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书评

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

首师大的艺术阅览室要穿过网络教室，在三楼。顺着楼梯往上，阅览室仿佛在阁楼里。窗外高木繁荫，绿意盎然，空气很沉静。阳光穿过铁条窗，徐徐散布在旧报旧刊上。与世隔绝的感觉，如同在高山的修道院里，是个不错的地方。这次借书最大的收获，是偶然发现了E•H•贡布里希的《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 曹意强 周书田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这套“二十一世纪西方美术理论译丛”中，在南京大学旁的小书店里，我还淘到过《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和自然中的抽象》——后者很有趣，比如它说：所有线条形式中最感人的是巨大的无限重迭的线条形式。这是一种基于旋转波纹的形式，由两条伸向一个共同中心的曲臂构成，两种形式围绕着这一中心转。在自然界中，这种形式可在许多表现中发现：在飓风的图式中，在大洋的潮流中，在向日葵籽盘的形式中，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宇宙的螺旋形的银河形式中。人们在许多外观上运用这一形式，例如中国人的阴阳图案和孩子们的陀螺；作为它的必然结果就产生了飞机螺旋桨。旋风是银河形式在三维空间中的一种变异，甚至晨曦也对其负有责任。例如，两个配偶动物的生殖器官的会合点就体现了两条银河臂会合的中心，两个身体的曲线象征着统一点体系的两条臂。在农庄生活的人们、或者喜欢动物的人们将会认识到这种形式存在于他们喜欢的动物的交配过程中。《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这本书，诚如作者在《中文版导言》里所言，“本书的文章出诸一个艺术史学者之手，但它们的主要论旨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文明史学者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相对论和虚无主义的挑战。应对此种挑战，我记得，被苏珊•桑塔格当作知识分子当下的两大任务之一。“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道德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转型，其主要标志是怀疑所有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本身、所有高尚的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以刺激消费为主要功能的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承担着艰苦而没有尽头的任务，也就是继续体现（并捍卫）精神生活和言论的标准，而不是大众传媒所倡导的虚无主义的标准。谈到虚无主义，我不仅指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中颇有市场的相对主义、利益私有化，也包括表现在所谓的文化民主中的更近的、更具危害的虚无主义，还指对优秀的东西和取得成就的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属于‘精英人物的’，是排他的。”（桑塔格：《对一份调查问卷的回答》）贡布里希写《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中的系列文章（主要是讲座、演讲的文稿）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慢慢开始泛滥的时期。纳粹经验，也使贡布里希对那种相对主义的说教的危险性特别敏感的原因，“因为我的年纪使我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那种主义完全抵制和抛弃任何一种有碍于其政治目的大价值。……我希望读者将由此相信，当今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从往昔承袭下来的某些价值得永久性反思。这些价值就常常蕴含在伟大的艺术之中。”在这里，我忽然想到那场“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十年浩劫”。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极权主义的“孤独”（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孤独”）？群氓主义的盲从？还是现代性工程的制度缺陷？由上面，我倒想到一个文化上的原因——价值的失范。我甚至认为，文革的发生，和五四反传统所带来的对价值标准的破坏的副作用，有直接关系。我还认为，文革的发生，和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失败，有直接关系。我尝言，美学和道德虽二实一。美学上的贫乏往往会导致道德上的贫困；不识何为美，往往也不知何为善。对美的破坏，往往会招致道德更大的报复性的反噬。这种事例已经屡见不鲜了。相反，那些以美、艺术为信仰的人却往往是道德上的“头骨铮铮”的人。譬如吴宓，譬如傅雷。别忘了，昆明湖自沉的王国维是以诗人的身份而不是学者的身份死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何为“世变”？千万别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的，而是精神伦理学的，美学的。价值失范，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引起了社会人心的连锁反应。文革，只不过是倒下的最后一块罢了。我一直有一个念头，要从学术上去说明这种现象。理性，审美，伦理，三者是结合在一起，塑造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氛围的。近现代以来，我们不缺乏单方面胜出者，但三者高度融合的例子却少见。高妙的思想，如果没有文艺（情感）来中和，不是干枯就是谵妄，往往成了原地兜圈子的罩眼磨驴。我注意到，钱钟书虽然写过小说，但他永远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缺少一个文学家所必备的悲悯和同情。吴宓一生也想写一部小说，名字都想好了，《新旧因缘》，可惜未竟。从他以《名利场》和《红楼梦》为创作标竿来看，他是对文学的理解是远远超过钱的。而且，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一代，虽为学者，却是诗人学者彼此不分，此中深意，很多人却没有注意到。 而另一个问题，却是近代以来唯新主义导致的历史感的丧失。或者说，随着大转折时代的过去、和谐时代的到来，所谓历史感，更被"与时俱进"扫荡得七零八落。我记得茨维塔耶娃说过，历史感就是一种命运感，而我们呢，缺少的就是这种命运感。活在当下，成了强人和痞子的堂皇口号。另一方面，与此相伴的，却是历史的粗线条化、个人史的缺乏。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一上来就抱怨，他那个时代很少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回忆录也少。无独有偶，胡适写《四十自述》时，也老劝别人写自传，目的是为后人留个记录。我们是既缺少俄罗斯诗人的命运感，也缺少俄罗斯小说家们的细腻，中国现代文学败就败在此处。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吧。在这本书中，窃以为《普通知识的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理想和偶像》、《艺术和自我超越》、《艺术史和社会科学》、《为多元论辩护》、《艺术研究中的理性和感情》诸文，从事或有志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学子均有必要细读体会。其中就有许多针砭当代“学术工业”的文字，譬如，在《普通知识的传统》中，作者写道——“我了解到在学问和学术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就产生一些最美好的动机。要求对知识采取考试的愿望就是源自对大家都公平以待的传统，源自一视同仁的要求，这种愿望不仅应该必须实现，而且应该在有目共睹下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不当心，这种要求由于有种惊人的教育补助金体系作后盾，很可能把我们的学术机构变成类似于国家蛋类销售委员会（National Egg Marketing Board）那样的机构，在那里，蛋头（egghead，此语双关，也指有知识的人）都被分等盖印，以方便预期的买主。”关于人文科学应该怎样进行，作者还有许多真知灼见，这些不管是对学者的研究，还是学子们的求学，都有珍贵的启示意义。总之，《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是一本必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