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家论庄

作者简介

书摘*处为上下结构上边为“艹”下边为“条”。

书籍目录

序

前言



胡适论庄子

冯友兰论庄子

吕振羽论庄子

郭沫若论庄子

侯外庐及中国思想通史学派论庄子

任继愈论庄子

李泰�论庄子

关锋论庄子

陈鼓应论庄子

张恒寿论庄子



附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胡道静在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的中国古代，庄子是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抗议呼声而存在的。除了魏晋和唐代有两次短暂的复兴之外，基本上是受到压制的。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庄子研究得到复兴，出现了许多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与观点论述庄子的著作。这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历史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庄学研究并未真正开展起来，究其原因，资料的匮乏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理由。由于年代久远，早年的出版物除了大图书馆还有保存之外，书肆坊间已难觅见。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见。当我看到蔡尚思教授主编的《十家论易》时，我很喜欢，也产生了编辑庄子论著的愿望，这也是我接到《十家论丛》编委会来函，邀我担任《十家论庄》的主编，我便欣然同意的原因。    关于20世纪以来十位论庄学者的选定是颇费周折的。原来十家人选是章太炎、胡适、冯友兰、方东美、王叔岷、徐复观、唐君毅、陈鼓应等人，后来一些编委根据大陆学界的实际情况，提出应选入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任继愈、关锋、李泰菜等人。这份名单是在编辑小组多次切磋商量之后决定的，虽然可以反映20世纪庄学研究的某些历史概貌，但仍不够完善。特别是台湾、香港许多卓有成绩的庄学研究者的论著，还有近十年许多新起的庄学研究者的论著，都未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也许将来有机会再编一本《十家论庄》续集，以作弥补。    本书文稿编审和组织联系工作，则多由副主编司马琪、陈宁宁担任。

章节摘录

书摘    《齐物论》开始一段讲到大风。大风吹到不同的空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它对大风的声音，作了很生动的描写，并称之为“天籁”。它是用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说明自然界中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它归结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庄周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这些各种不同的现象的主使者?《齐物论》回答说：“风的吹有万不同，但是使它自己停止的，都是由于它的自取。”“自已”和“自取”都表示不需要另外一个发动者，所以说：“怒者其谁耶?”这就是它所说的“天籁”之所以为“天籁”。“天”是自然的意思。风吹入不同的空穴，自然地发出不同的声音，不需要有使之然的主宰。由此推论，万物的生灭变化，也都是自然如此，不需要有使之然的主宰。    《齐物论》下面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是另外一段。这一段所谈的跟上一段所谈的，有分别而又有联系。上面讲大风一段，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描写自然界中的事物的千变万化；这一段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描写心理现象的千变万化。上一段讲的是客观世界；这一段讲的是主观世界。在上一段，他提出了发动者的问题而归结为“咸其自取”。在这一段话里，在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之后，他说：这些现象“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这就是说：这些现象怎样开始也是不可能知道的(“莫知其所萌”)；我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些心理现象(“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如果没有这些心理现象也就没有我了(“非彼无我”)；如果没有我，这些现象也都没有着落(“非我无所取”)。这些心理现象是不是互相使唤呢?这也就是下文所说的，“百骸九窍六脏”，是互为臣妾呢?或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必须有一个“真宰”呢?    《齐物论》对于“真宰”或“真君”也是用一种迷离惝恍的话说出来的。这并不仅只是由于文章的风格，而是在提示，人的主观世界也如客观世界一样，心理现象的变化，也是“咸其自取”，自然地如此，不需要有使之然的“真宰”。    《齐物论》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之中，有一种现象就是“成心”，也就是主观的偏见，有了偏见，就有“是非”。它说：“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就是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齐物论》认为“是非”都是一偏之见。这是它的相对主义的理论的一部分。它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骊姬，人之所谓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秋水》篇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每一个东西都比比它小的东西大，也都比比它大的东西小，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大的，也都是小的。照这个例子推下去，就是：“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他举的例子是“尧桀之自然而相非”。这就是说，既然事物的性质和人的认识都是相对的，大小、是非也就没有差别了。庄周片面夸张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辩证法规律，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相对主义的结论。    庄周认为超乎相对之上有一个绝对，那就是他所说的“道”。他自以为是站在道的立场，超出一切相对的事物之上。《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他的理论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自贵而相贱”。因其所贵而贵之，则万物莫不贵，因其所贱而贱之，则万物莫不贱。因此万物都贵也都贱。庄周认为贵贱都是事物从它自己的立场说的，若站在超出一切事物的立场，就可见贵贱的分别都没有了。    庄周的生平既然大致知道，他的出身可能是没落贵族。但是他不是以没落贵族的身分活动，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分而活动。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假如他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为一定的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服务。如果过多的注意先秦哲学家的阶级出身，那末十分之九都可以算作没落贵族。老子、孔子、孟子是没落贵族，是有明文记载的。商鞅、韩非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才出外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的。当然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主要还是看庄周的思想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反映了哪一个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现在许多研究庄周思想的文章，也多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庄周的思想和活动与老子十分相似，他们是一批隐士。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批这样的有知识的小自耕农。这一批人可能是由贵族的地位下降为农民的，也可能他们不是自愿地当上的农民。他们参加一些劳动，在自己耕种的小块土地上，收获自己的作物，但在封建地主阶级上升，奴隶主的地位没落下降的激烈的转变中，感到有些惶恐。小农的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随时有破产、失去自由的危险，因而他们对剥削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诅咒，对一切剥削者，以及为剥削者出谋献策的富贵者，也一并攻击。如老子、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楚狂、荷*丈人、杨朱、陈仲子等人，都是这一阶层的人物。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经济生活是个体的，分散的，他们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既然是一个人数众多，在动荡中有深刻感受的阶级，它不能不有它的代言人。先秦诸子中，老聃、庄周、许行、陈仲子、杨朱，应当都属于这阶层的思想代表。真正的地道个体农民，既然没有条件产生他们自已的代表。那末只能通过来自其他阶层阶级转化过来的农民的代言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他们无疑地会带过来一些其他阶级的残余烙印。    三、必须把哲学观点和哲学家论证他的哲学观点所利用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区别。当然，观点和材料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在哲学史上，有些哲学家，主要是在唯心主义者那里，观点和材料的联系往往是牵强附会的。任何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都不能说它的材料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它的哲学观点和它利用的材料混同起来。很显然，材料并不就是哲学观点，就如同砖瓦、木料并不就是建筑物本身一样。这一点，我在《扬弃三法》一文(收入拙著《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一书)里，比较详细地谈过，这里就不多说了。把庄子说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们，依我看来就是没有注意这一点。把《庄子》书中的某些材料，孤立地取出来，把它当作庄子的哲学观点。下面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齐物论》中有一段“狙公赋茅”的故事：狙公对猴子说：早晨给你们三升橡子儿，晚上给你们四升。众猴子大怒。狙公说：早上给你们四升，晚上绐你们三升。众猴子皆喜。接下去庄子评论说：“名实未亏，喜怒为用。”有人抓出这段故事和“名实未亏”四个字，证明庄子是唯物主义者，还说什么他主张“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云云。殊不知，庄子是用来骂战国争鸣的百家，骂他们犹如争“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的猴子，用来证明他的虚无主义，什么彼此、是非、利害、得失……不过如同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并没有任何差别(详见《齐物论译解》)。《养生主》有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人抓出这个故事，论证庄子的辩证法，并说他有什么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云云。这真是海外奇谈。庄子用这段故事，不过是引出他的养生之主(即“真君”、精神)的议论，引出他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的原则——“以无厚人有间”罢了(详见《养生主译解》)。    这里说几句题外的话。有人说：“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通病，是史太少，哲学太多。”所谓“史太少”，如果是指少数年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对于史料掌握得很不够，倒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目前中国哲学史工作整个现状的主要问题，即说不上是“通病”。至于说“哲学太多”，那就太奇怪了。这里说的“哲学”，当然是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如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那就不是什么太多太少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还会“太多”吗?问题不是什么太多、太少，而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究竟是以什么哲学作为自己的武器。目前，中国哲学史工作的现状，主要问题恰恰是哲学太少，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很不够。就拿年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固然应该努力去充实自己的历史知识，熟悉史料，但他们的“哲学”绝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使自己不在史料的大海里被淹没，那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树立或者巩固、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其他工作者一样，永远没有“哲学”太多的问题。哲学史工作者自己的世界观是怎样的，他写出来的哲学史也就是怎样的，例如哲学史工作者自己的世界观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水平，他就绝不可能写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本身，就是战斗。赤手空拳，进入“虎穴”，那是得不到“虎子”，而且还有危险的。杜甫说，登泰山而“一览众山小”。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如果不是站在当代哲学的最高峰，试问怎能看清、评价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上的“群山”呢?就拿庄子哲学来说吧，把他说成唯物主义者、辩证法家，难道是由于“史太少，哲学太多”吗?少了哲学，连唯物、唯心也分不清，更高的要求当然就谈不上了。    (2)“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这是尼采世界观的一个表达——认为只有一个世界，就是这个大地。尼采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是两个世界之说，即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到了基督教，则将世界分为今生世界和来生世界、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尼采批评柏拉图把我们真实世界看成是假象，而把一个虚构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基督教更是遁离现实世界，去构幻一个来生的世界。因此，在这里，尼采很明白地批评那些相信来生世界的人，说他们是人生的诬蔑者，是对大地的不敬。尼采肯定“大地的意义”，就是肯定这个世界，肯定人间世，批判来生论。也就是说，尼采既反对柏拉图的传统哲学和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世界观，也反对基督教的两个世界之说。尼采的这个思想，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表现得很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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