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者言》章节试读

《耕耘者言》的笔记-第30页 - 各个章节

在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可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而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农民除了小资产阶级属性外，还有宗法农民的属性；除了小资产阶级两重性之外，还有另一种两重性——民主性与宗法性。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还要改造其宗法性，而且后一改造往往更重要。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表明，仅仅把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忽视对其宗法性的改造，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但所谓“改造”农民，并不是说农民仅能作为被动的一方。农民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农民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因为农民作为私有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的愿望、民主主义的愿望。这正是新经济政策“向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是要改造其私有性的，但如果为了这种改造而把宗法性当做有利因素加以扶持，将是极有害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在于此。
在农民战争中，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历代农民政权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实践的范例。本文试对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云南农民起来造缙绅地主与贵族的反，并不是为了接受“民私用草一束者”的营庄制，而后期大西军推行“公有”的营庄制度，也并没有想到它会反而促进云南封建私有制的深化过程。一些同志出于好心，往往用起义农民意志的或多或少的实现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苦于土地兼并，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自耕农增加;农民苦于横征暴敛，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轻徭薄赋”来解释其历史作用。但历史的纵观告诉人们，我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是少了多，多了少，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我国封建社会的地租赋税是重了轻，轻了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历史现实离农民阶级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难免要走向历史循环论甚至历史倒退论。“丁亥之变”后，云南的农民很难说有多少人成了自耕农，更难说在抗清军费如此浩繁的情况下有多大程度的“轻徭薄赋”。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清军入滇，云南也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云南，实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经这样了。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举国举世所瞩目，也给各种流派的学者以议论纵横的用武之地。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以此赞叹“看不见的手”之伟大，“公有制”的拥护者以此证明“集体主义”之优越，“后现代主义者”从中看到了“非都市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从中发现了“乡土中国”的神奇魅力和“东方救世”的灿烂前景……而在农村的种种变化中，以“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为主要内容的“离土不离乡”现象尤其令人瞩目。
农民文化已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然而，如果说我们之为中国人不可改变，那么我们之为农民则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自然，从农民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像“农转非”那么简单。从农民文化到现代文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自由所有制（自由私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独立人格取代人的依附关系，民主政治取代宗法专制，理性取代蒙昧，“人性”伦理取代“人情”伦理，一句话，人的自由个性取代“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它将给我们这个农民国家带来走出文化困境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