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共和
出版日期:2016-1
ISBN:9787303194746
作者:桑兵
页数:303页
作者简介
走出帝制结果怎样?
新旧交错的个人与群体在新时代如何安身立命？
透过近百部日记重建民国成立前后波光诡谲的历史倒影
本书系作者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着重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亲历者的心态，及其对政体、国体、社会性质诸剧变的观察。作者返其旧心，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 主人们的身 手耳 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 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引子 瑞雪与妖异
第一节 内外官员：帝制末年
第二节 青年学生：躁动与求变
第三节 南北士绅：两难取舍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
引子 天灾人祸
第一节 树倒猢狲散
第二节 恨铁不成钢
第三节 变与乱
第四节 共和与君宪
第三章 共和元年
引子 改用阳历
第一节 拥抱民国
第二节 有遗有老
第三节 融入新朝？格格不入？
尾声
附录：
征引文献
一、报刊
二、一般文献
索引
内容概要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 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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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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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有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能够留存下来又幸而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朱希祖、周作人、颜惠庆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沈家本、汪荣宝、胡骏等；甚至仅存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蔡元培、张元济、钱玄同等。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多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几乎不涉时事，即使在学问方面也只关注文籍版本等事。 还有的日记虽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为只是断简残篇，无从录要，因而只将较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余肇康、张棡等，零星的则付诸阙如。实则视角不同，看法估价各异，历经岁月磨难，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最好不加选择，和盘托出。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顺时序展开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深入。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后加的每年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直接作为当时的记述引用。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赖清健的《庸叟日记》，显然经过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掺入一些后来的观念意识。至于《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梅川日记》、《中国革命日记》、《武昌起义日记》等，或不过笔记的变形，或是后来逐日记录革命进程中的大事，形同日志，或是事后根据记忆及时势重新编写，不无记事之功（当然也须勘验），但至少不能如实反映当时事主的见闻心境。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在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前人好将越缦堂日记、緣督庐日记、湘倚楼日记以及翁同龢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所谓四大，无非指其时间长、牵涉广而记事多。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与之相伯仲甚至超越其上的日记不在少数，此说反映前人所见相当有限。尤其是如果不以军国大事或学统地位为准则，可以列入大的行列的日记并不罕见。好记日记留作史料的胡适，也喜欢看日记，所看过并且相当重视的朱芾煌日记和汤尔和日记，就是研究辛亥、民初的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无由得见，不知是否尚存于世。蒋维乔日记于清季民国时期的许多大事要人均有关联，甚至成为研究相关者（如张元济）生平活动的重要依据，30年前曾经阅览摘抄一过，一直等待刊行，仍然不能如愿。至于偶尔露出一鳞半爪的陈庆年（横山乡人）、柳诒徵、傅增湘等人的日记，不知何时可以得见全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史事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个方便。 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恰如其分。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人们林林总总，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书各章节所取社会身份，不过是相对而言作为方便名词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可以无视差别，非要求出普遍一致性，则势必缘木求鱼。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类似者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不宜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全同之处即无从写史。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更替时期则无名于时；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颇著时名，却与时政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占据历史中心位置的名流显要，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断代史和专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大量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取舍褒贬等等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难以认识清楚。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因而也不会按照诸如此类的观念架构进行思想和行事。而在没有这些观念架构的情形下，他们各自有其一定的思维行为准则方式，形成历史发展丰富多彩、捉摸不定的取向和变数。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历史的规律体现于事实的无穷联系之中，因而史学本质上可以说是叙事而非说理，有理也要通过还原史事的叙述来展现。今人所受教育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治学之际又往往为写书而翻书即找材料，所著书实际上多为史论，而非重现历史，即便叙事，更多地也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本质上首重求真的史学，实际情形天平也每每倒向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可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为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份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秩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 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琢磨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 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衷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繁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
当代史学发展一日千里，著述层出不穷，而且更上层楼。尤其大学者积学累功、水到渠成，有如旧时武林的大侠“神功已成”，确实到了挥斥方遒、指点大势的火候。前些日子“革命四书”、“冷战五书”相继火爆一时，作者踊跃，读者雀跃，便是好例。最近，在近代史学界负盛名的桑兵先生，继刊行《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后，紧接着推出号称“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大有要为近代史研究指道，兼为近代史结账的态势。据桑先生观点，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三次政权鼎革形式、内容有别，而“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绪言，第1页）。《走进共和》一书聚焦的，便是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这一段历史，全书除绪言、尾声，分“山雨欲来”、“烽火连三月”、“共和元年”三章，基本按自然时序展开，自辛亥（1911）正月始，约止于壬子（1912）即共和元年中，涵盖时段不超过一年半，而特别之处是，叙事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日记。 根据作者的解说，“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绪言，第3页）。的确，近代中国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固然蓬勃一时，但在史观、史料观及叙事方式上往往不脱套路的痕迹，诸如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一般通史、断代史绝绕不过去，专题及相关人物研究更是堆山积海，产量惊人，但已有历史叙事充斥后见之明的狭隘、武断，以及呈现手法上的偏枯、干燥，都是令读者不满意的。本书选择以各类亲历者见闻为视角，欲“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绪言，第5页），不可不谓自出机杼，别有匠心。 再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全书“以日记为凭借叙事”也是一大看点。以日记为研究史料，所在多有，并不稀奇，但纯凭日记铺陈史事，进而完成一部大书，则几近于创举了。作者在此方面亦有相当自觉，绪言部分洋洋洒洒，对研究方法有不少检讨与发挥，并着重提示从亲历者日记探寻历史演化具有的四大作用：（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绪言，第6-7页）。本书取时人日记作叙事经纬，究竟能编织出怎样一幅动人的历史图景呢？这无疑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期待。 笔者正由这样的好奇和期待驱使，第一时间拜读了此书，感觉作者写作此书的前期准备充分，搜集素材用力甚勤，但成书似过于草率，就内容呈现而言，可说相当粗糙。大略而言，全书涉及人物主要有那桐、绍英、荣庆、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恽毓鼎、张謇、郑孝胥、孟宪彝、赖清健、温世霖、严修、叶昌炽、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邓华熙、余肇康、谭延闿、吉城、张棡、黄沅、姚永概、胡骏、王闿运、王振声、吴虞、朱峙三、叶绍钧、吴宓、黄尊三、钱玄同、胡适等，征引相关日记约计四十部。书中对汪荣宝、郑孝胥等相对习见的日记解读细腻，较前人有突过处，对黄沅、孟宪彝、赖清健等以往学界注意不多或利用不足的日记，亦有发掘之功。惟以作者取材的标准和口径而论，仍有一些不能说小的遗漏，如《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当然，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任何研究都难竭泽而渔，或留遗珠，亦情有可原。而且老实说，按本书的写作思路，加减一两部日记，对作者来说根本意义不大。因为桑先生相信“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故全书凸显日记所载的“单体”言行，以抗衡类型化的局限；而且，“史实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绪言，第4页）。故此，本书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传统的归纳式，或演绎式。亦故此，多一部日记，无非是多花点笔墨，多写个把人物，实无关宏旨。 但相应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堆砌、凑泊，二是杂沓、散漫。亲历者日记简繁有别，重心各异，本待细心择别、剪裁，取以其他类型史料对比印证，但作者仅以日记为凭借，故似有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迫，对相对篇幅较大、记事较详的日记更是视若拱璧，打包接收。所以，每一章节描述不同人物“心境”和“行事”的分量，基本等同于原有日记的篇幅，畸轻畸重，十分明显。如写日记较勤的浙江台州绅士黄沅，本书三章每录其事，各多达十页之谱，而涉事深但下笔矜慎的徐世昌、张謇等人，反倒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记述，难免流水账。如温世霖因组织国会请愿而被遣戍新疆，自宣统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五月，由天津至迪化走了一路，书中也事无巨细地从“观黄河瀑布”到“哈密西瓜味最甜美”记了一路（57-67页）。复如黄沅，其人无功名，但家境尚佳，与本地官绅有交游，记地方事颇详，凡求佛拜神、游山玩水、看报读书、交友宴会、自治选举、赈捐报效，不一而足，本书同样兼收并蓄（71-80页、144-167页、270-284页）。书内引日记，未加细择，常一引到底，尤可怪者，甚或有不标示引号，只略易数字，直接用日记原文铺陈史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而改易的几个字，一般只是为了疏通语法、调整主谓。这无疑有违学术纪律，日记所记“事情”不同于“事实”本身，不可混一，道理显然；从读者角度来说，也因此造成困扰，不知道哪些是日记原文，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话。再者，抄日记，最无谓要数抄公文。本书第二章多引吉林西南兵备道孟宪彝日记，数处原原本本抄电文，连“敬布腹心，即希亮察”的套话也一字不落，又并无针对性的解读（128-135页），那真是有凑字数的嫌疑了。 本书“绪言”有一大段对“归纳法”的批判文字，批判对象从“欧洲学人”、“日本明治思想家”，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扫倒一片。归纳法“削足适履、混淆本相”，已罪无可逭，但落实在书中章节，仍将人物区别为“内外官员”、“青年学生”、“南北士绅”三类，桑先生解释说归类只是“图个方便”、“不得已”，并特加声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绪言，第4页注1）。然何谓“积极突破之道”，终未明示。本书各章各节均约十个以上人物出场，而这些人物了无关系，极少交集，行文只是从人物甲跳到人物乙，再跳到人物丙，在各个人物停留时间的长短全凭存留日记的多寡，而对每一人物内部及其与时代关系的挖掘，又仅以日记呈现者为限，散漫无序，几无脉络可循。作者尚有这样的自信：“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绪言，第6页）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实无“精彩”可言。桑先生又借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圣言简奥”一语发挥，表示日记“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绪言，第8页）。然现在成书的模样，又距“敷衍”、“表面”几希？笔者的一个印象是，本书材料丰富，但类同札记，仿佛匆促间连缀成篇，终究一地散碎，借用章实斋对王应麟书的评语，“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 清末民初时人日记多为文言，书中大量引日记原文，为文气顺畅起见，叙述时或出以稍近“浅近文言”的语体文，较为合适。本书文白夹杂，文体怪异，可谓不文不白，时文时白。文处嫌“文抄公”做得太彻底，大段摘引原文，还不加引号，间有作者自己的评述文字，也不易分辨出来；白处则极突兀，语气、语调随处切换，有时还带一股子“作文腔”。作者为增强“叙事”感觉，承转启合的过渡段落有不少即兴发挥，从动机讲，当然是为了讲故事的“丰富生动”，但从效果看，却很难说是更生动，还是更生硬。如叙及清末铁路国有政策，以川汉铁路规划不合实际，下面一段简直要引起读者尴尬症发作： 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个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102页） 桑先生尝自用“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一习语，而痛批“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作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27页），直如一堂自问自答、自我表彰的语法课。如记忆不差，这一老梗，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用过，何以至今乐此不疲？末了意犹未尽，又有评论：“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27页，注1）今若不嫌冒昧，将此语移用于作者自身非文非白的表述风格，岂非自况欤？ 不过，本书虽以“叙事”自任，但原来定位就是乙部书（封底上架建议：历史 / 晚清民国史），在当下文史之学日益乖离的大趋势下，责之以“文”，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在理应本色当行的领域，作者表现又如何呢？桑先生标榜取径日记来探究“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则日记的文本解读自然是心力灌注所在，据其总结，“以日记为凭借叙事”有三大难处，即“认字”、“识人”、“明事”（绪言，第6-7页），想必是经验之谈。然而，读毕此书，最不惬人心处，亦恰在此。 已经整理标点的日记姑不论，笔者取《绍英日记》的手稿影印刊本，就阅读中的疑点稍加质证，即有不少发现。壬子正月初一日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239页），“喜色”为“无已”之误；同年八月初一引黄兴语，“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241页），“全（合）民”为“今者”之误。以上认错字，除了不通，对理解文意影响尚不大，而辛亥十月廿三日录绍英五十生辰自寿诗，有“移孝作忠犹二事”句（127页），“犹”应作“非”，一字之差，寓意全反。认错字外，还断错句。辛亥闰六月十二日，记盛宣怀反对虚金本位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制币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4页）此处“吁”字后一段，当系绍英本人议论，却移至盛氏名下，实则两人立场根本对立。又，本书第二章引黄尊三日记，有一段说明：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这个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己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186页） 笔者不知桑先生判定该日记“存在很大误差”的实在理由为何，而“略作调整”的具体依据又为何，此处“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都不过悬揣之词，一无凭借。如照桑先生指示“将有”硬调整为“已有”，那真的好似段玉裁批评理校法之“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事实上，揆诸本书，引用黄尊三日记的场合全照原文日期，根本没有经考订而辨误者，作此大言，所为何来？ 本书正文纯以日记铺叙事情，而绝少议论分析，偶有，也是大而化之。如论辛亥鼎革后的沈家本、绍英，“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态度相当复杂”（均见239页），究竟如何复杂，语焉不详。又辛亥十月徐世昌在北京与人谈时事“夜不能寐”，“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235页），究竟如何不简单，亦不得而知。所以想要见识作者“识人”、“明事”的本领，只能另辟蹊径，向注释中去寻。据桑先生言： 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绪言，第8-9页） 然而，本书注释并无一定体例，当注不注者极夥，而出注相当随意，多数与正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关系。仍以《绍英日记》为例，因为径引日记，照抄原文，常常人名字号混用，此处的“陈瑶翁”、“陈公猛”，费点心思，尚猜得到即彼处的陈邦瑞、陈威，而叙及绍英筹借外债应财政之急，引文多有“勾堆之借款”、“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等语（125页），此处“勾堆”，不做疏通，殊不可解。诸如此类，所在多有，而全书征引文献不过五十余种，除去日记，寥寥无几，疑难名词概无解说，材料与史事之“比勘印证”更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于无字句处“潜藏的玄机”，诚非愚钝如我辈所敢领教，而照作者的逻辑，也只能怪自己没下够“材料研究功夫”。除当注不注，又有不必注而注，强作解人。壬子正月初七，绍英求卦不佳，自诫“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倭仁语），为免疚之道”（240页）。按日记手稿，并无“倭仁语”的自注，此系作者添加，而“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增广贤文》里面的话，何时成了倭仁语录？不知桑先生所据何在？ 全书基本自说自话，称述先行研究的场合极少，即便偶有道及，概不出名出注，而混称以“有研究显示”（103页）、“或者如有人所说”（287页）、“一些研究者”（210页）。第三章有谓“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243页）。此处“或引”者，如笔者理解不误，当系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新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桑先生还原“民国乃敌国也”一语的日记语境，认为“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244页）。实则细绎林著原文，并未将郑氏理解为清朝死忠，也反对“把遗民的政治认同视作与民国对立而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其“敌国”之谓，仍是从国之“敌体”，即相对视角而言，其说并不误。桑先生又特重民初之“文化遗民”，以为与遗老“形似而实不同”，并举出“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之一例，“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此说实有多层可供分解：（一）陈三立和清朝到底有无“杀父之仇”？（二）陈三立是因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吗？（三）即使退一步，杀父之仇成立，那岂不证明陈三立为遗民有政治背景，与“文化”何干？前提即不成立，逻辑又复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者到底是谁？ 最有意思的是，桑先生虽然不满于“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绪言，第7页）；但本书注释却极热衷“说理”，好像注释不是“史学论著”的部分似的，而说理一旦厕身其中，就如同政治犯逃进租界，天然有了免责的保障和逍遥的本钱。不说道理则已，一说便是大道理。试观以下一段：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四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就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际，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24页，注1） 先不计较“同光中兴”到底有没有四十年，也不去纠缠男耕女织模式的“真正形成”要迟至十九世纪末期，即货币比价而论，更专业的经济史家能否同意上述判断，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据笔者所知，银贵钱贱是道光中期开始的显著趋势，而极贵的银价从咸丰六年前后开始下落，到上世纪初年，总体是银贱钱贵、银价下落，但其中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又有反弹，是银贵趋势。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都没有银铸币，流通银基本是来自海外贸易的外国银元，而铜产量也有限，铸钱大部仍依赖进口洋铜。故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是无法自主地控制银钱比价的，恐怕也无意识去选择合适时机来推行改革。笔者闻见不广，也没看到清季有从这一角度反思新政者。如果抓住“天赐良机”就能“富民强国”这般直截，那么只能怪晚清以降历代政府笨蛋得可以，否则真难理解给近代中国带来灾难的“银本位制”为何迟迟要到1930年代中才由国民政府废止。更反讽者，统一币制和外汇本位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崩溃的要因。桑先生三下五除二式地解释银价和政局关系，或算一种“发明”，但太过于简单粗暴，也太过于后见之明，无疑不足以校正其所谓“后设架构与循序渐进的视差”。 作者交代本书的写作意图，“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绪言，第5页）。话说得比较萦绕，而陈义不可谓不高。统观全书，分分钟教做人，而处处卖破绽，仅日记使用来说，凡认字、识人、明事三项都有明显欠缺。这让我想起昔年孙楷第评论一本别人花多年完成的著作时说的话：“以君之自许也如彼，而著书如此，是尤可怪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389页） 大凡公认优秀的历史学作品，本不必说教，因为它本身就是足够好的示范，在不动声色之中，作者观念、手眼业已蕴含其中，足供读者和后继者揣摩、效法。一面创作无力，一面口吐真言，所谓“想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体会潜藏的玄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云云，实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说：“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也。”（《朱子语录·答许顺之书》）我很怕自己的偏见，复求教于友人与豆瓣，反馈倒颇一致，均谓此书“知所云而不知其所欲云，不必当书看，索引而已”、“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如此想来，若作者能卸去不必要的使命感和作圣心，还札记本来面目，倒得其所哉。 附带可一提的是，本书行文粗率，编校亦甚陋，留有谬误不少。如“湘绮楼日记”误作“湘倚楼”（绪言，第3页）；叶昌炽“入籍江苏长洲”误作“长川”（14页）；“大体可以反映”误作“反应”（203页）；“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误作“反汗”（214页，注1），等等。这更让我怀疑，本书呈现的形式，究竟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作的成果，还是因“不得已”、避难而趋易的急就章。桑先生曾交代本书出版的缘起：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绪言，第9页） 窃意四篇各立专章，合为一部，如处置得当，或会是一本立意高远、结构匀亭的好书，而作者意不出此，生生将一“篇”之有限容量抻至一“卷”之浩荡篇幅，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真不知是要感叹今日书贵纸贱一至于斯，还是佩服作者真有不惜墨的时代精神，笔下不带一丝矜持。而据书中预告，接下来“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二、三、四各卷将陆续推出，我们当然乐见作者俯从“小友”美意皆大欢喜。吾辈无言，且待将来的学术出版史评说了。 （本文载2016年7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作者杨清，原标题为《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的历史图景？） -
评桑兵《走进共和》：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的历史图景？原创 2016-07-25 杨清 上海书评当代史学发展一日千里，著述层出不穷，而且更上层楼。尤其大学者积学累功、水到渠成，有如旧时武林的大侠“神功已成”，确实到了挥斥方遒、指点大势的火候。前些日子“革命四书”、“冷战五书”相继火爆一时，作者踊跃，读者雀跃，便是好例。最近，在近代史学界负盛名的桑兵先生，继刊行《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后，紧接着推出号称“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大有要为近代史研究指道，兼为近代史结账的态势。据桑先生观点，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三次政权鼎革形式、内容有别，而“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绪言，第1页）。《走进共和》一书聚焦的，便是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这一段历史，全书除绪言、尾声，分“山雨欲来”、“烽火连三月”、“共和元年”三章，基本按自然时序展开，自辛亥（1911）正月始，约止于壬子（1912）即共和元年中，涵盖时段不超过一年半，而特别之处是，叙事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日记。根据作者的解说，“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绪言，第3页）。的确，近代中国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固然蓬勃一时，但在史观、史料观及叙事方式上往往不脱套路的痕迹，诸如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一般通史、断代史绝绕不过去，专题及相关人物研究更是堆山积海，产量惊人，但已有历史叙事充斥后见之明的狭隘、武断，以及呈现手法上的偏枯、干燥，都是令读者不满意的。本书选择以各类亲历者见闻为视角，欲“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绪言，第5页），不可不谓自出机杼，别有匠心。再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全书“以日记为凭借叙事”也是一大看点。以日记为研究史料，所在多有，并不稀奇，但纯凭日记铺陈史事，进而完成一部大书，则几近于创举了。作者在此方面亦有相当自觉，绪言部分洋洋洒洒，对研究方法有不少检讨与发挥，并着重提示从亲历者日记探寻历史演化具有的四大作用：（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绪言，第6-7页）。本书取时人日记作叙事经纬，究竟能编织出怎样一幅动人的历史图景呢？这无疑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期待。笔者正由这样的好奇和期待驱使，第一时间拜读了此书，感觉作者写作此书的前期准备充分，搜集素材用力甚勤，但成书似过于草率，就内容呈现而言，可说相当粗糙。大略而言，全书涉及人物主要有那桐、绍英、荣庆、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恽毓鼎、张謇、郑孝胥、孟宪彝、赖清健、温世霖、严修、叶昌炽、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邓华熙、余肇康、谭延闿、吉城、张棡、黄沅、姚永概、胡骏、王闿运、王振声、吴虞、朱峙三、叶绍钧、吴宓、黄尊三、钱玄同、胡适等，征引相关日记约计四十部。书中对汪荣宝、郑孝胥等相对习见的日记解读细腻，较前人有突过处，对黄沅、孟宪彝、赖清健等以往学界注意不多或利用不足的日记，亦有发掘之功。惟以作者取材的标准和口径而论，仍有一些不能说小的遗漏，如《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当然，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任何研究都难竭泽而渔，或留遗珠，亦情有可原。而且老实说，按本书的写作思路，加减一两部日记，对作者来说根本意义不大。因为桑先生相信“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故全书凸显日记所载的“单体”言行，以抗衡类型化的局限；而且，“史实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绪言，第4页）。故此，本书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传统的归纳式，或演绎式。亦故此，多一部日记，无非是多花点笔墨，多写个把人物，实无关宏旨。但相应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堆砌、凑泊，二是杂沓、散漫。亲历者日记简繁有别，重心各异，本待细心择别、剪裁，取以其他类型史料对比印证，但作者仅以日记为凭借，故似有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迫，对相对篇幅较大、记事较详的日记更是视若拱璧，打包接收。所以，每一章节描述不同人物“心境”和“行事”的分量，基本等同于原有日记的篇幅，畸轻畸重，十分明显。如写日记较勤的浙江台州绅士黄沅，本书三章每录其事，各多达十页之谱，而涉事深但下笔矜慎的徐世昌、张謇等人，反倒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记述，难免流水账。如温世霖因组织国会请愿而被遣戍新疆，自宣统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五月，由天津至迪化走了一路，书中也事无巨细地从“观黄河瀑布”到“哈密西瓜味最甜美”记了一路（57-67页）。复如黄沅，其人无功名，但家境尚佳，与本地官绅有交游，记地方事颇详，凡求佛拜神、游山玩水、看报读书、交友宴会、自治选举、赈捐报效，不一而足，本书同样兼收并蓄（71-80页、144-167页、270-284页）。书内引日记，未加细择，常一引到底，尤可怪者，甚或有不标示引号，只略易数字，直接用日记原文铺陈史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而改易的几个字，一般只是为了疏通语法、调整主谓。这无疑有违学术纪律，日记所记“事情”不同于“事实”本身，不可混一，道理显然；从读者角度来说，也因此造成困扰，不知道哪些是日记原文，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话。再者，抄日记，最无谓要数抄公文。本书第二章多引吉林西南兵备道孟宪彝日记，数处原原本本抄电文，连“敬布腹心，即希亮察”的套话也一字不落，又并无针对性的解读（128-135页），那真是有凑字数的嫌疑了。本书“绪言”有一大段对“归纳法”的批判文字，批判对象从“欧洲学人”、“日本明治思想家”，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扫倒一片。归纳法“削足适履、混淆本相”，已罪无可逭，但落实在书中章节，仍将人物区别为“内外官员”、“青年学生”、“南北士绅”三类，桑先生解释说归类只是“图个方便”、“不得已”，并特加声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绪言，第4页注1）。然何谓“积极突破之道”，终未明示。本书各章各节均约十个以上人物出场，而这些人物了无关系，极少交集，行文只是从人物甲跳到人物乙，再跳到人物丙，在各个人物停留时间的长短全凭存留日记的多寡，而对每一人物内部及其与时代关系的挖掘，又仅以日记呈现者为限，散漫无序，几无脉络可循。作者尚有这样的自信：“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绪言，第6页）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实无“精彩”可言。桑先生又借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圣言简奥”一语发挥，表示日记“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绪言，第8页）。然现在成书的模样，又距“敷衍”、“表面”几希？笔者的一个印象是，本书材料丰富，但类同札记，仿佛匆促间连缀成篇，终究一地散碎，借用章实斋对王应麟书的评语，“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清末民初时人日记多为文言，书中大量引日记原文，为文气顺畅起见，叙述时或出以稍近“浅近文言”的语体文，较为合适。本书文白夹杂，文体怪异，可谓不文不白，时文时白。文处嫌“文抄公”做得太彻底，大段摘引原文，还不加引号，间有作者自己的评述文字，也不易分辨出来；白处则极突兀，语气、语调随处切换，有时还带一股子“作文腔”。作者为增强“叙事”感觉，承转启合的过渡段落有不少即兴发挥，从动机讲，当然是为了讲故事的“丰富生动”，但从效果看，却很难说是更生动，还是更生硬。如叙及清末铁路国有政策，以川汉铁路规划不合实际，下面一段简直要引起读者尴尬症发作：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个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102页）桑先生尝自用“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一习语，而痛批“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作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27页），直如一堂自问自答、自我表彰的语法课。如记忆不差，这一老梗，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用过，何以至今乐此不疲？末了意犹未尽，又有评论：“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27页，注1）今若不嫌冒昧，将此语移用于作者自身非文非白的表述风格，岂非自况欤？不过，本书虽以“叙事”自任，但原来定位就是乙部书（封底上架建议：历史 /晚清民国史），在当下文史之学日益乖离的大趋势下，责之以“文”，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在理应本色当行的领域，作者表现又如何呢？桑先生标榜取径日记来探究“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则日记的文本解读自然是心力灌注所在，据其总结，“以日记为凭借叙事”有三大难处，即“认字”、“识人”、“明事”（绪言，第6-7页），想必是经验之谈。然而，读毕此书，最不惬人心处，亦恰在此。已经整理标点的日记姑不论，笔者取《绍英日记》的手稿影印刊本，就阅读中的疑点稍加质证，即有不少发现。壬子正月初一日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239页），“喜色”为“无已”之误；同年八月初一引黄兴语，“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241页），“全（合）民”为“今者”之误。以上认错字，除了不通，对理解文意影响尚不大，而辛亥十月廿三日录绍英五十生辰自寿诗，有“移孝作忠犹二事”句（127页），“犹”应作“非”，一字之差，寓意全反。认错字外，还断错句。辛亥闰六月十二日，记盛宣怀反对虚金本位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制币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4页）此处“吁”字后一段，当系绍英本人议论，却移至盛氏名下，实则两人立场根本对立。又，本书第二章引黄尊三日记，有一段说明：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这个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己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186页）笔者不知桑先生判定该日记“存在很大误差”的实在理由为何，而“略作调整”的具体依据又为何，此处“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都不过悬揣之词，一无凭借。如照桑先生指示“将有”硬调整为“已有”，那真的好似段玉裁批评理校法之“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事实上，揆诸本书，引用黄尊三日记的场合全照原文日期，根本没有经考订而辨误者，作此大言，所为何来？本书正文纯以日记铺叙事情，而绝少议论分析，偶有，也是大而化之。如论辛亥鼎革后的沈家本、绍英，“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态度相当复杂”（均见239页），究竟如何复杂，语焉不详。又辛亥十月徐世昌在北京与人谈时事“夜不能寐”，“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235页），究竟如何不简单，亦不得而知。所以想要见识作者“识人”、“明事”的本领，只能另辟蹊径，向注释中去寻。据桑先生言：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绪言，第8-9页）然而，本书注释并无一定体例，当注不注者极夥，而出注相当随意，多数与正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关系。仍以《绍英日记》为例，因为径引日记，照抄原文，常常人名字号混用，此处的“陈瑶翁”、“陈公猛”，费点心思，尚猜得到即彼处的陈邦瑞、陈威，而叙及绍英筹借外债应财政之急，引文多有“勾堆之借款”、“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等语（125页），此处“勾堆”，不做疏通，殊不可解。诸如此类，所在多有，而全书征引文献不过五十余种，除去日记，寥寥无几，疑难名词概无解说，材料与史事之“比勘印证”更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于无字句处“潜藏的玄机”，诚非愚钝如我辈所敢领教，而照作者的逻辑，也只能怪自己没下够“材料研究功夫”。除当注不注，又有不必注而注，强作解人。壬子正月初七，绍英求卦不佳，自诫“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倭仁语），为免疚之道”（240页）。按日记手稿，并无“倭仁语”的自注，此系作者添加，而“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增广贤文》里面的话，何时成了倭仁语录？不知桑先生所据何在？全书基本自说自话，称述先行研究的场合极少，即便偶有道及，概不出名出注，而混称以“有研究显示”（103页）、“或者如有人所说”（287页）、“一些研究者”（210页）。第三章有谓“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243页）。此处“或引”者，如笔者理解不误，当系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新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桑先生还原“民国乃敌国也”一语的日记语境，认为“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244页）。实则细绎林著原文，并未将郑氏理解为清朝死忠，也反对“把遗民的政治认同视作与民国对立而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其“敌国”之谓，仍是从国之“敌体”，即相对视角而言，其说并不误。桑先生又特重民初之“文化遗民”，以为与遗老“形似而实不同”，并举出“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之一例，“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此说实有多层可供分解：（一）陈三立和清朝到底有无“杀父之仇”？（二）陈三立是因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吗？（三）即使退一步，杀父之仇成立，那岂不证明陈三立为遗民有政治背景，与“文化”何干？前提即不成立，逻辑又复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者到底是谁？最有意思的是，桑先生虽然不满于“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绪言，第7页）；但本书注释却极热衷“说理”，好像注释不是“史学论著”的部分似的，而说理一旦厕身其中，就如同政治犯逃进租界，天然有了免责的保障和逍遥的本钱。不说道理则已，一说便是大道理。试观以下一段：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四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就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际，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24页，注1）先不计较“同光中兴”到底有没有四十年，也不去纠缠男耕女织模式的“真正形成”要迟至十九世纪末期，即货币比价而论，更专业的经济史家能否同意上述判断，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据笔者所知，银贵钱贱是道光中期开始的显著趋势，而极贵的银价从咸丰六年前后开始下落，到上世纪初年，总体是银贱钱贵、银价下落，但其中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又有反弹，是银贵趋势。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都没有银铸币，流通银基本是来自海外贸易的外国银元，而铜产量也有限，铸钱大部仍依赖进口洋铜。故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是无法自主地控制银钱比价的，恐怕也无意识去选择合适时机来推行改革。笔者闻见不广，也没看到清季有从这一角度反思新政者。如果抓住“天赐良机”就能“富民强国”这般直截，那么只能怪晚清以降历代政府笨蛋得可以，否则真难理解给近代中国带来灾难的“银本位制”为何迟迟要到1930年代中才由国民政府废止。更反讽者，统一币制和外汇本位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崩溃的要因。桑先生三下五除二式地解释银价和政局关系，或算一种“发明”，但太过于简单粗暴，也太过于后见之明，无疑不足以校正其所谓“后设架构与循序渐进的视差”。作者交代本书的写作意图，“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绪言，第5页）。话说得比较萦绕，而陈义不可谓不高。统观全书，分分钟教做人，而处处卖破绽，仅日记使用来说，凡认字、识人、明事三项都有明显欠缺。这让我想起昔年孙楷第评论一本别人花多年完成的著作时说的话：“以君之自许也如彼，而著书如此，是尤可怪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389页）大凡公认优秀的历史学作品，本不必说教，因为它本身就是足够好的示范，在不动声色之中，作者观念、手眼业已蕴含其中，足供读者和后继者揣摩、效法。一面创作无力，一面口吐真言，所谓“想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体会潜藏的玄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云云，实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说：“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也。”（《朱子语录·答许顺之书》）我很怕自己的偏见，复求教于友人与豆瓣，反馈倒颇一致，均谓此书“知所云而不知其所欲云，不必当书看，索引而已”、“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如此想来，若作者能卸去不必要的使命感和作圣心，还札记本来面目，倒得其所哉。附带可一提的是，本书行文粗率，编校亦甚陋，留有谬误不少。如“湘绮楼日记”误作“湘倚楼”（绪言，第3页）；叶昌炽“入籍江苏长洲”误作“长川”（14页）；“大体可以反映”误作“反应”（203页）；“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误作“反汗”（214页，注1），等等。这更让我怀疑，本书呈现的形式，究竟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作的成果，还是因“不得已”、避难而趋易的急就章。桑先生曾交代本书出版的缘起：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绪言，第9页）窃意四篇各立专章，合为一部，如处置得当，或会是一本立意高远、结构匀亭的好书，而作者意不出此，生生将一“篇”之有限容量抻至一“卷”之浩荡篇幅，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真不知是要感叹今日书贵纸贱一至于斯，还是佩服作者真有不惜墨的时代精神，笔下不带一丝矜持。而据书中预告，接下来“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二、三、四各卷将陆续推出，我们当然乐见作者俯从“小友”美意皆大欢喜。吾辈无言，且待将来的学术出版史评说了。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0期，2016年7月24日出版。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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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是对作者观念的反动，但作者的观念未必就是错的，只是矫枉过正而已。另，桑老师开头的一通议论越发地像在讲玄学了。
（PS：序言第8页注释1真奇谈怪论） -
顶起！这是好书！ -
标题很华丽，和内容关联不是很紧密。问题不是出在日志上面，而是桑兵迷信文献的问题，他始终相信文献说的和自己写的是历史真理，这样的想法会让研究有太大的代入感，也就是没有那种研究者本身的抽离感。材料太多，但是篇幅又不大。这和他夫人的文中材料太少，篇幅又长形成对比。这一本应该也是论文结集，他的古怪文笔，已经阅读无碍了，羡慕他占有了那么多古籍电子书。。 -
书还可以，怎么打分这么低 -
桑兵上次被朱宗震打脸估计还在疼吧？这次又被抽。 O评桑兵《走进共和》：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 装大师的下场[阴险]我那书单里怎么说的，“桑兵太陋”，《说文解字》里解释，“陋，阨峡也，”就是交通不便的山隅，就是局促，见识小，不丰满，不通脱。关于“清廷赐死陈宝箴”的传言，基本已被@张求会 李开军等学者证伪，茅海建前年出的书对这成果很了解，且有补充论证。反观桑兵去年出的书，居然说“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显然是对陈寅恪家族史研究的无知。 -
仓促成书，然选题却极有意义。鼎革之际，各色人等之彷徨、不安、摇摆、期待俱可见之。印象尤深者为郑孝胥，其于辛亥前后对国势之判断真具手眼，可惜国内对于郑氏似无有分量之著作。【桑兵此作实则为读书札记，部分脚注略见功力】 -
桑兵教授是为了评职称么？把一堆日记叠一起加上几个不知所云的句子就出书，太毁声望了 -
大转折时代四部曲 -
主要是在写史，材料并不复杂，但难在如何把握叙述的分寸。 -
抄录日记原文甚多，原文与作者评论叙事似混在一起，不易分辨，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串接不同日记中场景，恰如辛亥鼎革之际的纪录片蒙太奇镜头。 -
初读几页，不知所云。 -
吃不饱饭，必然动乱。 -
走进历史。 -
感觉。。。资料占有太恐怖，但是。。。。太乱 -
四本之間會有什麼血脈嗎？ -
桑兵开始大手笔了，以清末民初，党奴篡国，抗战胜利，华夏沦陷等以时人日记为观察的主体四部曲，值得期待 -
没写完的著作 -
怪哉,随书咋没配密码本?