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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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国家与社会》，从2006年向卜正民要版权、安排翻译，到今天终于出版、上架，竟已是8年了，除了有相当部分的删节外，书名也由《中国公民社会》变为现在的《国家与社会》。这8年中，中国的知识界又开始大量地谈论“主义”，中共也在2012年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开完了18大，而中国的社会运动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则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它同时也在很多情景下表现出可怖的品质。然而社会运动的广泛开展与公民社会并非一回事，我对中国政制下是否会有公民社会向来存疑，当时与卜正民也约略谈过，两年前我曾为另一本书写过一篇书评，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其中也提到这本《中国公民社会》，摘几段放在这里，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市民社会”是九十年代以后开始为国内学界熟悉的概念，它在西方的源头虽然有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但九十年代这个概念的兴起却基本上摆脱了黑格尔的诠释，而与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相关。在东欧的党国制度结束后，重建公民社会成为聚焦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议题，而在东欧制度解体之前，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断地提出“公民社会”的议题，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等人都认为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理睬执政者将要做什么，会给出什么样的承诺。在极权制度下，知识分子最正确的策略是自觉地将自己当做一个“自由公民”，承担一个“自由公民”的责任。就像哈维尔所说：相对于政治的荒谬，保持个人尊严的生活方式，是后极权制度下唯一道德的存在。九十年代初，也是“西学东渐”，这个关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概念一度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邓正来就很是组织了一些讨论，虽然很快就无疾而终。当时不少人也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中国当时愈来愈自由化的经济活动和吃喝嫖赌的社会生活，寻找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社会生活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但，当然对不上号！当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试图做这一工作，卜正民和傅尧乐1997年编了一本《中国公民社会》的论文集，试图对90年代以后经济多元化以后的一些公共空间（行业团体）进行研究，但由于其中有对威权政治的严厉批评，早就译完的书一直都无法出版。这件事本身也恰好证明了卜正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良好愿望的失败。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对用“公民社会”来解释中国当下的事情是不以为然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来讲阿拉善联盟的运作，然后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我当时就表示，“公民社会”在理论上的最低限度应该是存在不受国家干预的公共空间，再进一步，这些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公共空间可以凝聚个人的意见并形成共识，并由此再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意志。但如果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存在公共空间，或者，只有一些“伪公共空间”（即由国家干预下组合起来的公共空间），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事情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肯定是错的。但最近两年，情况似乎有点变化了。体制外的社会运动正不断地穿透和压迫权力的边界，公共空间虽然还是灰色的，随时可以被国家干预甚至被行政吸收，但事实上却还是不断地出现，始终顽强地存在。就如卜正民在15年前所认为的：“公共空间”即使在“法律上”被取消了，并不等于现实中就一定完全不见了。相反，“国家—社会”这样的基本关系一定会在各个层面，哪怕是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地存在，并同样发挥社会整合作用。只是不知道会否像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先在灰色地带做，甚至长期地以灰色的方式存在，然后，最终被追认！只是，政治的空间，从无到有的演变，总会困难的多。也许，面对中国越来越频繁的社会运动，这本更名后的《中国公民社会》（现为《国家与社会》）会更有一些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