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西行》书评

读后比较失望

“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这个方向作者选的很好可是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作为这方面的探索，实在是“一个人的征途”或许也因为作者艺术史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积累太不够整本书读下来既无阅读的快感，也无作者的独立思考及感受，感觉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材料的堆砌而且作者驾驭和处理这些材料以论证观点时候明显吃力排版和图片方面等也都略略粗糙58元定价实在是有些不值一个好的选题却没有做出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实在是比较遗憾

何止是风情

曾经读到，一本法文的关于20世纪的百科全书以如此暗讽的表述作为起句：“在20世纪开端之时，当欧洲君主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他们感到，世界大致运转得挺好，尤其是，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他们运转的。”如今我们都已经知道随后一个世纪发生的进程。那么，在19世纪之前呢？世界是一直都围绕欧洲君主们运转吗？按照欧美人当今喜欢的说法，自打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后，全球就被控制在西方世界的统治之下，至今达五百年之久。果然如此吗？欧亚大陆西陲的这些小国的国王、女王——他们当中有几位当上了皇帝——在15至18世纪，究竟处在世界文明最繁盛的中心，还是二环、三环？程庸先生的《国风西行》一书最有意思之处或许就在于鼓动我们心生这样的疑问。实际上，程庸所注意到的有趣现象，最好不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加以注视，因为一旦如此的话，那些“中国风情”的物品往往只让人难堪。记得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进入马德里王宫“查理三世起居室”的时候，一位现代建筑专业的女孩不禁脱口惊呼：“呀，也丑得太吓人了！”其实我们都吓了一跳，也许，是王宫内部为了保护文物而让光线过暗，影响了视觉效果吧。不过同一王宫内的“瓷器厅”和“吸烟室”却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找到开脱的借口。实际上，在前一天游览过阿兰布拉（按英文译音则为“阿尔罕布拉”）宫，随即穿行在这样一座彻底“欧洲格式”的王宫之中，真是让人感慨到无言。当然，可以说，“风貌”、“样式”之类与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审美习惯相联，不能以一种标准——比如中国士大夫文化——去强加切削，因此，“中国风情”恰恰证明了欧洲人的创造性。不过，对一个稍微感受过中国瓷器，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官窑精品的人来说，面对那些欧洲仿烧的软胎瓷之类，确实要不知所措，无法置评，因为实在太不在一个档次了，因此，一旦以技术指标所带来的美感——瓷器的美感很大程度上由技术制造——来衡量，中国人就会很困惑，不明白该怎样讨论欧洲的陶瓷制品。所以，欧洲人在历史上表现出的“中国趣味”实在还是主要地作为文明现象，作为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线索更为适宜。当然，分析欧洲人何以会在“中国风情”当中自我制造出这样一种奇怪的趣味，倒是一个很正经、很值得探讨的题目。至于中国这方面，则是表现出了无论欧洲人喜欢什么都能照单供货的商人本色。据说，中国瓷器在欧洲曾经可以作为硬通货使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富小富之家都要在客厅里摆上一柜瓷器，只怕炫耀财势的目的居多，正应了萨克雷《名利场》里的调侃：“拿你来说，如果知道坐在你身边的客人有五十万镑财产，难道对他不另眼看待吗？”让人浮想联翩的是，恰恰在明代的中国，白银开始成为日常流通的手段，“西班牙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白银资本》3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我们中国人对这样的观点固然要特别谨慎，不过，却也应该意识到，关于欧洲人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不能完全听从欧洲人的自述。感受到中国瓷器与欧洲陶瓷在很长时期于水平上的截然落差之后，欧洲的王宫以及贵族府邸内会流行以从中国进口的、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应该说很低廉的“制瓷工艺图”彩纸（“墙纸”）做厅内壁饰，也就不会显得仅仅是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了，或者说，那未必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猎奇行为。当然，1492年以来的所谓“欧洲”也并不是一大坨匀质的、僵化的团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乃至激变的过程，因此，玛利亚·特蕾莎女皇与茜茜皇后虽然都对中国物品怀有兴趣，但二者投射于其上的欲望却可能截然相异，因此，在程庸不惮心血地将这些遗存于世的线索蒐集到一起之后，还该有更多的人将这一工作继续深入，对于其中每一例具体的呈现做个案分析。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加入到久已存在的国际贸易当中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世界图景？曾经有在那不勒斯大学工作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小书，介绍当地几座贵族府邸内幸运珍存下来的中国彩纸壁饰，书中谈到，当年，那不勒斯的贵族为了赶上这一潮时髦，必须花高价向荷兰等国家购买远从中国运来的那些展示“制瓷”、“桑蚕丝织”、“水稻种植”、“茶”工艺过程的纸画。至于此般纸画与康熙、乾隆等中国帝王大力提倡的“耕织图”之间的明显关系，已经成为艺术史家们注意到的课题了。再举一个很细节的例子：《红楼梦》中的“平儿理妆”一节可谓深入人心，其中涉及到，怡红院的擦脸粉乃是以紫茉莉花籽的白粉加工而成，而在今天关于植物的图书中标明着，紫茉莉花是从美洲传入的一种植物。更惊人的是，以紫茉莉花籽的白粉做脂粉，早在崇祯年间的《天启宫词》中就提到了，作者秦兰征并且作注说明，以此种花粉匀面的化妆法先是在民间流行，然后由天启朝的张皇后引入宫中。如果当代的植物学家们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至晚在明代中后期，紫茉莉就从美洲大陆远渡重洋，在中国的土地落地开花，在后来，还进入了最经典作品的最经典情节。当然，一种最容易的解读，就是将这个细节作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世界产生震撼的例证。问题在于，早在哥伦布启航之前，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久已进行着各种植物的绵绵交流，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各种香花如茉莉、玫瑰都是引种成功的异域植物，今天中国人饭桌上的调味料也大抵没一样传承自诗经时代的食谱。因此，也许换一种立场，从紫茉莉花在古典文献中的现影，可以感受的却是中国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之际的巨大应变能力与接受能力。当然，最不该忙做的就是下诸如此类的结论。布歇油画中美少妇用来洗脚的青花缸也罢，《红楼梦》中的紫茉莉妆粉也罢，所提示的乃是，对于刚刚过去的几百年历史，我们并不一定有足够的观察。不过，如果真要重新观察历史，那么，仅仅以欧洲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中心”，也或者，如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容易落入的窠臼那样，仅仅把欧洲——中国的关系放在视野里，恐怕仍将是一场白忙。《国风西行》的作者在里斯本见到“一些用青花风格装饰的外墙”，并由此简单讨论了葡萄牙“青花瓷”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然而，如果看过——随便举一例——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内的那外墙满布青花砖的宫殿，就不难感受到葡萄牙“青花风格装饰的外墙”与后者如兄弟般的亲缘性。实际上，如果不将伊斯兰世界包括在内，关于青花陶瓷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讨论恐怕就很难真正有效，一如因为我们不肯去了解奥斯曼土耳其，于是也就很难真正搞明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样。程庸形容自己在西方世界“探访400年之前中国艺术文化传播欧洲的踪迹”为“一个人的征途”，无疑，还该有人把这一场充满洞见与勇气的征途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