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书评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直到前天在浏览杨锦麟老师博客时，才知道陈孔立老师今年1月份时迎来“八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孔立先生虽然已有八十高龄，但仍然笔耕不辍。在刚出版的《凤凰周刊》（2010年3月25日第9期）上，就有先生的回忆文章《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这篇回忆文章也是陈老先生正在写作中的《陈孔立：我的年轮》自传里的一部分，序是其孙女莎莎写的。先生是个可爱的老人，他会送自己的孙女龙应台的《给河马刷牙》，“Laptop换了一台又一台，总是比我用的还薄。Office刚出了2007，他就吵着要我给他换上。用扫描仪、换打印机、买几米的漫画、看朱德庸的双响炮、吃超市里各种包装新奇的零食，一切你所无法想象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去做。甚至于你所不知道的潮流，他也知道。”莎莎的文章让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孔立先生。因为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每次和孔立老师交流时，都是用邮件，先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如果没有看到莎莎的文章，我会一直停留在对老先生坚持不懈在电脑前自己敲打论文的赞叹中。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门特殊的领域，有别于一般的政策研究，也不属于纯学术研究。陈孔立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大陆研究台湾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成了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对岸同行和学者把大陆的对台研究分成“南派”与“北派”。在他们看来，“北派”的立场接近中南海，态度比较强硬，更多时候比较像“发声器”。而“南派”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厦门在南方，孔立先生把半生精力都用在这个敏感话题上，也因此被称为“南派泰斗”。孔立先生说，自己的台湾研究从民进党研究开始的。他与民进党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是大陆最早研究民进党的学者之一。除了研究岛内政治与民进党外，先生还是台湾史方面的专家。1962年，陈孔立完成第一篇关于台湾研究的论文《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发表不久，文革爆发，学生批斗他“研究郑成功怎么打到台湾去，就是教蒋介石怎么反攻大陆打回来”。他说，“如果蒋介石笨到需要我提供300年前的情报，那他就绝对打不回大陆了”，说罢，先生哈哈大笑。1997年，他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曾引起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在1996年台海危机刚结束不久，这样敢说真话的学术文章实在罕见。相比那些经常发表“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等不着调言论的学者，这位学者的文章总能让你看到真相。于是，我们会经常在报章上看到陈孔立如实的“预测”，如2004年时发表的《 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等，陈孔立认为，只有真实反映台湾的情况，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才能更好的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策。自1992年第一次赴台湾，孔立先生已经先后9次到台湾考察。有一次采访孔立先生时，他拿出厚厚一本相册说，这本都是和民进党成员的合照，里面有邱义仁、吕秀莲……在《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一文中，你会读到我曾经听到的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会有新收获，相信比读十本社科院某研究所出版的那些介绍民进党书籍要使用不少，也比看某很环球的国内报纸上的台湾新闻要有趣得多。甚至在孔立老师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总是因为某些学者和官员没能清楚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差异性而着急，他希望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如果能更加看清事实，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而导致的战略失误。谈到台独时，先生说，“我们对台独是一贯反对的，坚决反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妥协。同时，我们对台独也要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台独的思想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众，这样才能去引导，去化解，让他们知道台独是错误的。”陈孔立倡议“包容理解”和“沟通对话”，“我对台湾确实有感情，这种感情叫做‘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有了‘同情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因此套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名作为标题再好不过，在大陆，台湾研究学者每个人都需要和“政治”碰撞。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就被赋予某使命，要求一个大陆台湾研究者能够没有立场，基本不可能，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敏感领域。先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客观研究岛内形式与两岸关系。孔立先生从不以智囊自居，只是以学者的角度希望两岸关系能良性发展，国家能和平统一，在“人云亦云的话语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不唯上的态度”，敢于说真话。欧洲在上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克.德里达，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纳粹或者晚些的冷战时期都曾与政治有过直接的碰撞。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更早的米沃什，他们笔下的这些肖像总是包含着屈辱。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或者逼迫，但是有些不为所动，有些则同流合污。然而马克.里拉要探讨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未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是在既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但是还是会为暴政辩护。这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暴政统治。也许我们离法西斯已经远去，但对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前人依然可以为鉴。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在东方更是。你可以认为东方的历史很难完全实践它本质上“客观记录与呈现事实”的使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历史要承载的除了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还有最新的政治共识，但是真理和良知是永远存在的。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也曾说过，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像孔立先生、小凯先生这样“敢于说真话”和拥有良知的学者实在太少。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说真话比登天还难，高校里的一个行政职位可以让不少学者选择沉默，而且还有不少人选择刻意揣摩和迎合官方的旨意，为了提高能见度，创作着未必能真实反映当局判断、但却能哗众取宠的文字，比如那些曾预言“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的学者们。附：《陈孔立：我的年轮》序言，作者莎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38307.html

作者的寫作立場是什麽？——一個對譯者的反駁嘗試

譯者在譯後記裡認爲，作者是貶低除自由主義外的一切哲學思想，就是說，作者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認爲除了自由主義立場外，其他所有哲學思想都將導致極權。是這樣的嗎？要解决這個問題，有兩點要注意。第一，作者寫這本書探討的主題是什麽。第二，作者是不是貶低了除自由主義外的所有哲學思想。首先，來看看這本書探討的主題是什麽。我認爲，里拉想探討的是哲學與政治關係的問題。他挑了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裏達，介紹這些哲學家的生平、思想以及與政治的關係。里拉認爲哲學家的哲學就內含地有著在生活裡實現的部分。所以哲學家總希望把他的哲學實現，這就涉及到政治。但這還未使哲學家必然成爲政治的幫凶。問題出在書中哲學家的思想裡有一個特點，他們有著“彌賽亞”情結，渴望出現一位英雄或者一種激情可以推動歷史使他的哲學成爲現實。後記“敘古拉的誘惑”裡，里拉把柏拉圖兩次入敘古拉島試圖教育統治者成爲哲人的故事與前面所提到的哲學家故事對比。柏拉圖與這些人的差別在于，柏拉圖最後清醒過來，知道統治者是不可能被教育成哲人的，于是從政治退出自顧自地當他的哲學家，讓統治者搞他的政治去。而本書探討的哲人的問題就出在，他們始終沒有從這種“妄想”中醒過來，或者醒得太遲，結果成了政治的幫凶。在後記的最後，里拉總結地談到“愛慾”問題，“愛慾”可導向好也可向壞，統治者對哲學的激情就是“愛慾”,哲學家的差別就在于如何引導這種“愛慾”，犯錯的哲學家就是沒有審慎地看待這種“愛慾”，使“愛慾”走錯了方向。這讓我聯想到同樣探討哲學與政治問題的李奥·施特勞斯，他的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說的就是宗法（政治的根基）與哲學間的張力問題。關鍵在于哲學家的德性，他該如何運用他的哲學，如何使哲學改變政治。第二，我們來看看里拉是不是對除自由主義立場外的一切哲學都反對。除了主要探討的六位哲學家外，除開後記正文中還涉及到阿倫特、雅斯貝爾斯、施特勞斯等。其中對阿倫特和施特勞斯，作者明顯是抱著比較同情或者贊同的態度。施特勞斯是反現代性的，更是反自由主義的，里拉對他表示贊同，就正好推翻了譯者“作者貶低自由主義思想外一切思想”的觀點。也許，里拉的確是個自由主義者，但這不等于他會對自由主義外的所有思想都排斥。最後，我們還要解决一個問題。究竟里拉在此書中站的是什麽立場，是不是自由主義立場？前面已經說過，作者探討的主題是哲學與政治的關係，而關鍵在于哲學家處理“愛慾”的態度和方法。那麽，我們似乎沒有什麽理由相信，有一種哲學可以忽略掉哲學家對“愛慾”的控制問題，而直接認爲這種哲學可以與政治簡單地溶為一體。也許，自由主義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它需要的不是一個“彌賽亞”，它無需一個統治者強行改變世界，使現實符合哲學的模樣，它需要的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覺醒。那麽，它不容易造成“極權”。但是，沒有個人的、少數的專制，就不可能出現多數人的專制嗎？里拉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更沒有試圖解决，這只是我的一個聯想。而我不相信里拉若持自由主義立場會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事實上，里拉在評論柏林的文章《狼與羊》（見《以賽亞·柏林的遺産》）里就說到，自由主義和其他哲學思想一樣，都“需要以節制的方式加以運用”。另外，後記中，作者探討的是敘古拉問題，柏拉圖與自由主義也看不出有什麽關係。似乎，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自由主義不僅僅是在全書中沒有明說的，根本就不是作者在這本書裡所想推崇的。若說本書在探討什麽哲學比較好，而站在自由主義立場排斥其他哲學，我傾向認爲，本書是討論哲學家該有什麽樣的德性，該如何處理他的哲學。

文章可以无趣，却不可无情。

此书只需读中文版序言，序言和译者后记即可。两章序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的表明了作者捍卫“自由社会”之信念，接下来的六篇正文都毫无悬念地反复陈述这一立场，对几位知识分子苛刻地，不遗余力地在价值观上的横加指责。我很厌恶这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制高点。这先入为主的立场，放在美国学术界当前思潮的背景下来看，其选题、史料都变得可疑。比如对海德格尔私人信件的引用，显得十分猥琐，仿佛那不是学术论证，而是对他人隐私兴奋的窥视。对福柯，甚至略去了最基本的肯定，反而隐晦的暗示福柯不过是假公济私，因为自己因为同性恋倾向所受到的压抑而“不负责任地”投入到了政治运动中去。可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呢？莫非一定要在公共政治领域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摇旗呐喊？这种决断的态度，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宽容大相径庭。同样的命题，《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真诚的多。每代读书人都面临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挑战；和海德格尔和福柯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代代相传的人生理想曾具体化为富国强民。比如师祖费孝通，正是这样的政治激情促使他搁下了学术追求走上了政途。（不过无论有怎样判断和抱负，有一点是肯定的，知识分子从政，对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这点适用当下中外，古人却是不好说了。）也是这个家国梦，导致诸如何炳棣等等的华裔学者对文革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才必兼于情而始化，情必近于痴而始真。从叙拉古归来的柏拉图却是更加讨人喜欢了；更有人人欢欣鼓舞，看，知识分子再聪明再清高也不过如此嘛。

遭遇谁?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连列举了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斯；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八位欧洲哲学家，其中反差最大的当数马丁•海德格尔，体验最深刻的是米歇尔•福柯。“诗意的栖止”，是我们当下津津乐道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名言。然而，他本人却任二战时纳粹党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与自己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有着情人关系，而后者却为著有反法西斯的理论名著《极权主义起源》。海德格尔以1927的杰作《存在与时间》，赢得了阿伦特的芳心，以及同行兼挚友卡尔•雅斯贝斯的欣赏，而后又投于纳粹的旗帜下，而遭二人的痛心与鄙视。在哲学上的纯粹与在品行上的污秽，构成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基本人格。当第三帝国覆灭后，他又依附与利用汉娜•阿伦特来掩饰与洗刷自己的劣行。美丽善良的确良阿伦特居然同情他而宽恕了他，并为改善他处境而呼吁。事于前没有恭敬之心，事中没有是非之心，事后没有羞恶之心的马丁•海德格尔的行迹，于西方，极易让人联想到培根，于中国，则联想起明末清初的著名江南文人钱谦益，甚至当下新近披露出来的卧底知识分子冯亦代。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往往为身不由己，或者痛定思痛，如巴金《随想录》，或者只字不提甚至于替自我掩饰，如马丁•海德格尔。在特定的时期，政治犹如强力的沙尘暴，思想与道德常常蒙垢而迷失方向，人格，惟有一个人的人格在引导作为生物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灵魂是由一个车夫驾驭，两匹飞马拉动的一驾马车；其中一匹马生性高贵，向着永恒和真的方向奔驰；而另一匹则不脱畜生习性，缺乏控制、无法分辨崇高与低下。苏格拉底指出，如果低劣的马强过高贵的马，那么灵魂将贴近尘世；如果高贵的马更为剽悍，或车夫能助它一臂之力，那么灵魂将上升到离永恒真理更近的地方。中国哲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为灵魂的两匹马预设的种种境地。不过，预设归预设，到头来，投湖或苟活或合污，全在肉身的忍承或弃权，一念于人格差异间。“善养吾浩然之气”，当然为健全人格之修炼，而沉默的大多数的十二生肖属羊。如果说马丁•海德格尔为外化名利之徒，米歇尔•福柯的种种的举动则几乎为“人渣”。福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趋向压抑，而常有自杀之举。赞扬毒品、集体生活和性试验。但是如果仅止于此，他真成为一个人渣。然而人们从《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等经典里，看到了福柯的个人探索从同性恋、疯癫、毒品、受虐性变态乃至自杀中追求的他所称的“极限体验”。“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的话语，完全不适用于福柯；亦如前些年，在中国西南成都的诗歌群体“莽汉”一样，在酗酒、群殴、秽语之中诞生出美丽明朗的诗歌。2009-4-25于成都沙尘暴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 著，邓晓菁、王笑红 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管齐峰 藏书。

警惕：知识分子的危险

都以为那个老外说的“intellectucals”是博学的代表，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或者希望的领路人。但是看来未必。保罗·约翰逊倒是提醒过我们世俗知识分子极端信仰主义的危险和非理性的破坏行为，不过因为传记色彩和巧言辞令，大多数人还是把他的《知识分子》当作学界流行的绯闻小传来读。马克·里拉的这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会使读者无法再轻松。里拉分析了20世纪几乎是最重要的几位思想家，把他们思想上的危险条分缕析的剥展开来。令你发现，知识分子陷入政治泥淖或者在极端时刻站错阵线并非只是简单的“幼稚病”，而是对自己“欲念”的过度自信。这一欲念溢出了控制范畴，以爱为出发点的激情瞬间变成了猛兽。正因如此，书的英文名字是“The Reckless Mind”.有趣的是里拉将目光聚焦之处都是二次大战前后的法德知识分子，这或许因为那是个“极端情境”，还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最近。对于健忘的人类来说，还是从最近的教训说起的好。不过，对于他的结论——知识分子最好离政治远一点，固守自己的家园，为公共事务提供思想而不是令自己灼伤的激情——中国人还是要三思。因为中国没有政治家，所以，政治家的身份才常被知识分子僭越，所以也总是失败。鲁迅说从政是要特别素质的“存学者的良心，耍市侩的手段”——这是中国国情，自古如此。本书是我阅读译著中少有的顺畅者，首先是因为里拉的分析明白晓畅，不事技巧但发人深思；还因为译者的翻译虽非完美，但堪称“善译”。BY THE WAY，我以为写得最好的篇章是“本雅明”一节和结尾“叙拉古的诱惑”。

仁心未必仁术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一本书评，是马克·里拉所写的一本关于知识分子著作的书评，曾发表在《纽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上，结集之后引起关注。此书“意欲调查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而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此书所写的知识分子都作了些什么呢？马丁·海德格尔，从1931年起就公开表态支持德国纳粹，1933年4月份当了纳粹控制下的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次月正式加入纳粹党。他喜欢在讲座结束之际，高呼“希特勒万岁”。他也曾与包括自己导师爱德蒙·胡塞尔在内的所有犹太同事断绝关系，告发过自己的同事、未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赫尔曼·斯托。要理解为何海德格尔会如此助纣为虐，那得去他的哲学世界中寻找原因。按里拉所言，“海德格尔在纳粹主义之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的诞生。”“民族复兴，这正是该著作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寄予的希望。”而海德格尔的好友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是上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卡尔·施米特，现在又红起来的一个德国政治理论家。1933年身为科隆大学教授时，了申请加入纳粹党，而此前他一直是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法学学者，成为纳税政权忠实的官方辩护士，为希特勒的行为提供法学上的支持。他甚至声称，希特勒的行为“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施米特所敌对是自由主义，他的理论被称为“决断主义”，因为他认为政治中最重要的就是敌意，以敌意来区分敌友，不断发动战争。如他所愿，他成了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又影响了“左翼施米特主义”的形成。本雅明，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与政治无涉的人物，理论家，不幸的自杀者，在里拉笔下，他却因为要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领取资助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有一类思想者，只有结合了传统的宗教特质才可能被领悟，本雅明便是此类思想者的现代化身对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言，张力事实上不存在于是神界与世俗之间，而仅仅存在于幻想和启蒙之间”。本雅明，便是思想者中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科耶夫，俄中人，20世界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之一，一个隐遁的哲学家、一个政府高官，在大学里讲授过黑格尔（关于黑格尔的批判，可参见以赛亚·伯林的著作）。科耶夫在二战后的思想是将欧洲统一为一个他所谓的“拉丁帝国”，而法国作这它的首善之区。后来欧盟的出现，就源于他的思想。危险的是，科耶夫的理论中有将暴政与哲学统一起的倾向；“幸运的是，科耶夫从来没有占据过可以让他在这方面施展胆识的官职。”而他的意义在于，“他的个案却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一些人的历史性体验，俄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会将某种理念视作神圣的遗物，会套用它所给予的灵感，并比照着去改造社会。”米歇尔·福柯，“五月风暴”之后，他“放弃了学术上的沉默，代之以宣传员般的反智主义的修辞”。50年代，他是亲斯大林主义者，70年代，他参加了无关阶级左派，1978年伊朗革命，他两次前往，沉醉于革命的“狂欢”和“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福柯一直研究权力与话语，研究社会压抑的边缘文化，并且自己亲身去“反抗”。不过，本质上讲他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他可以参与鼓动暴力与革命，但自己却不去承担真正的责任。德里达，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后期对政治与社会有一些兴趣，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去看政治与社会，带来的效果自由是反自由主义的。马克·里拉被称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他在后记《叙拉古的诱惑》中，研讨了为何知识分子会亲暴政。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以赛亚·伯林为代表，认为基于一种“理性”，也即是：所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只有唯一的正解，通过理性可以获致那些答案。在这种唯理性论、历史目的论带来的危险之下，柏林提倡“多元主义”、“多样性”。而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人类非理论的力量造成了这种局面，只有在宗教话语中，我们才能理解民主理念何以演变成20世纪的血腥暴政。事实上，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不能圆满地解释知识分子亲暴政的问题。马克·里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经过苏格拉底的爱与善的理论，回到个人自身。他认为，许多主义都源于对暴政的仇恨，但所有的主义都可能怂恿暴君，让知识分子们对暴君的犯罪视而不见。“20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投合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负和不加掩饰的野心，但也阴险地投合了正义感和对专制的仇恨，并灌输给我们，如不加控制的话，它们会将我们完全俘虏。对那些被俘虏的人来说，诉诸节制和怀疑主义会令人觉得怯懦无力，因此这样做的欧洲知识分子——如阿隆——就会招致充满仇恨的攻击。”在马克·里拉这里，知识分子亲暴政的原因是内心的仇恨感，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任务是清除内心，回归平静。我们总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引申出实际教训：如果哲学家当国王，或者哲学被败坏，或者政治被败坏，更多情况是两者都被败坏，只有选择将两者分离，才不会带来哲学与政治的伤害。这是正确的解决之道。但是，难题在于：去掉了哲学的政治共正义性在哪里？而没有政治和为着为着力点的哲学，仅仅是一种“思维的乐趣”？在职业上应该让哲学家与政治家分开，但在思想上两者却不能截然分开，但这样一来，思想上的勾连必定会引起行动上的苟合。这真是一个难题。而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只应该是一个观察者、清醒的批评者、思想者，而不应该卷入政治风潮之中，不应该上街游行，不应该站在某一政治立场。只有当自由被威胁时，方起而抗争。可克·里拉在论海德格尔时说：“海德格尔的问题正是一切伟大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必须培育和保护他们的思想不受世俗的干扰，但也必须让他们远离世俗的政治事务，这种事务是其他人（公民、政治家、行动者）的事。”我深以为然。知识分子亲暴政，除了内心的仇恨之外，更多源于他们对人类的终极的爱，这种爱让他们试图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国，或者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通过政治的方式，要建立理想国，必然要借助于政治，暴力政治可以让他感觉到英雄主义的痛快，完美主义的过瘾。这种爱的本意是善，但终极的善会带来更大的恶：为达于目的而不择手段，手段背离了目的。事实上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人性不完美，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变成了最大的恶。仁心未必仁术！

德雷福斯使命，抑或叙拉古诱惑?

——评论兼译后小记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3年2月美国对伊开战之前，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同时登载了7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马克•里拉之外，撰文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蒂（Richard Rorty）、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和盖德明（Jeff Gedmin），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过马克•里拉并未就此走入中国人的视野，多数人的眼球恐怕很快被3个月后由更为熟知的人物——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发出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所谓“新七君子宣言”吸引去了。事实上，里拉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颇具意味。他开门见山的声明，他反对布什政府计划中的战争，但是他似乎更强烈的反对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反战的人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还针对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的反美情绪，指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而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传统，那些近代欧洲知识界的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这种传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出新的运动。这些言论也是对本书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呼应。显然，我们很难把马克•里拉看作一个书斋型学者，而他乐于并擅长探讨的所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问题，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以怎样的立场参与。马克•里拉1956年生于底特律，在新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80年代早期，他曾在新保守主义期刊《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做过编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宗教、政治和现代性。据他说，自己曾在欧洲生活三年，亲历东欧89年事件之后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反观美国政治时也从此多了冷静，少了愤怒。他的论题跨越政治和神学，其身份也堪称介于学院与新闻媒体之间。多年来，他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稿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的时间。他讲究“精读原典”，著有《G.B•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2001），其关于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政治生活的文章频繁见诸书评报端。据悉，明年还将有一部著作《The Stillborn God》（早夭的上帝）问世，依旧探讨欧洲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近年来，里拉在《纽约书评》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先后发表文章，所涉人物，诸如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卡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科耶夫、德里达和柏拉图，无不是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擘，而文论的主题则愈加明晰，直指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众生态。2001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成本书。次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专门在波士顿举行圆桌会议探讨此书，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03年，本书再版。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 “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的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毫不隐讳的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主要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的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的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它地，那种将非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的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查。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路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

到底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用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是因为我刚看完一本书《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其实原本的英文名更好："不负责任的心灵---政治漩涡中的知识分子"。作者是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马克·里拉。如题所称，他在本书中讨论的核心题目是：那些看似心智成熟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时代的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甚至招致毁灭性的结果（对自己/对他人）。"幸运"入选的思想家有：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福柯以及德里达。虽然对其中好几位的光辉历史我早有耳闻，但作者细致认真的考察与颇具慧眼的分析还是让我很"震惊"：因为常规的判断标准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面对本身极具智慧的头脑，他们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又很难用"非理性"来概括。当然更不用提事后的掩饰与自我脱责-----逻辑完美，理由充分。即便本书用很辛辣的笔触"揭示"了他们的"不负责任"，却仍难以让我产生清晰的是非判断-----某种放松情绪的方式。 我不由反复想起本科学习《理想国》时问老师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些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的哲学和政治、社会思想间没有大的逻辑裂痕，那么他们到底是从哲学的体系演绎出必然的政治理念呢？还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的需要而反向‘构造’了自己的哲学？"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是：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完成的，且不能完全区分开……虽然这种整体论/综合论的思路对纠正我过于分析性的思路有帮助，但在解释《当》一书提出的问题时，却仍显模糊-----我提出的问题还是存在。 我甚至觉得，由于逻辑起点往往决定于信仰（某种非理性、或价值至上的动因），而对于内部逻辑自洽的渴望又普遍存在，所以应该有相当部分的思想家会从代表信仰的政治理念出发，反过来构造哲学……联系海德格尔的经历，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作者在谈论施密特时也提到，虽然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充满了真知灼见，但应该严格区分这种批判是来自于"真正哲学上的批评"还是"出于神学上的绝望而操练政治"。 谈这个问题，看这本书，是因为我一直在考虑知识分子与社会-----当然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政治-----之间的关系。之前我纠缠于雷蒙·阿隆和萨特的对比，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答案。本书作者最后也许给了个答案，当然其实很无趣：他貌似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知识分子到底应用怎样的态度/行动来面对政治？"这个看似的疑问，本身就暗含了判断标准的预设，无可救药地成了同义反复，于是更加迷惑。

【读品·浅尝】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作为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马克•里拉的理解力远超一般学者水准，相比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和罗杰斯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两本满足现代受众偷窥癖的读物，《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显示出宽厚而严肃的同感力。正因如此，他被雅斯贝尔斯出于哲学之爱而对青年时代的挚交海德格尔保持的终身不渝的责任打动了，这一责任在雅氏身后留下《海德格尔札记》中纤毫毕现，札记时间从1928年至其去世。哲学是与日常性争夺人的存在并对之负责，这是他们两人曾经共同的信念，但当海德格尔在“末神降临”的思路中以浮士德式的魔性激情欲图彻底消除日常性时，雅氏确认他重蹈了柏拉图的教训：既败坏了哲学，也败坏了现实政治。里拉教授分享了这种爱与信念，所以这位自由主义者并未对臭名昭著的施米特抱持仇视，他能看到施米特晚期著作如《游击队理论》中超乎寻常的冷静，更是直指施氏诸多霸道的政治学断言背后的神学前提，当然，他告诫人们，要谨慎区分从哲学上和从神学上对自由主义所作的批判并警惕后者。而对本雅明这位施米特“神学上的知音”，里拉从其好友——犹太神秘主义者肖勒姆着手，考量了这位游走在法兰克福学派外缘的焦灼思想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奇特结合。当政治行动延续到战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映入人们眼帘。科耶夫作为欧盟设计师似乎是哲学与政治结合的当代典范，但里拉嘲笑说，幸好，他没有占据更高的官职。在他看来，对科耶夫的过度重视显示了对世界历史之隐秘核心的秘密政治妄想。这一批评切中肯綮，但黑格尔思想的实体化是否纯粹子虚乌有，仍是问题。福柯在政治上的反复多变则让作者难以理喻，于是他只好借助那本已经受到很多批评的《福柯的生死爱欲》一书，将其无原则的行动归结为酒神式的极限体验。可惜的是对德里达，里拉未脱欧美经验论者对其一贯的偏见，虽然他参加了德里达主持的“友爱政治学”研讨班，也抓住其“到来中的民主”这条主要命题，但他似乎不愿过多考虑或可称为“永远不在场的政治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书主旨在后记中得到升华，作者分别考察理性的自负和脱离政治的精神内在性两种解释智识者政治介入的模式，可同样的事情怎能同时以理性和非理性两个对立的根源为源由？里拉对此不能满意。在获得柏拉图的教益后，他的答案是：爱欲——爱欲使政治成为灵魂朝向永恒的生产性行为，但理性这架以激情和欲望为辕的马车在政治之途上永远危机重重。[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19元。来源：【读品】十三期

哲学与政治

李文倩讨论哲学的难题之一，即我们无法说清哲学到底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或定义，对哲学做出过有效而清晰的界定。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哲学根本是无法定义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种对哲学本性的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考。哲学无法定义，但哲学家有自己的哲学观，甚至可以说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观。有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却并不表明就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因为如果每个哲学家都有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哲学，哲学便与意见无异，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甚至更极端的情况是，哲学如果与意见无异，那么哲学家就不成其为哲学家；因为意见人人有，人人都是哲学家。这显然与常识不符。由此看来，尽管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其间的差异或大或小，但只有一种哲学。我在这里的说法，显得有些形而上学或陈词滥调，但我宁愿采取这样的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更接近哲学的本性。因此，哲学在这里基本与形而上学同义，或者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物理学之后”。它是最自由的一种学术，追求真理而非意见。与哲学相比较，政治是很不自由的。哲学可以是哲学家的事，但政治却不只是政治家的事，它关乎众人。政治的领域是意见的领域，而与真理无关。我相信有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哲学追求普遍性的真理，但只与很少的人有关；有人说这不好，政治追求真理，让更多的人得着真理，比少数人追求真理要好。这听上去很不错，真理不怕复制，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这样说也不对，真理无关数量；真理又不是包子，对饿汉来说，吃两个比一个好。尽管我们在这里说不清真理到底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人手里都有真理，那真理就无所谓真理。更要命的是，这样一来的话，政治成了宗教；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基督教徒面对的是超验的上帝，众人面对的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冒充上帝，他的意见就成了真理，他就可以以真理之名胡作非为。当然他也有可能行善，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当然也是好事情。然而问题在于，政治领袖一旦掌握了真理，他的所作所为就没了任何制约性的力量。即使他有意行善，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何况我们还不能保证他有行善的意图和行为。因为一顿很可能根本吃不着的大餐，从此丢掉吃包子的权利，这风险太大；有健全实在感的人，没人会干那种傻事。个别人想干，当然有他去干的自由，但不能把别人也拉扯上。正如个别人成心要自杀，别人拿他没办法；但不能因为你要自杀，就鼓动大伙都自杀，这没道理且违法。一般而言，如果吃一顿大餐要以不准吃包子为代价，我的建议还是坚定地选择吃包子；因为历史的教训是：一个人连吃包子都成问题时，人家许诺给你大餐，一般都是骗你玩的。同样的道理，我建议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要选择自杀，当然更不能在自己根本不准备自杀的前提下，去鼓动别人先自杀。那是恐怖行为，理应坚决打击。以上的简单论述，主要是就哲学与政治的内部规定性而言的。下面从历史性的维度出发，来做简单的论述。从各自内部的规定性来看，哲学是哲学，政治是政治；一个探究真理，一个在意见世界里打转，两者各有各的道，根本不搭界。但从历史这一维度出发，却发现哲学与政治之间，分得并非总是那么清楚。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哲学家是人而非神，他探究真理，但并不掌握所有的真理，更不是真理本身。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哲学家也不例外。因此政治通过哲学家来影响哲学，几乎不可避免。但这样说似乎不够准确，因为个别的哲学家并不能操控哲学。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确实影响哲学，例子一抓一大把，根本不用在这里举。不算太离谱的解释是，政治影响哲学是意见侵入了真理的世界，结果是真理与意见掺杂在一起，降低了真理的“纯度”。严格说来，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能被玷污的真理就不是真理，降低了“纯度”的真理更不是真理。但我尚无更好的说法，勉强这样说，能帮助理解就行。反过来，哲学也影响政治，例子同样多得不用举。政治打着哲学的旗号搞运动，结果搞出了问题，出错首先在政治，先不要忙着怪罪哲学；更不应在政治问题还是一笔糊涂账的时候，先往哲学家的头上拍砖。但这并不是说哲学（或哲学家）没问题，观念上出错，当用观念来校正。用观念击败观念，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的，即公民的宪法权利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任何为思想、学术设置禁区的制度或行为，必须被废除或制止。我们在上面所做的简单讨论，尚属理想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另一类普遍存在的历史事实：一是哲学家想玩政治；二是哲学家被政治玩了。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哲学家想当王，让政治去追求真理，其不靠谱之处，我在上面已做了简单分析。再引一段马克•里拉的话“助威”：“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的一个实际的教训是：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所有的激情去培育他们的花园，但将他们隔离在那里以免造成伤害。”辨明哲学与政治的理路，各走各的路，各干各的事，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太理想。太理想就不靠谱，而且常常误事。马克•里拉提供了这样一个意见：“《神殿》所给予的启示，根据施特劳斯的解释，便是哲学必须时刻洞悉僭主政治的危险性，因为它同时威胁到政治准则与哲学生活。哲学必须对政治有足够的了解，以维护自己的自主性，同时不至于错误地以为哲学能够根据自己的逻辑来塑造政治。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即使是当政治处于最恶劣的僭主形式的时候，也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永远不可能被消解，因此它一直为所有的哲人所密切关注。任何试图躲进花园对它避而远之的，或者任由自己的意志对政治当权者俯首听命的行为，都将意味着哲学反思的终结。”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段话大致说出了这样两层意思：一、哲学与政治应认清自身的本性，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做出僭越之举；二、正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竭力维护二者的自主性。两层意思，分别从消极与积极两个角度入手，意思是一样的。而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而言，雷蒙•阿隆提供的思路或方案，我认为是适当的。马克•里拉说：“在阿隆看来，欧洲知识分子在战后的真正责任在于：为自由民主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简而言之，知识分子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感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再来讨论第二种情况。我们知道，现实性生存境遇的变化，会有可能导致哲学家改变自己工作的方向，但这必须是哲学家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恶化到了多数人无法正常从事其工作时，作为公民的哲学家有责任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往往是被迫的），在政治实践中为自己和他人争取自由创造的权利。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不负责任的心灵，不计后果的决断（旧文）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译者序言里也把他说得很牛。大概上个礼拜，我从yjrg转载了一篇严搏非关于此书的书评到光华的book。 老实说，那本书评写得也不是很吸引人。 书的原名〈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汉译只有后半截。 据金山词霸的解释，reckless是不计后果的意思。作者似在不负责任的意义上使用它。 所以译为“不负责任的心智，政治旋涡中的知识分子”大概错不到哪去。 海德格尔、施密特、本杰明，欧洲的大思想家们为什么不是与纳粹同流合污就是对莫斯科顶礼膜拜？ 据作者分析，他们的敏锐使他们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心怀不满， 他们的神学背景令他们渴望弥赛亚能够从天而降，突入历史。 当机遇出现，他们无从分辨，宁可赌一把。 这些牛人的事情跟我无关，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师生恋或福柯的同性爱都只当作名人的八卦新闻看，只可惜当时没有狗仔队，没有留下照片或录象。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问题是：怎样理解自己的选择（决断）？ 读了他们的故事，若有所得。 我相信一切皆建构，能够体会到沉沦，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晚年的名言——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 凡人的努力，只是换偶像。 布尔乔亚的庸俗，并不能证明布尔什维克的崇高。 莫斯科的失败，也不能证明华盛顿的正确。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当然是希望摆脱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生活。可是单纯的否定是没有任何实在性的。伏尔泰说，我把你们从虎口里救了出来，你却问我用什么来替代它？洞穴之外，未必就是天堂。

海德格尔的魅力

在考完试的一个星期以后，我终于开始看书。昨日在陕西南路顺便逛了季风，看到一本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从未见过有人推荐或者畅销的书。随手翻了一下，第一篇则是关于马丁·海德格尔，另外还有瓦尔特·本雅明，以及米歇尔·福柯。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决定自己要买它，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海德格尔带着王德峰的影子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这本书最终躺在了我的家里。事实上，它是一本讨论知识分子介入政治——譬如支持纳粹或斯大林的专制统治——的书。顺便也可以当作了解个人思想的著作，看完海德格尔那篇之后，不禁不为他的学说魅力感染。“……两位思想家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那就是雅斯贝尔斯书中所称的‘极限情境’——在这些情境中，通常这笔我们的存在的云（cloud）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这些情境如何唤起我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启了真正生活的可能性。”看到这些的时候，王德峰上过的课清晰地浮现在脑中。在我上课的时候曾苦恼于无法听懂这深奥的言辞，而这些句子如镜子那样映照出记忆的时候，就开始庆幸曾经存在过一位这样好的启蒙老师，开启了一扇通往哲学的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得出这一结论，借助的是对暂时性的人类条件和人类如何试图逃离时间性所作的精微而强有力的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往往会在自己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并‘遗忘’死亡，从而‘遗忘’自己的世界。人在人群（‘他们’）中随波逐流，进行无聊的谈话，让自己陷入平庸的日常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基本的存在问题及责任。我们是不真诚的造物：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无论如何，真诚性是不容易恢复的。他要求一个新的‘定位’，一种针对我们的有限性展开的正面冲突，一种‘真诚的向死而生’。它意味着倾听良知的召唤，展示对存在之彰显的‘忧虑’（care）。而且，首要的，它要求一种新的‘决心’，这意味着让自己从迷失在‘他们’中被召唤出来。”“《存在与时间》主要是一部本体论著作，是一种对存在的本质的探寻，除此之外，它还召唤我们要坐回我们自己；不自欺欺人地，完全地承担起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的责任。其他的研究者则从这本书里看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抗，对通过人类的决心，通过注重存在之召唤的更真的‘世界’的诞生所带来的新时代的向往。正如海德格尔暗示的那样，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体系，那么《存在与时间》就可看作是民族复兴的蓝图。”至此，终于理解王德峰上课时所说“我们正在遭遇虚无”乃是借助于海德格尔的话来启发我们知晓理性无法拯救虚无，由此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之前的本体论划清了界限，好像一种回归。其实我并不懂海德格尔的哲学，我甚至读不懂《林中路》，没有看过《存在与时间》。我仅仅是上过了王德峰的哲学导论课，但是现在我真的被海德格尔所感动了，于是我又有了读《存在与时间》的兴趣。当然，一本书就让我high了，从今晨零点一直看到二点。这样很好。

撞上政治的知识分子

政治的定义是什么？由于贵国的互联网自由，这可不太好细说。那知识分子是什么？每个人的定义也不同。例如对于最近网上在热炒的学历门，我就很茫然。因为被爆的所谓知识分子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那些老师们都写过什么书，放过什么屁。对于我这样的老百姓，认识的“知识分子”很少。对于我这样的非知识分子，写出过《存在与时间》或者《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我的字典里面，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很少。你说我狭隘，我承认。反正在我狭促的生命里，安静读书的时间已经剩不下许多。诸如《存在与时间》或者《极权主义的起源》级别的作品，我再读不过数十部，也就直接去找作者讨签名了。再此之前，不妨小八卦一下我所认为的“知识分子”。老外当然也不是人人都认真去看《存在与时间》。应该有很多人更关心：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到底是睡过呢，还是睡过呢，还是睡过呢？阿伦特还是个萝莉的时候，遇到了哲学造诣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怪蜀黍海公公。我们相信萝莉心中是有爱的。即使犹太萝莉被海公公投靠的纳粹党追杀到天涯海角，在纳粹倒台后，萝莉依旧景仰着他。当然这个和哲学没什么关系的故事不是本书的全部。否则这就是本八卦杂志，而不是一本好书了。在个人层面，作者对海德格尔在战后“利用”阿伦特的声名为自己脱罪颇有微词，并委婉的表示，海一方面在政治上幼稚，一方面其和黑格尔有千丝万缕（如果不是一脉相承）关系的哲学和纳粹气味相投。只能说希特勒是有品位的；不比贵国，灵魂导师从马克思排到XXX，江河日下。好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死的早，他们只留下思想，没有撞上政治的南墙。知识分子该不该搅和政治？是的，投靠过纳粹的海德格尔，依旧是海德格尔。阿伦特之所以是阿伦特，也不是仅仅因为她反对极权政治。成就“知识分子”的是不是包括人品，始终充满争议。但肯定的是，知识分子的核心要素是思考的能力和成果。如果一片荒地上，结不出半个能自己思考出点东西的知识分子，却只有复制粘贴装逼扯淡成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讨论这种“知识分子”的人品，和讨论女艺人的处女膜一样无聊。叙拉古归来的柏拉图依然是柏拉图，纳粹倒台后的海德格尔依然是海德格尔，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不需要文凭认证，二不需要国家认证。不比贵国，明明不配为知识分子的，拼命去贴权力者的屁股，乞讨得几个津贴，便成了知识分子；然后再去广贩文凭，培养出一堆堆小知识分子。终于，似乎贵国的知识分子非但不缺乏，而且还泛滥。知识分子在抽象的思维领域能够开天辟地，在现实中或许自私不堪，又幼稚天真。在希特勒这样一个妖孽面前，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政客都难免五体投地。书呆子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一个哲学王，也不算奇怪的事情。战后，海的同僚讽刺他：“君从叙拉古来？”可谓绝妙。任何人（包括知识分子）不应该不清楚这一个事实：把智慧付诸现实，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但结论当然不是：知识分子就当然的应该和政治绝缘。政治中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幼稚。所以给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选票都是一张（不幸也有给知识分子和普通人都是零张选票的地方。这种鸟地方的知识分子往往还帮着忽悠普通人说，你看我知识这么多也没有选票你们屁都不懂一给就乱了，挺合理的）。历史证明，一小撮人，无论是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甚至是领导阶层，他们政治正确也好，错误也好，对历史进程影响都不大。很多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还不是被人类行为多次反证，才奠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所以，对撞上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评价，我认为可以和知识脱轨。法国一个政治家说得好，理解政治最好的地方是公共汽车。无论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如果贵国还存有这种动物），去挤挤沙丁鱼罐头一般的早班地铁，去和每月10号排队取养老金的老人谈谈，少吃御用食品而自己去超市买牛奶，再用良心去参与政治，比什么知识都靠谱。和常人一样，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参与政治。但依靠的绝不是精妙晦涩的知识，而是“常识”，以及“良心”。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http://zappyahwe.blogbus.com/logs/72979833.html

知识分子的困境

时下，我们的知识分子纷纷向政治看齐，不愿意坐在书斋里做点学问，近期的经济学家的是非争论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马克•里拉对欧洲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解读，但这对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是针对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政治参与而展开的一项既富有哲学意蕴，又不乏传记旨趣的调查。它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事实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好事，也是坏事，全看他们怎么去介入政治。在我国的古代或现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先例，不管他们在当时的得失如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个案。作者对知识分子中的浪漫主义者的批评在我看来，同样是重要的：“他们摆脱了上帝（权威）和统治者的束缚，沉溺于中产阶级生活的舒适，他们徒具人的空壳，因着需要游离于责任之间，所以对一切信仰都很熟悉，但什么也不信。”诚然，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对人类的思想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美]马克•里拉/著 邓晓菁、王笑红/译 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定价：19元

非常不错的书！！！

说实话，现在看书很多时候是看包装，这本书设计不怎么的，但是内容却极其具有震撼性。。。看到学术史上这么多大师都在政治面前成了“维护暴政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21年以来那群可爱而又可悲的国人。。。夏衍曾经说，他想不通，为什么在风暴来的时候，总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他这种忠诚的革命者——首当其冲？答案是——一个文人在政治和知识分子身份面前，只能二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