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章节试读

《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28页

中共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和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这样，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57页

（杨奎松）理解和批判，是两个东西。通俗讲是“进得去，出得来”。1.同情研究的历史对象，真正深入…2.如果研究历史的人没有批判的意识和眼光，不能超脱于历史恩怨、历史纠葛之外，同情理解一方而不能理解对方，历史同样是扭曲和虚假的。（客观中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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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产物。国家民族等所以会产生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它们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处有必要，不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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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文化进步，根本上取决于受教育群体的扩大，而历史观的进化，则多半要靠知识分子群体的觉悟了。只有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应该如何看历史，再去辐射影响普罗大众，日久天长才可能发挥一些作用。

《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76页

正义或平等，都是自由的延长。自由是权利，是状态，也是秩序。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创建一个趋于开放的、活跃的、多中心的秩序，则不足以言革命，至少不是成功的革命。
#这俩句诠释特别喜欢#（出自林贤治）
（补充，阿伦特“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样才称的上是革命。”孔多塞“‘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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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指出，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境遇与不公正的生活状况。“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但也不放弃说“是”。说“是”（肯定），是因为反抗者必须自我审视，从自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那里找到行动的理由，坚持自己的意愿，坚信一种价值判断。
但是，反抗并不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的同时，觉悟到群体的需要，从而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愈加广阔的意识。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之上，而反抗又从这互动关系中找到自身的根据。痛苦是个人的，但当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为集体所有，成为众人的遭遇了。
于是，加缪用笛卡尔的口吻强调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合乎逻辑的发展”（加缪，革命与反抗的关联，《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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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革命四要素：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
斯梅尔塞集体行动六要素：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普遍化信念、诱发因素（触发性事件）、有主义的动员和社会控制失效。「六因素间相互影响构成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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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存的紧急状态，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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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5
现代专制的特点是，主体由君主个人变为统治集团，专制的本质乃通过现代层级管理及其技术实现，从而带上更多的隐蔽性、严密性和虚伪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31页

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革命从此便没有替代物，也因此永无止境。（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都与毛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35页

#论阶级斗争在两次革命中的运用#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停止阶级斗争，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这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难以随时改变。
P24
#历史“后见”#
历史研究者常常把“后见之明”当做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似乎比历史行动者看得更清楚。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很容易转为“后见之盲”。因为后见而造成对历史溯源或探索历史前因产生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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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来源高度单一化，人的意义来源单一化，人所依靠的团体也变得更单一化了，传统的社会自组织都被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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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寻找规律与结构，注重求解；历史学更关注“变”，强调因时而异，注重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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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国政治变化太剧烈了，而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则更关注沉淀在历史深层结构里（底层社会）的“不变”，在他们眼中，从明清到民国，底层社会基本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