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出版日期:2015-6-1
ISBN:9787544755274
作者:[法] 罗杰·夏蒂埃
页数:243页
作者简介
本书总结了自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点从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关系、公众舆论的影响、革命书册的出版与传播、宗教变革、王权衰落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并对既有的结论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这一命题，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书籍目录
引言
第1章启蒙与革命；革命与启蒙
第2章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
第3章印刷的方式
第4章书籍制造了革命？
第5章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
第6章去神圣化的国王
第7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第8章革命有文化起源吗？
结语
注释
拓展阅读指南
索引
内容概要
罗杰·夏蒂埃（1945— ）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重要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图书史、出版史与阅读史，同时在历史编纂学与历史认知论方面颇有建树。著有《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通信：19世纪信件之用》、《法国旧制度下的阅读与阅读者》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9月28日）文/俞耕耘当提及法国大革命时，我们总是在谈论启蒙运动。因为长久以来，大革命的发生早已与启蒙话语同构，难解难分。我们甚至从未认真估量：启蒙文人及其文本思想对革命的实效意义是否是决定性的、唯一的与必然的。同时，我们往往乐于接受一种老生常谈，即二者总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关系，它们被牢固锁定在先行后续的因果链上：启蒙运动酝酿促成大革命，革命必然是启蒙发展的高点与结果。然而，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则显示出对大革命阐释的全新思路与原创视野，它对于读者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此作的可贵意义在于跳脱出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史学共识，对启蒙文化促成革命的单一论断提出了大胆质疑。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全新假设：大革命发生后是否回溯性地将启蒙运动作为它的正当性起源？夏蒂埃无疑是谨慎且明智的，他的小心求证并未试图逆转、推翻原有的共识，而是将这个因果关系的起源问题“搁置”起来，巧妙转化为一个探讨大革命的文化来源问题。在作者看来，综合的条件分析较之简单的因果分析更为恰当全面。“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作者的质疑与假设缘起于对莫尔内《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这部经典之作的反思。莫尔内的论述主题与预设基点，在作者看来简单且具有暴力。他很可能错误地将启蒙对革命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视为唯一必要条件，从而造成了一种“起源的幻象”。在第一章开篇，我们能清晰发现作者论述模式的方法论。可以说，他完全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策略，对起源（这一高度同一性、连续性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祛魅。他移借了《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先验主体的批判意识，强调了促成历史事件的断裂性、异质性和琐碎性真相。所谓的起源正是依赖于回溯性的重构和挑拣整合，将“彼此毫不相干、在性质上截然有异、在发生时也不连续的思想和行动统合到一起。”它在本质上基于一种目的论：为了构建历史整体性无视差异，为了形成革命正当性构建出历史连续的因果论。从而，这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悖论：追寻起源必然显现了事后的虚构。谱系学的策略贯穿了全书，为作者质证原有“共识”提供了方法。书中翔实繁复、琐碎多元的史料档案（涉及图书出版、宗教王权、政治文化等）打破了单一的史学论述模式，意味着以散点化的微观分析取代了启蒙造成革命的中心化宏观定论。在思路上，他对启蒙假设的质疑过程也有意借鉴了《性经验史》对于“性压抑假说”的解构方法。不过，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他虽然提出了可能的逆向设想（大革命反向建构了启蒙文化），但却并未简单激进地倒置，因为那将是另一种阐释暴力。他始终采取还原的悬置方法，保留的审慎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在莫尔内标出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不可能在构建历史的史学话语之外找到解答历史问题的路径”。这也意味着，作者接纳并继承了莫尔内提出的问题、标示的领域，“既将它们接纳为遗产，又不断地对它们予以质疑”。夏蒂埃敏锐地发现，泰纳和托克维尔的观念或许可以校准、驱散莫尔内的起源幻象。事实上，作者也从他们二人的论述中定位出自身的阐释方向和文化视野。泰纳的视点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他把大革命置于更为漫长的时间范畴内，考察了文化的缓慢进程。他创造性地将革命精神上溯到法国古典主义，认为它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标准内置着革命的契因和要素。古典主义拒斥现实、否定社会，它以普遍抽象的绝对人性取代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以抽象世界的理性取代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从而，泰纳旨在说明一种古典主义的“自毁”，大革命的基因一开始就存在于贵族古典精神的内核里。而托克维尔提出的“文学政治”和“公共事物经验”则为作者铺就了全书的阐释方向。君主制的绝对权力逐渐损耗了权威，公共讨论在政府之外的领域进行，大批文人、哲学家作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具有很高权威。没有权威的权力与没有权力的权威形成了危险的双重对峙。作者正是沿着托克维尔，挖掘了政治的文学化对革命的张力作用。文学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使各阶级（贵族、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它打破了将启蒙话语简化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化的共有性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它也批驳了王权专制建构与启蒙批判思想二元对立的简单分裂模式，它更看重权力行使模式转变与文化影响的同构、联动关系。因而，夏蒂埃此作并无意彻底颠覆，他只是反对了阐释的必然性、唯一性，提供了更多的论述可能性，描绘了一种更为多元和微观的历史认知论范式。全书对于大革命的文化分析，始终围绕三大线索：公共领域和舆论（其中包涵着书籍的出版印刷、阅读传播）、宗教的世俗化、王权的去神圣化。首先，作者辨析了公共与私人运用理性的不同内涵，“回到康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强调了理性的公共运用。它排除固定专业、职务与岗位的差别限定，用一种人类整体的一致性、普遍公民的平等性来行使理性。吊诡的是，这种政治公共领域的实现形式却是一种“文学共和国”，“它不是由启蒙哲人而是由上个世纪的学者们创制的，为自由公开地检视宗教或立法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支持”。作者显然暗示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成并不归功于启蒙运动，另一方面，文学公共领域也暗示了阅读公众和全体民众之间的断裂。但是启蒙的意义正在于承认民众都可以完全转换为公众，印刷传播被赋予公共领域普世性裁决的美好希冀，在书籍阅读和写作中形成了一个比权力更具权威的“批判共同体”。它将公众舆论构建为一个启蒙的、普遍的、统一的概念实体，文人成为批判运用理性的公众代言人，然而却远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普遍。文人成为舆论公众的典范，只不过是启蒙又一次的一厢情愿。作者的真实意图也很清晰，即认为启蒙运动和文人的实质作用或许被长期高估。其实它们并不具备绝对性意义，甚至混杂在其他话语中，在当时远未引起重视。“如果有人认为启蒙哲学和王室审查在所有的战斗中都尖锐对立，不可调和，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出版审查机构曾以各种特许、默许等宽松机制变相保护了启蒙出版物。在书籍传播和革命的关系上，作者讨论了一种发生学问题。所谓书籍思想征服头脑，引发革命（由内到外）的预设要大打一个问号。哲学文本、色情作品、讽刺谤文和丑闻纪事不仅相互混杂，而且在写作实践中相互借用低俗文学的模式，导致真正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纯粹作品极为有限。在阅读接受上，更多的怀疑、不信与抵制使阅读很难生成革命意识。即使面对象征启蒙精神的著作《百科全书》，阅读公众中也只有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大多数对于革命依旧无动于衷甚至仇视。很显然，阅读相同书籍并不必然带来选择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在宗教与王权的变易线索上，作者依旧警惕由于简单对峙的假设造成结论上的冒险。宗教与王权在神圣性与权威性上的陷落，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启蒙精神的决定作用。书中描述了宗教与国王自身存在的几大严重失误，可以说它们的自裁行为占据着很大原因。大革命并未造成对传统宗教的决裂摒弃，而是参照原有的体系，衍生出崇尚人类内在德性的全新价值。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相反，教会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原本信仰的绝对性在不断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当没有一致性时，它只会产生疑虑，遭到摒弃。作者认为，这种世俗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它远远早于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国王形象的去神圣化也存在类似的历史陷落。国王错误地将自己的两个表象（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统一叠加在一起，原本不死的政治身体“肖像”随着尸体一起速朽、埋葬。从政治礼仪到宫廷社会的空间意义转换，更造成与宗教改革类似的疏离感，原本公开持久性的“全景敞视”被一种私人化封闭的不可见性所取代。从此国王只是一个不在场的虚位，永远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如同家庭中的父性存在。民众的被排斥和疏离，使得国王被想象和思考的方式变得愈加不可控制、不可设想（猜忌、怨恨、辱骂及刺杀层出不穷）。王权的神圣象征体系从来都与宗教圣体圣事密切相关，当宗教日益世俗化，君主制的神圣形象自然遭受贬损。国家仪式的减少使民众的参与感下降，批判思维模式的发展动摇了国家权威的根基。可见，作者始终以严密的质证逻辑巧妙暗置了一个主题：启蒙运动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它远没有宗教和王权自身的历史沦陷重要。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重要人物，作者在书中对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宏阔与多元的源流分析，他以“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厘清了宗教信仰、政治王权、书籍出版、公众舆论等诸多社会合力对大革命的形塑作用。这正是作者此作以“文化”取代“思想”起源的原因所在。文化代表了比思想更为开阔的复杂场域，“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很显然作者强调了大革命发生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远比一种确切明晰的指导思想更具影响。 -
黄夏/文在传统观念中，启蒙思想一直被表述为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和“指导”，换言之，大革命是由启蒙思想发动和推进的。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莫尔内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1933）一书堪称这一观念的集大成者。但在当代史学家罗杰•夏蒂埃看来，“字纸战胜权力”不啻为美妙但不切实际的臆想。他认为，我们以革命事件为出发点，回溯性地阅读启蒙哲学著作，并赋予这些著作明确的先导地位，是可疑而危险的。质疑启蒙思想在大革命中的意义，夏蒂埃不是第一人。伊波利特•泰纳就曾把大革命的起源推溯到启蒙运动之前的“古典理性”，使之衔接于法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本身。托克维尔虽然肯定了启蒙运动的意义，但也揭橥其为“民众以上所有阶层共有的精神”，而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以此破除了启蒙运动与专制制度必然对峙的神话。相较于上述思想家就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关系的琐碎评论，夏蒂埃在其《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1991）中的论述就系统、严谨和细致得多。他开宗明义地写道，“革命事件兴起的关键很难归之于合理的类型”，历史发展亦不宜被想象为“存在某种确定不移的终极目标下的必然进程”。他认为比起狭隘的“思想”，以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来探讨大革命的成因更为剀切。因为文化社会学“不再想去了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经存在于宣告之、预示之或召唤之的观念当中，而是探索让旧社会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毁灭变得可辨识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变化”。因而，《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的看点主要在于：启蒙思想对大革命是否具有如以前我们被告知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如若不是，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大革命的发生。夏蒂埃首先通过分析启蒙著作的传播情况，来探讨这些著作在群众中的影响。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这座国家监狱当日只关押了7名囚犯（其中一人即为以淫秽著称的萨德侯爵），而在储藏室里，则堆满了被禁的书籍。人们发现，哲学家们的著作，与大量色情读物、政治诽谤和丑闻类的小册子比邻而居，同声呼气。夏蒂埃评论道，哲学家和小册子作者的作品，“被划归为一种特定的类群，对应于政府对之禁绝所激发的期待以及抗命或违法的冲动诱惑”，也就是说，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大致趋同，原因只在于被禁而非它们是启蒙哲学。况且，为吸引眼球、多赚点稿费，许多哲学家也采取低俗文学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或插科打诨，或造谣诽谤，或掺入黄段子。这种“形式和主题上十分自由的转换交流”，强化了“哲学书籍”被禁的印象，实际上，它们并非因哲学被禁。其次，夏蒂埃对这类作品是否真能改造人的思想，作出了保留意见。因为，受众毕竟不是软蜡一块，任人捏塑。人们会以自发的道德意识抵制淫秽作品，也会对层出不穷的流言谤文见怪不怪，不予轻信。至于哲学书籍，其读者群既小且分散，何况，还受自身阶级背景的影响。比如，卢梭的著作受到所有社会阶层的欢迎，但这些阶层对其作品的理解完全迥异。小市民和无裤党拥抱卢梭玉石俱焚的革命主张，贵族欢迎其循序渐进的变革思想，而中产阶级则读出了“夫妻责任、父母义务”之类的人生箴言。事实也证明，当革命发生时，“拥有相同哲学读物的读者，在面对革命事件时所作的选择高度相异”。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参与革命，甚至极端厌恶革命。再次，夏蒂埃对专制政府必然敌视启蒙思想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发现，在整个18世纪，对违禁书籍的处理，立法趋严但实践中的操作则灵活多样。审查机关既把一批作品列为禁书，又允许它们私下流通，这种奇特的情状以图书出版“默许”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具体做法是，审查官觉得有必要让一本书通过审查，又不想明确表态，于是以“默许”方式告知书商可以出版，但要秘密进行，并知会警察机构装不知道。一俟国王和教会有所反应，则立即通知书商销版走人。《百科全书》就是以这种方式两次逃过劫难，在第一次查抄中，狄德罗干脆“把他的半个书房都送到了那位下令查抄的人家中。”审查机构在违禁书籍的处置上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呢？夏蒂埃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的：禁书政策百无一用，只会令被禁作品（包括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流通价值的作品）声名大涨，以至私印横行，肥了国外书商的腰包而损害自家书商的利益。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就是审查机构认为自由出版有利于国民智识的发展，他们深信“一个只读政府允许发行的书籍的人比他同时代的人几乎要落后一百年。”比起哲学书籍撼动专制政权，审查机构更担心的是查禁政策会危及法国国家在整个欧洲的竞争优势。而1792年革命当局从流亡贵族那里查获的书籍也证实，统治集团并不敌视启蒙哲学，路易十六的私人读物中便有孟德斯鸠、伏尔泰、高乃依等人的著作。在综合上述论点后，夏蒂埃总结说，“认为哲学著作在促进法国社会与君主制离心离德方面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可能是冒险的。”他进而指出，启蒙思想的“神化”始自1791年革命政府将伏尔泰遗骸迁入先贤祠，日后，各种政治势力对启蒙与大革命的回溯性重构将愈演愈烈，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思想，而不是相反。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在祛除了启蒙思想在大革命中的魅惑性之后，夏蒂埃从教会分裂导致宗教权威式微、农民因国王横征暴敛而发起抗税暴动、城市工人为争取劳动自由而组织罢工和诉讼、文艺沙龙和期刊发展不受政府和学院管制的独立批评等领域，说明自18世纪初甚至更早时候起，新政治文化中的每一种模式，比之启蒙运动更早、也更有力地让人们的信仰与旧制度作出彻底决裂。总体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解释”式历史写作，亦即史家拒绝站在今日的高度上，在历史后果与某个“原因”之间建立单一、线性的逻辑链，而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探讨各种潜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意义。如此，历史才会呈现其复杂性，而不至沦为按时代潮流，或按某个人、某个群体意志而动的“当代史”。
精彩短评 (总计15条)
-
大致看过，视角新颖，但略零碎。作者把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置于一个长时间段来看待，而非以因果论置评之。2017.4.6，又一个耻辱日。近来遭际充分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 -
这本观念史与社会史完美融合的经典终于有了大陆中译。夏蒂埃，达恩顿，半生好基友，傻傻分不清。引言、章一、六耐读。除法国大革命诸多史著外，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规训与惩罚》《国王的两个身体》等关系密切。编校错误很少但很显眼。译者专业知识合格，中文句法生硬。 -
启蒙与革命一章还行，对于历史的回溯性幻想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讲的不够细，看着不过瘾去。神圣化的国王一章明显感觉到福柯的影响。非基督教化一章依旧看的不过瘾。对此书整体的印象是点到为止，暧昧的很。 -
这书评分略低啊，虽然句子基本和我的翻译风格一样绕，虽然好贵想扣一星-_-#但是Chartier的Prelude, I, VI, VII都是很精彩的部分，社会史广度和学术史深度结合得不错，联系Foucault、Bloch和《国王的两个身体》一起和Mornet对着干好玩，结论留白太多。 -
赞 -
达恩顿的好基友 -
新年70本之67。夏蒂埃在法国大革命研究里，应该算是后修正主义派。所谓修正主义，修正的是左派阶级冲突论，但是后修正派，是将各种单一起源模糊化，正如此书内容，基本否定了大革命具备的各种化约性文化起源，而将其具体化为独立因素的组合体。如果不了解这个学术背景，恐怕对此书写作方式会有些不适应，它基本是在驳论和比较研究，并非系统立论。可能也正是因此，在多伊尔学术综述类总结《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中》，对本书只是一笔提名，未加详述。建议，如果不熟悉大革命史，对大革命学术研究史也尚不了解，应该推迟阅读。 -
还算有趣. -
越卖越贵、而且没什么干货。对起源幻想的命题当然有很多解法，但是这本书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零碎又混乱。 -
伏尔泰真毒舌：“一百个作者靠写作来赚取面包钱，三十个傻瓜靠为这些作品写摘要、评论或辩护，或撰文讽刺它们来赚取面包钱，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职业。”——膝盖中枪，哈哈哈。哎呀，既不是贵族，又不能找个贵族来当金主，还能咋办呀？而如今想靠这个赚面包钱，真的好难。呜呜~ -
论证得很精彩，但不相信，启蒙大法就是好引发了大革命。那种社会历史学的数据分析并不能直接佐证人们的观念，而且矫枉过正，只要和过去的史观有瓜葛就恨不得划清界限。 -
第三代年鉴学派的种子选手。 -
看完第一遍的我是懵的，不懂，翻译过来语言本来就不懂，迷之结语。所以作者是想要打破以往将启蒙作为大革命思想起源的假设吗？ -
一般吧 说半天也讲不清 文采也不行 -
决定写个书评当期末作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