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书评

中亚其鹿，英俄共逐之

历史上有无数次大国之间的博弈，作为专有名词的“大博弈”独一无二。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07年签订和约，英俄双方的竞争持续了近一百年。这是帝国与帝国的较量，一个称霸海上，全世界有4亿人口属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英军驻扎，太阳无论何时都会照在她的领土上。另一个是陆地巨兽，自1426年以来，莫斯科公国以每天17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进行扩张，直到一战前达到23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广漠的内亚提供了斗兽场，俄国熊与英国狮掰手腕，展示各自的臂力。两者动用除全面开战以外的一切手段：间谍、刺探、代理人战争。俄语称之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影子竞赛”；英文则是Great Game，即“大博弈”。在英语里只有少数词汇能担当起Great，如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大博弈”用上该修饰词并不过分。英俄角逐的规模前所未有，从高加索山脉到喜马拉雅山脉，在延绵3000公里战线上，两强相斗。军官们出没于荒原和雪山，搜集情报，勘察地形，策反土著酋长和毛拉。日不落帝国收获了丰厚的战利品——伊朗南部和波斯湾，也遭到了海外扩张历程最惨烈的一次战败，1842年侵入坎大哈的4000人部队全军覆没，仅有一人脱逃。逐鹿之意不在鹿或许大博弈的故事太过精彩，读者流连于惊心动魄的情节，反而可能忘却竞逐的本意。两国所争夺的那片土地，本身微不足道。内陆亚洲物产贫乏、无利可图，草原牧民所能向沙皇奉献的不过是一片忠心和几件皮毛大衣。中亚只不过充当南侵的跳板，富庶的印度才是终极目标。南亚聚宝盆出产钻石、小麦、棉花，还有工业革命急需的煤炭。不列颠是被动卷入中亚乱局的，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溢出欧洲，向亚洲扩散，给“大博弈”的开局蒙上一层迷幻浪漫的色彩。拿破仑曾感慨：“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找,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来自东方。”为了圆东方之梦，他先是远征埃及，然后谋划进入南亚。法国拉拢保罗一世，怂恿沙俄去占领英属印度。这听上去天马行空，莫斯科与孟买相隔半个大陆，在伏尔加河与恒河之间栖息着骁勇好战的游牧诸部，通往印度之路艰难险阻，所谓东方之梦看上去像是痴人说梦。然而俄国人的扩张速度超乎想象，他们策马疾奔，带着西伯利亚的寒潮侵袭至北回归线。大博弈结束时，最前沿的俄军要塞距印度边境仅有30公里。历任驻印总督提心吊胆，唯恐俄祸降临。为了保住印度，大英帝国夺取好望角，变埃及为藩属国，中亚争夺战仅仅是其中一环。“大博弈”的第二个词Game体现了那场斗争的本质，它不是壮汉的贴身肉搏，而是绅士的击剑竞技，精巧、致命，相对于力量，更讲究技巧。深入内陆亚洲的间谍没有大部队后援，他必须依靠个人胆略和智谋，在突厥、波斯、土库曼部落之间纵横捭阖，同时避免和沙皇俄国直接交锋。“大博弈”之外的大博弈实际上“俄国威胁论“或多或少被夸大的，俄国将领曾叫嚣，只需八千哥萨克铁骑便可南下印度，事实上在泥泞的哈萨克草原，一天行军走不出十里路。铁路发明应用之前，投放大规模兵力极其困难。1906年贯通内亚的大干线修成后，俄军才对英属印度构成实质威胁。可欧洲的紧张局势，促使双头鹰回顾西方的那一头。虽然俄罗斯占据亚洲大片土地，但他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沙俄的对外身份首先是反革命的欧洲宪兵，其次为斯拉夫兄弟民族的解救人，最后才是亚细亚征服者。大英帝国同样把欧罗巴置于重心，外交政策的第一要义是维护欧陆均衡，打压头号大国（起初是法兰西，1871年后则是德意志）。西敏寺的国会议员和圣彼得堡的沙皇，遵守同一个外交法则：欧洲优于亚洲，在亚洲，南亚优于中亚。巴尔干半岛的危机可以引爆一次世界大战，而图兰平原的危机至多引发一次边境冲突。奥匈帝国在东南欧的攻势引起俄国的戒心，英格兰则忧虑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德奥结成攻守同盟后，英俄谈判和解，1907年缔结协约，对中亚和近东的势力范围做出划分，互不侵犯。阅读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就像阅读一首未完成的史诗，它有豹头（漂亮的开篇）、猪肚（丰富的内容），却少了一个凤尾，叙事在最高潮戛然而止。两个宿敌角力了一个世纪，正当观众兴致勃勃，期待最后的大决战，俩人突然拥抱亲吻、握手言和。把视角局限于西亚、中亚，则很难理解这个局促的收尾，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看到“大博弈”之外还有更大的博弈。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未将内亚争霸战略核心。沙皇最想要的是扬帆出海的港口，而非长满野草的哈萨克平原。克里米亚战争的一次失败，足以抵消俄国人在中亚所有的胜利。流俗之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帝国主义争抢殖民地，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浅薄。照此推理，1914年尼古拉一世应当向老牌帝国主义不列颠宣战，与殖民地较少的德国结盟，现实情况恰好相反。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确实重要，但没到达生死攸关的地步，大国不会为了几块牧场而争得头破血流，更何况那地方根本不值钱。俄国财政部评估中亚地区难以开发，一直没制定经营计划，不愿拿出资金浪费在穷乡僻壤。莫斯科商人曾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组建商行投资中亚，结果连年亏本最终倒闭。英格兰的政策制定者同样如此，发明“大博弈”这个术语的亚瑟·康诺利军衔不过是大尉，将它变得家喻户晓的是小说家吉卜林，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多为底层官兵，伦敦的达官贵人对此兴趣不浓烈。“大博弈”是一个非正式的策略，白厅政府走一步算一步，对俄国佬见招拆招，没有通盘计划。帝国过度扩张后，往往不堪重负，亚当·斯密就主张干脆放弃殖民地。这种激进的观念源自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出发点：本国商人不问政事，但求做生意，贸易壁垒拆除后，货物广泛流通，攻城略地显得没有必要。另外在殖民地养军、养官消耗钱粮，掏空纳税人的口袋，是笔不划算的买卖。天下英雄唯罗刹与英吉利耳单纯以商业考量，曼彻斯特学派符合经济理性人的头脑，然而历史书不是干巴巴的财政报表，大博弈的魅力在于金钱算计之外。恩格斯就对那套理论充满鄙夷：“按现在经济学家的说法，要是狮心王查理懂点经济学，设立起自由贸易体制，而不是浪费时间去进行十字军东征的话，就不会有中世纪的停滞不前了。”利益得失转眼成空，英雄的传奇则永被铭记。为了光荣与梦想，汉普顿与诺夫哥罗德的青年孤身敌后，扬威异域，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1838年11月，印度政治处的埃尔德雷德·璞鼎查（Eldred Pottinger）风餐露宿、匹马潜行，游访阿富汗西部。他原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当赫拉特城遭到围攻后，璞鼎查中尉主动帮助当地人构建防御工事，在他的组织下，抵挡了波斯人长达一年的围困。旺盛的士气再加上严格的军事操练、娴熟的炮步骑协同，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屡战屡胜，面对数倍于己的东方民族毫无惧意。在第一次英波战争，波斯军官拿出欧洲进口火炮，整齐地列成了方队，然而仅仅一个英印骑兵团的一次冲击，就把波斯人最骄傲的近卫军，完全扫出了战场。战壕对面的俄国也是豪杰辈出。1868年，第一任突厥斯坦总督，经营中亚的总设计师康斯坦丁·考夫曼孤军深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撒马尔罕。然后又以六百五十八人的少数兵力，抵住了五万之众的穆斯林援军。1883年底，商人阿里汉诺夫到梅尔夫寻求通商许可证，在中心广场和长老交涉时，骤然亮出俄军骑兵大尉的肩章，劝诫在场民众归顺俄国。他举出格奥克捷佩要塞的屠城一事恐吓，又称颂沙皇的英明仁慈。恩威并施之下，梅尔夫举城投降，阿里汉诺夫仅凭一人之力就占领了一座城池。前线军事人员太过成功、活跃，以致于不服管束。1864年上校米哈伊尔·切尔尼阿耶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自作主张侵占了奇姆肯特。第二年切尔尼阿耶夫有样学样，擅自进攻中亚第一大城市塔什干（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上级发出“禁止出击”的军令，他甚至没瞅一眼。对轻启边衅的悍将，当局很是头疼，给他们施加惩罚，那么“国家负人”，以后无人肯效命；授予嘉奖，便是姑息丘八违反军纪。执掌外交部25年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饱受其苦，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俾斯麦，却对粗野好斗的基层士官无计可施。每一次陆军捅出的娄子，都要外交部补漏善后，戈尔恰科夫费尽口舌向西欧使节解释“俄国只是暂时占领”、“军队是被迫自卫反击”、奇姆肯特城是俄军向南推进的“地理极限”。话音刚落，边塞将士踏上新的征程。内亚是文明世界触及不到的地方，恶劣的风沙淘去仁义道德，只留下谋诈、征战和个人英雄主义。正是这些敢闯荡的冒险家塑造了近东格局，中亚成为俄国的后院，阿富汗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在英国的扶植下苟延残喘，免遭亡国厄运，中世纪的波斯转型为近代化的伊朗。当历史翻到20世纪的新一页，剧本相同，舞台没变，只是换了演员。英俄下场、美苏上阵，大博弈继续。近年来北京政府跃跃欲试，也想加入。但是中国做好准备么，打通中亚走廊靠的不仅是经济，更需要雄心和魄力，“一带一路”能走多远，是个未知数。文/柳展雄平成二十八年花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

对英俄双方来说，19世纪是一个在中亚争霸、扩张帝国疆界的时代；对双方一线的人员而言，则是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为了帝国的荣誉，个人的理想，不避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穿越浩瀚危险的沙漠，攀越白雪覆盖、人迹罕至的帕米尔崇山峻岭，探索未知世界，收集中亚各王国、部落或焦点地区的地理、政治和军事情报，执行测绘、勘探甚至外交任务，以个人之力，引领、影响帝国的扩张或争霸行动。本书以双方一线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群军官为主线，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及其背后的两个帝国在布哈拉、希瓦、撒马尔罕、塔什干、巴尔赫、赫拉特和喀布尔等中亚王国、部落或焦点地区的历险与争夺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冲突。同时、书中也涉及英俄两国对我国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的觊觎与争斗。本书情节生动，可读性极强，可以像阅读小说一样，了解这一时期和领域的历史知识。最后附带说几句，作为出版物，正如有的读者所说，本书的排版确实有点奇怪。文字印刷着墨太浅，也存在个别文字错误，还有一页是重复的，但与内容比起来，还是瑕不掩瑜。

叙事视野宏大，研究视角稍偏

霍普柯克这部作品，看起来归为带学术性的通俗历史写作或科普读物一类可能更合适些。这么说毫无贬低之意，我也不认为哪个比哪个就一定更高。而且全书视野宏大，作者也投入了某种感情，读来不仅有知识上的提升，也令人为之动容。不论是俄罗斯帝国边疆军人的勃勃雄心，还是大英帝国情报人员的荣誉感与冒险精神，都向人们重新叙说着那一段尘封往事。不论是俄国军人在梅尔夫城下的兵不血刃，还是英帝国军人在奔向吉德拉尔的竞赛中，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候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如果从可读性这方面来说，霍普柯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即使书的主题并不是大热门，但却仍然能够博得足够的关注度，作者的高超写作技巧与宏大的叙事视野都是功不可没的。不过，如果除开这点，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角度来说，作者的切入视角却未免稍有偏颇之处。正如有人指出的，作者书后的参考书目都是英文的，这也显示出了霍普柯克的倾向性。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纯用英文文献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大错，毕竟当今最好的区域研究成果依然是来自英文学界的。只是霍普柯克对大博弈的观察视角明显地更为倾向于大英帝国，尽管我认为他主观上还是想做到不偏不倚，但事实上还是很遗憾未能做到。历史上大博弈的场所，横贯整个亚洲内陆，从小亚细亚向东直到远东边境。大博弈的主角，是英俄两大帝国，而被动地被卷入其中的，则是奥斯曼、波斯、莫卧儿、大清等一系列古老的亚洲帝国，这些国家他们所各自关注关心的焦点，在这场大博弈中是并不一致的。英国人的核心利益，位于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俄国人的头号目标则是向南，不断吞并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极致理想则是收复东正教的圣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把它变成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沙皇格勒”。而那些古老的亚洲帝国，在这场角逐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维护古老帝国的势力范围、甚至帝国自身的生存权。最终，在1850年代的印度大起义中，莫卧儿帝国彻底落下帷幕，英国女王加冕成为印度女皇，只有曾经是帝国一部分的阿富汗保持了独立，成为英俄两大帝国间的缓冲国。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完全不能自保，多亏了欧洲列强出于势力平衡的需要而得以仰人鼻息地维持着。波斯夹在两大帝国间最为尴尬，英国人和俄国人毫不客气地在伊朗的土地上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也只能看别人眼色而幸存。古老的清帝国是最早和俄国人打交道的，两国间曾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俄国人的步步紧逼下，一次又一次地割地求和，长城以北也被俄国人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引发了英国人的紧张和强烈反弹，由此而与中、日等国展开合纵连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其实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也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产物。但是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霍普柯克的关注焦点还是在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权力上，即使是俄国人在中亚和高加索的扩张，其实也都属于印度的利益攸关区域。他浓墨重彩描述的阿富汗与中亚古国，都是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的。但这些并不是俄国政府在大博弈中的核心关注点，对于统治重心位于欧洲的俄国人来说，近东地区远比中亚和远东重要得多，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遭受了英法联军毁灭性的打击后，在近东无法得逞所欲，所以才采取了在外侧迂回包抄的做法。至于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的争夺，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生死攸关，但就俄国和英国而言，都更多是一种牵制性的力量。造成这一视角偏差的原因，我想部分地和霍普柯克英国人的身份有关，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记者和情报人员的身份，使得他把关注点较多地投向了和他同类型的、为野心和荣誉感所驱使的小人物身上，而不是两国间的高级政治场合。这样做有得也有失。霍普柯克一反过去习惯于眼睛向上，盯着高级政治场域的做法，更多地把笔墨留给了那些为大博弈而付出辛勤劳作的情报人员和一线将士们，这是本书成功的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小人物为这场贯穿19世纪的政治博弈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伦敦与圣彼得堡的那些高级政治家们。不过问题同时也在于此，即使发明了“大博弈”这个词的康诺利是个中尉级别的下级军官，但大博弈的最终决策，仍然是在两国的首都做出的。俄国边疆军人不论如何自行其是，他们都不能踩及圣彼得堡的红线，不能和英国军队有直接的接触，必须要保证两国间存在足够的缓冲区域。违反或有可能违反这点的，均不免被调走，甚至郁郁而终。同样，英印帝国的军人在政策与经费上都离不开伦敦的支持，否则他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大博弈最终的和平落幕，也有赖于两国政府与高层政治家的智慧与平衡能力。如何在向人们展现小人物伟大贡献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大博弈的全貌，在这方面，霍普柯克虽然努力了，但似乎还未真正做到。全书在对决定大博弈的终端场所的理解力上是不够的，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明显有所欠缺。这，与他自己的职业身份所带来的代入感有莫大关系。但实际上通观全书，两国前线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不免有夸大其词的倾向，往往要很久以后才能被首都的高层政治家所接纳，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先知先觉，反倒表明首都政治家始终是着眼于全球政治的利益博弈，在政策上谁先谁后他们都是有通盘考虑的——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真正理解大博弈的真实含义。而在这个领域，霍普柯克自己也力有未逮。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前线人员的荣誉感与个人野心，也多亏这些他们才能有足够动力去为理想、为利益而奋斗，才能够让大博弈的书写能够如此精彩。但另一方面，情报员的天性也喜欢夸大自己所从事领域的重要性，甚至做出脱离实际的想象。其实就世界范围来说，情报和参谋人员往往都容易有好小数而不达大体的通病——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和本国的国安人员打过一些交道，对此也有同样的体会。因此，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不能由情治人员或参谋来决定的，否则是就是极端危险的，这也是后来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留给我们的教训。不过幸好的是，十九世纪的英俄两国尽管分别实行自由政体和专制政体，但两国的军人都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像二战前日本帝国的参谋干政、下克上的现象，从根本上还是无法存在的。大博弈之所以能够和平落幕，实在也有赖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博弈尽管始于前线小人物的野心，但最终，它还是要由真正的政治家来决定，这也是这场亚洲内陆大角力的幸运之处和精彩之处。可惜在后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发掘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