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堵塞》章节试读

《情感堵塞》的笔记-第51页 - 压制的后果

在民主德国，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呼吸漂浮着有毒物质的空气，这无疑是会损害健康的。二环境检测数据却被列入保密范畴，可以说，人民遭受健康损害一事国家完全知晓实情。空气污染的后果不仅是刺激过敏、频繁感染和中毒症状……

《情感堵塞》的笔记-第91页 - 社会角色作为可能的代偿

这个专制社会中的人们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明确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人们都被畸形社会的“病毒”感染了，每个岗位都同时兼有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情感堵塞》的笔记-摘抄 - 摘抄

整个民主德国犹如一座伪宗教膜拜的恢弘庙宇：敬神般的个人崇拜，“领袖圣像”及领袖语录，诸多仪轨，大规模群众活动，起誓表决心，严格的道德要求和戒律，一切都由宣传部门及党代表们用神甫般的庄严进行管理。
当时有一个观点被反复地向人们灌输：在东德已经通过法律彻底消灭了纳粹主义。这完全是对社会心理和性格之间关联的彻底无知。不论是号称所谓的“去纳粹化”还是宣告斯大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其主要目的都是想掩盖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东德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群情激昂的施害者，或者至少是自觉自愿的跟随者。在每个人都但求自保的事实上，历史又再次重演：几乎所有的人都声称自己根本不知情，未曾参与其中，也不认为自己应为此负责并承担罪责
“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曾在一夜之间风靡起来。这是那些施害者首先试图在语言上来洗清自己的罪行。他们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纳入受害者行列，好像我们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抵抗者”的民族。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盘算，只要党政机关中牺牲个把领导，便能把长久郁积下来的极权专制问题统统解决掉。如此一来，就可遮盖住党政国家机关人员那些追名逐利、机会主义、道德败坏的勾当，所有罪责就可以一笔勾销。对于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而言，现在终于天下大白：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社会的畸形发展；最后是占多数的随大流的人，他们无不感觉自己是被欺哄的可怜受害者。然而当事实的真相被源源不断揭露出来后，招来的却是许多人的怨怼和愤恨，看来是因遮盖羞耻感、罪责以及无法承受的自卑感不成而恼羞成怒。
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为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理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可以想象，整个过程异常恶劣和严酷，因为个体到最后不仅无法感知其自我异化，不能辨认其真正的生活，而且还将其失常的行为主动合理化：比如这是在为“伟大理想”服务，是爱国义务，是为了保护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现实社会主义”确实存在了40年：在这40年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参与过选举闹剧，数百万人定期参加各类庆典大阅兵，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曾是少年先锋队，也曾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我们参加过社会主义的成年礼，也在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中出卖过自己的利益。50多万人曾参与过国家安全局那些令人不齿的监视活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参与过对我们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没有看过城市的衰落，没有听到过媒体和官方消息中恶意的谎言，没有高呼过那些愚不可及的标语和口号，没有经历过道德的堕落，没有做过因贪腐、刺探、告发、阿谀逢迎当权者而导致的人们关系的破坏。对这一切居然可以保持沉默和容忍，可以装作视而不见，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是多么明显的病态。
用一句精神疗法的讽刺来说：什么人养什么鸟——什么样的人民养什么样的政府！
“反法西斯”在官方场合自然不容质疑，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也被隐藏起来。“反法西斯”在东德的新领袖看来，不用证实，即是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健康的人性化的举动，十分适合新领导。但是，如果称它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新变种，便会被视为荒谬。可以肯定的是，东德从新政权建立起，尽管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帜，但靠的是欺骗、虚假选举、暴力和外国的军事统治。
对付孩子的手段，是教训、羞辱、孤立和疏远。对付成人的手段，则是劝阻、恐吓和惩罚。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保证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即真实的生存，自由表达意见，接纳和承认独特的个性和性格。所以，如果想要获得结社、高等教育、被提升、被认可的权利，必须在国家划定的准则内循规蹈矩，恭顺服从。如果想获得住房、旅行、嘉奖和事业发展等特权，必须会溜须拍马和绝对顺从。
东德的国家安全局之所以能够如此有效的运作，完全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源源不断的资源，即潜在的恐惧。心理疗法将此定义为一种不自知的心理紧张状态，当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情感需求同时又被禁止的情况下而产生。应当说，这也是极权专制教育的结果，
可以想见，一个遭遇司法不公的人，不仅必须低头认罪，还要表示忏悔，他的心灵怎能不受到严重伤害呢？这种政治性的诉讼程序对民众而言，起到的是一种恐吓作用。因其缺少透明度，更易引发无限畏惧的想象。
在民主德国，一半以上的案件是侵犯财产罪，其中大约五成属于侵吞公共财产（1988年约26000件）。犯罪案件的激增，显示出人们面对公共利益时的道德沦丧和隐性对抗（损害国家），这是压制的恶果，也是对物资全面匮乏的抗议
融入集体，服从集体规则，曾经是一切的最高准则。与之相比，什么个体特征、潜在能力以及发展空间统统都被粗鲁地抹杀掉。每个孩子需要效仿的最高美德和义务很多，诸如：安静就坐，有控制力，勤奋不懈，有所成就，服从成人的权威管理，懂得感恩，令行禁止。一言以蔽之，国家教育的目的就是扼杀个性！摧毁个人意志！这一原则曾渗透到国家教育的所有层面。
可以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日常安排都是根据固定的方案进行的，根本不会考虑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和需求。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孩子日后产生严重问题而感到诧异了。
当时还存在一种现象，那些被允许优先上岗的老师通常在性格上都显现出动摇和怯懦，好像此类人更容易为学生树立起效忠国家的典范。只有自我意识薄弱和唯命是从的教师能够保证将专制教育造成的性格扭曲代代相传，将长期洗脑导致的言行不一相传代代。
党的宣传手段就是表决心献忠诚、粗鄙的政治口号、荒谬愚蠢的政治运动，还有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套心理战术：第一种是受控于这些宣传的人，简单而天真，他们整日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就像动物一样，需按照主人规定的时间表得到驯养。第二种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传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活力会被消磨殆尽。还有一些会被政治宣传的粗俗和肤浅而激怒的人，他们在理智和情绪上都出现强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达出口，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羞辱和排挤，当压力持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憎恨和愤怒便会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终放弃排斥和压力以获得解脱，或者干脆与施暴者同流合污。第一种人已习惯于服从，他们可以年复年日复日地一直顺应地生存下去。第二种人历经磨难和摧残，可以说更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领域宽广无比，无论是在党政国家机关、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军队和经济文化高层。
东德的暴力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是因为它的基础建立在大多数父母的狭隘个性和扭曲的人格之上。而这种病态现象恰恰来自于家庭。就当时的现实来说，孩子只要具备了这种特质，日后才能顺利融入那个畸形的社会和生活，这样看来，不仅必要，而且大有用处。需要提示的是，我们当时遇到的这一现象并不在少数，很具普遍性。
与此同时，国家在倡导一种妇女解放的理想，其实这一倡导极具欺骗性。女性从中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获得的只是对经济压制的屈服，以及日渐严重的男性化。促使女性职业化，只是为了把许多女性内在的精神痛苦转移到外在的事业上去，而女性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来自内心的认知和成熟。在这种社会体制和父权统治体制下，上班的女性实际上承受了三重负担：工作、家务和养育孩子。换句话说，也间接地导致了对孩子的巨大伤害。
以开具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来讲，不过是医生为了赢得病人的好感，而共同合伙偷偷钻了国家体制的一个小空子而已。更为常见的是为女性出具证明，以方便回家照顾生病的孩子。这无疑会导致孩子认为，只要通过“疾病”才能够迫使母亲留在身边，以弥补自己没有被满足的权利。在一些更详细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孩子所患的“慢性疾病”，其实是他们潜意识里对母爱的渴望，是他们内心痛苦在心理上的无声表现。
人是天赋和环境的产物。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似乎意义甚微，其实人非常简单，他就是在与周遭环境不断的互动之下，发展出自己的各种能力及品性。
人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人完全能够承受在大量需求无法被满足后的失落感，否则的话，许多孩子是无法在压制性教育体制里侥幸生还。当然，这个过程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旦这种屈服顺从的能力形成长期的桎梏，最终的后果或是人格畸形或是身患疾病。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呼吸总量是有限定的。能够平稳、深度呼吸的人，一般要比浅度且急促呼吸的人寿命更长。很遗憾，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传说确实有科学依据。强制性的、压制情绪的教育会迫使呼吸变浅，如果还加上含毒的空气，那我们的生命力不仅会被遏制，生命也会缩短。
当物质上对商品的需求、精神上对自我社会价值的渴望无法获得满足时，民主德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自恋情绪就不能小觑。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存在缺陷症状。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等待和排队暗含着一种意义：即屈从就范。而屈从和忍让正是极权压制的目的之一。如果某人突然兴之所至，想出去喝杯咖啡，或吃一顿饭，当他看到餐馆门口大排长龙，而下一家饭馆又挂出“今天休息”的牌子，他内心的失望就会达到顶点。这种匮乏状态已经逐渐使人受到侮辱、遭受折磨，令听从本心的生活无以为继。
被异化的人大多只有在异化的境况中才会感觉舒适。他们必然会将更好、更自由、更自然的境况与目前的异化、堵塞和分裂境况进行对比，两者比较的结果会使他们陷入忧虑不安，这是他们无论如何想要避免的。谁愿意承受痛苦呢？为了避免陷入痛苦的认识过程，他们更愿意保持这种反常的状态，甚至一再积极地进行反复营造。因为认知过程虽会带来巨大的自由并得到康复，但首先会引起不舒适感、沉重的认知和普遍的不安全感。所以，由畸形致病的状况常被掩盖或当作表面症状，而其真正诱因及其广泛联系却从未被揭示、被改变，因为他们不想再谴责已入歧途的生活方式。
疏离自我的恶果就是产生依赖。当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和自身的需求，失去了身体与心灵的紧张与放松这一内在节奏，那么现在急需的就是一种外在的依靠：一项可供自己遵循的规定，一项对“正确”或“错误”进行表扬或斥责的奖惩规则。而自然天性的重要性恰恰是：满意，放松，兴趣。既然这些内在体验均已丧失，便不得不努力寻求预先设定的外在价值加以补偿：如消费、财产、权力和名誉，并转而遵循既定的道德或意识形态继续生活。人的基本需求获得的满足越少，寻求替代性需求和价值来填满的这一空白的压力和欲望就越强烈。
想要认清这种替代性追求的特别困难之处在于，所有基本需求都被滥用：吃饭变成狼吞虎咽，喝酒变成酗酒，充满情爱的性爱成为暴力性交或淫乱，爱情异化为索取爱或爱的表白，上班变成工作狂，帮助变成“助人综合症”，交往变成纠缠。很多过着如此生活的人却误以为是一片健康和谐，他们感觉不到自我的疏离，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所谓主流价值体系中可以获得很高的评价。
有许多现象虽然很令人费解，但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耳听长年累月的煽动宣传，目睹诸多理论与现实的互相矛盾，眼见一座城市日渐没落，行走在发臭的死水河边，穿行在砍伐殆尽的埃尔茨山间——我们对此有何感觉？我们哭过、喊过、咒骂过、呕吐过吗？我们用我们的情感去指导行动了吗？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客观的论调，我们旁顾左右而言他，心安理得地继续忙着自己的小事情。在“转折点”之前，我们曾批评过汽车尾气带来的严重污染吗？指责过无色嗅的有毒气体赋予我们国家独特的味道吗？没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人格分裂了。
只有在情感分裂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任何一种形式的压迫、不公、暴力、暗中侦查和告密。试想，如果一个人边境“叛逃”犯下的只是一种刑事违法，为什么还会被下达的射杀命令致死？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边防战士因击毙叛逃者而被授予勋章。就在授勋的一瞬间，他绝望之极，呕吐了长官一身。那一刻，应该说是情感冲破了“围墙”，攻克了恐怖事件。
有效的治疗一般包括对患者的接纳、关照和认可，这在病人渴望得到的同时，也正是他们所恐惧的。因此，我们很规律地发现：我们对患者的接纳越深入，他们的抗拒却越强烈，不仅迷茫而执拗，而且会加重症状，违背医嘱，目的是为了重新找回之前习惯的不合作态度——然而他极力压制自己对别人关注的渴望是绝对不能提及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早早地变得麻木不仁。如果我们执意要体验眼下的痛苦，那么曾经的生存问题就又会浮出水面。如果我们想认真面对眼下的谎言和堕落，那又不得不解决此前堆积如山的无数谎言和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
如果想让患者现在真正体会到爱、亲密、自由和宁静，那免不了会激起他对缺乏爱和被压制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引来的后果必然是委屈，所以他并不会因为当下的满足感而享受快乐和轻松。
最基本的代偿表现我认为有以下几种特征：表现在身体、精神和社会交往上的一些缺陷和疾病；身体畸形和性格变异；镇静剂的使用；典型的社会角色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
在纪律化管理方式中，唯一比直接诉诸暴力更常用的手段，是利用道德压力和人们的恐惧感与负罪感。教育的任务是无休止地教唆，直到所有的人就范为止。而那些边缘人或特立独行者，正如上文所说，则交给司法机构、医疗机构或教会去“处理”掉。
民主德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天真幼稚：整个民族永远被定格在“童年”时期，正如人们用“恐怖教育”折磨孩子，使他们变得永远矮小，愚昧无知。政府像一位父亲，伟大、无所不知、永远正确，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威。事实上，任何一种法律手段都不可能与政府及其决策相抗衡。行政立法院和宪法法院被取消后，国家机器只按照党的指示行动。人民议院扮演着一个可怜的小角色（总是上演一致通过、欢呼喝彩的戏码——在这种情形下，又会有怎样的人民呢？）。而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东德人婚姻的基本特征：母亲（党）主导和控制着父亲（政府），而父亲又将其积威以特别严厉的方式发泄在孩子（人民）的头上。事实上我们拥有可以上达视听的权利，如果党真的想为人民做点好事，它可以修改政府的决议。与以前的情况不同，教会也扮演了母性十足的角色，她与“父亲”的关系体现在：她背着父亲将“孩子”纳入保护之中，而不是直接公开地与他就严厉的专制做法一争长短。无论如何，从这两种关系中我们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段“婚姻”很不幸。
真正建立在独立自主、自我价值和负责能力上的权利平等是极为罕见的。在日常文化中虚伪的关系取代了建立在亲密和诚挚基础上的真正的人际关系。这是口欲期和肛欲期的“关系”：其他人对我有何用，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应予我何种补偿？于是缺陷综合症使关系变得扭曲。
持续不断的谎言已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蔓延：美化现实、伪造数据、压抑欲望、粉饰太平、否认一切消极事物、将人类重要的生命主题列为禁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官方的公告和电视机、收音机、报纸中的报道如此空洞可笑、言之无物，如此公然的歪曲和欺骗，老一套的镇压、否定、丑化、抹杀事实和颠倒黑白的做法又是如此明目张胆、简单粗暴，以至于这个国家本来应该会因毫无来由的狂笑或突发的厌恶，变得每分每秒都岌岌可危。但什么都没发生，人们已经习惯了罪恶和不幸。这也是代偿机制被广为使用的一个明证：人们或满心怒火、或百无聊赖地容忍着无耻之徒和偏执之举，这一招和内心防御机制一样都非常好用。为了压制势必产生的愤怒，宝贵的生命能量被不停地消耗掉了。
生活方式既是心理缺陷综合症的结果，同时又会引发进一步的畸变。限制重重、自主决定权被剥夺、不眠不休地适应环境的压力、控制、审查和惩罚，这一切使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举步维艰，并阻碍了人的发展与成长，这是无可置疑的。许多人因此而变得幼稚、不自主、市侩庸俗、目光短浅，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但这些真话人们常常不愿听。这些心理畸形的人们很少有兴趣去改变这一体制，恰恰相反，他们想维护现有的社会结构。这在心理治疗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在公开场合应该还是会遭遇愤怒、反对、憎恶和敌意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而不能再以“局势所迫”为借口替自己开脱了。在民主德国盛行着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人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人们只能心怀善念随波逐流。这完全是错误的，是一种神经疾病的自我合理化。不用成为烈士也不必变成英雄，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坦率真诚的品质，富有感情，有能力处理好人际关系，并使它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品质会为人们摆脱普遍的病态并拒绝代偿打下实质性的基础。但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少出现，这主要归因于个人的早期经历，主要是同父母相处的最初体验。这些经历不仅“可能”而且“必定”会改变一个人日后的生活方式。人们总是一再自己复制他们早期体验过的必须接受的生活方式。这种“强迫性重复”既悲哀也隐藏着一些好处：他们不会向往更好、更自由的生活，于是也就不会回忆起童年时期那些贫乏的沮丧的经历，即必须在长久的痛苦和挣扎中，忍受不被爱也不自由的生活。在这种压抑中，人们逐渐适应了，痛苦有所减少，其代价则是必须继续维持这种不被爱也不自由的生活，否则所有的旧疮疤就会破裂，而苦心压抑的一切就无法再得到控制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正需要这样一个国家，身处其中他们可以不自主、不成熟、不自由、寻求替代品（消费、成就、成功）和伪关系，从而能够虚伪地生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扭曲的人格强迫产生特定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些行为是被迫的，是由内心的紧张状态引发的，而且始终遵照他人的许可和要求进行。人好像被固定在既定的生活轨道上，既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无法变化、无法更改，因此，这些行为就具有危险性和自我毁灭性的力量。
研究强迫型性格不能无视追名逐利的功利观。这种功利观常常会发展为对这种病态人格的代偿。当人们不被喜爱，也没有自由，却又不得不接受一些强迫其臣服的行为时，他们便产生一种幻想性的希望，希望至少通过适当的成绩来获得肯定和认可。痛苦与克制、控制与纪律在竞技体育中被推到了一个顶点，在这一方面，世界中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民主德国相比肩。这种被美化为最高胜利的竞技体育恰恰是强迫型社会畸形的一种写照。
人们失去了生活、感情和涌动的欲望，却认为这会通过科技成功、征服自然和社会成就来弥补。这些人内心软弱，自我价值认同受到了伤害，由于被迫适应外界压制，自主性也出现问题，他们对权威唯命是从，接受严厉命令，并以它们为准建立其内心准则，造成强迫型性格。极权主义的统治一方面生产这种性格，一方面又将这种性格形态继续传播下去，以使这个体制千秋万代永远存在。
这些角色要求人们佩戴社会面具，并以此深化他们的人格分裂。在社会角色中，人们必须完成专业的任务，彼此关系如何形成也必须遵循理性主义原则，这也加剧了情绪的郁积。社会机构通过社会角色形成。只要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还处在中心地位，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就会长期持续下去。当经济上的压力取代思想上的约束时，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常常发现，为了不让自己看到内心的软弱，在所有专制结构下，领导都用权力作为其发泄手段，这里指的领导并不仅限于党内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医生、教师、教士、基督徒和其他人也包含其中。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体制内受保护的人将遭受许多创伤，而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最终会阻挠他们了解并解决自身问题。某种职业会导致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又会被作为代偿不断地被利用，因此，错误的行为被不断巩固，而每个职业中本身存在的能使人真正放松的机会却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举个例子，作为医生我必须把命令、对抗、拒绝和生死由之也当作“帮助他人”的方式。这对我来说真是难以理解，它既违反了助人者的伦理道德，也没有使自己尽可能讨人喜欢的内心需求得到满足。
选择担任何种社会角色，以及如何执行这种社会角色，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例如家庭的传统、父母的期待、社会的要求、特定的影响、环境的推动或阻碍，甚至有时纯粹只是偶然事件或天意弄人。但是作为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责任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予以批判性的考量。人人都有责任对已有或习得的准则、规范和规定进行衡量和深入分析，必要时还要改变它们，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些责任。
民众对政府和党越来越抵触和反感，但对于领导人却仍保持着一定的尊敬和一种几乎令人感动的信赖：许多人相信那些领导人肯定不像下面的人那样糟糕，他们始终固执、热切地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一切并不知情，他们被欺瞒了，不能从下面得知真相。通过人们能够得到“上访权”，这种骗人的希望得到了巩固。事实上，“当局者”也确实会偶尔批准一项权利，或在某次平头老百姓与乡村政府机构出现“民告官”案例时，作出有利于弱者的判决。这使得这种封建的崇拜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理念：社会主义真的是一件好事，信仰他的人会从中获得一线生机。
一旦人把自己包裹在壳里，对面临着死亡（战争、饥饿、寒冷、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威胁的内在困境视而不见，为了活下去，他就需要光鲜的外表，并且上了瘾般地打磨它、美化它。这让我认识到，有组织的欢呼和罗织一件件丰功伟绩是多么荒谬！为了再次稳定人心，那些成就需要一再被扩大——就像喝酒上瘾的人渐渐地越喝越多。
对于打算将来往上爬的官员们来说，表扬、认可和威逼利诱是最有效的手段：我们需要你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你要服从我们，那是一项光荣的使命，是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对于职位较低的人来说，承诺给他们提供进修、发展的机会和其他特权则非常管用，利用这些人的恐惧、性格上的弱点和不甚严重的犯罪前科胁迫他们并向他们施压，使其成为特务和告密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形式对付缺陷综合症的痛苦很管用。特别是威逼利诱般的接纳和许诺，让这些人看到了希望，可以被肯定，找到一种归属感，而童年都没有被满足的基本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对压抑的生活进行无意识的、暗自的反抗以及情感郁积，这二者造成的不安情绪，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种现象——当自己终于有能力成为制造恐慌的一员时，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解脱啊。
追随者们是受折磨、受虐待的群体，只有屈从于权威者（父母、老师、教士）的意愿之后，他们才能最终相对安宁、放松下来，尽管自尊和骄傲受到伤害。但报酬是，在放弃了自我价值之后，他们能不受影响，有时甚至是心情愉快、心满意足地工作，并从中得到快乐。
在工作中我们必须承认，持不同政见、为反对不公正和压迫而战斗和抗争的反对派，也是在抵抗内心的缺失，这一事实因此对实现共同的现实政治目的也产生了极度消极的影响。抗议者们联合在了一起，但是很多人缺乏一种为取得共同创造的成绩所必需的“心无旁骛”的心理成熟。这种成熟的前提是一种内在心理机制，即过去的创伤已经不再产生影响了。总而言之，这些人的缺陷综合症必须“治愈”，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温和、真诚、实在，从而去说服其他人并对他们施加影响，然后凭借智谋、宽容及互相谅解来进行这场让人心力交瘁的政治斗争。
非法离开民主德国是一种犯罪，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柏林墙已经造成无数人死亡，拆散了无数个家庭，给很多的人带来了心灵上永远的创伤。这道分界线本身就已经将体制的本质暴露无遗了。所以在民主德国，不该有人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当时并没有认清社会畸形的严重程度。
边境越是严密和血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对东德就越是鄙夷。出境申请越多，东德就越是被迫感到自己很可笑，短处也就暴露得越多。体系对人民压制得越厉害，出境申请就会报复般的越来越多，压制于是也就越厉害。内部的缺陷愈多，如那种逃避的无意识愿望一样，离境的愿望就如潜意识里想要逃避自己一般愈加强烈，而内心的困境就愈严重。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空想家们是在没有自由、距离、忽视内心真实想法、在自己没有完全舒展开来的情况下，以一种支持或反对父母的身份，尝试着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代偿形式，全心为别人考虑的同时却刻意隐藏起自己的痛苦。
压制性的机制和官僚主义的后果影响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有能力的上升阶层和领导阶层的成长。精神上不受人尊敬的权力阶层似乎已经被他们能干的”子女”置于危险境地，而且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恰恰无法培养出自信的、有创造力的领导人，最多只有虚荣的追随者和投机分子罢了。没有对权威的批判性分析，就没有人会是权威人士，也不会成为权威人士！如果这种听天由命的无所谓能让一切都轻松一点，又何妨不幸灾乐祸一下呢，看看即将进行的领导层换届怎么进行，看看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能作为德国的领导人。所以当昂纳克交出大权时，在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恐慌。这个“可怜的”男人不能辞职，这会将他最后的尊严丧失殆尽，这已是内心虚弱的典型症状。
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预言的那种更好的生活，也只能为那些体制寄生虫们提供伪宗教式的信仰，因为现实永远表现出这种生活的不可信性。从历史眼光来看，这可能是这个体制最无耻的行径，也就是将社会共同生活最高尚的人类价值以这种方式加以滥用并破坏殆尽，以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声名狼藉。
民主德国彻底解体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领导阶层的堕落和有公信力的新权威的极度缺失。由于出逃、驱逐出境，干部们不再通过能力和威信，而是依靠投机获得升迁，使得这个国家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衰落了。“反法西斯”宣传在新一代人身上也不能再引起负罪感。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因其狭隘而日渐式微：大众如此悲惨地被拘留在“最大的德国集中营”，所谓自由、社会公平、（内心的）和平和民主又该如何成熟呢？这一切都将内心的团结瓦解了。于是，真的出现了为大众规划并准备好的拘留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违抗忌讳和禁令，振奋自己，突破自我，发出声音，在群体的团结和帮助下逐步克服神经机能症障碍：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反抗，同时也是集体心理的一次大解放。由家庭引发，并通过社会关系进一步巩固的自我束缚，在这个情绪饱满的时期成为一个共同的事件——像是一次群体治疗过程——这种束缚被放松。女作家黑尔加·柯尼希思多夫（Helga Knigsdorf）称之为“美的时刻”。
柏林墙的倒塌是情绪爆发的高潮，是一次无意识的内心净化的爆发：人们或哭或笑，兴高采烈地喝酒，跌跌撞撞地互相拥抱，所有的德国式的羞怯、小心、疏离感、强迫症和控制欲都在痛苦又快乐的陶醉之中被冲刷干净。郁积的感情得到纾解，被压抑的东西得到了释放，分裂的内心重获完整。这是真实历史中一个集体情绪得以宣泄的过程——集体性而不是个人的——这是情绪的泛滥，是一种“大众心理”。在这个时期最常说的话是：“难以置信！我不能理解！我无法领会！”
申明自己反对什么比明确自己赞成什么要更容易。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下降也是几十年压迫的后果，也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心理不安：无领导，却又依赖权威，一边是迫切要求你作出关键性决定并参与独立活动，另一边则是内心受压迫受束缚，以及对内心缺陷的厌倦——而此时西德的富足又触手可及。
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最终被发现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犯罪，“反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种比喻，其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内心法西斯主义”的迫害。那些无法认识并接受自身仇恨的人，会把这种仇恨释放出来。而仇恨最好的对象总是陌生人、异己者、少数派，或自然是那些自身也并不清白的人。
政治官僚主义提供的虚假信息和谎言很大程度上是和个体的抵御机制互相制约的（如排挤、否认、分裂、影射等），因此如果外界的真实信息突然加大，会导致目前被束缚的心理调节能力突然超过负荷，引起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并导致普遍的焦虑。因此，来自当下社会生活经验的个人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增强。
暴力喜欢披着具有煽动蛊惑性的意识形态外衣，采用强迫性掩饰手段将施加于自然、动物和人的暴力行径美化成为高尚而有意义的行为。
迅速遗忘、画上句号和所谓大赦都是很危险的建议，只会导致新的压制体系的出现，并且会阻止痛恨和疼痛等情绪得到彻底自由的释放。根据自然法则，自食苦果是一种充满攻击性的痛苦的体验，我们只能选择将这种体验说出来或压抑下去。压迫导致淤积，淤积又需要代偿、抑制和转换。对合理攻击性的堵塞是极度畸形的，会对健康的生活和共同生活造成影响。没有被释放的情绪势必会为自己树立起假想敌，在伙伴、家庭和社会中间释放毒素并破坏关系。这些情绪是独裁教育、激进政治和严苛宗教的驱动力，而这三者的目标则是让人屈服于人，或屈服于一种“更高的权力”。自身体验到的愤怒和憎恨，是唯一通往自我赎罪、宽恕他人的道路。没有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反思清理的过程，所谓新方向就不能成立。我们不是都知道《青蛙国王》、《汉赛尔与格莱特》和《睡美人》的童话吗？这些故事使我们理解了攻击性是解放生活和开始新关系的必由之路。
“现实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国家体系，它使得人们失去了内在和外在的自由、经验、慷慨和宽容，失去了和世界的联系和文化，光是这就足以算是对人类权利的犯罪了。那些性格病态及犯罪的政治局官僚们妄作主张，强迫我们过着四处受限的生活，这种官僚们活该得到整个民族的正义的愤怒。
缺陷综合症和人类的异化使得人们迫不得已地不停行动。人们精疲力竭，从来得不到休息和放松。他像过度采伐和破坏外界自然一样挥霍自己的质朴本性。他不再知晓，他真正想要什么，他缺少什么，他追求什么。因此，他期待在下一次购物中，在下一次更远的旅行中或另一个伴侣身上，在一个新的政府或在移民到别的国家时获得乐趣。人们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被责任、束缚和外界诱惑所驱使，在生活中疲于奔命，并且不愿承认自己造成的破坏。浪费自然资源、剥削自然、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尝试统治自然，这些无非就是人类异化的象征和内心世界被污染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自己引发的致命生态危机就变得容易理解：当今社会真正的生态问题实际发生在人们的内心。人们抛弃自己的本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情绪淤积。人们不再能感觉到自己造成的污染、毒害和破坏，完全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遥远、太抽象，不易察觉，——不，恶臭的空气，浑浊的污水，死亡的树木，混凝土的世界，科技至上，这些完全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人们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面对事实。
“心理革命”对心理治疗师来说既不是神话也不是幻想。在治疗中，心理革命是通向“新”生活的道路。治疗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你的生活！真正的改变来源于对情感经历的认识。这条路总是很漫长、艰辛和痛楚——且伴随人一生之久。心理治疗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任何立竿见影的说法都是谎言，这种许诺成果的做法要么治标不治本，要么是意在掏空病人的钱包。
心怀恶意的对抗，尖酸傲慢的间接攻击也是我们痛苦经历的一部分。为了激发这种不安，小组中通常会有一个“异类”充当牺牲品。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现成的、无需修饰的和可行的防御机制和投射机制，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又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于想要澄清事实根本毫无效果。虽然有人听到了解释，但五分钟后这种“迫害游戏”又马上继续进行。这种情况一直都很危险，因为替罪羊在灵魂上和道德上都是可以被“毁灭”的。
第一步治疗师把侵略性指向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可以不引起争议地激发转移心理和投射心理。当然，他也不是没有错误和缺陷的一张“白纸”。失望的患者由于没有引起关注，也没有得到指导，因此他们的攻击性会精确地锁定治疗师的弱点并给予其致命的打击。这是“一般神经质患者”（Durchschnittsneurotiker）的生存机制：为了不必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过失和困顿，当礼貌的面具被撕开，他就会以敏锐的观察力在身边每一个人身上搜寻弱点并公开批评。
在“治疗文化”的辅助下，必要的情感过程能够得到促进，我认为第一步是有义务和必要开展公共活动，包括宣传教育、提供信息、打破禁忌，挑战常规、提供激发和鼓励。广播、电视、杂志、书籍、电影、话剧、培训班、课堂讨论课中都可以尝试发掘真相，将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分析、报告、报道和私人见证保留下来，而艺术家则能够帮助我们轻松打开过去和当前的情感通道。我特别看重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应当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理智、鲜活的讨论并为公众讨论提供资料。所有的专家现在都有机会来恢复诚实坦率的本性，终结颓丧的状态。以前的舆论操纵使我们愚蠢迟钝，而思想多元化的建立迫使人们进行讨论。很清楚，没有人拥有全部事实，所谓客观性毫无意义。谎言、半真半假、否认和掩饰美化对一个民族的毁灭性意义堪比父母侮辱性的态度：“你不懂！”由此，敢于负责、敢于创造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有生机的生活消失了。现在，我们心理疗法医师终于能打破严格的禁忌来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就内容而言，我们会介绍自身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动机是如何受潜意识的影响，以及我们为什么选择某份职业或某个伴侣。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是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及所谓客观强迫（Sachzwänge）的基础。我们必须指明社会和人格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指明，对政治决定和“客观”社会进程进行判断时不能忽略能自主作出决定的人这一因素。
那些诚实面对内心、能接受自我情感——哪怕是“消极”情感——之人，他们能够感受到和他人团结互助融为一体，也能够与人亲近并给予他人理解。对自我的自由审视开阔了对待他人的视野，激发了一种融入他人并建立联系的需求。而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恐惧会产生如此多的胆怯和不安全感，以致他宁可选择逃避和指责他人。受抑制的情感会导致疾病并引发暴力。
在共同生活的文化中，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想讨论其他人和事，或者学着来谈论我们自己。前段时间在联邦共和国经常有人问我，对我们来说，现在最有效的帮助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连在这个“被赞美的国家”生活的德国人也开始谈论自己。这完全不同于物质帮助、建议和劝导。当我们倾吐彼此的恐惧和欢乐、心愿和希望，当我们吐露人际关系的困境、性的缺乏、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代偿，那么我们也许会很快融为一体，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东德人和西德人没有太大差异。我们能够在倾听、在对他人的理解和诚实的交流中获得共同生活。我们能够学会发现并解决冲突，也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心理革命”为“治疗文化”开辟了道路并提供了便利的环境。
如果涉及他人合理的利益和需求时，孩子也必须学会认识到界限。认识界限中最重要的是“自我声明“（Ich-Botschaften），这会使孩子明白，父母有他们自己的界限，孩子不必觉得心怀愿望是错的或是不能提要求，而是有些愿望和需求父母现在无法也不能实现。有界限和有所放弃，就像愿望得到满足和自由一样，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孩子是因其经历和行为而被歧视、嘲笑和怪罪，或者他们能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和需求。
因为我们喜欢控制天性并坚信孩子必须要教育，所以我们也就失去了对天性的信赖，并丧失了自然生活的节奏。所有的治疗经验告诉我，知识和教育不应当被灌输，因为人们有一种自然需求，即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在爱、和平和正义之中生活。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而它总是被生活现实所阻碍。人的早期经历决定了如何应付和处理这种障碍。每一个按照本心发展自我的、并且得到接受和肯定的人，不仅会学着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也会在学习中得到乐趣。他会毫不费力地获取并学会他所需要的所有知识。相反，刻苦学习、死记硬背则只能增加压抑感和屈辱，而绝不会对塑造生活有任何益处。如果孩子必须达到父母和国家的要求，就必然陷入缺乏状态，这种缺乏状态使他们无法承受今后生活的负担，并把对权威和领导的渴望永远留存下来。而“被陪伴”的人则没有兴趣拉帮结伙，去党同伐异或自毁天性。他们不想成为暴力使用的牺牲品。当他们必须保护自己、努力工作或需要什么，更确切地说，需要或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些需求并去一一满足。“教育”导致约束和压制，导致需求无法被满足以及情绪淤积。这会激发行为失常、利己主义、嫉妒和暴力。“陪伴”则会增强自信心并促进独立，进而对他人心怀感恩和爱。如果一个人感觉被人接受，他就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他身心满足，因此想要去付出。
在统一的德国我们无法互相映射也无法自我分裂。我们可以选择，可以为内心的分裂另找一个共同的“替罪羊”，或者也可以将两德统一作为实现自我完整性的一个契机。这个契机给我们民主德国人民带来的是高尚被贬抑，尊严遭受屈辱，而给联邦共和国的人民再次带来分裂和内心的痛苦。这一点上，德国的两部分都需要一个情感处理的过程，包括对陌生感的恐惧，对造成心理异化的罪魁祸首的愤怒，对无法补偿的缺乏的痛苦，对失去的能力和机会的悲伤。在“心理革命”中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他自己的方法。“治疗文化”能够促进政治决策并创造氛围，在这种氛围里缺乏症状能够得到缓解，代偿行为会变得多余。这不是目标而是道路。它要求的不是幸福，而是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