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誕生》章节试读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29页 - 对抗文明的历史文化

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有历史的文明通常都占有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果起了纷争，有历史的文明可以引经据典地主张“这个问题起源于某处，根据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自己才是对的”。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无法找出有效的方法反驳对方的主张。
另一个理由则是，有历史的文明除了活在现在之外也活在过去。因此更可以仔细思考事情的条理。只要事情有条理，吸取过去的经验可以让当下更为清楚，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就算心中的脚本实际上是错误的，但对于未来，还是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准备。
然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除了活在现在之外别无他法。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就算想预测未来也没有办法。对于一连串无预警发生的事情，都只能在发生之后才来应对。事前无法决定任何方针，什么事都总是晚了一步。
除非拥有强大的军力，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用武力压制对方，否则没有历史的文明总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原本没有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也为了对抗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而必须采用历史文明。
第30页历史是一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历史是强大的武器，没有历史的文明在与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必须想办法创造出自己的历史，获得历史这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这个理由，历史这项文化从发祥地的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不断地被其他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复制，一个文明“传染”给另一个文明。
虽然如此，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就算采用了历史文化，但其历史的力量仍属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当时的世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再加上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对抗。在这当中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对立，现代世界真正的对立应该是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没有历史的文明。
日本与西欧属于有历史的文明。然而，美利坚和中国从十八世纪初起便舍去历史，以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建国基础。现在已经解体的苏联，大家都知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建国基础。苏联前身的俄罗斯帝国原本属于蒙古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俄罗斯帝国却否认这段历史，移花接木似地接上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结果发展并不顺利。在俄罗斯革命时舍去了历史，转换意识形态之后所建立的国家便是苏联。
现代世界对立的真正构图是没有历史的美利坚和中国，以强大军力对抗以历史武装的日本与西欧。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54页 - 东西对立

第54-55页不幸地，希罗多德主张对立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那就是《启示录》中所主张的，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也就是善恶二元论。当善恶二元论与希罗多德主张的欧洲与亚洲对立重叠时，也就是说，欧洲是“善”，属于“神”的阵营。相反地，亚洲是“恶”，属于“撒旦”的阵营。世界是欧洲的善与亚洲的恶相互对立的战场。欧洲被赋予神圣的天命，获得神的帮助，与被视为恶魔的亚洲对抗，打倒并征服亚洲。当欧洲打倒亚洲获得最后胜利时，对抗解除，历史也就完结。这成了欧洲人的思想。西元十一世纪，这个思想在欧洲高涨，十字军进攻伊斯兰正是这个思想之下的产物。不仅如此，到了西元十五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进入亚洲、非洲、美洲的欧洲人，他们的历史观还是基督教的历史观，完全没有改变。就算到了现代，“对立的历史”这个地中海型的世界观依旧是造成欧洲与亚洲对立、摩擦、冲突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属于“神”阵营的美国、西欧与属于“撒旦”阵营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北越南的对立关系持续了长达半世纪。以一九九零年为界，当美国与欧洲确定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又开始在亚洲寻找别的恶魔。此时发生的便是一九九零年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侵略。美国与西欧难得联手一同参与湾岸战争，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神的使者与撒旦的使者”相互的战役。
波斯湾战争的结果由欧洲（美国与欧洲）获胜。欧洲在打倒亚洲（伊拉克）之后，对于在战争中提供极大帮助的日本却露骨地提高了警戒，这也纯粹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国家。“无论表面如何，只要是亚洲的国家就是美国与欧洲潜在的敌人”，这是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历史观之下所得出的结论。除非日本不是亚洲的国家，或是日本可以创造出比基督教的历史观更强大的历史观，否则无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努力，还是无法逃脱被美国与欧洲敌视的命运。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162页 -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第162-163页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从突厥汗国到回鹘汗国，一直对隋唐时代的中国造成威胁。从西元九三六年中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帝国以来，在五代、宋朝时代，游牧民族站在了有利的地位。西元？年的澶州和议更确定了契丹帝国对宋朝的优势。
这个形式让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原本的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而住在皇帝统治的城市之中，使用皇帝制定的汉子的人是中国人，与出身的种族无关，而且甚至没有“中国人”这个用语。秦朝的人称“秦人”，汉朝的人称“汉人”，三国时代的人分称“魏人”、“吴人”、“蜀人”，晋朝的人则称“晋人”。这些全部代表了属于皇帝的人，没有种族的观念。
后来发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西元三一六年晋朝灭亡，皇帝制度一度消灭。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一直被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统治，中国人成了被统治的阶级。隋朝和唐朝都是鲜卑人的王朝，进入五代之后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又是突厥人的王朝。终于到了宋朝，中国人好不容易在睽违六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收到高粱河的败战与澶州和议的屈辱，被迫承认同是游牧帝国的契丹帝国的优势。
六百年来在非汉人统治之下的汉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受损，而这个情势更带给他们严重的打击。“中国人”在此才终于有了种族的观念，他们开始主张，武力上面也许不如“夷狄”，但文化上面远甚于“夷狄”。这个主张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但这个主张却是与事实相反。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统治阶级都比被统治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当然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就算在中国，统治阶级的“夷狄”，他们的文化水准也都胜过被统治阶级的“中国人”。中华思想是中国人病态劣等意识下的产物，而试图借由历史将这个思想正当化，以证明中国人优越性的史书正是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记载西元前四零三年（战国时代初期）至西元九五九年（宋太祖即位前一年）的历史。在司马光的年代，一个“天下”（世界）有两个皇帝并列，分别是契丹皇帝和宋朝皇帝。这以司马迁《史记》的架构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违背了“正统”的观念。《资治通鉴》的架构反映出了宋人超越了现实的情势，把历史理想化，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名誉。
就像司马光的时代一样，南北朝时代也是两个皇帝并列的时代。唐朝的史观平等对待南朝和北朝，承认南北朝皇帝的正统。然而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在标明年代的时候，从头到尾使用的都不是在中国中心地建国的北朝年号，而是使用江南边境亡命政权南朝的年号。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时间的支配权，因此，《资治通鉴》的写法代表把鲜卑人的北朝视为契丹，且认为北朝的皇帝是假皇帝，拒绝承认北朝的正统。相反地，南朝虽然衰弱，但由于与宋朝一样都是汉人的王朝，因此男潮的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承认南朝的正统。《资治通鉴》将周朝以来的正统，经过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直接与宋朝接轨。这种写法是在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宋朝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力。在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对抗契丹帝国的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自尊心受损的汉人为挽回自尊所做出的努力。
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这个世界做出定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规范了汉人的种族观念。正统的观念与中华思想结合的结果，让之后的中国人愈来愈看不清中国的现实。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41页 - 对立的历史观

第41-42页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借波斯学者之名提出的看法将世界划分成欧洲与亚洲，主张欧洲与亚洲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断地对立与抗争。这样的额看法成了地中海世界首部历史书的基础论调，“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关系”，这样的历史观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这样地位的历史观贯穿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现代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论调。由于这样的论调过于普遍，反而让西欧人、日本人或事其他国家的国民不自觉世界笼罩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然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与所创造出的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引发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从今以后恐怕也将会是其他许多悲剧的主因。
第44页从《历史》一书的大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罗多德的“研究”对象并非希腊人的世界，而是横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他想要描述的是对与几乎支配全世界的强大波斯帝国，甚至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线曙光，最后奇迹似地获得胜利。
由于希罗多德的著书是地中海文明所孕育出的最初的历史，很不幸地确立了“亚洲与欧洲的对立是历史的主题。而对于亚洲，欧洲的胜利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种看法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持续影响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人对于亚洲的态度。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45页 - 《旧约圣经》的历史观

第45页除了希罗多德之外，还有一步对地中海世界人们的历史观留下深刻影响的著书，那就是《旧约圣经》。
第48页《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与先知书描述的是古时代的故事，乍看之下的确像是一本历史书。然而，书中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都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契约关系，只有与耶和华签订契约的人才是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这个国民等于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并不是因为拥有相同的体验（政治）才让他们成为以色列人。这是神学，不是历史。就算让步称其为历史的一种，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约圣经》仅限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最多只能称为国史，而且是十分偏颇且充满假象的国史。
《旧约圣经》比起希罗多德的《历史》早了一百四十年左右。相较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的是横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与代表欧洲的希腊之间的对立，属于真正的世界史，《旧约圣经》的视野十分狭隘。想当然地，这样的《旧约圣经》会对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地中海文明历史文化早成影响，当然是透过基督教的力量。
第50页然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约圣经》的内容也过于狭隘，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顺利说明横跨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中各式人种的政治经验。集结耶稣的传记与弟子们的信件而成的基督教《新约圣经》，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讲述耶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与现实的历史没有关联，这一点比不上《旧约圣经》。唯一的例外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这份基督教文献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观。
第52-53页简单而言，《启示录》想说的是，这个世上是善神与恶神对抗的地方，最终善神将获胜，时间将停止，世界将毁灭。在此之前，在弥赛亚的王权之下，信徒们（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将可享受一段幸福的时间，以作为苦难的补偿。在此，“千年的王国”与“新耶路撒冷”看似是两个理想世界的重复，但时间如果一旦停止，忠诚信徒获得补偿的快乐与不信者获得惩罚的苦难都将不存在，为了消除这样的矛盾，所以才特别在世界末日之前，设置了千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基督教终究成为罗马帝国一般人所信奉的宗教，打了西元三九一年，狄奥多西皇帝立法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其他的宗教。如此一来，原本是为了犹太人所写的《启示录》也成了预言全人类命运的文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受到基督教教化的地中海世界，历史原本是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犹太人）签订的契约开始，现在成了“弥赛亚出现后契约便终止。不久后弥赛亚再度出现，时间停止，历史终结”，这样的历史观变成了主流。

《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199页 - 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

第199-200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这些国家过去都在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外围逐渐发展而成的势力，同样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成功的国家。相反地，过去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等各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分别占据了蒙古帝国统治圈的西半部和东半部。然而由于他们长久以来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同样失败。蒙古帝国和继承国的社会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无论是苏联原型的俄罗斯帝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型的大清帝国，都不是先住民的国民国家，而是远离先住民的政权。构成帝国的众多种族，他们的代表各自向皇帝个人发誓服从，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帝国的统合。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帝国，无论是什么种族出身的人，只要改信俄罗斯正教就是俄罗斯人，发誓效忠皇帝。
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元二十世纪时发生革命，皇帝制度被推翻之后，在此之前以皇帝的人格为中心而得以维持的领土与领民由新的共和国即成，必须要用其他的原理来抑制盛行的民族主义，避免分裂，维持统合。这时派上用场的就是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的对立优先于民族的差异，同一阶级的利害关系超越了民族。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西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宁所制定的联邦制度当中，各民族各自组成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曲，与代表各自劳动者和农民阶级的共产党连动，进行独裁统治。有趣的是，俄罗斯，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全联邦共产党兼具俄罗斯共产党的角色。这个制度以马克思的无神论为国教，否定了俄罗斯正教，这使得俄罗斯民族失去了身份认同的根据。
日本战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军事力统合了过去大清帝国的统治圈，他们模仿苏联的联邦方式，为了统治非中国人的地带，设置了与省并列的大自治区，中国共产党自治委员会以当地人作为名目上的主席。无论是苏联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之下，为了维持统合帝国的正当性，必须编造一个超越民族、联合劳动者和农民阶级的组织。然而，社会主义无论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上都已经崩坏，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西元一九九一年灭亡。与其说灭亡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身，更应该说大陆国家在经济成长竞争中输给了高效率的海洋国家。社会主义是为了抑制民族主义、维持旧俄罗斯帝国统合而导入的原理。因此，在放弃社会主义之后，如果没有找到可以取代的新的原理，那么联邦解体，民族共和国各自独立也是当然的结果。大陆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相同，自从西元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经济成长停滞，政治面也出现了末期的征兆。
社会主义消失后的俄罗斯与中国，首先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成功，经济成长也无法追赶先进国家。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住在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两端的地区。为此，两国国民在国民形成以前，不断地收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与统治，受到深刻的影响，也造就了两国现在的样子。长久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皆是外来民族，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被统治阶级。为此，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倾向不负责任且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必须以强权压制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性格不适合以个人的自发性和责任感为前提的资本主义。这也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