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书评

转：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 田松

近两年，关于中医的话题频现传媒，有斥之伪科学者，有誉之为中华瑰宝者。又有老中医以绝食表演赚取眼球，事后被某家带有科技字号的报纸评为2004年十大科技骗局之首，随后被老中医诉诸公堂。近闻老中医初审胜诉，网上网下又是一番吵闹。仿佛回到民国初年中医存废之争的时候。想起几年前，在一个饭桌之上，一位年轻的女士义正辞严地问：“中医有什么科学依据吗？”问话者气贯全身，双目炯炯，仿佛使出了必杀技，一道寒光呼啸而来，我只好谦虚地反问：“您说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中医有科学依据吗？这是一个只有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才会出现的问题。然而，这个听起来很科学很有劲的反问句其实充满了歧义。在我们长久以来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一个代表着绝对正确，代表着最高价值判断的大词，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超越了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的冥冥中的尺度——冥尺。什么东西只要符合了科学，就获得了当然的正义性；而一旦被斥为非科学、伪科学，一下子就失去了立脚的地方。勉勉强强苟延残喘的，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只好披上科学的外衣——于是就真的成了伪科学了：）然而，如果你要细究：难道科学就绝对正确吗？那些坚持要问中医有无科学依据的人士马上又会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万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人还可能引用一下波普尔，说：“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可以证伪的才是科学。”当然，他们也会打个补钉：“但是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虽然科学不是万能的，但它是迄今为止最能的”。他们中的某人还可能会整出一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警句：“而且科学具有自我纠错功能。”看似理所当然，其实不知所云。我姥姥家的狗狗还具有自我纠错功能呢。好比一个乡里选举，有个壮汉上来说：“大家选我吧，因为我力气最大，所以我一贯正确，就算不是一贯正确，也是最正确的。而且，我还有自我纠错功能。”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你能自我纠错呀？”他就会说：“因为我们家里的人个个自私，每个人都憋着劲儿找别人的错，打别人的假，所以就没有人敢犯错，没有人敢造假，就算有人犯了错，造了假，马上就会被人找出来，不就纠错了？”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反正得你们家人说了算才行。“中医的科学依据”，这个词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有科学依据呢？在我们的大众话语中，科学常常是作形容词用的，一个“科学的”东东，就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东东。先不管最后一个词与波普尔的矛盾，照此理解，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中医要有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然而，什么是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呢？在表演绝食的那位老中医看来，他阅读过的古籍，他自己的行医经历，乃至于他的绝食，都已经构成了正、高、有、证的证据，都是“科学的”证据。而在他的反对者看来，这些东西连“证据”都不算，更不是“科学”。这样打起来肯定是一场糊涂仗。好比小孩子骂仗，都跳着脚喊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闹到最后，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打得不敢说话，或者说不出话，就可以单方面宣布胜利了。力气小的顶多是小声嘀咕一下：“可是地球还在转动。”王朔的《顽主》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马青当街高喊：“谁敢惹我？”来了一个大汉，说：“我敢惹你！”马青大汗，马上喊：“那谁敢惹咱们俩儿？”在科学强大的话语地位之下，大家都纷纷地把自己归到科学旗下，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中医是科学！”把那些眼睛里揉不得中医的科学警察弄得血丝满瞳。我也常常好心地劝告那些想要拉科学大旗做皮的中医范斯：“你干嘛非得跟人家参乎，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呗？”可是他们不干，掉头就跟我急了：“就是，就是！”这仗打得别提有多糊涂了。说到这儿，估计早有人坐不住了：“不要搅浑水！我们说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你说的那个抽象的东西！”好，那我们就来点儿具体的。具体的嘛，无非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与来自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不能对接，比如中医的经络至今找不到解剖学的证据；中医的药方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予以解释……肯定我列得还不全，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时，我要做恍然大悟状：“噢，原来你问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其实是要问：中医有没有西医的依据！”那我就要反问了：“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呢？”而且我还要问：“你那个西医，它有中医的依据吗？”二所谓科学乃是分科之学，科学是具体的，你可以相信存在一种抽象的、整体的、绝对的、冥尺般的科学，但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落实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植物神经解剖学……之类的学科上，是否有科学依据之争就会蜕变成何为科学之争，而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然而，即使我们把科学具体到解剖之学、生理之学上来，仍然是一场话语权之争。凭什么中医要有西医依据，而西医天然地就不需要中医的依据呢？比如你那个阿司匹林，有中医的药理依据吗？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因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是？因为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是科学？然而，既然中医不是科学，为什么要求中医具有科学依据呢？——图穷匕现，如果中医不是科学，中医就不具备合理性！这话等于：如果中医不是西医，中医就该灭亡！——这不摆明了是欺负人嘛！话说到这儿，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不要搅浑水！根本不存在中医西医之争，而是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这种推理大概是这样的：正如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天文学和葡萄牙天文学之别，只有中国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之别，不但中国古代天学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印度古代天学、莫桑比克古代天学等所有古代天学都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现代医学是没有国界之别的，它是代表现在，代表未来——代表进步的。什么藏医、蒙医、印度医，都必须让位于现代医。这种话我还学得还真是不大像，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现代之学，所谓的未来之学，也是一个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一个绝对的东东——那就是个冥尺呀！比如有位郑军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是世界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识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郑军，有一本我的朋友们还曾相互推荐过，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话，我真是有点儿意外。——从他的小说可看不出他有这么糊涂啊！一来，这完全无视科学本身源自古希腊的具体历史；二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代表现代、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未来的冥尺一般的东东，凭什么它就应该是来自西方的“这个科学”呢？人家朱清时还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呢，为什么我大清我大唐我大汉的“那个科学”——那个中医所基于的阴阳五行之类的东东就不能代表未来呢？——于是又进入了话语权之争的逻辑循环。当然，郑军的世界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其更大的语境之中隐含着某种话语策略的意味。不管怎么说，放弃自己的东西，接受别人的东西，多少有点投降的意思，感情上有点儿过不去。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某种代表未来的全球一统的东西，不但我们要接受，全世界人民都要接受，那就不是投降，而是迎接光明，走向进步了！比如我们把kilometer翻译成“公里”，而不是“西里”；把kilogram翻译成“公斤”，而不是“西斤”；再比如我们现在把格里高利历说成是“公历”，而不是最初的“西历”。说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未来学、世界学，大概隐含着同样的意思。然而，你说科学是“公学”，有什么“科学依据”吗？三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学的依据？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猴子们还有活路吗？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会觉得它会破坏环境，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则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中医也是这样。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理论有着自己完备的有足够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中医不仅仅是经验的技术，中医这种完整独立的理论，同样不需要科学赋予其正当性。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一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四多余的话。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件事物，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个体的经验；2，权威的看法——主流意识形态；3，最广大群众的看法——大众语境。哪个方面起作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过分相信个体经验的，我们称之为偏执狂。所以后两者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科学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获得了超越一切的话语权，以至于到了要成为“公学”——于是西医成为“公医”——的地步，中医的话语空间当然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是否有科学依据这样的问题才会冒出来。回到一百年前，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当然，否定中医者也常常喜欢问这样的问题：“现在是相信中医的多，还是相信西医的多？人们是更愿意接受中医的方法，还是更愿意接受西医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是相信西医、接受西医的人多。但是，这不能证明西医代表了现代，代表了未来。而恰恰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压制和摧残。因为中医的文化土壤已经被消解了将近一百年了。只需要看看中小学课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缺省配置，是按照西方文化来格式化的。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是按照还原的机械的方式进行设计和教学的，在这种文化这种思维中熏陶出来的人，自然而言地亲近西医而疏远中医。要知道，中医是在四书五经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认知事物的方式，现在只能在正式教育之外通过传统的惯性，比如通过武侠小说为人接受了！一百年来，这种惯性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吧。这里要用一句中学时从语文课本里学来的作为嘲讽对象的感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我们变得不是中国了。我们的文化记忆，我们的思想模式，已经被替换了！如果全世界都主动地把自己给换了，你说科学是世界学，是未来学，我也无法反对。只不过那种未来，我并不觉得好。那是一个没有多样性的世界，那是一个单一的平板的世界。并且，那个不断加速的工业文明的世界，在我看来，很快也要走到尽头了。这里，我还要引用费孝通先生的遗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5年6月22日2005年8月7日2005年9月4日北京 稻香园（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期，总第十四辑。pp63-68, 这里在文字上略有调整。）

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中医学

李经纬先生治中医史，凡50余年，他在中医学历史上堪称泰斗。中医一贯很少谈史，尤其是理清学科发展脉络的历史，更是罕见；但如果不谈历史沿革，一门学科就难以立足。中医又经常强调自身的悠久历史，借此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涉及到社会变迁、科技发展、气候发展，具有历史观念的中医学科合乎逻辑、理性的发展梳理却付之阙如，这就很难取信患者和学者。中国人自古有治史的传统，档案管理和文献整理比其他古国严整有序。在学科史方面，天文学史、地理学史、职官史、制度史，因为与政治息息相关，历代整理都颇为系统；但因为我国古代历史是以政治史为核心，艺术史、建筑史和科技史就是近代才发展起来，依赖于考古和考证较多。医学史虽然资料众多，文献丰富，但正史中缺乏专史，因此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也是近代才开展起来。因此研究中医史的起始点也有很大争议，一些以文献证史的学者坚持中国特色的医学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李经纬先生将公元前1700年伊尹发明汤液，视为中医要事的第二位，而陶器的发明为汤液创始提供了物质的基础。汤液不仅构成了中药的最重要的形式，而且煮食和饮热水的习惯从此流传下来，成为中国人饮食和用药习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最大的不同。中国古代人寿命一直较西方人长，很大程度得益于此，现代国人煮食的习惯仍然比西方烤食的习惯有益健康。李经纬先生治中医史有独特优势。首先，要了解古代科技史，就必须接受现代科学训练，李经纬先生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有较为严格的医学训练。其次，要治中医史，就必须享有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并且善于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精华，李经纬先生组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整理经验。第三，要保证历史观不偏颇，与时俱进，必须经常接触学术一线的研究成果。李经纬先生长期担任《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信息渠道畅通，因此可以随时吸收医史研究成果，此次2015年修订版比起2007年初版的大幅改动，就可以说明作者和国内中医史整体研究水平的进步。从内容上说，李经纬掌握了最丰富的中医史资料，因此能够在1年内完成初稿。然而，资料整理的方式更像是传统的汇编，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需要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跟进。例如，从疾病尤其是瘟疫传播史方面，该书介绍了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记录的天花流行情况、狂犬病防治情况，却缺乏对这些疫情的梳理；从气候史方面，三国、晚明两大寒冰期都曾经导致大规模疫情爆发，都导致千万人以上因病去世，从而改变历史走向，并且促进医疗的重大变革，这方面规律探求还较少；从少数民族医疗史方面，作者和藏医研究者是好友，因此论述非常细腻有序，但其他民族乃至其他国家的医药对中国的影响，虽有一定篇幅，但尚不成系统。总之该书代表着中医学留下的丰厚遗产，在整理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希望能有更多后学反复钻研，将中医史学作为显学，挖掘其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读李经纬《中医史》有感

李经纬教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50余年，为创办中国医史研究所和中国医史博物馆，培养新生力量，编撰医史著作，促进中外医药交流，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成就卓著。我与他交往20余年，在西安及药王山召开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得以相逢，并聆听他的讲话，使我受益非浅，故先有1988年为拙编《孙思邈药剂学研究》之书求序，他应约赐序云：“是为孙思邈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惜未出版而成憾事，此后载入我的《医药文集》中，当他收到拙著后，随即馈赠《中国医学之辉煌－李经纬文集》，我读后欣喜赋诗两首：⑴药王故里数度逢，遥望咸阳乡音同。自古西北多人杰，而今开发因地灵。文献详考立宏论，医史精研攀高峰。笔耕育才倾心血，京城赞誉好学风。⑵五十年代徙京畿，邦贤良师培根基。弘扬成就创新说，展示辉煌识玄机。欧美讲学传文明，神州调研求真谛。经天纬地壮心在，医林史界擎大旗。后来当我看到他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199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对拙著三部评价称：《中医胃病学》和《中医肝胆病学》为脾胃学说、肝胆病研究作出了努力；《实用中医消化病学》为“论述详实、内容完善的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研究的专著”时，使我更加钦佩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李教授新著《中医史》2007年9月由海南出版社发行，全书55万字，分为11章117节，系统的阐述中国医学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内容广博，文图并茂。我于最近有幸拜读，感到获益良深，爱不释卷，欣喜之余，觉得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予以推荐，现评介如下。李经纬《中医史》评介 李经纬《中医史》评介1. 独特的医史分类中医史是研究中国医学科学起源、进步、成长、发展的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性一门科学。但由于经历数千年，朝代更替，文献浩瀚，良莠不齐，这给史学研究带来很多困难。作者采用通史体例，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特点，以专科、疾病、人物、文献、轶文故事为主线贯穿始终，使之每节独立成篇，每章有机结合，基本反映各个时期的历史事实。如首先在“绪论”中对什么是医、中医、中医史，以及研究范围、重要意义与研究方法等予以概述，使读者能够由浅入深的理解。依次对于公元前21世纪则着重探讨“中医药起源”；夏商周时期为“早期医疗与医巫论争”；秦汉时期为“中医学术整理提高”；两晋南北朝时期为“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隋唐时期为“医学发展特点集大成”；两宋时期为“医学的全面发展”；辽夏金元时期为“少数民族医学融合与医学争鸣”；明代为“中医学发展呈现革新趋势”；清代为“医学普及进步与思想阻力”。从这些标题可以大致看出，古代医学发展的轨迹和时代的特色。特别是最后则以“20世纪中医发展历程”，分析前50年发展滞后，后50年发展曲折的原因，并如实描述“废止中医”的斗争历史，使我们对当时“西医在朝，中医在野”黑暗时期有清醒的认识。此外，作者对中西医汇通学派进行评估，认为既有进步性、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但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来要求中医则不可取。还指出中西医结合队伍目前有萎缩趋势，必然会导致后继乏人，应予重视；并强调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不是梦想，中医药要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正告“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的先生们，他们数典忘祖，是全盘西化思想的继承者，我们不能容许他们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真是铁言铮铮，掷地有声！可以说，以上编排分类堪称独辟蹊径，非同一般。2. 公允的人物评价人类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动力。同样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古代医家及其著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对于古代医学人物的评价，要做历史的、唯物的分析研究，使之能够尽可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要公允恰当，既不苛求古人，也不能将其现代化。如春秋时代的名医医和、医缓和扁鹊，是专门以医疗为主的职业医师，乃医学发展进步的里程碑；西汉名医淳于意所留下的25例“诊籍”，实开后世病例医案之先河，对中医学术经验的总结有积极促进作用；东汉华佗采用麻醉法进行外科手术，为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当称为“外科鼻祖”；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广泛吸收当时民间的医疗经验，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而成，为将理论提高到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以上几位医家是师徒传承模式的范例，并主张医学教育应当借鉴，弃其不足，发扬优势。魏晋名医王叔和的贡献首先在于整理研究《伤寒杂病论》，其次是编著最早的《脉经》专著；晋代名医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对针灸学发展意义深远，可视为“中医针灸学之祖”；刘宋时期的雷敩是“中药炮炙的祖师”应当之无愧。隋代杨上善、唐代王冰在编次、注释《黄帝内经》上均有较大贡献；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突破了前人旧说，是继《内经》之后在医学基础理论上新的创造性成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对唐以前医学做了比较全面地整理和总结，堪称“医学文献整理大师”；孙思邈两部《千金方》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作者对其研究最深而成果颇丰。宇妥·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是藏医学重要著作，不仅反映藏、汉医学的历史渊源，而且反映古代印度医学和佛教思想对藏医学的影响。另外，宋代王惟一创铸的针灸铜人，宋慈的《洗冤集录》法医学著作；“金元四大家”的医学争鸣；明代吴又可的《瘟疫论》；清代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对温病学的发展，以及兰茂的《滇南本草》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中国药物学的贡献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正确的评价，才能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3. 新颖的学术观点作者在论述时不囿旧说，总是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新颖的学术观点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反映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关于医药卫生的起源与原始人在语言、用火以及衣、食 、住等方面有关的论点，药物始于原始人对可食或有毒食物的感性认识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砭石应用于外科、针刺当有数万年之久，灸法当在钻燧取火之后，外治法和按摩导引源于舞蹈运动之说令人信服。对于医源于巫，源于动物本能和人类爱，则认为是近代一些学者从国外引进的观点而加以驳斥。而伊尹创造汤液则史有记载，觉得很有道理。从扁鹊的“六不治”与《黄帝内经》的很多论据来推断，那时医学战胜巫术取得主导地位，从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自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分析，《内经》只能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理论比较完整的著作。《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均为药物学经典著作，但其中有关炼丹服石，将有毒视为补益、轻身延年的上品之说有消极影响。人们一直将“金元四大家”定位为寒凉派 、攻下派、温补派、滋阴派，但失之偏颇，应分析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局方香燥药造成之弊，事实上张子和还用铍针治疗内外科疾病，发明钩取咽中异物之器械（具备食管镜雏形），他们的学术争鸣，促进了当时临床各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为明清医学的革新、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历代统治者重视中医药学的内容，史书中讳莫如深，而该书却用不少笔墨进行论述：如汉文帝为淳于意冤案平反；梁文帝支持陶弘景著书；唐太医署创设药用植物园培养中药人才，唐太宗探视百岁名医甄权；宋太祖关注本草修定，宋太宗征医方编撰《太平圣惠方》，宋神宗创办太医局卖药所，宋徽宗组织征编《和剂局方》与《圣济总录》；明代朱橚（周定王）等主编《普济方》；清代康熙推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乾隆御纂《医宗金鉴》等，均从正面肯定其历史作用，但也对唐代统治者迫害医家之事进行揭露。这些均表明作者勇气可嘉，精神可贵。此外，由于中医外科学在西医影响下，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作者重点对历代中医外科、 眼科、五官科所取得的成就详细介绍，以期引起同道重视。对于清代俞嘉言、徐灵胎、陈修园三位医家在肯定成绩方面，也指出是有清一代思想保守、尊经崇古三大家，对医学发展进步造成缓慢，与他们的思想阻力不无密切关系。这些观点都是一些史书中未能涉及的内容，因而显得更为瞩目，非常难得。4. 珍贵的图片摄影该书不但内文丰富，而且插图很多，其总数达300余幅，既有彩色图片，又有黑白摄影，既有文物古迹，又有书法绘画，可谓文丰图茂，洋洋大观。这是作者近年来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医史文物图谱卷》及完成科技部课题《医药卫生文物5021种精品集》的资料积累，从而为该书选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纵观这些插图，有的来自国家及省市、中医院校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与书刊资料，有的系作者平时参加学术会议，拜谒名胜古迹所拍摄的图片。如内蒙阴山新石器岩画，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的黑陶篮，秦阿房宫地下水管道，东汉神医扁鹊画像石，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藏医人胚胎发育图，以及神农氏、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陶弘景、皇甫谧、雷敩、孙思邈、沈括、刘完素、朱丹溪、李东垣、陈实功、李时珍、王肯堂、傅青主、徐灵胎、吴尚先、陈尧道、王清任等医家画像，多数为近代画家蒋兆和所作，部分为博物馆收藏（据我所知，宋大任曾画过十大名医像），还有许多书法、古籍影印等，均对于读者了解当时历史环境有很大裨益，而且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与海外学术交流中之许多摄影，如与李约瑟（英）、鲁桂珍、席文（美）、矢数道明（日）、陈立夫（台）等名人合影，目前这些人均已作古，成为永久的纪念。总之，该书是一部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实用性很强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专著，值得广大中西医教学、科研、医疗及医史专业工作者阅读，必将对于中医药学继承发扬创新发挥重要作用。洪文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