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1-6-1
ISBN:9788710837215
作者:马国川
页数:268页
作者简介
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年代，是全球化和商业化大潮逼近之前，社会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一个贫乏、肤浅、简单、“很傻很天真”的时代。回望和反思80年代，同时也是对当下时世的审视和逼问。本书是马国川自2007年底开始进行，持续到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至今影响深远的12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人文学者、社会学者、新闻记者。他们的对话对80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通过这些访谈，作者带读者走回80年代，梳理当代中国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内容概要
马国川，一九七一年出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有《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二○○六年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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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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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7＋2后上大学的人来说，民主和自由的启蒙，几乎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才日益达到耳濡目染的地步。在微博140体流行的今天，回到上一轮启蒙的出发点，看清思想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寻根和整理，也是一种有效的防疫——借助逻辑和体系的力量，过滤语不惊人死不休，衔草结环般搭建内化于己的坚持和洞见，——《我与八十年代》是一本87＋2后向87＋2中请教的书，体如子贡问⋯子曰⋯，马国川带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懵懂迷失，通过提问和行文编排，探寻前面几代人在走出激情20年后的沉淀：从1920年出生的王元化，到1959年出生的梁治平，不同成长背景、不同人生道路后的分歧和共思。既是80年代，就不能不从“五四”说起。二十世纪中国两次启蒙，一次“五四”，一次八十年代。然而“五四”前后德先生和赛先生真的进入中国了吗？1987年的李泽厚说：“‘启蒙’是指对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接受和传播，是‘反封建’；救亡则是‘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是‘反帝’。对处于日本侵略而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启蒙与救亡开始是相辅相成，而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中国现代‘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 ‘文革’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 1989年的李泽厚说：“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一个病入膏肓、不得不开窗透透气的农民的肌体，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猛药？于是话音刚落，八十年代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进一步看， “五四”前后进入中国的真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吗？王元化提出对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再进一步，既然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进入中国，而不是在这片土壤上自然孕育、生成，他们能进来吗？能不变形吗？汤一介说，牟宗三开创新儒学，认为“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他实际上还是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里发掘出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然而，文明系统和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五四”前后和八十年代的中国，都缺少成气候的、与民主自由相对应的经济主体。知识阶层从国外引进的观念纵然再先进，终究不是这片经济社会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淮南之桔淮北必为枳，于是还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改头换面占了上风，成功的只能是农民革命。所以“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过一小片沙滩，而且迅速地退潮远去”（马国川语），“我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从慈禧太后那里还没走出多远” （李银河语）。既然故老中国的文明系统如此完善、美好，“一个是 ‘天人合一’，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知行合一’，是解决人社会生活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景合一’，就是人的感情和外在的景物结合才可以产生美感的问题”（汤一介语），那么，退一步说，我们如果可以不现代化该多好？可惜，“中国社会的目标已经不是自己的历史目标。自己历史规定的方向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的方向。⋯现代化这个方向，不是我们文明的内需，而是外部世界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精神痛苦社会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此。”（麦天枢语）再退一步，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威胁，譬如今天世界和平占主流的情形下，中国整体国力如此强大，不启蒙、不现代化，行不行？金观涛夫妇1974年初稿、1984年出版的“超稳定系统说”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能的答案：“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这两个现象互相关联，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问题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动乱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所以狡谲如张贤亮， 60年代看到饥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农民暴动，就知道共产党的统治相当稳固了，那时，他说“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我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如今，现任西部影视城董事长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使自身及所有人都‘有产’。就像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个人所有制’。”在他看来，贫富差距乃至贫富悬殊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同阶层之间人才的流动。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从1958到1978，劳改、下放20年，靠反复阅读《资本论》活下来，张贤亮是真把这本书读透了！ 与其他受访者相比，张贤亮属于极少数87＋2后改制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绝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老百姓不久的将来就会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2011年微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正是选举。这无疑是真正变化可以开始的基础。另一个标志就是李银河说的，“农业税被取消，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这或许真是中国的民主快要来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当中国终于不再是个农业国而是工业国的时候，当有产者占据经济力量主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成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了吗？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了，在列举了向左向右、向古向今的各种可行性之后，在公认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了之后。八十年代的启蒙，回到的并非“五四”的起点；《我与八十年代》，也只是从八十年代出发，当事人和后来者，都已经多多少少往前走了一点。然而，当我们终于站在现代工业国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时候，再环顾民主启蒙发祥的那些土壤，美国建国之初、黑人解放前后，被林达夫妇一遍又一遍描述过的价值观、精英责任意识还在吗？甘地凭借对英国政治、人文精神的洞悉，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信任基础还在吗？凯恩斯主义盛行几十年带来的难题究竟如何解决，如果是苦果谁来买单？从雅典城邦到政府违约，希腊一路堕落是否西方精神的缩影？在本书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梁治平说：“在绝对意义上，理想主义是需要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不应该被磨灭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社会里太缺乏了，在现今的人类社会里也太缺乏了。”人过中年，理想日益稀薄，而人类呢？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庄子代表了人类的童年，拥有简单、质朴的力量；一路走到今天，中间那些不断推动进步的思想是青年、中年气象吗？如今呢，贪婪、现实，是人类整体开始变老了吗？1500年后的世界，随着地球村的发展加速成长，会不会加速衰老、加速死亡？ 虽然全书只有这一句，“不好热闹”的法学家梁治平非常客观的一句，却如同金云上的一道乌边，淡则淡矣，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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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查建英那本不同角度，但一樣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