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泻集 过去的生命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01
ISBN:9787543443976
作者:周作人
页数:128页
作者简介
《泽泻集》序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昧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
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1927年8月刊《语丝》145期，署名起明）
《过去的生命》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书籍目录
序
苍蝇
镜花缘
雨天的书序
陶庵梦忆序
故乡的野菜
北京的茶食
吃茶
谈酒
乌篷船
苦雨
爱罗先珂君
死之默想
唁辞
死法
心中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新中国的女子
碰伤
吃烈士
闲话四则
钢枪趣味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自编文集中有一册名为《过去的生命》，勉强可算作周作人的诗集。在序里边说：“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虽然并非如周所言是全部，但也可以说很有代表性了。这些诗写于1919到1923年，正是新诗早期的作品，从形式的自由散漫和内容的平实来看，也都带有那一时期新诗的特点。周作人说自己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并将这些诗的“读法”坦白地告诉读者：“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我所感兴趣的并非在纠缠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究竟是诗还是散文，而是在这种诗与散文诗的形式中表现出的一个别样的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等散文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爱艺术、爱智慧、爱人情的周作人。从他谈茶话酒的从容姿态中可以领略到他极有情趣的生活之艺术；从其犀利而晦涩的讽刺时文中又可以发现他褊急躁动的叛逆一面。然而这都是管窥而得，且是从文字的背后去探究著者的模样。真正第一次从无遮掩的文字中更清楚地看到，还是在《过去的生命》，尽管那只是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许这取决于诗这种形式，因为诗原本就擅长捕捉一闪而逝的情绪、心境，也最适合作心灵的独语或对话。因此在这些小诗里看到那么多的“我”，那么多直抒胸臆的表白，也不足怪了。这些诗里有一部分涉及“爱与憎”。而周作人对于爱与憎的态度是怎样呢？既不能全爱，也不能全憎。这似乎符合他一贯的中庸调和之道。在《爱与憎》里，他写道：“师只教我爱，不教我憎，但我虽然不全憎，也不能尽爱。/ 爱了可憎的，岂不薄待了可爱的？”不能爱憎分明，或者由于仍旧太有情乎？那稻苗上的飞蝗，于稻苗只有害，然而却“被着可爱的绿衣”，似乎将他完全憎恶并不容易，但又不能明知其害而轻易原宥，这便是作者的犹豫心态吧。在批评原则上，周作人一向主张宽容，“不打落水狗”，但逼急了也会“幡然悔悟”，受了“宽容”之害。在《歧路》中，同样有关于“爱憎”的思考，有这样的诗行：“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而在这大爱与复仇之间，周作人只能“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他自言“懦弱”，“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在爱与憎之间难以抉择的周作人，留在我印象里的便正是那一个站在歧途中间的孤独身影。也许正是源于对爱憎的这份混沌踌躇的心态，才有了这样悲哀的心境：你有酒么？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那是上好的酒。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喝着上好的酒，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寻路”是这些诗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歧路》里旅人面对前途感觉迷茫，而旅人所怀抱的希望恰如“昼梦”一般飘渺而无所凭依。在《梦想者的悲哀》一诗中，第一句便犹如一声叹息：“我的梦太多了。”而“冷酷的声音”（敲门声）将“我”从梦中唤醒，驱“我”“去黑夜里游行”。一己微薄的力量，又怎能看到丝丝曙光呢，连那吹入室内的寒风都不懂怜悯，将要吹熄“我”的灯火！接下来的诗句很值得琢磨一番：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梦想者始终守护着“心里的微焰”，然而既有黑夜又有寒风，又怎可能将那一朵火焰真空保藏呢？然而让它在风里发起火来又会烧痛灼伤“我的心”。这进退维谷的处境才是梦想者至大的悲哀吧。希望的火光要不就被吹灭，那也就无所谓希望了；要么就任其壮大，哪怕会伤及自己甚至燃尽生命。试图将其宁静地冻住，只是妄想罢了。这里也可以读到周作人处处表现出的不彻底性，一种优柔而患得患失的脾性。周作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明哲保身”（一次似乎是给胡适的信），火未及自身时可挑衅一下冷嘲几句，一旦要烤到自己了便清醒地远远避开。而事实上在这诗里，梦想者是清楚自己的命运的，连这最后的微焰恐怕也无希望得以幸存，清醒地意识将来临的结果，这也是梦想者的另一重悲哀吧。 《昼梦》同样表现了一种彷徨无出路的悲哀心境。“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萆麻连根拔起。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诗人困惑将往何处去祈求？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而“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为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科学排除了向“神”祈求的可能性，而自信又无法十足地做到，那么只能忍受着这份无从派遣的孤独悲哀了。这篇短文写于一九二三，感染了“五四”落潮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落与寂寞的心态。“五四”后周作人对于自己之前的文艺主张有了一个微妙的调整，在这一时期周作人也曾困惑怀疑，也曾感着苦闷彷徨，因此也写下了一系列“寻路”的诗文。同样收录在《过去的生命》里的《寻路的人》，曾作为《自己的园地》晨报本代跋，后收入《谈虎集》，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表示着经历了寻路的迷惘之后，终于做出的一个抉择。《寻路的人》副标题为“赠徐玉诺君”，因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除他与父亲外的人都失了音信，周作人劝慰友人，将《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而《寻路的人》也正表现了周作人本人对前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新的思考。文章最重要的思想可以用如下的话来概括：“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挣扎毕竟不同反抗，挣扎是由人也不由人的，挣扎里有顺其自然的一面，也有无奈抵抗的一面，但这种反抗是低限度的。这似乎是周作人总结自己寻路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在《谈虎集》后记里，周作人写道：“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在《寻路的人》的结尾，周作人这样写：“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没有悲观和失望，那么似乎在说也没有任何希望了罢，这最大的乐天家实在只是一种更大的悲哀。然而要说周作人是纯粹的悲观主义者的话，也不尽然，因为虽然知道这路的终点是死，且在到达死之前永是挣扎着，但周作人也要将这“挣扎的前行”艺术化：“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似乎在任何境况下，周作人也不会失掉他的那份从容和赏鉴的心情，在这样的心情里，生活与艺术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生活本身已艺术化了。这里有周作人浓烈的现世主义思想与同样不可忽略的超脱于生活的浪漫情怀。想到鲁迅也曾谈过“歧路”，他在《两地书》里写过：“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中略)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对鲁迅而言，路是那么实在，似乎都无需“寻路”，认定了走下去便可，正如那个明知前路是“坟”的“过客”。“坟”便也是周作人所说的路的终点“死”了，然而结局虽是一样，这前行的过程（殊途）却十分地耐人寻味，毕竟是过程才构成了人生。 -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泽泻是周作人喜欢的一种小草，这个集子是周作人的散文集，散文的内容涉及了天气，饮食，生死，政治，从周作人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周作人的文字细腻充满诗意，他对生命的感悟有层次。谈酒和吃茶两篇尤其好，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读他的文章，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对生命有着要求的人，一个有生命体验的作家。姿态，用文字表达。 -
●两个鬼的文章—— 读《泽泻集》 就篇幅而言，《泽泻集》是名副其实的小书，连头加尾不过区区二十二篇而已，而且有十一篇已收入别集，其中《镜花缘》《心中》选自北新本《自己的园地》，《爱罗先可君》见于晨报本《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序》《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苦雨》《死之默想》《唁辞》选自《雨天的书》，新创作的仅有《死法》《谈酒》等十篇，未超过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在苛刻的读者看来“编辑此书纯属多此一举，有赚稿费愚弄读者之嫌疑——然而这样看周作人未免失之偏颇，就像此年重新编订出版《自己的园地》是为了突出集子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身份一样（参见拙文《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出版这本半自选半创作的小书乃是为了强调一个身份的认同，即“叛徒与隐士”的调和，《泽泻集》前有小序云： 戈尔特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地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 蔼理斯是周氏服膺的思想家，曾先后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里撰文予以推介，并将其性心理学知识运用到文艺批评领域，此处援引蔼理斯虽非是拥以“自重”，然而却不能说毫无“比附”的因子，当然在这里周作人把它谦虚地限制在“趣味之文”里了。 所谓“趣味之文”是指文集里“自己觉得比较中意地，能够表现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文章，综观《泽泻集》所收诸文，除去《爱罗先可君》等几篇怀人悼亡之作外，大抵都可以纳入“趣味之文”的范畴：以《乌篷船》《苍蝇》为代表的“闲适之文”前人已有具论，毋庸赘言（本文也不再讨论）；即便如《吃烈士》《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这样的“时文杂感”，也鲜明的体现出“趣味之文里还有叛徒活着”，如《死法》在以诙谐的笔调论述世间种种之死后，笔锋一转，引用了周氏为三一八惨案中死去学生所写的挽联：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我想这种发明大约不会很难很费时日，到得成功的时候，喝酸牛奶的 梅契柯夫（METCHINIKOFF）医生所说的人的“死欲”一定也已发达，那么那时真可以说是“合之则双美”了。 多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政府拖欠的薪水举行示威游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政府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来说，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 12/29/2005，5:09 PM
精彩短评 (总计44条)
-
人的思想有的只为自己服务，变成隐士。
不得不工作，为别人服务，就变成流氓。
做好真流氓，才能做好假隐士啊。 -
人的思想有的只为自己服务，变成隐士。有的又不得不工作，为别人服务，就变成流氓。做好真流氓，才能做好假隐士啊。周作人的冷静相比鲁迅的热情，可能沾了他是弟弟的光，有兄长可以借鉴的成长，速度上会有所提升。 -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
黄昏前用了一小时挑挑拣拣翻过 轻松的小品 愉快的阅读 但果然“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 -
在良心店家处四元购得。佩服知堂先生的清淡，亦读出先生的剑拔弩张。“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
喜欢这套丛书~ -
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好文章就是這樣子的。。。 -
大師猛擊北京美食。 -
<泽泻集>有最著名的几篇美文，也有杂文，恰好印证“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过去的生命>是白话诗。 -
周作人的散文非常好。 -
白话集子。睿智明澈。 -
“两岸文学史专家联手挖了个坑埋了他，倒也人鬼两清净。”不过这几年他又回魂回来了。
周启明，一辈子写了五千万字。评论一个鬼，得把这五千万字大概翻翻，我可耗不起那力气。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伟人，不用骂他是叛徒，但是也犯不着说他是隐士、伟人。两边都是那么回事，他都够不上。 -
自编文集中有一册名为《过去的生命》，勉强可算作周作人的诗集。在序里边说：“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虽然并非如周所言是全部，但也可以说很有代表性了。这些诗写于1919到1923年，正是新诗早期的作品，从形式的自由散漫和内容的平实来看，也都带有那一时期新诗的特点。周作人说自己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并将这些诗的“读法”坦白地告诉读者：“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在纠缠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究竟是诗还是散文，而是在这种诗与散文诗的形式中表现出的一个别样的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等散文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爱艺术、爱智慧、爱人情的周作人。从他谈茶话酒的从容姿态中可以领略到他极有情趣的生活之艺术；从其犀利而晦涩的讽刺时文中又可以发现他褊急躁动的叛逆一面。然而这都是管窥而得，且是从文字的背后去探究著者的模样。真正第一次从无遮掩的文字中更清楚地看到，还是在《过去的生命》，尽管那只是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许这取决于诗这种形式，因为诗原本就擅长捕捉一闪而逝的情绪、心境，也最适合作心灵的独语或对话。因此在这些小诗里看到那么多的“我”，那么多直抒胸臆的表白，也不足怪了。
这些诗里有一部分涉及“爱与憎”。而周作人对于爱与憎的态度是怎样呢？既不能全爱，也不能全憎。这似乎符合他一贯的中庸调和之道。在《爱与憎》里，他写道：“师只教我爱，不教我憎，但我虽然不全憎，也不能尽爱。/ 爱了可憎的，岂不薄待了可爱的？”不能爱憎分明，或者由于仍旧太有情乎？那稻苗上的飞蝗，于稻苗只有害，然而却“被着可爱的绿衣”，似乎将他完全憎恶并不容易，但又不能明知其害而轻易原宥，这便是作者的犹豫心态吧。在批评原则上，周作人一向主张宽容，“不打落水狗”，但逼急了也会“幡然悔悟”，受了“宽容”之害。在《歧路》中，同样有关于“爱憎”的思考，有这样的诗行：“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而在这大爱与复仇之间，周作人只能“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他自言“懦弱”，“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在爱与憎之间难以抉择的周作人，留在我印象里的便正是那一个站在歧途中间的孤独身影。
也许正是源于对爱憎的这份混沌踌躇的心态，才有了这样悲哀的心境：
你有酒么？
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
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
“寻路”是这些诗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歧路》里旅人面对前途感觉迷茫，而旅人所怀抱的希望恰如“昼梦”一般飘渺而无所凭依。在《梦想者的悲哀》一诗中，第一句便犹如一声叹息：“我的梦太多了。”而“冷酷的声音”（敲门声）将“我”从梦中唤醒，驱“我”“去黑夜里游行”。一己微薄的力量，又怎能看到丝丝曙光呢，连那吹入室内的寒风都不懂怜悯，将要吹熄“我”的灯火！接下来的诗句很值得琢磨一番：
灯火吹熄了，
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
只怕在风里发火，
要将我的心烧尽了。
阿，我心里的微焰，
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
梦想者始终守护着“心里的微焰”，然而既有黑夜又有寒风，又怎可能将那一朵火焰真空保藏呢？然而让它在风里发起火来又会烧痛灼伤“我的心”。这进退维谷的处境才是梦想者至大的悲哀吧。希望的火光要不就被吹灭，那也就无所谓希望了；要么就任其壮大，哪怕会伤及自己甚至燃尽生命。试图将其宁静地冻住，只是妄想罢了。这里也可以读到周作人处处表现出的不彻底性，一种优柔而患得患失的脾性。周作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明哲保身”（一次似乎是给胡适的信），火未及自身时可挑衅一下冷嘲几句，一旦要烤到自己了便清醒地远远避开。而事实上在这诗里，梦想者是清楚自己的命运的，连这最后的微焰恐怕也无希望得以幸存，清醒地意识将来临的结果，这也是梦想者的另一重悲哀吧。
《昼梦》同样表现了一种彷徨无出路的悲哀心境。“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萆麻连根拔起。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诗人困惑将往何处去祈求？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而“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为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科学排除了向“神”祈求的可能性，而自信又无法十足地做到，那么只能忍受着这份无从派遣的孤独悲哀了。这篇短文写于一九二三，感染了“五四”落潮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落与寂寞的心态。“五四”后周作人对于自己之前的文艺主张有了一个微妙的调整，在这一时期周作人也曾困惑怀疑，也曾感着苦闷彷徨，因此也写下了一系列“寻路”的诗文。同样收录在《过去的生命》里的《寻路的人》，曾作为《自己的园地》晨报本代跋，后收入《谈虎集》，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表示着经历了寻路的迷惘之后，终于做出的一个抉择。
《寻路的人》副标题为“赠徐玉诺君”，因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除他与父亲外的人都失了音信，周作人劝慰友人，将《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而《寻路的人》也正表现了周作人本人对前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新的思考。文章最重要的思想可以用如下的话来概括：“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挣扎毕竟不同反抗，挣扎是由人也不由人的，挣扎里有顺其自然的一面，也有无奈抵抗的一面，但这种反抗是低限度的。这似乎是周作人总结自己寻路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在《谈虎集》后记里，周作人写道：“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在《寻路的人》的结尾，周作人这样写：“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没有悲观和失望，那么似乎在说也没有任何希望了罢，这最大的乐天家实在只是一种更大的悲哀。然而要说周作人是纯粹的悲观主义者的话，也不尽然，因为虽然知道这路的终点是死，且在到达死之前永是挣扎着，但周作人也要将这“挣扎的前行”艺术化：“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似乎在任何境况下，周作人也不会失掉他的那份从容和赏鉴的心情，在这样的心情里，生活与艺术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生活本身已艺术化了。这里有周作人浓烈的现世主义思想与同样不可忽略的超脱于生活的浪漫情怀。
想到鲁迅也曾谈过“歧路”，他在《两地书》里写过：“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中略)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对鲁迅而言，路是那么实在，似乎都无需“寻路”，认定了走下去便可，正如那个明知前路是“坟”的“过客”。“坟”便也是周作人所说的路的终点“死”了，然而结局虽是一样，这前行的过程（殊途）却十分地耐人寻味，毕竟是过程才构成了人生。
-
这上面的一点也不全 -
《故乡的野菜》 《北京的茶食》 《吃茶》 -
●两个鬼的文章—— 读《泽泻集》
就篇幅而言，《泽泻集》是名副其实的小书，连头加尾不过区区二十二篇而已，而且有十一篇已收入别集，其中《镜花缘》《心中》选自北新本《自己的园地》，《爱罗先可君》见于晨报本《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序》《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苦雨》《死之默想》《唁辞》选自《雨天的书》，新创作的仅有《死法》《谈酒》等十篇，未超过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在苛刻的读者看来“编辑此书纯属多此一举，有赚稿费愚弄读者之嫌疑——然而这样看周作人未免失之偏颇，就像此年重新编订出版《自己的园地》是为了突出集子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身份一样（参见拙文《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出版这本半自选半创作的小书乃是为了强调一个身份的认同，即“叛徒与隐士”的调和，《泽泻集》前有小序云：
戈尔特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地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
蔼理斯是周氏服膺的思想家，曾先后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里撰文予以推介，并将其性心理学知识运用到文艺批评领域，此处援引蔼理斯虽非是拥以“自重”，然而却不能说毫无“比附”的因子，当然在这里周作人把它谦虚地限制在“趣味之文”里了。
所谓“趣味之文”是指文集里“自己觉得比较中意地，能够表现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文章，综观《泽泻集》所收诸文，除去《爱罗先可君》等几篇怀人悼亡之作外，大抵都可以纳入“趣味之文”的范畴：以《乌篷船》《苍蝇》为代表的“闲适之文”前人已有具论，毋庸赘言（本文也不再讨论）；即便如《吃烈士》《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这样的“时文杂感”，也鲜明的体现出“趣味之文里还有叛徒活着”，如《死法》在以诙谐的笔调论述世间种种之死后，笔锋一转，引用了周氏为三一八惨案中死去学生所写的挽联：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我想这种发明大约不会很难很费时日，到得成功的时候，喝酸牛奶的 梅契柯夫（METCHINIKOFF）医生所说的人的“死欲”一定也已发达，那么那时真可以说是“合之则双美”了。
多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政府拖欠的薪水举行示威游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政府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来说，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
12/29/2005，5:09 PM
-
《泽泻集》最能体现周作人早期的风格，如《苍蝇》、《吃茶》、《故乡的野菜》、《谈酒》、《乌篷船》、《苦雨》，体验人情物理，皆尽其美。而《吃烈士》等文，则能见其不平之鸣。可见绅士鬼在彼时正与流氓鬼交战不休也，此亦无法，时代所限耳。但即使做了流氓的控诉，其文字亦是控制，锋利处则逊于乃兄也。而其绅士鬼作祟，写下如此美文，则亦独步天下耳。 -
恩，等读完周作人再好好读一遍鲁迅！ -
呵呵，花猫，我倒是比较喜欢他的文章，有时也觉得他极为罗嗦/他的好也许只有把他的文章跟别的文章放在一起才能发现他的妙处。
我的原则是人归人，文归文。人总是矛盾的，他也是普通人。 -
不喜欢 后面 的诗 但是 很喜欢 前面 的随笔 -
嫁妆之一 -
这套自编文集我大约读过不少，关于鲁迅的几种是尚未读，但其他的却读过也忘了。总见到周在某处又引用某处的文章，所以其中的关系总也弄不清，在读连城的一朵桔梗花是回想起这本里的"心中"一篇，"苍蝇"也很有意思。我不大能欣赏周写的诗，总以为不如他译的好，这是一些单独拎出来就没什么趣味的诗。 -
《过去的生命》是他的白话诗集。 -
真 美 -
周作人的文字短小流畅 都是对生活的所见所闻 感情溶于文字中了 -
只看了泽泻集里讲吃喝的几篇。 -
所谓不懂就是懂了。 -
和《雨天的书》一样的难以割舍~ -
再读“趣味里的叛徒” -
此中有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短文数篇 -
是《周作人自编文集》中的一册。这一套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纸张的手感、气味都属上乘，即便不读，以手摩、以鼻闻，都也是一种乐趣。今日路经星星书店见到，可惜店主人分册出售，已经不是完整的一部，不能尽得，只选了《泽泻集 过去的生命》和《夜读抄》两册。读过《楚辞》就知道，泽泻并不是水泽流泻的意思，只是一种草，生于水泽而已。这一次阅读，看到完整的集子，不像之前只是选本，所以首先看见的便是序，周作人先生自说不一定用《楚辞》“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其实也是用了的，只是太谦虚。比较可惜者，有些错别字，看着不舒服。 -
我爱这百合花，她的香气薰的使人醉了，我愿两手捧住了她，便在这里睡了。<花> -
散文还是比较喜欢的。 -
她是鲁迅的弟弟，曾几何时人们说鲁迅是他的哥哥。可是，有一天他们断绝关系了，从此分道扬镳，一个成了斗士，一个成了隐士。后来，斗士瘦骨嶙峋的死去，隐士却成了汉奸，苟活到83岁，晚景凄凉，在运动中，被人抽打，想安乐死而不可得。我们已经忘了他的成就，他曾经的荣耀，似乎也忘记了他是汉奸，忘了时间以外的关于他的一切。但偶尔，你心浮气躁，你心无寄托，你不小心看到了这本书，你可能喜欢上他的文字，你会不知不觉读下去，追怀古人，生活情趣，文化评论，文学评论，谈龙集，谈虎集，雨天的书，等等。你会变，和以前不一样，会从容，会平静，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当你看到了这本《过去的生命》，你会惊讶，时也可以这么写，散文式的句子，向西山小品，明明就是散文，但它却有诗的意境，诗的感染力······ -
平凡的无上幸福 -
鲁迅更让我喜欢的是，即使是在他人生最黑暗、悲观的心灵柔软之处，也不放弃战斗，lz所引的两地书的那段文字中，鲁迅写道：“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
本科 上何平的课时兴冲冲读了 -
「自己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有掐臂见血的痛感」 -
一个来回，四个小时，动车上看完了这本书。暗暗觉得他比鲁迅有趣。有几篇很晦涩难懂，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再拿起看看。 -
他也曾有过怒目金刚 -
喜欢乌篷船，吃茶，谈酒几篇 -
第二本看的他的书，不错的，但后面半本诗果然还是（ -
版本一般，纯为知堂给五星 -
现在少有文智结合,冲淡平和的散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