习惯于为自己毫无所知的东西而牺牲。反抗已经忘记了根源，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只有创造普遍的新的价值才行，通向这些新制度的最佳方案是完全的专制。他们自认承担愿望和痛苦而奴隶们享受疼痛的慈爱。无论是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当然，这是后话。加缪写作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余烬尚温。他的思考很大程度上与此密不可分。他用接下来的整整一节来论述希特勒的“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法西斯主义并非要使理性神化，而是要使非理性神化。他们根据一切皆无意义、历史只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思想来建立国家，因而不构成革命。投身行动的人如果没有信仰，便只能相信行动的运动。希特勒就是要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恒的运动与否定之上，这是荒谬的。对那些一切都失望的人们来说，能使他们具有信念的不是说教，而是激情、屈辱与仇恨。存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所作为，因此他们不能没有敌人，需要永恒战斗，不断地征服，帝国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工厂与兵营。领袖与民众之间没有调节机构，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为领袖压迫意志的工具的政党。这样便产生了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原则：元首原则。当所有人都是军人时，抗命等于犯罪。恐怖不仅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有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害人者与被害者都犯罪，普遍的犯罪使暴力成为合法，视成功为神圣。法西斯主义虽然逐渐向世界扩张，却从没有真正追求过一个全球帝国。希特勒的梦想是模糊的，收获大于祈求。俄国共产主义则从一开始便怀有创建一个神化的人的国家的形而上的野心。俄国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加深刻，但他们二者均来源于道德的虚无主义。革命如今听命于虚无主义，的确已经背离了其反抗的根源。希特勒的冒险配不上革命的名称，而俄国共产主义却当之无愧。接着当是本书精华之精华所在。在“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这一节里，加缪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与斯大林。首先，他认为马克思的谬误在于含糊不清的方法，这导致社会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其学说将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与最有争议的空想救世说糅合在一起，抽象地谈论未来。他想使自己同时成为决定论者与预言家，同时认同辩证法与教条主义。他的预见仅适合于当时短期的情况，但涉及的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于是如同宗教一样是不可能检验的，落空的语言仍可作为希望存在。马克思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现实，然而现实发展的方向却愈发不确定了，科学与历史连续发展的成就否定了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农民阶级、民族问题、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消长、技术的高度发展、工人的祖国感的很多看法都被后来复杂的现实证明错误了。劳动的合理分工造成了工人们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文明的原则。其次，马克思的谬误在于将一切价值归结为唯一的历史。他的的立场应当恰当地称作历史决定论，然而思维绝对是由外在的现实决定，这一定义太过粗浅简单。对于经济决定论也同样。纯粹的决定论本身也是荒谬的。马克思摧毁了原则与理性的超验性，把它投入历史之中，创立了当代的无神论。然而宗教的奴役与经济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在他看来，资本的历史使命与正当性就在于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于是他建议容忍资本主义国家。当民众为拯救全人类效力时，牺牲他们又有何妨？按照这种逻辑，应该赞同加重工人苦难的一切行为。为了工人将来有一天得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有任何东西。然而，对不相信将来的人而言，苦难绝不是暂时的。对于受害者而言，唯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唯一的动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过是批判现有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味预言未来与共产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原则与科学方法。马克思对其主义大肆宣传的希望从根本上说与傅里叶说的没有区别。他们用教皇通喻式的语言向我们宣布了人类永恒的春天的降临，于是未来以乌托邦代替了上帝，乌托邦于是把未来与道德视为一回事。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然而对道德的要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伟大之处。马克思把劳动、劳动不公正地丧失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反对为劳动者争取真正的财富，要求提高人的质量。他绝不想贬低人的价值，而有人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临时国家被列宁赋予了长存的理由。在斯大林当政后，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人们由告密结合起来，抽象代替血肉，票证代替面包，爱情与友谊听从于学说，命运受计划支配，惩治被称为正常状态，生产代替了生动的创造。想要建立世界帝国必须有两个选择，或者所有大国几乎同时爆发革命，或者通过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第一种观点几近获胜却最终失败，革命终于走向战争。以武器维持的和平无限期地维持了专政，意味着对它原本目的的无限期的否定。同时，帝国对传统的放弃、对文明的发展与艺术的异端的否定，忽略历史与现代科学中一切与其学说不符合的地方，甚至公然篡改人们所熟知的最近的历史。革命最终建立在虚假的原则之上，它在逃避历史。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为了历史的利益，必须否定历史所有的伟大之处，世界将成为审讯的世界。反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否认惩罚的合理性。然而最终它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在审判的世界中，成功与无罪在相互欺骗。经过以人类无辜的名义所进行的长久反抗，由于根本的堕落，肯定了普遍有罪。罪人被认为在客观上损害了正义的未来，然而这种客观性事实上只是主观性，它未被证实，而强加于人，这就是恐怖。法律的作用变成制造可疑分子，是否有罪并非由事实决定，而仅仅由缺少信仰定罪。必须始终拥护信仰，这种权力的世纪是阴郁的。对正义的要求若非先建立在道德肯定正义的基础上，便会导致非正义。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就是努力以人仅有的力量赋予没有秩序的历史以秩序。虚假的理性最终成为诡计与计谋，期盼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最高位置。他实际上在以革命的名义为以后反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而进行的血腥斗争进行辩护。辩证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它仅仅是虚无主义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纯粹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依据的教条，用来欺骗社会。权力意志接替正义意志，反抗忘记了原则。普罗米修斯的形象重新出现，他此次的现身演绎了一次更为惨烈的悲剧。反抗者怀着对神的憎恨和对人的爱开始他的反抗，最终成为他反抗过的主人，引起下一次反抗的轮回。本章的最后，加缪重新提出了他年轻时的观点：我们应该摈弃对闲适与和平的怀念，保持荒谬。恐怖与集中营是人用来逃脱孤独的极端手段，表达他们对和谐、友爱的追求。他们试图使用权力来达到目的，造成反抗的悲剧。对它的拒绝就是放弃希望。这的确是最根本的途径，然而他也明白，这一要求对于世人而言过高，那么到底该如何避免悲剧重现？简言之，规则。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否则便会堕入历史的妄想。而加缪敏锐地指出，在革命的起源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四、反抗与艺术：审美乌托邦在第四部分中，加缪沿着《西西弗神话》的路子，希望从文学艺术中寻求答案。在他看来，艺术也是同时在颂扬与否定的一种运动，这正是反抗的表现。人们发现一切革命的改革者都表现出敌视艺术的态度，这是因为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被极权的革命怀疑。美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便是一种无可依靠的非正义，因而没有任何艺术可以存在于完全否定的拒绝中。但或许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超验性蕴含在美中，可以让人喜爱这个有限的必死的世界。艺术想把我们带向反抗的根源，因为它将其形式赋予在永恒变化中消逝的价值。接着他讲述了普鲁斯特创造性的“反抗”：创造世界。他论述道，艺术中的一致性来自于艺术家对真实所施加的改变，二者缺一不可。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与纯粹现实主义的艺术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风格化的原则对所有创作者都是共同的，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是反抗的最高表现。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同样的，革命唯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倘若反抗者应当同时拒绝对虚无的狂热与对全体性的同意，艺术家则应该同时摆脱对形式的迷恋与现实的极权的美学。我们时代的悲剧在于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产，而工业社会应重新赋予劳动者以创造者的尊严，唯有如此，才能开辟文明之路。文明不能将劳动者与创造者分开，同样艺术创造也不能将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历史分开。在当今世界，集体的激情超过个人的激情，创造在当今成为危险的事情。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于虚无主义，威胁那些反对它而意欲在全体性中保持单一性的人们。今天的一种历史意识就是在艺术家与新的征服者之间，在创造性的革命的见证人与虚无主义革命的营造者之间进行的斗争。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伟大的革命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五、南方思想：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加缪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鲜明地提出了他推得的解决方案，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阵营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欧洲几百年来的革命与战乱全由虚无主义而起。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反抗使人想到人的共同本性，同时也显示出符合这种本性的原则，不论是科学、物质技术还是反抗思想，都适用这条规则，这便是节制与限度。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他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与虚无主义相反，反抗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是创造的逻辑而非破坏的逻辑。反抗者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他深陷黑暗之中，唯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反抗要维持使其反抗行动具有合理性的共同存在，也保留永远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便确立了对于正义与自由的态度。真正的反抗行动仅仅为了建立那些限制暴力的法规而同意武装起来，而不是为了使暴力制度化的法规。这样便确保在面对非正义时它是暂时性的暴力。在第二节的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个世纪深深的冲突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的冲突。现在，卑鄙的欧洲失去了美与友情，正在死亡，而太阳思想，具有双重面孔的文明，等待着曙光出现。反抗正是节制，它不会战胜不可能的事情与深渊，而是与它们保持平衡。反抗是各种形式的母亲，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让我们在历史未完成的狂暴运动中永远昂然挺立。至此，加缪终于为反抗系上了缰绳。我们可以为反抗总结出这样几条禁忌：反抗既不可否定一切，也不可回归妥协，它必须同时否定与承认，要有坚守的价值；反抗对正义的渴求不能舍弃对人和生命的热爱，这是它的底线；反抗的手段决不能背叛它的目的，过程的非正义决不能走向结果的正义，反抗必须始终如一；反抗的人要维持荒谬，对任何神化保持怀疑，相信世界本就是破碎的，没有什么必须让世人共同追求，因此要给每个人以保持独特的权利。如此，自由才成为可能。在全书的最后，加缪重申，“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历史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是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反抗孜孜不倦地与恶对抗，竭尽全力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与苦难始终存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都要求人们等待，而无辜的人在不断死去。长久以来，欧洲人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再热爱生命，这是它悲剧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反抗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它未必能解决一切，但至少能面对一切。它不能离开一种奇特的爱，要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这是反抗的壮烈气概。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人们应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怀着反抗的精神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舍弃疯狂之后的人们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后记：至此，对加缪几部重要著作的研究算是初步结束了。诚然，他的著述繁多，我看的还远远不够，但其基本精神应已尽在此。本学期对他的两部哲学随笔集一次次地读、摘录、整理脉络，也都写了书评，加之期末一篇论《鼠疫》的论文，前后竟也花了一学期的时间，此间为之痴狂者有之。加缪读罢已近乎曾经沧海，以后还会遇到如此吸引我的作家吗？

随想

对维特根斯坦那样的人来说，责任在于他的天才。对普通人来说，责任在于痛苦。乐观悲观这些在另一个层次上是没有意义的。旁敲侧击走马观花的东西无非是弹簧压缩或者伸长了——两个极端，一概不可相信。如果一个人无法从常人的价值体系中获得幸福——这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无能为力——就会转而寻找另一种价值体系。人们会说你不必非这样如此不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只有如此不可。痛苦是避不开的，有时是更多。一个人得为自己的痛苦负责，他得为他的没救赋予意义。狂躁和过度的痛苦应当被避开。一个人只有站在主角的位置把自己的人生琐碎痛苦阅读成一出悲剧，他才有能力超越这些，并从这悲剧中汲取力量。于是他的痛苦也被洗净了，变成了一种平静的东西。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一出伟大悲剧的一角——不是荒诞剧——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他像生物投身于为了自身而进行的无止境的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当中一样投身于人生的斗争中去，然后他把这幕戏完成并推向最后的终结。一切悲剧的意义并不在于成败，而是完成它。

《反抗者》思路梳理

引言：我们的时代存在许多逻辑罪恶，这种罪恶并非感性的而是理性的，因而为自己制造了合理性。面对单纯的罪行，人们的良心是坚定的，评价是明确的。然而，当罪恶被赋予某种崇高的意义，人们往往便无法评价，或颠倒是非。我们要弄清该不该杀人的问题。本论著打算对荒谬、杀人与反抗做一番思考。荒谬感让杀人变得无所谓。而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人变得不再行动或者只为利益行动，走向绝对的否定或走向虚无主义。而杀人在这两者中都占有特殊位置。在作出杀人的决定之前，逻辑可以压倒顾虑，它使得杀人变为可能的。然而，荒诞的分析最终会谴责杀人。这种推理使人放弃自杀，因为活着是维持荒谬的基础，而真正荒谬的人是不愿放弃荒谬的状态的。同样他也不能赞成杀人。这与自杀是一回事。对生命的冷漠是虚无主义的标志。虚无主义的逻辑极端化便是杀人，即绝对的毁灭一切，因此如果承认绝对否定是不可能的，那便不能否定他人的生命（？）。既而我们又回到了曾竭力摆脱的荒谬状态。荒谬本质就是矛盾，它想维持生命而否定价值判断，然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完美的荒谬是沉默的，它不会感到得意。荒谬感是一种感情，感情的强烈程度并不能使它成为普遍的。在逻辑推理开始之后，它便超出了自己。荒诞不能怀疑自己的抗议，因此反抗是唯一明显的事实。而反抗继续下去就是杀人，但它不知道杀人是否合理。因此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指导行动。唯有对反抗的态度、意图与取得的战果进行研究才能得知反抗的理由。我们要弄清反抗是否只能引向毁灭，是否只能为普遍的杀人辩护，是否能够发现合理罪恶的原则。第一章：反抗者反抗者是一个对生存状况开始时接受后来拒绝的人。这种拒绝表明有一条界限存在。反抗就是对超越界限的侵犯进行拒绝，认为自己有一种模糊的权利。因此，反抗者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反抗的行为同时意味着否定自己原来的地位，反抗的要求会超出从前的界限。他想得到一切，否则就一无所有。然而，当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那么他就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的利益而牺牲，宁肯死亡而不肯否定他所捍卫的价值。这种价值使他觉得不再孤独，感觉到这种价值是属于所有人的，这为其行动提供合理性。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的，其实它表现了该捍卫的东西，因而是肯定的。社会中，只有理论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极大不符合时才会出现反抗精神。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之后，他要求对人性的尊重。反抗与对神明的信仰是不可相容的。反抗不能脱离群体的互助。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而一旦进入反抗，痛苦则变成集体的。反抗使所有人认为自己摆脱了孤独状态。第二章：形而上的反抗形而上的反抗是人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的反抗，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形而上的反抗者要求荒谬的世界存在一致。它追求幸福圆满，世界全是正义，或者全是非正义。在未达到之前，便揭露矛盾。他拒绝必死，也拒绝使他必死的力量。因此他必然是以秩序的名义亵渎宗教的人。形而上学的反抗者在反对某种权力时同时肯定了它的存在。反抗否定高高在上的存在，证明它至少是矛盾的（荒谬的？）。反抗者最开始时要求公正，后来却想得到权势。上帝被推翻后，反抗者发现从前依靠上帝建立的价值，现在他自己也能创造。这时他便像进行绝望的努力，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造成可怕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只有当反抗忘记初衷，厌倦荒谬感，而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时才会产生。第一节：该隐的儿女们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痛苦而崇高的反叛者，他的某些特点已然活在我们当今的反抗之中。但他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些特殊的恩怨与对善的争议，而非善恶之间普遍的斗争。这是因为古代人首先相信他们生存的自然，反抗自然界无异于反抗自己。他们没有人也没有神，只有人走向神的台阶。（错误与罪恶？）反抗的历史在西方与基督教的历史是不可分的。伊壁鸠鲁给人们启示：人们可以与各种东西对抗，而对于死亡却束手无策。因而必须及时行乐。因为必死，所以可以无视死亡。伊壁鸠鲁扼杀了希望，以此来摆脱命运。因此他把神明远远排斥开，以扼杀希望。卢克莱修大大推进了这个逻辑。他憎恨命运与死亡，满足于现实生活。人偶然地生，偶然地死。但在他这里，伊壁鸠鲁的防御性的“围墙”变味了攻击性的营地。他不仅扼杀希望，更嘲讽对死后惩罚的恐惧。伊壁鸠鲁的反叛是对神明位置的承认和渴求，而卢克莱修则是否定他们。反抗的历史是从该隐开始的，而非从普罗米修斯开始的。（本质区别是承认的反抗和否定的反抗吗？）然而，这一对神的反抗被《新约》通过基督的受难削弱了。（回答该隐、是上帝变温和、说情人？）基督受难时是失望的。诺斯替教派中的始源旨在减轻人与神面对面之间的荒谬性。玛尔西翁将反抗指向一个低级的神，以便更好地颂扬高级的神。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它要清除苦难中的不公平，并否定反抗。但这种思想被天主教会扼杀了。后来，反抗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胜利。在他们眼中，神是残酷而任性的。对基督教的信仰使得任何痛苦都是公正而且必须的，普遍而正当的，既然无辜的神也牺牲了。而当基督教开始受到理性的批评是，痛苦就要重新成为问题。那时，神明将会被嘲讽。第二节：绝对的否定萨德从反抗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否定。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而只是在被禁锢的状态中追求自由，沉湎与一个摧毁世界的迷梦。一个文学家萨德认为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因此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对社会秩序与自己的同时反抗，使他的理性只有从他的态度来看才是合理的。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要得到的是本能的自由。萨德梦想过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然而他憎恶博爱者。他是要主宰一切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真正的功业是在仇恨之中。这个共和国把不信教而非自由作为原则。共和国依靠自己而不受神的约束，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从而证明恶的合理。于是，他将自由与罪恶联系在一起。他对死刑不能容忍，顽固捍卫“处于激情而杀死人是可理解的，而出于理性而杀死人是不可理解的”的立场。在政治方面他的立场是犬儒主义。萨德只服从无穷尽的欲望和本性的法律，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也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和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就是力量，是权力意志。权力的法律很急切，只来得及建立在一些封闭的地区，在这里多数人收到奴役。无限的自由意味着否定他人与扼杀怜悯，被享乐者不再是人而是物。无限的享乐意味着无限的破坏，对血的渴求永不满足，于是必须消灭一切。可是生命由于自然法则而不断诞生，萨德便开始想要摧毁自然，摧毁宇宙。但他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很快主人们变成了唯一留下的人。最有权势的只能是唯一一人，必须继续杀戮。最强大者活下来，终于统治世界。萨德的幻想可归结为从完全的否定向绝对的肯定挺近，最终同意死亡，将杀死一切转变为集体自杀。他将反抗的逻辑进行到底，而这种逻辑忘记了其根源。花花公子的反抗在《失乐园》中，撒旦与死亡的斗争成为这悲剧的象征。命运将善与恶都变得可以原谅，却惟独不能原谅造物主。撒旦挺身反抗用暴力欺压他的造物主。既然暴力是创造的源泉，便坚决以暴力回应。反抗者笃信狂热的价值，要投入一场短暂而狂暴的行动，在火焰与狂喊中去爱，随即毁灭自己。而浪漫主义在起始时首先蔑视道德和神的法则，其最早的形象不是革命者而是花花公子。人们没有毁灭上帝，但是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拒绝完全屈从与他。他们一时到必须重新掌握自己，只能以反抗的姿态出现。他始终孤独，否定他人。而孤独时他们真正的痛苦，痛苦是他们真正的高贵之处。（？）波德莱尔创造了罪恶的花园，欣赏撒旦和萨德，亵渎宗教，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反抗者（是因为没有行动吗？）。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种态度。后来，反抗渐渐离开了表象的世界，而进入了行动的世界。第三节：拒绝得救反抗者仅仅为自己打算。卡拉马佐夫认为世人是无辜的，他的第一次行动不是为恶辩解，而是争取正义，以道德价值驳斥上帝而非否定他。浪漫主义虽然反抗，但仅仅是希望与上帝平等地对话并以此来亵渎神明，而从未对神的权力与地位表示怀疑。然而，伊凡改变了，他认为创造了恶的上帝是不值得信赖的，而开创了以正义代替上帝的反抗事业。即使上帝存在、教义中蕴含真理，他也不能同意这种以恶为代价的真理。如果生命的不朽意味着认可恶，即使可以不死，他也拒绝得到它。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开始了。伊凡拒绝独自得救，从“得到一切，否则什么也不要”的反抗，进入“拯救所有人，否则无一人得救”的反抗。这种极端的决心和态度使得拒绝永生的伊凡抛弃了意义和道德，开启了虚无主义。伊凡出于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恶。从拒绝神而试图自己建立规则时起，他便承认了杀人的正当性。他认为罪恶合理，却憎恨死刑（？）。伊凡启示人们，唯有将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反抗的顶点就是形而上的革命，推翻上帝，只接受自己的法则。这意味着接受罪恶。于是，反抗在其后走向行动。以他为代表的混乱的时代预示着罪恶时代的到来。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的，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实现的。第四节：绝对的肯定道德是上帝最后的面孔，在重建道德之前，必须摧毁它。人为了生存，必须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惟一的人施特纳在虚无主义中得到满足。他亵渎神明，把“我”缩小为一个最独特、短暂的唯一的人。他是永恒的敌人革命也让他厌恶，因为革命必须信仰，然而已无任何东西可信仰。反抗者因此追求个人主义，并为罪恶辩解。他们要杀人，不顾任何毁灭，乃至集体自杀。尼采与虚无主义尼采认为对生命的信仰是一切信仰的基础，这种信仰已经消失，但他肯定人可以不信仰任何东西而生活。他认为想要自己决定善与恶，首先应该破坏，要砸烂价值。世界上没有了神，便没有了统一性和合目的性。真正的道德与明晰的思路密不可分，传统的道德只是一种特殊的不道德。他攻击基督教是就道德而言。尼采认为，历史上的基督教是对其原本目的的背叛（？）。而社会主义不过是变质的基督教。尼采定义虚无主义为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虚无主义不论表现为宗教还是社会主义的说教，本质上都是宣扬所谓唯一优越的价值。抛弃希望与意义的人是孤独的。他们的自由并非轻而易举。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而绝对的随心所欲也不是自由。尼采认为反抗必须苦行（？），绝对的否定意味着自由的消失。自由生活以法则为前提。他认为必须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废除目的来成为自由的人。他要人命坚持一种完全的必然性，认为这才是自由。他肯定了一切，消除目的与判断，只要接受一切，以此主宰一切。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肯定背叛了最初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既然世界没有目的，人就应该为它制定一个目的，走向高级的社会。尼采想要承担这个任务。尼采与马克思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马克思认为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认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反抗在尼采这里狂热地追求自由，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第五节：反抗的诗歌那些反抗的诗人们想推翻一切，同时却又在绝望中渴望一种秩序，想从无理性中获得一种理性。超现实主义崇拜绝对的理性，表象的不合理最终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诗人们在反抗中或者走向极端的破坏，或者走向因循守旧、肯定一切。超现实主义是绝对的反抗，对一切进行反抗。在一个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我有表现为种种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超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要解放欲望必须推翻社会，因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憎恶马克思主义，但无望得到最好的，便宁可选择最坏的，任何革命他们都认同。他们在此是虚无主义者。布勒东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最后同马克思主义决裂，是因为他们还忠实于反抗的根源，他们不想死。超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要革命的行动，而是要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行动中要实现的目的、绝对的神话与安慰者？）。它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没有拯救。革命并非要带来幸福，而是要净化与照耀世人悲惨的状况，革命应该服务于内心的苦行。马克思主义意欲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则意欲征服单一性（？）。布勒东希望梦想与现实融合。他要建立一种新道德，却失败了，因而暂时回归传统道德。他清楚感觉到人们需要有道德与价值观念，但这也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选择了爱。第六节：虚无主义与历史反抗者们都承认世界的荒谬，然而又都设法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一个自由王国，他们信奉欲望与权力，最终走向逃避、选择专制或奴役的安逸生活，破坏了自由。反抗并非要求生存，而是询问生存的理由，要求生存的意义，追求规则与统一性。绝对的否定与绝对的肯定都会导致杀人。人们要求自由，必须建立正义的王国，真正属于人自己的社会。绝对的自由最终会成为绝对义务的监牢。怀有虚无主义的反抗者忘记反抗的起源，通过破坏走向世界帝国。虚无主义使创造力消失，仅仅提出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而使用了理性而不合理的罪恶。第三章：历史上的反抗从前，人们认为若要正义必须要自由，而现在正义使自由消失的现象出现了。反抗是希望活着，并证明自己应该得到公正。而后来它却走向罪恶、暴力与杀人。是反抗必然导致这个矛盾，还是反抗被歪曲才会导致？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继续，我们将分析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来回答这个问题。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到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的历史是模糊的历史，而革命则是要根据理论来规定行为、改造世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是要求人类的统一，使历史完美结束。理性代表权力意志，应该以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我们的分析将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首先是斯巴达克斯起义。他们仅仅为了获得平等的权利，而非带来新的原则。但正是他们的适可而止，使得他们并没有获得平等，而失败了。第一节：弑君者法国大革命与之前的弑君行动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要杀死国王，而是要消灭国王的位置，在其中加入理性思考，要推翻神权，是哲学家们以社会契约的名义让国王死去。新福音书《社会契约论》驱逐了上帝，却将普遍意志奉为上帝。普遍意志是普遍理性的表现，不再是众人的意志，它的法律是神圣的命令，它变为一种世俗宗教，肯定了死刑和对统治权力的绝对服从。处死国王圣茹斯特认为国王应由国民公会进行审判。他认为国王是对社会契约的亵渎，是永恒的、绝对的罪恶，而公民本身代表永恒真理。进而让普遍意志成为最高秩序代替了民众意志。上帝在历史上的代表路易十六已经被消灭了，可事实是众人杀死了一个软弱善良的人。美德的宗教大革命后理性成为了新的上帝，人们要通过理性治理国家。理性的宗教建立起法律的共和国，同时，这也是个道德的共和国，不服从法律者是缺乏道德的。圣茹斯特梦想一个宽恕的共和国，认为不应折磨民众。然而，这种道德是形式的，表面的，实际上破坏统一性的人都必须打到，绝不宽恕，死刑仍被确立。宽恕被逻辑引向杀人。恐怖行动圣茹斯特严肃、理性，为国家的恐怖行为辩护。乱党不能证明代表统一性的原则有误，只能证明他们是乱党。所有批评者都威胁到统一性，因而都是罪人，必须消灭。所有不公开支持者都可疑。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大，大革命走向专制，变得有罪。原则与现实走向对立。圣茹斯特拒绝面对现实与世界，为了心中的原则而死。法律可以主宰一切，只要它是普遍理性的法律。但它从来不是如此。永恒的原则与表面的道德同时受到怀疑。二十世纪的消灭宗教代替十九世纪的杀死国王，把反抗的逻辑贯彻到底。人不再忠于其真正的反抗，投身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革命，否定一切，通过罪恶，无望地追求人类统一。第二节：消灭神明黑格尔认为，绝对而抽象的自由会导致恐怖政治。他使德国的思想以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终摧毁形式道德的武器，认为没有道德，但将来会有，因此要使用人的力量，客观上扩大破坏和恐怖政治。黑格尔认为，虽然死亡对人和动物而言是共同的归宿，但人接受了死亡甚至要求死亡，这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因为人若想要被其他意识所承认，就应该准备用生命冒险，这是人的本能。人于是把自己视为与使用暴力的死亡一样，暴力是为了获得集体赞同的荣耀。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征战中，为了自身存在的意识都要求其他意识的死亡。奴隶为获得真正自由而对主人的反抗便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劳动与反抗便构成了历史。工人士兵将建立绝对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最终反映了世界精神（？）。世界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它与“精神”分离。唯一的出路是手握武器创造规则，“杀人或者奴役”。怀着可怕激情的人们只看到了“杀人”，从黑格尔出汲取了蔑视与绝望，认为只有拒绝才能获得解放，而拒绝就是死亡。这些虚无主义者中还有更加激进的恐怖主义者，他们为了存在必须杀人或死去。另一些继承人更严肃地阅读黑格尔，选择了“奴役”。 他们认为过去上帝是本质的人，而现在上帝是国家。他们表面上很乐观，但思想深处也是虚无主义。黑格尔认为真理要等到历史的结束时方可知晓，这只会带来两种态度，无所作为等待历史结束时的证据，或肯定成功的一切，首先是力量。这都是虚无主义。黑格尔声称拿破仑与他自己一同结束了历史，“肯定”变成可能，然而历史被证明仍然继续，罪恶与虚无主义继续弥漫世界。后来的人们忘记了黑格尔的失败，继续声称要结束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命在历史上继续。第三节：个人的恐怖行动俄国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付诸实践。少数知识分子进行反对专制与解放人类的斗争，而大众却保持沉默。抛弃道德俄国最早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身上仍保留道德，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为了解放人民而牺牲自己。別林斯基起初抱有模糊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突然被黑格尔的思想打动，他同时是保守派与社会寂静主义的拥护者，这时却发现自己同意了非正义。他不愿独自享受幸福，他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丰满的生命。他起初接受后又反对黑格尔，从否定的角度拒绝超验性的价值。但他也是虚无主义的。三个着魔的人赫尔岑为虚无主义运动辩护，仅仅因为他从中看到更大的解放。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表面上开始于最激进的否定，拒绝一切不是纯粹自私的行动。皮萨列夫否定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一切，向哲学、荒诞艺术、骗人的道德、宗教，甚至向习俗与礼节宣战。虚无主义者除了理性与利益之外什么都不信。但他们同时怀有对信仰的怀疑与需要。他们使自己具有不妥协的否定与信仰的激情，以此解决矛盾。巴枯宁否认谋杀者，却尊敬他们。他深受黑格尔影响，但不满足于他，而是抛弃了德国的意识形态，以同样的激情走向绝对，如同走向破坏。国家是罪恶，因此革命是善。反对造物主的斗争是不讲道德的，只懂得消灭，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自由的。这种思想促成了列宁学说的形成，他梦想中的国家的确被斯大林实现了。聂查也夫使虚无主义的观点更加严密。他梦想建立杀人的秩序，认为一切皆被允许。既然历史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就要选择位置死亡或者从中新生。革命与本源分离了。他明确指出，暴力为抽象思想服务，指向所有人，人是工具。高尚的杀人者十九世纪发生了许多次谋杀行动。在这些恐怖主义者之前，人们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的名义而死，从他们开始，人们习惯于为自己毫无所知的东西而牺牲。（不知道是指不能确定吗？）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以自己的死亡来重新创造一个公正与爱的社会。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对别人的生命却异常严肃地对待。他们在接受暴力不可避免的性质时，也承认暴力是不正当的，是必须干却又不可原谅的。他们树立起博爱精神，首先必须杀人。团结与爱给了他们行动的正当性。不论他们否定的是什么，却一定是肯定了一种价值。他们因此战胜了虚无主义，虽然这种胜利是短暂的。什加列夫主义对聂察也夫与马克思的同时继承导致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革命诞生。专制的社会主义否定个人恐怖主义，却恢复国家层次上的恐怖，同时建立神化的人道主义，以证明其合理性。成人受到恐怖统治，儿童受到狂热教育。反抗已经忘记了根源，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只有创造普遍的新的价值才行，通向这些新制度的最佳方案是完全的专制。他们自认承担愿望和痛苦而奴隶们享受疼痛的慈爱。无论是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第四节：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国家权力的膨胀可以看做是技术与哲学的巨大野心的逻辑结果，它与反抗的真正精神完全不同，却引起了革命。实际上，准确地说，法西斯主义不构成革命。他们并非要使理性神化，而是要使非理性神化。他们根据一切皆无意义、历史只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思想来建立国家。投身行动的人如果没有信仰，便只能相信行动的运动。希特勒就是要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恒的运动与否定之上，这是荒谬的。对那些一切都失望的人们来说，能使他们具有信念的不是说教，而是激情、屈辱与仇恨.匪帮的道德就是战胜与复仇、失败与仇恨，永无休止。存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所作为，因此他们不能没有敌人，需要永恒战斗。希特勒幻觉到一个技术的世界帝国。不断地征服，帝国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工厂与兵营。领袖与民众之间没有调节机构，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为领袖压迫意志的工具的政党。这样便产生了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原则：元首原则。虚无主义的世界恢复了偶像崇拜与堕落的神明，元首的号令成为法律与道德准则。当所有人都是军人时，抗命等于犯罪。人不是工具便是敌人。恐怖不仅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有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害人者与被害者都犯罪，普遍的犯罪使暴力成为合法，视成功为神圣。希特勒运动有条不紊的科学的外表其实掩盖着无理性的冲动，也就是绝望与骄傲的冲动。希特勒的宗教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想。他唯一的价值从始至终都是成功。既然德意志在战争中失败，它就是懦夫与背叛者，应该死去。但这种死不过是虚无主义的虚荣殉葬。法西斯主义虽然逐渐向世界扩张，却从没有真正追求过一个全球帝国。希特勒的梦想是模糊的，收获大于野心。俄国共产主义则怀有创建一个神化的人的国家的形而上的野心。希特勒的冒险配不上革命的名称，而俄国共产主义却当之无愧。第五节：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其学说将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与最有争议的空想救世说糅合在一起，抽象地谈论未来。他的预见仅适合于当时短期的情况，因而会受到批评。他的预见涉及的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于是如同宗教一样是不可能检验的，落空的语言仍可作为希望存在。资产阶级的预言基督教与希腊人相反，把人的历史视为严格一致的，线性发展的，自然是改造的对象。迈斯特意图建立全球的基督教国家，获得神秘的大同世界。他认为恶是统一性的破坏。马克思与迈斯特在许多问题上是相似的，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已经过时，应以历史的名义要求另一种秩序，在此过程中要使用的政治现实主义、纪律、权力。但两人也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无神论，但它却使人神化，具有传统宗教的某些特点。进步论的哲学恰恰就是适合于享受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贪婪社会的哲学。荒谬的是，进步可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是合理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合理的乐观主义没有大加嘲讽。虽然他并不那么乐观，但却也认为历史是在前进的，并断言这表示社会也会进步。生产力达到最后一级的时候社会必将实现大同。孔德预言一种人道宗教的降临。但这与马克思很相似，首先是社会崇拜，既而是否定个人权利，建立专制政治。马克思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现实，然而现实发展的方向却愈发不确定了，科学与历史连续发展的成就否定了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革命的预言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断言历史即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他否定了精神最后的实体，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概念，不存在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他的立场应当恰当地称作历史决定论。思维绝对是由外在的现实决定，这一定义太过粗浅简单。对于经济决定论也同样。可以同意经济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发生起着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认为人对经济的依赖是唯一的与充分的。纯粹的决定论本身也是荒谬的。马克思摧毁了原则与理性的超验性，把它投入历史之中，创立了当代的无神论。然而宗教的奴役与经济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革命要实现无神论与人的统治。马克思揭露隐藏在他的时代的资产阶级的表面价值后面的现实。这种揭露在当时是正确的，然而却带来了其他过分行为，因而需要另一种揭露。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立、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马克思预言革命之后阶级消失，并且再无社会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是资本家依靠对劳动的安排，使工人失去人性，剥削剩余劳动价值，获得利润。市场的竞争导致中产阶级破产，资本逐渐集中在大资本家手中，最终民不聊生，革命的日子将会到来。但这并不预示着对抗的终结。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仍可能会发生，从而产生新的对抗。在他看来，资本的历史使命与正当性就在于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于是他建议容忍资本主义国家。他把制度置于比现实更重要的地位，为了生产而要求发展生产而不关心民众。当民众为拯救全人类效力时，牺牲他们又有何妨？在革命胜利后无产者将代表普遍性，包容除一小撮老爷之外的一切阶级。他在革命之前一无所有，仅仅属于那唯一的人类。他们要从极端的屈辱中得到最高的尊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不相符合的。按照这种逻辑，应该赞同加重工人苦难的一切行为。为了工人将来有一天得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有任何东西。那时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然而，对不相信将来的人而言，苦难绝不是暂时的。马克思对其主义大肆宣传的希望从根本上说与傅里叶说的没有区别。他们用教皇通喻式的语言向我们宣布了人类永恒的春天的降临，于是未来以乌托邦代替了上帝，乌托邦于是把未来与道德视为一回事。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然而对道德的要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伟大之处。马克思把劳动、劳动不公正地丧失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反对为劳动者争取真正的财富，要求提高人的质量。他绝不想贬低人的价值，而有人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在于将一切价值归结为唯一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目的是道德与合理性。但对正义的要求若非先建立在道德肯定正义的基础上，便会导致非正义。对于受害者而言，唯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唯一的动机。他以革命的名义为以后反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而进行的血腥斗争进行辩护。预言的失败马克思的预言遥遥无期，耐心的希望变成愤怒，人们于是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来达到目的。最初的基督教对纯粹的神学理论漠不关心，而当基督降临的日子迟迟未至，他们便开始著书立说。这不过是代替火热的希望维持他们的信仰。这与马克思主义类似。为了保持其信念，必须否认现实。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农民阶级、民族问题、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消长、技术的高度发展、工人的祖国感的很多看法都被后来复杂的现实证明错误了。劳动的合理分工造成了工人们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工人社会主义未经工人的条件做任何根本的事情。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依赖技术文明的原则，资本主义为积累资本压迫无产者的邪恶循环，在社会主义的集团里也同样会出现。必须无休止地积累并通过战争才能胜利（可以通过经济竞争来解决吗？这或许是另一条道路？），这是以崇拜生产为主的世界的经济规律（当一个人处于困境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拒绝拯救时，还需要去拯救他吗？）。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含糊不清的方法，想使自己同时成为决定论者与预言家，同时认同辩证法与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过是批判现有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味预言未来与共产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原则与科学方法。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就是努力以人仅有的力量赋予没有秩序的历史以秩序。虚假的理性最终成为诡计与计谋，期盼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最高位置。马克思主义唯一的科学方面在于预先拒绝了神话，把最直接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然而他一进行预言便抛弃了科学态度，科学在其后发展到以或然论代替决定论与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被动摇了，他的预言与他的两个原则经济与科学相对立。遥遥无期的希望与过去的信仰同样建立在并非纯粹的理性之上。社会主义没有目的，有的仅仅是手段。辩证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它仅仅是虚无主义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纯粹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依据的教条，用来欺骗社会。权力意志接替正义意志，反抗忘记了原则。目的之王国列宁是个平庸的哲学家，却是个卓越的战略家。他只相信革命与功效。他不懈地清除革命的道德，否定了群众的自发性，革命需要身为理论家的领袖。革命首先是军事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感情方面的。他首先坚决捍卫资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论断，国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接着依据现实进行修改，最终得出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领导广大群众，政权是必须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临时国家被列宁赋予了长存的理由。在斯大林当政后，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全体性与审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整个人类获得解放之后的自由，事实上只是主观的变化，人们把对全体民众的奴役称作自由。这个帝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战争、蒙昧主义与专制，却声称自己是友爱、真理与自由。建立世界帝国必须有两个条件，或者所有大国几乎同时爆发革命，或者通过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第一种观点几近获胜却最终失败，革命终于走向战争。以武器维持的和平无限期地维持了专政，意味着对它原本目的的无限期的否定。同时，帝国对传统的放弃、对文明的发展与艺术的异端的否定，忽略历史与现代科学中一切与其学说不符合的地方，甚至公然篡改人们所熟知的最近的历史。革命最终建立在虚假的原则之上。它在逃避历史。俄国的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辩证过度，但把人与物混在一起。即使敌人也应为共同的事业出力。在这里人要保持与所有人的友谊，人们由告密结合起来。传统的人际关系被改造，人们之间的交际已为宣传或论战所代替，抽象代替血肉，票证代替面包，爱情与友谊听从于学说，命运受计划支配，惩治被称为正常状态，生产代替了生动的创造。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为了历史的利益，必须否定历史所有的伟大之处，世界将成为审讯的世界。反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否认惩罚的合理性。然而最终它变成了世界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在远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历史所宣布的审讯必须立即进行。在审判的世界中，成功与无罪在相互欺骗。这个帝国能够支配的只是信仰。经过以人类无辜的名义所进行的长久反抗，由于根本的堕落，肯定了普遍有罪。罪人被认为在客观上损害了正义的未来，然而这种客观性事实上只是主观性，它未被证实，而强加于人，这就是恐怖。法律的作用变成制造可疑分子。是否有罪并非由事实决定，而仅仅由缺少信仰定罪。必须始终拥护信仰。这种权力的世纪是阴郁的。反抗者怀着对神的憎恨和对人的爱开始他的反抗，最终成为他反抗过的主人，引起下一次反抗的轮回。第六节：反抗与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加深刻，但他们二者均来源于道德的虚无主义。革命如今听命于虚无主义，的确已经背离了其反抗的根源。没有绝对的虚无主义，恐怖与集中营是人用来逃脱孤独的极端手段，表达他们对和谐、友爱的追求。他们试图使用权力来达到目的，造成反抗的悲剧。我们应该摈弃对闲适与和平的怀念（保持荒谬？）。这样的怀念是危险的。对它的拒绝就是放弃希望（虽然历史辩证法是虚假与罪恶的，世界总归要按照一种错误想法在罪恶中生存下去。只不过在这里拒绝了这样一种顺从：必须为复活而担保。？）反抗与革命之间有紧张的矛盾。一切革命者最后都会成为压迫者或异端分子。绝对的革命意味着人性的绝对可塑性。形而上学的反抗企图用表象来制造存在，而历史的反抗认为存在就是制造，要在一切道德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然而反抗最开始并不是否定一切，它颂扬一部分，拒绝一部分。当它否定一切时便否定了自己。它最初要求的是和谐一致，而历史的革命要求的是整体。一个是创造者，要更好地生存，一个是虚无主义者，被迫生产以更强烈地否定。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否则便会堕入历史的妄想。而在革命的起源于最深刻的动力中，边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第四章：反抗与艺术艺术也是同时在颂扬与否定的一种运动，这正是反抗的表现。然而人们发现一切革命的改革者都表现出敌视艺术的态度，这是因为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被极权的革命怀疑。美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便是一种无可依靠的非正义，因而没有任何艺术可以存在于完全否定的拒绝中。但或许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超验性蕴含在美中，可以让人喜爱这个有限的必死的世界。艺术想把我们带向反抗的根源，因为它将其形式赋予在永恒变化中消逝的价值。第一节：小说与反抗从历史上看，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在美学方面表现出相同的雄心。浪漫的创作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拒绝，这并不是简单的逃遁而是崇高灵魂的一种遗世退隐的行动。每个人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渴求一致性。人的一切努力最后都要服从于这个无理性的愿望，或者走向宗教，或者走向罪恶，也可以走向严肃的小说创作。小说中的人物与命运拼搏到底，完成了我们从未完成的事业。这个想象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修正。普鲁斯特由现实创造出一个封闭的无法替代的世界，标志着他对逃遁的事物与死亡的胜利。他将分散的世界聚集在一起，赋予它撕心裂肺的含意，通过回忆与才思，从不断逃遁的形式中创造了人类一致性的动人心弦的象征。他没有野心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神的永恒。他的作品是人为了反抗必死的状态而做出的一桩宏伟的事业。这种艺术选择创造物而反对其造物主，同和了世界的生命的美，以反对死亡与遗忘的力量。它的反抗因而是创造性的。第二节：反抗和风格在艺术作品中，不论全部拒绝或全部赞同都不是创造行为。艺术中的一致性来自于艺术家对真实所施加的改变，二者缺一不可。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与纯粹现实主义的艺术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风格化的原则对所有创作者都是共同的，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是反抗的最高表现。第三节：创造与革命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同样的，革命唯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倘若反抗者应当同时拒绝对虚无的狂热与对全体性的同意，艺术家则应该同时摆脱对形式的迷恋与现实的极权的美学。我们时代的悲剧在于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产，而工业社会应重新赋予劳动者以创造者的尊严，唯有如此，才能开辟文明之路。文明不能将劳动者与创造者分开，同样艺术创造也不能将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历史分开。在当今世界，集体的激情超过个人的激情，创造在当今成为危险的事情（今天，集体的激情已超过个人的激情，因而可以运用艺术来控制爱情的狂热。但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是控制集体激情与历史斗争。艺术的对象已由人的心理扩展到人的生存状态，尽管仿作者为之遗憾。当时代的激情影响到全世界时，创造想控制整个的命运。但它同样在面对整体性时保持了一致性。）。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于虚无主义，威胁那些反对它而意欲在全体性中保持单一性的人们。今天的一种历史意识就是在艺术家与新的征服者之间，在创造性的革命的见证人与虚无主义革命的营造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现代的征服者可以屠杀，久之革命的艺术因而会消亡，革命会生存下去。这时，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为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伟大的革命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人类应该追求的美德拒绝非正义而又尊重人的本性与世界的美。那时文明远离历史上的形式的原则与堕落的价值，把这个新鲜活泼的美德至于它思索的中心。第五章：南方思想第一节：反抗与杀人欧洲在日渐衰弱。在不断的革命中，反抗死亡的反抗者若退缩就要接受死亡，若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反抗已经背离其根源，并被无耻地改头换面。反抗者一旦进行打击，便是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出发， 又牺牲了同一性。同一性肯定他的存在，又让他面临不存在的危险。反抗者们决定以暴力与杀人来保持存在的希望。从此便开始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杀人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他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与虚无主义相反，反抗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是创造的逻辑而非破坏的逻辑。反抗者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他深陷黑暗之中，唯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历史的杀人反抗若坚持放弃暴力原则，便不可能使革命稳定下来。这一矛盾在历史的层面上使反抗变得冷酷，不是认输就是暴力。似乎在反抗运动与革命的成果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对立。纯粹历史的绝对与全体性是不可思议的，而正是它使反抗赞同合理的罪恶。如果反抗可以建立一种哲学，决不把历史作为绝对的事物，虽然排斥历史，却难以躲避它，那么即便如此也绝不使历史的罪恶合理。他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矛盾在那里可以相互容忍与超越。反抗要维持使其反抗行动具有合理性的共同存在，也保留永远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便确立了对于正义与自由的态度。真正的反抗行动仅仅为了建立那些限制暴力的法规而同意武装起来，而不是为了使暴力制度化的法规。这样便确保在面对非正义时它是暂时性的暴力。第二节：节制和过度经过对反抗与虚无主义的长期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反抗使人想到人的共同本性，同时也显示出符合这种本性的原则的节制与限度。不论是科学、物质技术还是反抗思想，都适用这条规则。南方思想革命工团主义者正是这一态度在世界上的表现。工团主义与巴黎公社一样，为了真实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这个世纪深深的冲突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的冲突。现在，卑鄙的欧洲失去了美与友情，正在死亡，而太阳思想，具有双重面孔的文明，等待着曙光出现。反抗正是节制，它不会战胜不可能的事情与深渊，而是与它们保持平衡。反抗是各种形式的母亲，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让我们在历史未完成的狂暴运动中永远昂然挺立。第三节：超越虚无主义现在我们明白了，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历史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反抗孜孜不倦地与恶对抗，竭尽全力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与苦难始终存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都要求人们等待，而无辜的人在不断死去。反抗不能离开一种奇特的爱。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是反抗的壮烈气概。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真正的反抗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它未必能解决一切，但至少能面对一切。长久以来，欧洲人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再热爱生命，这是它悲剧的原因。在思想的正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怀着反抗的精神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舍弃疯狂之后的人们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