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梁羽生卷》书评

導讀

一九五三年底，香港爆出一條熱點新聞，史稱「吳陳比武」——太極拳和白鶴拳宣佈擂台爭勝，生死各安天命！一時間街頭巷尾，盡是拳經。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那時兼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室宣傳戰線黨書記。正是他靈機一動，提議用武俠小說吸引讀者，並讓《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回去物色作者。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吳陳比武當天，港澳諸報均登有特稿要聞，而以《新晚報》招數最奇。其署名「梁羽生」的〈太極拳一頁秘史〉一文，從楊露禪偷拳事一路講下，頗具武俠神韻。當月十九日，該報登出武俠小說重磅預告。當月二十日，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如期見報，以充滿新意的題材和主旨，確立了日後文學史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基本格調。梁羽生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更是新中國成立後漸歸死寂的武俠小說之喚醒人。他非但挽救了這一小說類別，更使之影響全球，進而得到文學認可，這是他最大的創作貢獻。而他另有數不清的雜文散文和詩詞對聯，同樣值得注意。這一部份著作，論貢獻固無法和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相比，論成就和價值則是各有千秋，均足以使香港文壇增色，具備永恆的閱讀趣味。-----------------------------------------承前啓後的新派武俠梁羽生創作《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向他索稿的《新晚報》由新華社直接領導，主旨是傳播新中國的「新」字，所以這部小說勢需具有「新」意；另一方面，新中國政府基本禁絕武俠小說出版，南來香港的大陸客又無法接受當地夾雜方言、水平拙劣的「廣派」（南派）武俠，梁羽生想要用《龍虎鬥京華》幫報館爭取這些讀者，敘事風格上就不得不貼近還珠樓主、白羽等民國時期的「北派」作家。正是這種特殊的背景，促使《龍虎鬥京華》以「舊瓶裝新酒」姿態出現，繼往開來，大放異彩，從內涵上釀成武俠小說的巨大變革，呈現出和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由此開端，香港左派報紙紛紛登出武俠小說。金庸、百劍堂主、江一明、尉遲玄、林夢、楊劍豪、唐斐……再加上早從一九五二年就給《香港商報》創作武俠小說的牟松庭，各報主力編輯競相上陣，以共同的文學主張，形成早期的「新派」武俠小說。這裏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一）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得以勃興，進而風靡東南亞乃至全球，背後實有中共中央的提倡支持。一方面，當時負責港澳辦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確指示《文匯報》不要太講政治，而該照顧讀者興趣，提供些武俠小說（吳羊璧署名「唐斐」的《黃河異俠傳》就是這樣來的）；他本人更是非要讀完梁羽生等人當天的小說內容才可以安睡。另一方面，東南亞僑報紛紛效仿香港同行，競相登出武俠小說，而且大都是轉載《大公報》和《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譬如泰國《中原報》就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開始借《龍虎鬥京華》吸引華僑讀者，而緬甸《中國日報》則是從次年八月開登。僅就目前所知，泰國《中原報》、《中原晚報》、《京華晚報》、《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星泰晚報》、《星暹日報》、《新報》，新加坡《新報》、《民報》、《新生日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聯合晚報》，馬來西亞《詩華日報》、《美里日報》、《大同日報》、《華僑日報》、《建國日報》、《中華日報》，柬埔寨《工商日報》、《棉華日報》、《湄江日報》，緬甸《人民報》、《新仰光報》、《中國日報》，越南《大夏日報》，印度尼西亞《生活報》、《印尼郵報》，老撾《華僑新聞》，早年都曾跟梁羽生小說結緣；除此尚有美國《華僑日報》和《中華新報》等等。這些報紙大都和當地新華分社往來密切，有些甚至跟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一樣，是由新華分社所直接領導；但又不乏「反共」報紙，譬如由蔣介石題字、奉民國正朔的美國《中華新報》就曾鄭重介紹《萍踪俠影錄》。由此益見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之強，雖無法脫離政治，卻足以超越政治。這種世界性魅力的另一體現，當是其各種譯本——梁羽生小說光是被譯成印尼文的就有約二十部，除此尚有柬埔寨文、泰文、英文、韓文、日文等各種譯本。（二）早期「新派」僅指繼承《新晚報》上《龍虎鬥京華》而來的左翼陣營的武俠小說，概念上是和香港舊有的「廣派」相對，而不是和整個民國時期的作品相對。當時《新晚報》和競爭對手《星島日報》份額大約是四六開，隨着《龍虎鬥京華》出現，這距離不斷縮小，有時《新晚報》甚至會小贏一番；而稍後登出「廣派」耆宿鄧羽公新撰小說《五嶺遊俠傳》的《文匯報》和早就登有牟松亭《山東響馬傳》的《香港商報》卻無大突破，表明只有《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才是成功方向，所以這兩部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卅一日齊告完結，次日元旦分別由商清和金庸的小說接替。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新晚報》武俠小說不再一枝獨秀，而是漸成陣營，當年十月更提出「新派」一語；二是左派報紙的武俠小說由此急劇升溫。而這次升溫又帶來兩個結果：一是使香港的《晶報》、《真報》、《成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華僑晚報》、《新生晚報》等自命「大報」的「非共」和「反共」報紙再難安坐，不得不推出武俠小說相抗衡，卻又都不肯冠以具有政治寓意的那個「新」字；二是使香港固有的「廣派」武俠小說一天天面臨絕境，數年後徹底湮滅。這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和不同陣營的搏殺階段，從結果來看顯然是銳意求變的「新派」優勝，雅俗共賞讓讀者欲罷不能。這一階段的落幕，是金庸創辦《明報》的一九五九年，直到這時才第一次有「新派」武俠小說脫離新華社領導下的左派報系。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所謂「新派」不再有明確的陣營歸屬，概念放大到足以囊括一切新出現的武俠小說，躍升至一般文學史所謂「新」對「舊」的更高含意。由梁羽生所開創的「新派」之所以得到躍升而非曇花一現，跟早期作者群的文學主張是分不開的。他們的文學主張，主要從文學觀、歷史觀和價值觀三方面體現出來。先說文學觀。梁羽生嘗謂：「其實所謂『新派』也者，也並沒有甚麼『新』，只不過是要求作品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已，古今中外，凡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創作，都是旣有思想內容，又有藝術創造的。只不過在以前的『武俠小說』中，好些作者還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因此我們這些不成熟的東西，才能給人以一種新鮮的感覺而已。」正如梁羽生所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家的創作目的是養家餬口，沒興趣更沒辦法兼顧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導向。而梁羽生等早期「新派」作者則以接受了「新思想」的「文藝工作者」自命，按照文藝標準來創作，藉武俠小說向讀者傳播思想，其「文以載道」的文學觀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家無疑有天壤之別。再說歷史觀。「新派」出現以前，武俠小說整體上欠缺歷史意識，故事背景總選擇時距較近的晚清、民國，只有「江湖仇殺」和「除暴安良」兩大套路，不直面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更不會對之進行褒貶評價。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不但讓英雄俠客置身歷史洪流，更用「階級矛盾」闡釋官民對立，小說中的正面形象大都具備推動階級鬥爭和反抗異族侵略的使命感；故事的主要舞台則是邊塞地區或北京、江南，以異族人民跟漢族反抗者的親密合作，渲染侵略戰爭的不正當性；又常以「雙方分處敵對陣營或出身背景差異極大」製造愛情矛盾。他們強調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力求喚醒年輕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並以唯物主義史學理論指導創作，使武俠小說兼具歷史小說之長。第三是價值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而「新派」提倡集體主義，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俠客首先要保證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梁羽生闡釋道：「我認為，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個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這是我的看法。一個人可以完全沒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沒有俠。那麼，甚麼叫做俠，這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我的看法是，俠就是正義的行為；甚麼叫做正義行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認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就是正義的行為。」金庸則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高度概括。這種集體主義指導下的價值取向，同樣是民國「舊派」不具備的。早期「新派」武俠小說以上三方面的文學主張，本質上固因組織的需求所致，事實上則都是沿着梁羽生所開闢的道路前行，把他的一部份個人特點發展成流派特點。這是梁羽生小說「開風氣」的一面。而梁羽生小說又另有相當別致和超脫的一面，非但同時期、同流派的作家所無從效仿，後來者同樣難以企及。-----------------------------------------兩大體系的小說創作梁羽生埋首創作三十年，共著有武俠小說三十三部，結集出版時分成三十五部。倘以內容論，可分出唐、宋、明、清四系；但若從作者本人的創作旨趣來看，則只有「《大公報》小說」和「非《大公報》小說」兩類。後者是指《新晚報》、《週末報》、《香港商報》、《武俠與歷史》等政治性相對不是很凸顯的報紙雜誌上的小說。其中「《大公報》小說」計有《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萍踪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瀚海雄風》、《風雲雷電》、《武林三絕》、《劍網塵絲》（含《幻劍靈旗》）和《武當一劍》共十三部。十三部小說的共同點是注重闡釋「俠」的精神，除了一般意義的行俠仗義，更包括反抗封建統治和反抗異族侵略，格調雄壯，主題厚重，保持着「新派」武俠小說的正統風格。譬如《七劍下天山》的「俠」主張團結各族人民，推翻外來政權；而《萍踪俠影錄》的「俠」則主張不計個人得失，將一切獻給祖國；至《大唐遊俠傳》更創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人物形象，不斷探求「俠」的可能。但若將梁羽生的「《大公報》小說」比諸他同時期的「非《大公報》小說」，譬如《江湖三女俠》比諸《白髮魔女傳》、《萍踪俠影錄》比諸《冰川天女傳》、《聯劍風雲錄》比諸《雲海玉弓緣》、《瀚海雄風》比諸《遊劍江湖》、《劍網塵絲》和《幻劍靈旗》比諸《彈指驚雷》和《絕塞傳烽錄》……那結果顯而易見，前者（《大公報》小說）皆不如後者（非《大公報》小說）靈動奇麗、灑脫不羈。的確，和注重展現「俠」之精神的「《大公報》小說」相對，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是注重展現「情」字。這「情」字不獨指「愛情」一項，而是包括「親情」、「友情」甚至「奇情」等等，再輔以角色的極端性格，形成浪漫的文學效果。縱觀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前所作，堪稱每一部都自有特色，創新的意味十足。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梁羽生的「《大公報》小說」，不但以《萍踪俠影錄》成就最高，而且完全可以用這部小說來總括；而「非《大公報》小說」各有特色，諸如《白髮魔女傳》、《雲海玉弓緣》、《女帝奇英傳》風格不一，題旨殊異，論到藝術的感染效果則難分軒輊，並沒有哪一部足以涵蓋其餘。兩大體系有這樣大的分別，自然跟報紙定位有關。梁羽生是這樣評價當時的《大公報》的：「因為那時的左派，一般說都板起面孔；報紙像《大公報》也是。」而《新晚報》雖然是《大公報》的附屬報，卻被明確要求走「灰色」路線，編輯方針不同，政治傾向較弱，留供作者發揮的餘地自然隨之增大。所以若要分析梁羽生個人的創作特色，從「非《大公報》小說」下手無疑更加合理。這些特色之中，最重要的是角色的個體主體意識。和「《大公報》小說」小說強調社會主體意識不同，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很顯然是受到現實主義文學影響，角色形象帶有特別鮮明的個體主體意識。正如梁羽生之自釋，白髮魔女（玉羅剎）近似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卓一航近似屠格涅夫的羅亭，厲勝男近似卡門，金世遺則近似約翰·克里斯朵夫。他們有的追求愛情自由，有的性格軟弱、遇事舉棋不定，卻全都具有濃厚的個體主體意識，堅持自我，不肯向別人（甚至愛人）妥協，結果招致悲劇。正是這種對個體主體意識的全面把握，使梁羽生小說衝破時代和環境的樊籬，具備極深刻的現實意義和純粹的藝術特徵。按照西方精神分析學家的「潛意識」論，人之慾念長期被環境壓抑，就會以隱晦的面目現諸夢中。假如允許用該學說打個比方的話，那就是梁羽生本人的慾念（個體主體意識）一直受環境（所屬陣營的意識形態）壓抑，只好藉小說求得變相的紓解。事實上，綜合各方面資料來看，梁羽生本人的個體主體意識無疑是相當強的。他自幼好學，興趣博雜，文學、史學、棋牌、藝術……方方面面都有深厚積累。個人努力再加上後天際遇，自然令他的才華遠超乎同儕之上，贏得簡又文、饒宗頤、陳寅恪等學者名流讚許。譬如當他讀大學時，人稱「嶺南才女」的國文系教授冼玉清甚至覺得本校國文系根本不足以教他。這種來自社會精英階層的好評，理所當然會助長年輕人的自傲性格，進而加深其個體主體意識，使之體驗到特別強烈的孤獨感。梁羽生曾不止一次談到當年這種感受，比較明顯的是一九五三年所作〈從卓別靈談到孤獨感〉一文：「從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大都有同一的毛病，老是感覺自己孤獨，感覺到沒有人了解的悲哀……雖然我自己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這些陰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們』走去的。」而一九九九年的〈亦狂亦俠　能哭能歌——憶念《大公報》前副總編輯陳凡〉就更直白了：「但繼而一想，以陳凡的詩詞功力，豈有看不出我的思路之理，莫非他是藉此來糾正我的『偏差』？在五十年代的『左派』陣營，許多人還是抱着理想、追求『進步』的……」但若論到這種「孤獨感」的最直觀體現，則當數梁羽生早年的詩詞創作。-----------------------------------------別有根芽的詩詞人生眾所周知，梁羽生武俠小說最直觀的特點之一，就是詩詞歌賦的靈活運用。除了概括整部小說的首尾詩詞之外，更常常用詩詞佳句來塑造人物，提升小說感染力。諸如《七劍下天山》第廿六回敘冒浣蓮和納蘭容若因詞寄意、《白髮魔女傳》第卅二回敘卓一航石壁刻詩、《散花女俠》第卅六回敘沐燕向鐵鏡心填詞示愛，都是武俠小說創作中「僅此一家」的獨特手法。再如《還劍奇情錄》第二回藉雲舞陽所吟「辜負梅花一片心」預伏陳雪梅事，同樣是極高明的創作技巧。最難得者，梁羽生這些詩詞絕不光來自學識，更主要是來自性情。所以《萍踪俠影錄》張丹楓的狂歌當哭才特別令人神往；而《雲海玉弓緣》則神似龔自珍的《秋心》三首，極具蒼茫落寞之幻滅感，整部小說都洋溢詩性。梁羽生小說和古體詩詞的不解緣，顯然是繼承他早年間這方面的創作而來。他祖籍廣西梧州市蒙山縣文圩鎮屯治村——當年是廣西省桂林道蒙山縣龍定里文圩鄉屯治村，實姓陳氏，父母兩家都是鄉間有名的富農地主。他的父親陳品瑞懸壺濟世，古道熱腸；他的堂兄陳文奇是蒙山地區培養出的第一個留學生，歸國後負責協辦中方和法屬越南的沿邊國防及外交事務；而他的外祖父劉乃琳更是當地一等一的文武全才。劉乃琳字瑞球，年輕時以一腔熱血投奔抗法名將蘇元春，獲蘇氏薦學軍事，後擔任廣西邊防軍之「標統」職務，約和現下的團長相當。辛亥革命成功後，割據廣西的陸榮廷不滿意眾軍隊理念陳舊，特開辦將校講習所，分批培訓手下將官。當時講習所的教官就包括李宗仁和劉乃琳。再後來李宗仁運籌擊潰舊桂系，揮師攻打北洋政府，劉乃琳和陳品瑞皆曾隨軍北上，結果一病一傷，相繼回家調養。劉乃琳由此卸甲隱居，鎮日以下棋和詩詞自娛。陳品瑞仰慕岳父閱歷豐富又諳熟舊學，提議由他負責梁羽生的啓蒙教育，所以梁羽生就從五歲那年開始隨劉乃琳學習《古文觀止》、《三字經》和《論語》等古典精粹。劉乃琳熟讀《資治通鑒》和廿四史，授課後常常再講些故事，幫外孫打下牢固根柢。如此三年後，劉乃琳又向梁羽生傳授了圍棋和對聯，待他用一年時間熟練了平仄韻律，再教他作詩填詞。清末有「四大詞人」之說，劉乃琳和其中兩位都有往來。他以王鵬運弟子自居，填詞恪守「重」、「拙」、「大」三個要點，並特別講究音韻；又接受況周頤的美學理念，主張填詞需「有萬不得已者在」——填詞要有寄托才佳，而且要兼顧「性靈流露」和「書卷醞釀」兩方面。上述這些觀點，自然而然被梁羽生繼承下來，使他早年的詩詞作品充滿悲愁困苦之感，意境孤寂、憂鬱。尤其是「重」、「拙」、「大」三字，後來更直接影響到他創作的武俠小說。所謂「重」是生命之重，所謂「拙」是情節之拙，所謂「大」則是意境之大。正如他本人所言：「文學作品能夠感動讀者，主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生動和內心情感刻畫的深入……我個人寫小說並不很注重故事的情節，但有時為了迎合讀者，也不得不兼重情節的發展，惟在敘述時盡可能避免情理不通之處，使故事合理化而不流於神怪奇詭！」目前留存下來的梁羽生詩詞作品，最早者是題贈韋月仙的《人月圓》詞，詞曰：「不堪回首當年事，休上望鄉台。故園荒蕪，故人零落，故跡難埋。　　萍水重逢，悲歡離合，喬木蒼苔。他年花發，天涯音訊，能否傳來。」這顯然是脫胎自倪瓚的《人月圓·傷心莫問前朝事》詞。倪瓚生當元末，感時傷世，使用寓意時光流逝、大勢難挽的「喬木蒼苔」自然不覺突兀；而梁羽生這首詞是要贈給他的意中人的，這就大有「強說愁」之感了。按照況周頤的理論主張，人需要傷感到一定程度才有望創作出優秀詩詞。梁羽生早年完全遵循此說，若非因故需要「強說愁」的話，就只有情緒特別低落時才會作詩填詞。譬如不得不和意中人分別之時，被影片《一夜皇后》感染得淚流不止之時，知悉衡陽失守而悲憤交加之時……他想要用詩詞來排遣愁緒，而他的性情卻又被這種充滿愁緒的詩詞所攫。他當時最鍾愛納蘭容若的詞。按照他的理解，納蘭容若出身貴族家庭，本身卻厭惡貴族生活的無聊和腐朽，性格清高，極不屑其父親的庸俗卑鄙，但是封建思想又使他無法公開反抗父親。納蘭容若求不到精神上的解脫，於是在詞章上就化為悲苦之聲。「也許生成氣質相近吧！那時候自己是公子哥兒，不通世故，總覺得和納蘭非常的有緣份……」由此不難推知，梁羽生的苦悶實是由內外兩方面共同構成的，一方面是來自外界人事的情感之傷，另一方面則是他所接受的新思想帶給他的孤獨寂寞。梁羽生是從初中就接觸了新思想的。時當抗戰初期，國民黨不斷後退，中共地下黨則積極活動，呼喚民眾抗日。梁羽生班上的地理老師就是一位地下黨員，指導學生閱讀《新華日報》和毛澤東《論持久戰》等著作，而梁羽生最愛看《救亡日報》桂林版。後來他到桂林求學，就更是主動接受新思想了。新思想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和年輕人特有的使命感、責任感，同時又不斷提醒他背後是一個地主家庭。就這樣發展到一九四四年，梁羽生高中畢業，避戰火返回蒙山老家，由此結識了前來投奔他父兄的簡又文、趙文炳和饒宗頤等一群文人學者。梁羽生以詩詞向他們請益，結果得到頗一致的答覆。趙文炳稱讚他的才情，卻說詞由婉約而來，格調悽婉非少年所宜；簡又文則根本不喜歡這種頹靡之感，收他當了弟子後便勸他勤讀修身養性之學；而饒宗頤乾脆親自教他作詩填詞。梁羽生根據先生們的訓導，新作了一首《水龍吟》詞。詞曰：「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家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佇。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巖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斗移星，驚沙落月，辟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龍舞。」他後來有一句自我點評：「這首詞豪情勝慨，抱負既高，胸襟亦廣。」確實跟舊作大異，呈現出新的內容。梁羽生的詩詞和人生，由此開始一個「莫學新聲後主」的新階段：境界更加遼闊，性情趨向疏朗，不復有幽咽自苦之作。抗戰勝利後，他隨簡又文回廣東生活，就讀嶺南大學，又碰到另一位對他影響至深的老師，那便是地下黨員金應熙。嶺南大學當時有個名曰「藝文社」的合法社團，表面上從事文化藝術活動，其實是校園地下黨員和地下學聯成員的大本營。金應熙長期指導「藝文社」事務，梁羽生和他往來密切，漸漸被熏陶成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很快就被「藝文社」相中錄用，展現出非凡才華，後來更當上由學生自治總會負責編印的《嶺南週報》總編輯，直至受恐嚇被迫辭職。一九四九年，渡江戰役打響，政府下令後方城市各高校提早放假，遣散學生，防止地下學聯運動。梁羽生老家蒙山正被國民黨桂系控制，而他又上了國民黨的追捕黑名單，因此先到香港謀生。香港《大公報》收留了他，使他得以發揮熱情，可以報效蒸蒸日上的新中國。固然這中間是有波折的，譬如父親和堂兄不幸被冤殺，但是梁羽生畢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無論經歷怎樣的挫折失敗，他總是把使命感看得比一切更重。「那時候的青年是這樣的，儘管共產黨犯了很多錯誤，但是共產黨代表了方向。當時年輕人還是有希望，還是有理想主義，要不然，早就被歷史淘汰了。（中略）年輕時想得太美了，共產主義啊，為理想奮鬥啊。實際上，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膿瘡有血瘤，有醜陋的一面。當時想，東方紅、太陽昇，美得不得了啊。這是我人生的遺憾。也許能看到，也不一定。」梁羽生的這一腔熱忱，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風暴」帶給梁羽生極大的思想衝擊，他目睹香港的公共秩序被破壞，無辜群眾的日常生活受干擾，信念一瞬間土崩瓦解。他唯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了，從此只想跟武俠小說和象棋圍棋打交道。這個階段（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梁羽生武俠小說是很黯淡的，理想的消亡讓他的作品不再具有精神，反倒致力於推敲回目，而且大都是七字對聯。其絕佳者不勝枚舉：「獨行長劍一杯酒，孤客高樓萬里心。」「四野龍蛇吟寂寞，九邊風雪路迷離。」「故國路遙歸夢渺，天涯人隔客魂消。」「回頭始識風波惡，放眼應知天地寬。」又有用前人名句發展出的：「錦帳青鋒疑是夢，瓊樓玉宇不勝寒。」「何須拔劍尋仇去，依舊窺人有燕來。」「心事浩茫連廣宇，情懷蕭索覓伊人。」更常有嵌字嵌名之作：「欲得仙槎通瀚海，且看豪傑振雄風。」「折戟消兵歌牧野，沉沙洗甲看流星。」「彈指傳烽消罪孽，驚雷絕塞了恩仇。」梁羽生沒興致談理想了，卻牢牢恪守詩魂，想要從詩詞對聯裏尋求排遣。（他的《遊劍江湖》甚至發展到六十九章的每一章開篇都使用一首詩詞，這無疑要花大功夫。）這以前，他小說的回目主旨是概括劇情，到這時則不但對仗工穩，兼且自備意蘊，足可以脫離小說而單獨欣賞，就像他小說裏的那些詩詞一樣，有時如奔濤出壑，奇景壯絕；有時則清雋自然，彌足回味。一九八六年十月，蒙山縣人民政府發佈〈關於給予陳信玉平反、恢復名譽的通知〉，梁羽生之父沉冤昭雪。次年二月，梁羽生回到闊別近四十年的蒙山老家，回港後於當年秋季移民澳大利亞。移民澳洲的梁羽生開始享受生活，聽蟬看雲，以文會友，詩詞創作隨之趨向喜樂、平和，但仍有「變調」出現。最著名的是陳凡死後，他重題《草莽龍蛇傳》的那一句：「自憐多少傷心事，家國飄零到白頭。」從這個角度來講，梁羽生確實是有些「看不開」和「放不下」的。他曾有「廿年得失隨緣份」之句，自覺很「灑脫」了，卻被好友黃苗子指出「得失」兩字依舊有所計較，不如易以「歡喜」更好。縱觀梁羽生的一生，確實很像是「別有根芽」的納蘭容若，總無法跟生活的環境相融。在廣西（一九四五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所接受的新思想，使他無法和社會相融；在廣東（一九四九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的家庭背景，使他雖然和「藝文社」同學共事，卻不被真正接納；在香港（一九八七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使他屢屢和他所服務的組織脫節；到了澳洲以後，他的「根芽」卻是他的祖國和故鄉了，悉尼的生活誠然愜意、快樂，卻畢竟無法把他變成一個徹徹底底的澳洲人。所以梁羽生晚年才會有這樣一幅自況聯：「俠骨文心，笑看雲霄飄一羽；孤懷統覽，曾經滄海慨平生。」他的「俠骨」和他的「文心」、他的「孤懷」以及他的「曾經滄海」，確乎是足以讓他「慨平生」了。-----------------------------------------博學通識的雜文散文梁羽生是說不清也說不盡的。他學識淵博，經濟學、文學、史學和心理學全都可以信手拈來，行文引經據典，以理論和數據服人，非才華超卓者所不能至；他欣賞藝術，電影、戲曲、音樂、舞蹈，無不是興趣所在；他又活潑好動，象棋、圍棋、橋牌和乒乓球樣樣當行，屢次被報館派出採訪重大賽事。他署名「陳魯」的棋評尤其得報館和讀者的青睞，一而再見諸頭版，如此特別優待就算是他的武俠小說都享受不到。梁羽生以創作立命，把一切都用文字呈現，而他這些五花八門的愛好，自然絕不是「小說」和「詩詞」裝得下的。事實上，他著有數量相當龐大的雜文散文，只是一直沒得到全面整理。早當他開創武俠小說的「新派」天地之前，就有大量文談、史話等作品見諸報端，包括《大公報》上〈略評「山長水遠」中的人物描寫〉、〈從「相輕」到相重〉、〈風波亭的悲劇〉、〈向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學習〉、〈論五卅運動〉等獨立文章，以及《新晚報》的「茶座文談」和「李夫人信箱」專欄、《文匯報》的「歷史新話」專欄。加上後來的「台灣史話」、「中國社會發展史講話」、「史料點滴」、「古今漫話」、「筆不花雜記」、「棋人棋事」、「筆劍書」、「聯趣」、「有文筆錄」（中間插有「摘錄評點《金瓶梅》」和「古文賞析」）和「聯之趣」，總共十三個大小專欄；另有跟人合作的「影劇廣場」、「上下古今談」、「三劍樓隨筆」、「一人一題」及各大報紙上難以徹查的獨立文章。倘非「五月風暴」促使他躲進小樓，留下十年空白，雜文散文的創作無疑將伴他一生。梁羽生的雜文散文，從主要內容來說，就包括文藝、歷史、對聯、棋賽、影劇、旅行、雜事、懷舊……真可稱無所不談，而又按空白期明顯分裂成前後兩部份。前期特點是虔信唯物主義，銳意進取，同情工農階級，提倡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偶有《旅途小簡》這種清新雅致之作。後期則歷經滄桑，蕭散野逸，完全以趣味和閒適取勝。前後期共同的特點是居高俯瞰、議論橫生、情感真摯、旁徵博引，形散而神不散，具有錯綜變化之美和自然直率之美。這跟他的博學通識和出眾記憶力是分不開的。譬如他一九六四年受邀演講「十五年來中國象棋之發展」時，不但以古體詩詞來概括棋手風格，把日新月異的棋壇濃縮成一首七言長詩；更隨手擺出歷史上的精彩對局，用現場大棋盤演示種種變化。他甚至曾在北京表演盲棋，且自信能同時跟八人對弈。又譬如他評點天下名聯，非但注重文辭本身的趣味性、藝術性和背景資料，更對之進行美學分析，譬如輕重的均衡、虛實的映襯，進而至用典是否得當、對仗是否工整，以及該聯之佳處何在，劣處又何在；從文史兩方面把對聯藝術的精湛巧妙處一一點明，非腹笥淵博的大手筆所不能辦。梁羽生把詩詞功夫挪用到棋評之中，把文史知識挪用到聯話之中，打破壁壘，豐富內涵，固可說別創一格，卻只是「博學通識」的表現之一。更大的表現，是他憑藉淵博的閱讀範圍和知識體系，居高臨下俯瞰整個時代。譬如他評點新加坡的華文小說，就直接從宏觀角度指出：「香港並非缺乏有才能的作家，但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多少有才能的作家，也只能隨波逐流，寫一些『廉價小說』——過去流行一時的所謂『三毫子小說』，大家恐怕『印象猶新』吧？也不是說所有『廉價小說』都沒有文藝價值，但這些小說中，庸俗的趣味更多，恐怕也是事實。（中略）新加坡作家則無需如此。也正因此，他們倒是比較能夠認真從事於文藝創作的。儘管在技巧方面，他們可能還比不上港台一些老作家的熟練，但主流是健康的。讀到他們的文藝作品，就像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令人呼吸舒暢。」又譬如他解釋文人書信的審美價值，有云：「文人書信，可以是優美的文學作品，還可以是一種雅致的綜合藝術。書法是最突出的一面，好的書法，賞心悅目，未讀內文，已是一種享受。而且朋友的書法，篆、隸、真、草、行、楷，各個不同。其筆致或則恣肆流動，或則沉穩凝重；其體勢或則磊落波磔，或則劍拔弩張，字體不同，各如其面。看到朋友的筆跡倍增親切之感，這更是非『手寫』的信所能給予的。（中略）時至今日，不但有了電話、電傳，還有電子郵件，不論海角天涯，都可傳音傳信。科技的發展，難免在某些方面影響了雅致的藝術，不過物質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原可以並行不悖。工作之餘，放下計算機，聽聽音樂，那也未嘗不是一種享受。」凡此種種，皆足以表明他的視野、境界和成就。梁羽生的俠士襟懷和他的文人理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的畢生追求正如他之自釋：「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別人的腦袋」、「如俠士之敢於傲視世界」。正是這一種「傲視世界」的肝膽和器量，使得他的小說、詩詞和雜文散文具備獨特的藝術生命，既存活於時代之中，又超脫於時代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