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生活》章节试读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页

好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418页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只知欺侮自己的同胞却对外国人很好。“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73页

”苏州好，到处庆新年。北寺笙歌似沸，元都士女涌如烟，衣服尽鲜妍。“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68页

“每当花晨月夕，茶熟香温，展卷吟哦，儿童环听，即使羌无故实，而童稚何知，入诸耳，藏诸心，遂终其身，印入脑筋，而牢不可破。”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1页

“狭窄而曲折的街道、不牢固的单层建物、铺设糟糕的路面、贫民区的贫穷景象以及弥漫最可怕和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皆然，没有什么不同。（柯必德（Peter Carroll）：《“荒凉景象”——晚清苏州先代街道的出现与西式都市计划的挪用》）”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78页

“解天饷”
“城中城外走如狂，争看元都醮箓黄；哄动各乡泥土地，天师门下受封章。”
”雷牌雷票召诸乡，木偶难行人更忙；干折下埕非纸锭，可知阴道尽从阳。“
”传说瑶台也乏钱，求金天子降坛钱；纷纷贡献元都观，不顾穷民日倒悬。“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4页

“然后我们也许可以讨论现代性跟晚清小说的关联，因为大部分的人似乎在上海经历了这个混乱与痛苦的情况。（曾佩琳（Paola Zamperini）：《完美图像——晚清小说中的摄影、欲望与都市现代性》）”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364页

”尽管文本传统里黄鹤楼与鹦鹉洲的对位配应不断重现，但在实存世界里的黄鹤楼倘若毁了，尽可再建，而鹦鹉洲沉了，却一时无法再现。因此明季崇祯年间鹦鹉洲荡灭之后，站在‘城头黄鹤楼’，却已无‘城外鹦鹉洲’可供指点凭吊。当乾隆三十四年（1769）汉阳南岸有‘复淤成洲’的迹象时，汉阳县令裘行恕曾前后三次具禀力请，终得‘复鹦鹉洲之名以存古迹’。按当年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一诗中，孟浩然表示‘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当时鹦鹉洲无乃是一江心洲，遥与黄鹤楼相对，挑动登楼者千万遐思。曾几何时，物换星移，鹦鹉洲已从江心沙洲消长、沉沦而随着江流夹带的淤沙复又积淀称江岸滩洲，只不过这一新淤的‘鹦鹉洲’当然并非祢衡遭杀身之祸的原址。“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80页 - 明清江南东岳神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

东岳神作为最高的阴间司法神，明清以来常见江南东岳神庙中有告阴状与审疯子之类的神判仪式，这类仪式象征着每当苏州民众对现实普遍不满时，会往玄妙观东岳殿寻求阴间的神袛为其主持正义，发扬社会公理，这也是苏州人普遍的心态。苏州城市民变时之所以有焚香誓神的仪式，很可能就是向东岳神告阴状的神判仪式，不只是要表达社会不公，而且还有将他们集体抗议的行动合法化的作用。也算是伸冤吧，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阴间总觉得那么不靠谱。。。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2页

“重庆的城市现代化却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军阀政治自我封闭的一种反叛。（张瑾：《发现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社会变迁》）……重庆的城市建设唯上海马首是瞻，并以成为‘小上海’而自傲。”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363页

”有禅僧凑合李白诗句作偈为‘一拳搥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五灯会元》里即分别载有数字禅师亦缀句‘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趯趯翻鹦鹉洲。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作为证悟之偈语。“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89页

“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
——本注：《焦山读书寄四弟墨》，《郑板桥集》，页4。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72页

"另外，玄妙观至明末也是地方上乡绅、生员与地方官议论公众事务的重要场所。明末江南地方的乡绅与生员势力抬头，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关心愈来愈明显，有时被批评为‘乡绅之横’或‘挟制官长。’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16页 - 在城市中彷徨：郑板桥的盛世浮生

雍正十年，四十岁的郑燮考中举人，在漫长而正规的读书仕进之途上，有了初步的斩获。四年之后，通过殿试，人生顿然光明起来。为了庆贺自己考中进士，他特别画了一幅《秋葵石图》，并题诗道：“牡丹富贵号花王，勺盐调和宰相详；我亦终亏成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相对于卖画扬州时不合时宜的竹柏，板桥用俗丽的牡丹芍药描述功成名就时的喜悦，让人在孤高狂放之外，看到了他正统，世俗的儒生面相。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00页

“如果不是靠着盐商撑架起的盛世江山，郑燮大概连‘十载扬州作画师’的黑白局面都难以维持。正因为盐商的附庸风雅（或雅好风流），郑燮这一类的扬州画师才能‘将他们的文化精品转化成商品’，甚至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书画定出‘润格’，时代和地域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
本注：徐澄琪对板桥自定润格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但不管原因如何，他将自己的画作当成商品，却是很清楚的。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30页 - 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友与尚侠风气

因有豪侠者流快意于“轻财结客”，城市交游活动乃得活络起来，而能鼓励轻财结客之心者，又因此城市交游活动能予人以豪“侠”知名。如此两相激荡，明清尚“侠”之风乃渐流行，一直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风尚。在此风尚下，“侠”之为一种社会价值乃益形稳固、强势。以致此种社会价值乃得以与科举功名相抗衡，因而有部分士人借此以抗拒科举功名，将侠游作为科举外之另一种人生路径。还是更佩服那些居庙堂之高忧其君者，那些“侠”除了烧钱摆出一副姿态来，真真的好像没做出什么大师来。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473页

”马路被证明是一种可彻底改变苏州城经济、社会、市容景观和心理地景等多重面向的有力作用物。“
mark：”心理地景“。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2页

第12页：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消费力的提升和市场的流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复制士大夫文化在晚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庸俗化的模仿、复制，不但让自命风雅的文人名士感到不屑、厌憎，也往往引发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自觉和危机感。所以，区分雅俗，经营出特有的生活品位和风格，就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的重要课题。”
第13页：
“‘明后期时人‘闲隐’理念的具体落实乃开展出一套‘雅’的生活，而所谓雅的生活可以说就是在生活领域内，放置新的生活内容，这些生活内容如上所言：无非‘若评书、品画、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也就是说将诸如书画、茶香、琴石等各种无关生产的‘长物’（或玩物）纳入生活范围中，同时在主观态度上耽溺其中，对之爱恋成癖，以致使之成为生活重心，进而以此来营造生活情境，作为个人生命的寄托，如此构成一套文人式的闲赏文化。’（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故宫学术季刊》第22卷第1期，（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2004），页77。）”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347页 - 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

日人之于乡邑古物，前贤遗迹，功臣名士诗人之片纸只字，遗衣残器，莫不珍存保藏之，唯恐其有损。盖其器像真切，俾浏览者流连摩挲，兴会淋漓，有以鼓动激发，感移情性于不自觉也。所以其国人才辈出，风厉踔发，以弹丸之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未必非获已于此。发人深思，然霓虹国人真如此。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75页

“人虽无良，一陟庙阶之巍峨，瞻仰神之显赫，无有不畏以生敬者，于世道人心亦未始非小补也。”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73页 - 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

画价的低廉与消费的立即性似乎一体两面，共同显示了晚明绘画作品作为文化商品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原本只有上层阶级有钱有识之人方能消费生长的书画，在晚明时期，已进入一般人的生活中。惟显而易见的是，前述七卷晚明城市图中，皆提示卷轴画买卖的情况。《皇都积胜图》与《上元灯彩图》中所绘之买卖情景或是特殊时日的市集，《南都繁会图》则以“古今字画”市招，表明城中出售书画的坐铺，而四卷《清明上河图》也画出卷轴画买卖或装裱的店面。至迟在北宋时期，书画已在大城市的定期市集或店铺中买卖交易，汴京相国寺的市集即是显例，晚明绝非起始。然就李日华记载看来，晚明绘画作品交易状况甚至普及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北宋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未见书画交易的描写，所绘皆是民生所需，少及娱乐与文化消费。由此反观晚明城市图中处处可见的文化消费描写，尤其是书画古玩及书籍的买卖，除了彰显当时文化消费之盛可能超过宋代外，也可能当时对于城市的观感中，书画等文化商品的流通会成为都会印象之一，书画的立即消费性应是当时城市文化的特色，也形构“城市性”。
然而，原本需要透过专人介绍，获取名家真迹的求画之道，到了晚明，仍普遍存在，并未因为城市大道上随时可以买到书画作品的情况而有所改变。换言之，绘画作品的立即消费性并未改变上层画作的销售管道与文化特质，求取有名画家的作品，仍是一种文化资本的试验，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而已，还包括人际网络和绘画知识。绘画的立即消费性所显示的毋宁是一群新的文化消费者的出现，在原本大商人与上层文人的消费群中，分化出新的社会空间，消费名不见经传又价值低廉的绘画作品，就如无名或佚名画家所作的城市图。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9页

“如何让这些琐细、不急之物和更宽广的历史、社会脉络产生关联，并因而制造出更大的意义，大概是许多研究文化史和生活史的学者共同的焦虑。”
有勉强生成意义之嫌。
第20页：
“江汉汇注，龟蛇夹峙”——纯记录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82页

”早在民国初年的民俗学者傅彦长等人的观察，就已注意到东岳庙会仪式反映了民众干预政治的态度：
‘这个东岳会在杭州是民众的大集会，我虽则没有去看过，但略知内容之一二。他们除了享受戏剧化的生活外，实际上更含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并且在这个时候，充分的表示民众对于政治兴味的活跃。’ “
本注：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说到”老东岳庙“》，收在《艺术三家言》（上海：上海书店据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7年版影印，1989年），卷2，页175；夏廷棫：《关于杭州东岳庙》，页78。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23页

“新旧交杂，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冯客（Frank Dikotter）特意使用‘进口货嵌入日常生活’这个鲜明的意象，以及‘文化拼凑’的观念，来界定这种现象。”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138页 - 明清江南东岳神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

想来谁都明白，疏通比堵塞更能解决问题，连元人都没有禁止掉宋人留下来的信仰庙堂，更何况清人呢？很多人说，满清蒙古非我汉族同类，当时杀戮也是罄竹难书，然而，如果真是抱着灭亡的心态来对待，第一，想来攻到黄河沿岸的时候，想必女真人也好，蒙古人也好，应当明白汉民是块难啃的骨头，来硬的坚决是不行的；第二，随着他们一步一步入侵中原，帐下之谋士反而更多的是汉人，他们也明白，世上百姓，关心民族大义的无非大多就是那些个士人罢了，杀戮，不过是种示威，彰显了入侵者的权威，决不能兵临城下去招降，日后哪来威严来说服天下人，同时也是当地守护者尊严的表现，也是对入侵者的提醒。在一顿大棒之后，识相的给萝卜吃，那么天下坐的长些，不识相的继续给大棒，那只能回草原放羊去了，天下之事，都讲究个分寸罢了。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492页

”然而，正如其他行业的业主在1914年向总商会的请愿中所质疑的，阊门开发区的繁荣景象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商业发展的的层次实际上是非常低的，马路‘荒烟蔓草如故’，苏州市民公社中的商业业主会员将自己和街上最时兴的娱乐业区别开来。在他们的请愿中，这些阊门市民公社的商人会员审慎质疑：尽管有繁华的表象，但妓院、茶馆、餐厅及旅馆林立的景象，并未替苏州城其他地区带来许多商业利益。事实上，他们提到的这些娱乐事业，实会耗尽苏州所累积的商业资本和力量。“
读者自评：张之洞还是和在武汉时一样愚蠢。

《中国的城市生活》的笔记-第303页 - 发现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社会变迁

四川之问题，即中国之问题；四川之前途，即国家之前途一切早在1932年就想好了，也就是说，早就计划好这么做了- -哎- -然而现在说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