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士绅和宗族》书评

轉載书评：章毅，《理學、士紳和宗族： 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 ——杜正貞，《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二卷第一期（2014.4）

章毅的博士论文《理學、士紳和宗族：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曾榮獲二〇〇六年度「香港中文大學青年學人論文獎」，經過作者數年精益求精的修改，終於在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選擇了一個極富挑戰性的區域和論題作為研究的對象。不論是理學、宗族還是徽州，都是學界研究積累深厚的領域。但作者無疑用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在這個領域完成了一項具有獨創性的工作。在本書的序論部份，作者用簡潔的語言做了很好的學術史的梳理。他將以往的徽州宗族研究歸納為三種論述的線索。在我看來 ，前兩條論述的線索是一致的，即從所謂「核心人群」（徽商、士紳或者「士紳化」的商人）的角度來解釋宗族的產生、作用和影響。而第三種論述線索，則是從地方「信仰」演變的角度探討宗族力量上升并逐漸佔據「正統」地位的過程。這兩種解釋的路徑其實並不互相排斥：後者的演變必須是通過前者「核心人群」的活動才得以實現的。問題是，這些「核心人群」並非是一個凝固不變的群體，他們在一個區域中的出現、興起、演化和興替，同樣是歷史的過程。如何在這些人群的活動中，去展現徽州從一個化外之地成為宗族社會、禮教之邦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在這一思路之下，問題就不再僅僅是：「核心人群」如何製造了宗族？而是：「核心人群」是如何出現、興替的？製造「宗族」在他們的活動中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這樣的提問方式，勢必要將研究的時段拉長，越過徽州研究最熱門、也最成熟的明清時期，而向更久遠以前的宋元延伸。徽州早期的歷史一直是研究較為薄弱的部份。從作者的考證中，我們知道，除了考古資料以外，徽州的人物和史事開始被記錄下來、出現在歷史文獻中，是該地區進入王朝視野的結果。從這些正史的記載中，我們仍然可以窺探到在唐中期以前，那里由豪強、道師所控制的社會面貌。有趣的是，最早進入王朝史事中的那些豪強：程靈洗和汪華，後來竟也因此成為了這個地區最重要的神明。於此相反，我們也可以想像，真正在南朝或隋曾流行于此地的神鬼們，卻不知在什麽時候被遺忘了。進入宋代，一切都不同了。商業、科舉和佛教改變了這一地區的基本面貌（至少是改變了關於這一地區的歷史書寫）：我們看到，以商業而興起的家族投資于科舉，轉變為有商業背景的士紳家庭，他們取代了早期的豪酋，成為地方上的「核心人群」。於此相對應的，佛教也替代了道教，成為這些人更熱衷的信仰。當然，佛道之間的競爭并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開展的，而是佛教的元素悄悄地滲入、改造了原來的信仰。但是佛教作為科舉士人所推崇的信仰，并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南宋時期，徽州士人因為與朱熹之間特殊的鄉誼和親緣關係，較早地接觸到理學，並且也因此瞭解到理學與佛教之間的緊張關係。元代地方「核心人群」的构成再次发生变化。一些原来并无根基的人借由元初的归附与合作，成为了地方新贵。这批人的后代成為了元代地方理學傳播和社會實踐的中堅力量。與南宋的科舉士人不同，他們對於佛、道都有很清醒的拒斥。鄭玉對淪為佛寺的任公祠的恢復就是一個例子。到了元末，理學的社會實踐終於以宗族建設的方式表現出來。本書非常詳細地考證了徽州宗族開始出現的最初階段，各種不同形式的表現。其中既有如紫金院（第105頁）這樣，將原來附祭有祖先的佛寺轉變為祭祖專祠的形式；也有像知本堂這樣，將地方神明轉化為宗族祖先進行祭祀的形式。總之，以理學為背景的宗族祭祀以與佛、道、民間信仰相競爭的姿態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推動這一過程的並不主要是宋代那些科舉士人的後代，而是元代新興的豪強勢力。於此前的朝代更迭一樣，元明鼎革同樣為一些人帶來了機會，也讓另一些舊勢力失去依靠，地方社會的格局再次發生變化。作者在第六章中，論述了趙汸、朱升、唐桂芳三位儒士不同的政治选择；洪武禮制在徽州的實踐（主要是對于釋道的清理）；也說明了明初抑制豪強的政策對歙西豪強的打擊。作者在結論中指出，「趨於社會化的理學觀念和事件，在明初上升為一種統一的國家政策」，但是，作為理學之社會實踐的宗族建設卻在這一階段停滯了。在接下来新安程氏的例子中，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通過將神明（程靈洗）認作祖先、并依託神廟祭祖的方式來進行宗族構建的例子。而且，同樣這些在元代遍佈各地的「世忠行祠」在明初地方豪族的勢力被打擊之後，也紛紛失修或傾圮。即便程靈洗在明初已經進入官方祀典，也沒有讓這一局面有所改觀。明中期以後，徽州宗族復興的背景是商業的興起與商人的需要。最后，作者以十五世紀末新安程氏統宗的出現，作為明代徽州宗族社會形成的標誌。如果說，長時段的研究、將宗族的出現視為在特定區域中持續建構的過程，是這本書在視野上超越以往研究的基礎，那麼融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清晰思路，則是本書最重要的特點。長期以來，理學家的社會理想被認為是思想史研究的範疇；而社會形態、結構的變化則被認為是社會史的領域。思想理念上的創新受制或得益于具體的社會情境并通過人們的社會實踐，指導、推動了社會組織結構的更替，這雖然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但要真正縷析、復原兩者之間複雜的關聯和互動，卻至為不易。以宗族研究來說，理學的學說和概念，如「一本萬殊」，為人們建構宗族提供了理念上的依據，這當然並非新論。但我們會更關心，這種關係是如何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社會中展開的？在社會制度的更新過程中，這一區域的文化和傳統如何也同樣經歷了被塑造的過程？這項徽州宗族社會歷史的研究，以一些非常具體的考證連綴起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事例。當然，宗族的興衰並非僅以理學可以解釋。尤其是當我們讀到元明之際的這段歷史，元代開始的宗族建構運動在明初所遭受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徽州地方豪族本身的挫折。失去了元末宗族建設運動的主導力量和社會基礎，即便理學上升為國家的正統意識形態，明初宗族的發展仍然遭遇了低谷。明代中期以後以商業-士紳背景而興起的宗族，與元代豪強的宗族，大概也有很大不同。後者看起來是延續和發展了前者立宗祠、拜祖先、修族譜的活動，但正如書中所提出的概念，地方的「核心人群」已經再次發生了轉移，宗族的形式、功能以及它在地方社會權力網絡中的位置都有所不同。換言之，我會懷疑，僅僅將元代的那些現象看成是明代宗族社會出現的一種準備或前奏，是否公平？

《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读后感

章毅先生的大作《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是章先生在港的博士论文。该书以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为主题，共分八章，开章序论，末章结论，第三至七章论述了徽州社会的宗族是如何在南宋到明代这一特定时空环境下建构而成的，由此来反映这一时期徽州地区的文化与社会流变。该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并非作者一开始设想的制度史探讨。而全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因为其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不同，自然“社会文化史”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大相径庭。因此，作者明确的以地域史的研究思路展开构思，通过区域性的典型性与特殊性来指代整个宋明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转型，我想这一点作者做得很成功。但是，这种颇具新意且略带有后现代史学意味的构想，在实施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能够满足作者这一高要求的地区并不好寻觅。而徽州以其保存文献资料之丰富，现存方志、家谱、文人文集之多而闻名，所保留下来的契约文书更是浩如烟海，举世闻名。故而作者将关注的焦点确定在徽州地区是十分正确的决定。探究宋明这五百年的理学、士绅及宗族的关系，以揭示宋明徽州之文化社会转型是完全正确的方向。另外，打破了固有的研究时段断限，将宋元明三朝放在一个长时段中去观察。这样的打通朝代进行的长时段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正如邓小南在总结宋史研究新进展时,将“长时段的探索”列为首项,其中提到“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但并没有提到国内学者的具体研究。她的看法是,“宋元明”的概念是将宋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而本书正是邓小南所提倡的需要大力开展的方向的最具代表性的专著。不仅如此，在学界之中，研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传统，即将两个或多个朝代连称以代表其研究时段，如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宋、明清等。却罕见以宋元乃至元明作为整体研究时段的著作与研究思路。这曾引起过赵世瑜的反思，并撰文《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来进行探讨。章毅先生的这本书以理学作为中核，连带出士绅与宗族两个面向，成功得抓住了南宋时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朱子理学这一要素，进而十分流畅地串联起宋元明三个朝代，可谓一气呵成。当然，本书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在史料的扎实与丰富程度上已做到令人钦佩的地步，通读全书所感受到的语言之流畅与文笔之优美更使得阅读成为一种享受。这其实是与作者清晰的逻辑思路与坚实的史料功底密不可分的。本人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在阅读完此书后，认为本书的核心命题在序论章的最后被抛出。正如《红楼梦》的大纲为第五回一样，本书的作者也在开篇学术回顾之后给出了明确的中心命题及希冀解决的问题。这之中有待本书解决与揭示的问题有士绅群体在徽州是否早在南宋时期就已伴随科举的普及而大量出现，理学在徽州产生全面影响是否可能是元代才出现的现象，最早的宗族建设是否有可能在元末明初就已经由理学化的士绅开始实施，宗族组织的流行是否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在士绅和商人的合作中开始推动等等。这些问题无疑均是历史学中的宏观命题，也是内涵与外延均很大的主题。在读罢该书之后，顿觉对以上诸问题有了新的认知，不敢说有醍醐灌顶之感，至少也是颇有新意的。以下谈一谈我的理解，评点一二，以补书侧。其一，关于徽州口数与户数。作者在全书的第44页处，列出了一个依据地方志与正史的关于徽州户口数的表格，作者本意是想由此来证明徽州在宋代以降便已经纳入王朝正式的“编户齐民”之中，受到王朝地理传统的充分渗透，已经不同于唐代及以前，当然这样的解释可以成立。但是我对表格中所列的不同时段徽州户数的数额并不敢抱有充分的信任，是否徽州在宋代时人口便已经达到近千年的高峰颇有怀疑。至少根据何炳棣先生的看法，明清两代方志中的人口、户数是不能反映总人口数的。所以，这里作者认为的宋代徽州人口以达到高峰的说法，是否还有待商榷？其二，对于明代中叶出现的阳明心学，被称为是真正将思想渗透到基层老百姓中的学说而在明末影响甚大。那么，在元代朱子理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在作者的论述中只能看到其在徽州世家大族内部的普及与接收，但是否已经直达民间与基层，也需要从新思考。如此，分析阳明心学在明中后期对于朱子之学的影响为何，在徽州的影响力究竟怎样？是否能够给予考虑？当然，一本著作自有它的主题与关照，并不能也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其三，作为本书书名之一的“士绅”，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概念，如果从狭义上来讲是指获得功名的地方精英才能成为士绅，如果从广义上论，那么没有功名仅以富有而称的庶族地主也可成为士绅。在本书中作者是以一个宏观的广义范畴来界定了士绅这样一个对地域社会非常重要的群体，自然这样的划分有其好的一面，但同时就会在区分两种不同身份士绅在社会文化转型中所起作用的共性与差异性上略显不足。是否能够将两种不同身份的地方精英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做更细致地探讨呢？其实作者以率口程家做个案探究就已经在权衡经商者与走功名者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并力图以此来探究这一问题。但是率口程家更侧重于经商而非仕途，故而在代表性上是否能够充分反映整个徽州地区的全貌和普遍性呢？综上所述，本书在史料上用功极深，行文思路明晰，文章结构安排合理，所关注与论述的内容有许多独到创新之处。但是文中有极个别的小侧面读后觉得意犹未尽，故而写下粗陋的评论，有不到之处还望海涵。二零一五年夏 雨夜于论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