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故事

作者简介

霍华德・马凯尔教授这部《瘟疫的故事》是一部融人类学、文明史、医学思想、医学状况、医学人物、民间传说和人类灾难史为一体的通俗易懂的医学史著。它讲述的是瘟疫的历史和人类对抗瘟疫的精神史。它全面回忆了自古希腊至当代人类面对过的各种瘟疫的特征和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医学的进步、病毒的威力和文明的演化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认识瘟疫的真面目提供了蓝图，为防治瘟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历史证明没有瘟疫的时代是稀少的，人类始终伴随着瘟疫，也就是说瘟疫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永远要与之作斗争的对手。霍华德・马凯尔的著作证明了病毒学之父巴斯德的论断：“瘟疫和死亡的现律，总是在设想着破坏性的新手段，而和平、工作和健康的规律，则始终在谋求把人类从瘟疫中解救出来的新方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人类瘟疫的起源与惩罚

第二章瘟疫终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第三章黑死病横扫欧罗巴大陆

第四章神秘热病及伦敦大瘟疫

第五章恐惧中的隔离与绝望中的治疗

第六章殖民时期的交互屠杀

第七章肆虐全球的恒河大霍乱

第八章黑死病复辟与多种瘟疫间歇爆发

第九章大流感在一九一八

第十草对病毒的发现与抗争

第十一章走出非洲的各种病毒

第十二章“千年瘟疫”艾滋病

第十三章人们已经把瘟疫当武器

第十四章环境正在严历地惩罚人类

第十五章瘟疫与人类生活和艺术

第十六章良好的愿望未必带来期望的结果

附录　SARS：拯救和启示

编辑推荐

　　给你一次耳目一新的刺激旅程！一幅幅让心灵为之颤抖的画面，让你头一次对瘟疫有了最直接的理解。一部瘟疫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悲惨史话。对人类来说根本不是新东西，它早就在危害世界。瘟疫的故事就是人类和病毒战斗的故事。一般来说，想完全消灭一种病毒是不可能的，古老的病毒仍然有再度现身的可能，而新的病毒正被传染病专家们不断发现。未来的灾难也许是一种我们已知的祸害，它可能通过惊人的变异又具有了新的致命特征；也许是一种我们无法确认的祸害，它将在何时何地出现都是未知数，但它的威力和传染性却可能超过以往任何瘟疫。

内容概要

霍华德・马凯尔（美），1944年出生于英国，1968年在哈佛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留居美国。1970年――1975年先后在维也纳医学院、帕多瓦医科大学、佩鲁贾大学访问讲学。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医学史研究专家。

马凯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医学史专家，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美好未来的睿智哲人。举凡生命科学相关的领域，比如自然哲学、生物学、解剖学、生殖理论、微生物学、遗传学诸方面，他都进行广泛的系统化的史学研究，力求从人类已知的知识发掘出新的启示和史学价值。

马凯尔早年在病毒研究方面很有建树。后受医学史的权威史学家诺伊布格和卡斯蒂右尼影响，转而投身于医学史研究。他不能容忍人类的遗忘能力，特别是那些推动医学发展的人的被忘却，使他深信在医学史方面的努力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等着他去揭示和传播。他说：“医学史就是传递经验的科学。”

《瘟疫的故事》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其他作品还有《假病》和《细微派医生》，前者是揭露那些历史上不学无术的医生和药师的发展史，语言幽默风趣，合医疗腐败几无藏身之地；后者则是一些诚实的医生如何与病毒做斗争的传记，读来感人肺腑。三部作品都为他赢得了掌声，成为畅销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给你一次耳目一新的刺激旅程！一幅幅让心灵为之颤抖的画面，让你头一次对瘟疫有了最直接的理解。  一部瘟疫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悲惨史话。  对人类来说根本不是新东西，它早就在危害世界。    瘟疫的故事就是人类和病毒战斗的故事。一般来说，想完全消灭一种病毒是不可能的，古老的病毒仍然有再度现身的可能，而新的病毒正被传染病专家们不断发现。未来的灾难也许是一种我们已知的祸害，它可能通过惊人的变异又具有了新的致命特征；也许是一种我们无法确认的祸害，它将在何时何地出现都是未知数，但它的威力和传染性却可能超过以往任何瘟疫。    

  

  

  

  

  

章节摘录

书摘    热那亚和威尼斯——它们同佛罗伦萨和巴黎一起，是当时欧洲四座最大的城市——也在1348年1月被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了。从克法驶来的船只已经遭到瘟疫袭击，它们在停靠到热那亚港后迅速传播了瘟疫。克法是黑海地区的一个设有军事防御的贸易前哨，当时已经被一支塔塔尔军队包围，但致命瘟疫的突然发作，导致塔塔尔士兵大批大批地死亡，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立刻放弃对该岛的包围，而他们撤退后并没有把堡垒上、壕沟中横七竖八的尸体处理掉，因此，瘟疫在守城者中迅速传播开来，一些没有在瘟疫中倒下的人重又爬上了他们的船，把潜伏在他们体内的病毒带到了地中海。    但是，当到达热那亚之时，这些倒霉的船只又被当地人的火箭击退一一没有人愿意与他们接触，因为默西那的灾难就是前车之鉴。这些船只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船就只能沿着地中海挣扎着向西航行，又把瘟疫带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港口。同时，意大利的中部城市比萨也被迅速地感染上。从这里，瘟疫向着意大利北部和欧洲腹地蔓延开去。佛罗伦萨，这个有着1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疫情，完全是因为瘟疫在热那亚的登陆。    乔瓦尼·薄伽丘是佛罗伦萨瘟疫的见证人之一，他在后来那本著名的《十日谈》中记录了许多有关的故事。人们猜测，这些故事都是当年瘟疫泛滥时躲避在山间别墅里的那些年轻贵族后来讲，述的。“一开始，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腹股沟和腋窝会出现某种肿块，它们会长到差不多像一个苹果或者鸡蛋那么大，通常被称作瘤；这些瘤将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上面提到的两处向全身扩展，之后症状就开始发生变化，手臂上以及其他部位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纹，有时是一大块一大块，有时又是一小点一小点。这些斑纹是死亡的某种征兆，就像最初出现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瘤一样。”这是他报告的发病全过程。    至于城内的恐慌，薄伽丘写道：“对这场导致人们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大灾难的恐惧，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兄弟姐妹、叔侄相互离弃，甚至夫妻也经常遗弃对方，最让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是，父母不愿再要自己的孩子，好像那不是他们亲生的一样。”关于瘟疫中的死亡程度，他写道：“死尸堆满了各个角落。大多数都是被尚且活着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掉的，但人们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慈悲才这样做，而只是希望尽早摆脱这些正在腐烂的尸首。在搬运夫的帮助下，尸体被拖出房间(如果他们够得着的话)，扔在门口。这样，每天早晨，人们就可以看见堆积如山的尸体。    教堂墓地很快就被死尸堆满了。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记录了这一恶梦般的后果：“没有人会为了钱或者友谊而去帮忙埋葬死者……锡耶纳的许多地方都挖出了又大又深的土坑，数不胜数的尸体被胡乱地扔进坑里……而我，阿格诺罗·德·图拉，人称‘胖子’，亲手埋掉了我的5个孩子……许多没有埋严实的尸体，被狗拖了出来，撕裂，吞食。”    瘟疫在佛罗伦萨肆虐了4个月，留下了65000多具尸体。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样的恶梦仍在整个欧洲不断地重演。人死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许多城镇中尸体(当然，经常也有许多奄奄一息的人)只是被简单地堆在街头，等待那些愿意为了足够高的酬金而去处理尸体的人运走。     最早的艾滋病感染是在1959年被发现的。医生在对一名与非洲人有过接触、1959年死于英格兰曼彻斯特的海员的冷冻血样测试中，发现有HIV抗体存在。在挪威，医生们对一名经常去非洲旅行的海员进行了血液回溯测试，受测试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全部死于费解的免疫系统失灵，结果显示：他们都有HIV抗体。海员最初显示出艾滋病症状是在1966年，他妻子是在1967年，他的孩子是在1969年。一家三人均死于1976年。    1983年初，当艾滋病在维多利亚湖以南出现时，它被冠以“朱莉安娜病”的标签。一些妇女与乌干达商人进行过易贷贸易，用性服务交换有朱莉安娜图案的的漂亮布料。数日之后，这些妇女染上严重的腹泻，不久便衰竭而死。第二年，该地区主要的城镇布科巴的医院中发生了异常情况。1984年9月，数十名男女患者同一天到达医院，他们全都或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丈夫从该城一名酒吧女郎那里染上了朱莉安娜病。直到1985年初，中央医疗中心才证实当地医生恐惧的正是艾滋病。当地人确信它来自乌干达。    到了1985年2月，很清楚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艾滋病毒，它很快就被冠以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的名称。    大约就在这些结论发表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非常相像，第二种艾滋病毒确实也在非洲存在。对后者(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但猴子们却不受病毒的侵染，而人类肯定会屈服于HIV-2，虽然它比HIV—1病毒毒性小一些一一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它在欧洲和亚洲的致命远游，现在正在中非和北美猖獗。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一名美国记者询问扎伊尔艾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兰古医生。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卡皮塔医生愤怒地回答，“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此次交谈发生在1985年4月，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由中央医疗中心组织的第一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新大陆人粗鲁的天真和后殖民非洲的过度敏感，在后来讨论艾滋病在非洲传播范围时时时发生碰撞。    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艾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    到1987年为止，在一系列与扎伊尔毗邻的中非国家都发现了艾滋病的魔影，还有更远的北部和内部的马里和乍得。但是几乎无法确定它到底是何处起源的。在认出它是艾滋病之前，它在乌干达被称为“苗条病”，起源于维多利亚湖上的一座渔村，1984年12月扩散到整个地区，成了当地报纸的新闻。当政府医疗调查人员随后在6月到达时，他们在当地医院的110名患者身上发现了艾滋病毒，其中2 9人已发展成艾滋病。调查队成员之一，赞比亚卢萨卡的外科教授安妮·巴利，后来推测疾病是随坦桑尼亚军队进入乌干达的，它有可能是1979年坦桑尼亚入侵该地区时带进来，或者是由几十年来穿梭于两国之间的商人和走私者带进来的。在调查中被测试的15名商人中有10人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是，巴利问道：“如果病毒确实来自坦桑尼亚，那么坦桑尼亚又是从何得来的?”    巴利说得没错，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不能断定这种可怕的“千年瘟疫”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起源的。道德陷落的副产品。    到了1981年8月末，疾病控制中心已收集到107例报告，他们分别患有卡波济氏皮瘤、肺炎，或者两者兼具。9 5名患者为同性恋者。在剩下的人中，6人已知是异性恋者，1名是女性。    拥有一大批同性恋顾客的纽约医生约瑟夫·桑纳本德开始怀疑，1 981年不断折磨他的患者的疾病可能来自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免疫系统超载。他们越把自己暴露给更多的细菌，他们越没有能力与任何一种特定感染作斗争。所以，桑纳本德推论，乱交越多越容易患病。免疫系统的负担越重，偶然的感染逃避免疫的机会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攻占人的身体。为检验他的观点，桑纳本德将他的患者分成3组：单配偶的；一年少于50个性伙伴的；超过50个的(可能是以百计数的)。验证的结果是，性行为的混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还不是全部。    吸毒者靠出卖血浆来换取非常需要的现金。在美国，个人每周可合法出卖两次血浆，一年总计60公升(105晶脱)一一这是WHO建议最大量的4倍。供血者每次可获25美元。当然，同性恋者们愿意自由地贡献血浆，但并非是为了利他的原因。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沪是60年代叫中期大规棋爆发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里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性生活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回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有些人带着比美国男同性恋者还大的热忱庆祝这新发现的自由。1969年，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种感觉日益明朗化：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并成为同性恋解放与权利运动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无数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旧金山，在1969年至1978年间吸引了大约3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去的10年间又增加了5万人。    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克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病症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一一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一一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了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或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免疫系统防卫最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10年出没于澡堂、见面迪斯科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他曾有过3000多名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有过一次：A型肝炎、B型肝炎、非A／非B型肝炎、I型和II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CMV)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非洲是艾滋病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样板，而“其他一些国家”几乎全在亚洲，这些地方都面临同样严重的艾滋病流行。1987年，清迈府娼妓的HIV感染率为0．4％。20个月后，测试显示感染率已超过70％。泰国的性行业雇佣了大约50万人，而且还不局限于大城市。    为了补充未受感染的新生力量，性行业机构把手伸向了泰国最贫困的角落，从他们的父母手里购买小至1 2岁的少女。缅甸、老挝和中国姑娘也被卖身为奴。许多人是为避免家庭的约束而偷跑出来的，有的是为了找到去欧洲的途径。在她们被当作“干净”货买卖后，当然无法保证她们的第一、第二或第五百个嫖客是没有被感染的。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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