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

作者简介

《巨人》对美国的帝国之路作了深刻独到的讲解，作者的笔墨涉及美国自成立至今全部外事纷争，并从各种角度——军事、经济、文化与政治——对美国权力阶层作了深入分析。书中论点独到新颖、令人信服，但又发人深省。在《巨人》中，作者认为美国一直以来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同时在书中展示了美国式帝国主义的致命后果。作者也探讨了对美国霸权构成主要挑战的竞争者——欧盟与中国；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巨人》对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其外交事务间的内在关系作了出色分析，而这正是美式帝国主义中最重要的两点。《巨人》对美国权力的分析堪称同类书中的佼佼者，任何对这个拒不承认自己帝国角色的国家感兴趣的读者都应将《巨人》列为其必读书目。

书籍目录

引言

帝国时代 // VIII

帝国否定说 // X

霸权与帝国 // XV

两个英语帝国 // XXI

软实力 // XXVII

英国模式？ // XXXII

第一部分

崛起

第一章

美利坚帝国的局限性 // 3

帝国正式宣告成立 // 5

边疆待售 // 7

海上帝国 // 13

强制的民主 // 24

第二章

反帝国主义中的帝国主义 // 33

世界大战 // 35

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 39

麦克阿瑟的卢比孔河 // 56

帝国出局 // 66

小恺撒们 // 75

第三章

冲突的文明 // 77

涌向圣地 // 79

起初的步骤 // 80

加沙与海湾之间 // 85

恐怖的逻辑 // 93

11•9 // 101

第四章

光荣的多边主义 // 107

美国和联合国 // 109

第一次海湾战争 // 112

永远不说“决不再来” // 115

克劳塞维茨的再现 // 126

布莱尔先生的特别答辩 // 136

第二部分

衰落

第五章

支持自由帝国的理由 // 147

对帝国说不？ // 149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 150

为什么非殖民地化失败了 // 153

全球化 // 163

英式全球化 // 166

帝国的疏忽罪 // 173

自由帝国的教训 // 176

第六章

撤退和“有组织的伪善”，孰优孰劣？ // 179

重新思考美索不达米亚的先例 // 181

一次性的帝国 // 182

如何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 // 195

第七章

“帝国”：在布鲁塞尔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欧洲 // 209

势均力敌？ // 211

欧盟的优势 // 214

欧盟的劣势 // 223

神话、故事和庆典游行 // 240

第八章

关上大门 // 243

第二次大趋同 // 245

重新思考“过度扩张论” // 248

大炮与黄油 // 254

走向临界 // 261

负债的帝国 // 266

结论

乡思 // 273

平克顿和施瓦辛格 // 275

三个缺陷 // 278

走向无极化？ // 283

终结者 // 286

统计附录 // 291

致谢// 293

编辑推荐

《巨人》编辑推荐：美国真如我们所见那般强大？从一战到二战，它的每次参与，都很“被动”。从911到伊拉克，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教皇对近代帝国有多大权威？联合国又对当代美国有多大约束？美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帝国？如果是，它又是一个怎样的帝国？尼尔•弗格森认为：美国具有的全球影响力，给世人以深刻印象。但它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却比人们想象得要薄弱得多。美国不是传统的欧洲式帝国，它也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它确实是一个有着低向心力、弱强权意识、架构略显松散的帝国。

前言

与大多数写过这个主题的欧洲作者不同，我基本上是赞同帝国的说法的。事实上，我相信21世纪的今天比以往都更需要帝国。我们面临的这些威胁本身并不新鲜，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加危险。高速、频繁的现代航空旅行以惊人的速度将传染性疾病传播给我们。相对廉价并具摧毁性的现代武器装备使得那些暴戾的恐怖分子们动辄就会想要毁灭我们的城市。1945年后，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由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律体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对消除这些威胁力不从心。因为“国际社会”的准则在太多国家里完全起不了作用。世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干预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以达到控制流行性疾病的蔓延、废除暴君的统治、结束地方战争、消除各类恐怖分子组织的目的。对帝国而言，这是一个利己主义的说法，但也有一个补充性的利他论据。即使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仍然对外表明某种形式的干预是必要的。利比里亚的贫穷不是资源匮乏所能解释得通的；不然的话，博茨瓦纳就一定是贫穷国家。如同许多黑非洲国家一样，利比里亚的问题只是治国无方：腐败与不受法律约束的独裁统治。这些独裁者们的管理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实现，同时也鼓励了他们的政治对手诉诸于内战形式来推翻他们。这些国家是不会自行改良的，它们需要借助某种形式的外力强行进行转变。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帝国就其定义而言是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的。在他们眼中，所有帝国在本质上都是剥削性的。然而，自由帝国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存在了。这样的自由帝国恰恰是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主要公益来增强自身安全，提高自身繁荣：不仅提供经济自由，而且提供市场繁荣所需的各种机制。在这一点上，美国人需要向更有自信心的英国前辈学习，尽管他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心理境界。19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爱尔兰饥荒以及印度兵变的种种灾难后，英国人开始将帝国作为一项自由经济的事业来推行。他们既关心全球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关心英国本土的安全问题。其指导思想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必须以推广自由的形式让全球受益，以法制保护私人财产权，清廉的行政管理以及政府确保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医疗以及（某些）教育的投资。阿诺德•汤因比告诫即将前往印度担任殖民政府公职的牛津学生，如果他们前往印度，他们就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从事着一个英国人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一项工作。我要强调，我并非想要建议美国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主义者作为榜样。大英帝国与理想的自由帝国还相去甚远，可供学习和参考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各自参半。不过英国人在1904年的尝试与美国在2004年的努力极为相似，这才是发人深省的。就像今天的美国，大英帝国也曾凭借其海军及其他军事优势，动不动就对我们今天被称作失败国家和流氓政权的政治实体发动过多起小规模战争。学习过英国与苏丹瓦哈比派马赫迪战斗的历史后，无人不对它预示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而震惊。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者们同今天的美国海外军队一样，并非纯粹以国家和帝国安全的名义而采取行动。如近几十年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所一贯提倡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一样——即便在实践中已经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时候——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治家们认为自由贸易的传播以及商品、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值得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而且，正如今天多数美国人认为以美国模式推广全球民主的好处是不言自喻的一样，那时候的英国人也想要将自己的体制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不仅仅是英式法律制度，最终还有他们的君主立宪制。美国人很容易地忘记了英国政府在历经了18世纪晚期的种种错误之后学会的一点，即对那些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性上非常先进的殖民地授予“负责任的政府”相当容易。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虽然所被赋予的特权有限）到20世纪早期，都有了对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的行政长官。这些特权的授予不仅限于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在印度是否应当最终成立英式议会政府这一问题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曾一语中的——尽管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从未想过要改变或阻碍（印度的自治）。这一天无论何时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一天。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在奴隶制和迷信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为使他们渴望并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所有特权而统治他们，的确是值得我们感到荣耀的使命。”2003年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上，某些决策层的人物所表达的看法与之如出一辙。同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自己也明确表明，他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正是为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美国并非是第一个进入巴格达地区的讲英语的侵略者，与先前的侵略者一样，美国同样将自己标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本书的结构是平铺直叙的。第一章叙述了美国的帝国起源并展示了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利坚帝国的领土范围和它的局限性。第二章提问并说明，为什么20世纪的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却对其所干预的诸多国家强加意志时困难重重？同时也解释了美国在联邦德国、日本和韩国“国家缔造”成功的特例。第三章阐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犹如晴空霹雳一般打击了美国人，但它却是长远的历史趋势的极度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诸多矛盾之处，对波斯湾的石油依赖不断增长的西方经济，以及仇视美国及其盟友的阿拉伯人已采用并发展恐怖主义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一项策略。也许恐怖分子造成的最大改变是美国人的态度，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改变。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一个看似本性内向（如果算不上孤立主义者的话）的政府及其选民转而产生对真实的、可疑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潜在赞助者们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也不是个别事件。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不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是“11•9”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比起世贸中心的坍塌对于美国实力所带来的变化，其影响要更加深远。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是邪恶的，但在程度上仍然远不及苏联一度对美国的威胁。第四章提出的问题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从“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转化。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联合国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转变了角色，美国的大部分政策则是为应对联合国的失败而临时制定的，尤其当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成员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就在20世纪90年代，历经了一系列痛苦教训后，美国明白了对那些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少数民族的政权，只能用可靠的军事干预手段才能奏效。美国还明白了一点：采取这些行动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才可以这么做，只要有“志愿同盟”就足够了。第五章通过思考上一个英语帝国的成本与效益，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产生的当代帝国进行辩护。这里提出一个观点，今天的自由帝国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还是利他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利的。之前的许多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尝试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黑非洲，它的穷困并非是受人们经常谴责的殖民主义的遗害，而是由于独立之后几十年的治理不当所导致的。相反，一个典型的自由帝国不仅保证其经济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从体制基础上保障发展顺利进行，以提供经济增长的最佳远景。第六章试图对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对自由帝国模式是否适用于那个不幸的国家进行探讨。该章阐述美国2003年的三个目标——确保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颠覆一个凶残的暴君统治政权；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既值得称赞又有其可行性。但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有一点还不明确，那就是美国能否在伊拉克为成功地进行“国家重建”而投入所需的人力和时间。阿富汗就更不用说了。

内容概要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帝国》、《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媒体关注与评论

精彩绝伦……每一页都充满着新锐、有趣且充满挑战的内容——《每日电讯报》这是一次积极的学术探索，角度新颖、入木三分。——《金融时报》《巨人》使尼尔•弗格森成为了当代最具前瞻性的经济史学家之一。——《星期日电讯报》

章节摘录

1948年，遏制政策开始实施的时期，美国处在其全球相对经济实力的顶峰。前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产出实际上增长了2/3，当时大约占到全世界总产出的1/3，是其竞争对手苏联的3倍。虽然仅占全世界人口的6%，美国却生产出全世界总电力的几近一半，持有大约相同百分比的货币化的黄金和银行储备金。美国的公司控制了世界大约3/5的石油储备总量。他们主宰了国际汽车市场。难怪杜鲁门不无夸张地作此声明：“我们是经济世界的巨人。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模式取决于我们。世界正在看着我们的脸色。选择权在我们手中。”这个“选择权“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而又新奇的形式。美国开始着力于通过关贸总协定下的多边谈判以持续推动降低国际贸易壁垒。阻碍国际资本流动的壁垒并未给予优先考虑；美国认为恢复到大萧条前的固定汇率体系为佳，尽管美元本位已取代了先前的金本位。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对全世界的金融体系进行管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美国“霸权”的实质在于，当涉及贷款和授予援助时（无论是用于发展用途还是用于军事用途），美国的盟友将获得优惠待遇。美国同其最富有的盟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如此巨大，致使在美国经济规模下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数额（见图3），对援助接受国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总额几近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其中马歇尔援助计划约占一半。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包括困难重重的那几年里，这个数字跌至1%以下，尽管约翰•F•肯尼迪曾誓言：“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承担怎样的重担（并且）遭遇何种困苦……都要确保自由及自由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军事开支，经历了对德国和日本全面胜利直接导致的大幅军费削减之后，1948年后，这些军事开支开始急剧攀升，从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达到1953年的14%的峰值，现金开销增加了5倍多。这其中的部分开销当然是由于原子弹储备的增加：1947年美国仅拥有14枚原子弹，但是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几乎上升到了300，到1952年为止则超过了800。美国常规部队的开支所占比重较小，但是仍呈巨大增长的态势。1948年到1952年，美国军队的人力增加了2.5倍，战后最高数字达到340万。即使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军备力量仍旧维持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直到1973年，美国国防预算仍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6%，军队人数总计220万。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军队派驻在由海外的新、老基地形成的防务体系中，有些是美国直接控制的领土，而绝大多数军队驻扎在有独立主权的美国盟国土地上。1967年美国在64个国家派驻服役人员：19个在拉丁美洲，13个在欧洲，11个在非洲，11个在近东和南亚，10个在东亚。美国与不少于4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盟约，从英国和联邦德国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从越南南方和韩国到中国台湾和日本。这就是美国被称为一个“受人邀请的帝国”的原因。但惊人的是，美国竟然接受了如此多的邀请。一项估计表明，1946年到1965年间，美国在168个单独场合中进行了武装干预。但是仍有一个不解之谜。虽然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方面的实力都毫无疑问的强大，但它进行干预的结果并不都十分成功。有一项评估回顾了1945年后的以国家重建为目的的9次军事干预行动。从是否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系的角度来看，其中只有4次行动可以被称得上是成功的。其中有两个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另外两个是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但只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失败后，在冷战结束的阶段才获得成功。有人认为当美国以多边关系（就是与盟友的合伙关系）为保证，并被该国的民主力量所支持时，其干预行动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方的精英。然而，这个论点犯了时代错误，将一个以民主国家建设为政策目标的评判标准运用到一个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政策目标的时期中。我们更要问的问题也许应当是，为什么美国在那么多苏联和中国力求强行渗透的国家里没能取得遏制政策的成功呢？说得更准确些，远比那些国家富裕得多的美国本来被认为有希望常胜，但在实际的争夺战中为何不得不接受高概率的平局（比如在朝鲜）或干脆败下阵来（特别是古巴和越南）。要从4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地理方面来讲：除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所有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上，美国比苏联的战线要拉得长得多。其次，从军事技术方面来讲：一旦苏联得到哪怕仅仅是一颗原子弹，都能对美国造成无法想象的更为严重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苏联人为了达到核均势平衡和常规军事实力平衡，准备建造比美国更大的武器库。再次，作为一个成员可以自愿加入的帝国，美国对其盟友的控制权远不及苏联对其卫星国的控制，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欧洲。在那些地方，苏联人为了强加他们的意志，不惜将坦克开到这些国家的大街上，而西欧的领导人们每次都能指望华盛顿可以近似平等地对待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们比起他们苏联的对手来说，不得不更多地顾及到自己国家公民的看法。不幸的是，当国内进行选举之时，“遏制政策”并不那么受到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如此憎恨和害怕“红色恐怖”，美国人并不想为击败对手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常规拉锯战。这种民意的显示一旦变得明朗，美国人保证“要支持任何朋友（并）反对任何敌人”的可信度就会大大缩水。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可以证明的是，如果美国在50年代早期动用其所有经济和军事手段，它是可以赢得一场反共产主义的“热”战的。但只有在美国国内政治性质发生明确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胜利。这样的话，美国人民就会彻底推翻共和制的宪法制衡，而将他们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我们应当可以看到，1951年这种可能性曾片刻出现过，但美国人放弃了它。一个受到外国邀请的帝国是一回事，建立一个帝国本身则是另一回事。没有美国人想要把一个帝王请回自己的国家。朝鲜战争是冷战思维的直接结果。首先，苏联人拒绝在其占领区举行由联合国监督的自由选举。而美国原先是默许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的，如同它默许德国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局面一样。实际上，自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从朝鲜开始撤军。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已经表明，他并不认为韩国对美国的安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一个月，众议院驳回了白宫提出的韩国援助法案，虽然这个驳回决定后来被推翻了。即便如此，杜鲁门完全有理由称这场战争为一次“毫无示警的侵略”行动。由于苏联在安理会上的缺席，他毫不费力地获得了安理会的决议，要求“会员国为韩国提供战需协助，以击退对其的武装攻击并重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共有15个国家为此调派了部队。美国在当时看来既有实力又有权利打这场战争。除此之外，美国的民意起初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赞成干预行动的。1950年7月的民意调查中，3/4的选民同意杜鲁门采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同意有必要“阻止苏联”。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这一从后方打击朝鲜军队的行动似乎让民众看见了胜利的曙光。民众强烈支持他，想要将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有可能的话，甚至能让朝鲜改朝换代，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就在美国部队跨过“三八线”的前夕，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达到了81%。中国于1950年11月发动的反击战本身并未能够保全朝鲜。然而，中国的初始参战如此富有戏剧性，使得美国领导的联盟一时间“群龙无首”，虽然，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打败毛泽东领导下的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国，但有三个因素使得美国没有成功。首先，美国同盟国中反对使用原子弹攻击中国的呼声很高。其次，杜鲁门政府自身也非常担忧核攻击行动会促成苏联对西欧进行核报复。尽管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数量是苏联的17倍，但美国的政策决不想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最后，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克服这两个障碍的人在政治上已经被他人所算计。1951年也许是美国合众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近乎经历罗马共和国命运的时刻。扮演恺撒的那个人就是新日本的建筑师、现任联合国驻韩部队的总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深信杜鲁门所选择的“有限的战争”是大错特错的，麦克阿瑟公开说要跨过“卢比孔河”，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对杜鲁门的公然违抗，麦克阿瑟不仅拥有民众的广泛支持，还有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和占有巨大比例的保守新闻媒体作为靠山。当杜鲁门将他解职后，麦克阿瑟回到家乡，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美国宪法本身看起来倒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人们时常说麦克阿瑟的失败是由于对美国战略的错误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麦克阿瑟认为他可以不听命于他的总司令，甚至推翻上级的命令，这一点当然是不对的。恺撒也曾经因公然违抗罗马元老院的命令而铸成大错，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恺撒在民众中享有的影响力。麦克阿瑟没有成为恺撒的真正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更善长于政治谋略的对手。长期以来，杜鲁门非常憎恨麦克阿瑟，他私下里给麦克阿瑟起了个绰号——“男一号，高级将领，五星麦克阿瑟”。在这位总统看来，这位“超龄服役道格（拉斯）（Dugout Doug）”不过是一个“演说家”和“爱表现的人”。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得力助手”和美国政府派往海外的殖民总督，有临机处置的全权。早在1948年1月，他预言麦克阿瑟会取代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月前左右，组织一次盛大的周游全国的游行。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不顺从”是确实的。第一次是他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大会的一封信，意欲在1950年8月28日公开宣读，信中谴责那些在亚洲地区主张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们。在杜鲁门的要求下，他虽然收回了这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早已泄露并登上了报纸。第二次抗命是1951年3月24日，麦克阿瑟提前4天得知杜鲁门正在精心计划开始与中国方面的谈判，于是他抢先介入，有意从中搅局。在一些欧洲观察家看来，这不啻是向总统发布讨伐檄文。第三次则是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宣读一封麦克阿瑟的信，信中认为应当运用“最大攻击力”抵抗中国。他并做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这无疑违反了前一年12月份白宫给他下达的指示，要求麦克阿瑟的所有公众演说都必须经国务院授权才可进行。从技术角度来看，杜鲁门整肃麦克阿瑟的理由已经极为充分，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仍然不够，要证明麦克阿瑟的军事策略不足取便尤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鲁门不知疲倦地工作，最后成功地将麦克阿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司们争取了过来。4月11日麦克阿瑟被通知就地解职，他不是如预想的那样，从一名总统特使那里得知此消息的，而是一名部队的副官听了无线电广播的白宫召开的特别晚间新闻发布会后告诉他的。他决定返回美国“闹个天翻地覆”——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做到了。他被解职的消息传出来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共和党高层大肆鼓吹对总统的弹劾，《芝加哥论坛报》则以伤感表达对此事的回应。人们向麦克阿瑟致以敬意，认为他是“自成吉思汗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最为了不起的军事家之一”，他是“巨人”，是美国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而杜鲁门只不过是个酩酊大醉的侏儒、“人民阵线，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府”的领导人。支持麦克阿瑟的游行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圣•盖博，从巴尔的摩到休斯顿比比皆是。有4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谴责总统决定的决议。势不可挡的电报从全国各地打过来，纷纷反对总统的决定。总统的民众支持率暴跌至26%；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麦克阿瑟得到69%的支持率。白宫里的那些人开玩笑说，麦克阿瑟会跨过重洋，在21枚原子弹的礼炮中焚毁宪法，这是他们以最佳的方式来减轻一次严重巨的政治危机给政府带来的压力。麦克阿瑟的回国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给国会作的演讲是一个精彩壮丽的演出，从虔敬之心到爱国情怀，感伤的愁情贯穿整个乐章。3000万观众在电视上收看了此次演讲，30次被这些民选的国会代表们爆发的掌声所打断。“我们今天听见了上帝在这里说话，一个有血有肉的上帝，这是来自上帝的声音！”一名狂热的国会议员大声惊呼道。一名议员“感觉如果演讲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话，白宫前面就会进行示威游行”。而当麦克阿瑟自己昂首阔步地走在纽约大街上时，据说吸引了多达700万的民众，导致了一次即兴的大游行。这真是可以与恺撒相媲美的荣耀。然而，杜鲁门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任何公众诉请，而在于静静地有系统、有方法地确保对麦克阿瑟的部队士兵的支持。麦克阿瑟认为，第一，“有限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驻韩美军的士气；第二，美国应当提高对华战争的作战级别，进攻中国的东北领空，封锁中国的海岸线；第三，应当动员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国共同作战；最后，在中国各大城市上空扔下50枚原子弹。若“胜利”的替代方案是“绥靖”的话，只会引起“新的更为血腥的战争”。杜鲁门的答复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一手炮制的，旨在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更重要的西欧问题上转移走，全力进攻中国会导致苏联对西欧的侵略。对麦克阿瑟致命的一点是，杜鲁门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这使得麦克阿瑟的继任者，马修•B•李奇微将军能够很快地坚定驻韩美军的战斗信心。但最为关键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在参议院对外关系与军事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听证会上的证词。布雷德利讲了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话，他认为对中国发动总体战的后果必然是让苏联在西欧可以乘虚而入，因此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对此无法回应。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官”，他承认自己对欧洲的形势并无深入细致的了解，他也从来没有从“全球问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雷德利的这个认知对麦克阿瑟来说是致命的。

---

 巨人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